蔼龄又使人在市场上制造假象，自己来炒自己的股票，更使其价格扶摇直上。最后由孔祥熙建议，以官僚资本购进股票，将华西公司改为华兴公司。蔼龄自己此时又适时金蝉脱壳，抛光了原先低价所进的股票，狠狠赚了一大笔。

——题记

五十六

1943年6月，重庆碧华饭庄宾客如云，到场的都是全国的银行家。笑眯眯的孔祥熙先讲了一通抗战的大好形势，又讲抗战面临的财政困难，最后动员大家慷慨解囊，为抗战献金。有人看孔祥熙高调唱得蛮好，就先将他一军，在底下高喊：“请孔院长拿出钱来！”有人就故意喊：“孔院长带头了——100万，记账，记账——”

孔祥熙既不响应也不恼怒，他连连打躬，笑得像一美元喜钱似的：“各位，各位!不要打趣，不要打趣!我是一个穷公务员，哪有余钱可捐?你们不知，别看这行政院副院长，月薪也只有800块，不够你们吃顿饭的。哎，当然，我也还不至于向各位讨自己饭钱，原因嘛，就是我业余时间还做点小本生意。”

孔祥熙说得也有一定道理，因为这时他确实正在做一笔“小本”生意。

战时国民党迁都重庆，遂使四川工商业获得大发展的机会。胡仲实、胡叔潜兄弟创办的华西公司，抓住得天独厚的条件和时机，这时已发展成为拥有煤矿、铁矿、炼钢厂、机器制造厂、汽车修理厂、木材加工厂、砖瓦厂、耐火材料厂、建筑工程本科以及专科学校的大型企业，获利颇丰。蔼龄看在眼里，就想把这个公司弄到自己手中。

蔼龄先派人捎话，表示愿意对华西公司投资，由孔祥熙出任董事长，结果遭到胡氏兄弟的婉言拒绝。

蔼龄恼怒之下，想在市场上收购华西公司股票，达到一定股数后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由自己派人出任董事长，委任总经理。怎奈这个公司由于红利较高，一些股东害怕法币不断贬值，上市的股票很少。于是蔼龄派人首先盗出了公司主要股东名单及所占股数，然后逐个查询每个股东的经济状况，准备从他们手中强买，也就是俗话所说的“硬吃”。不料这个计划又被胡家兄弟得知，他们派人对原来的股东一家一家做工作，大讲创业的艰难和光明前景，言以利，动以情，希望大家同舟共济。蔼龄一时无隙可乘。

蔼龄哪肯干休，与人合计后，由孔祥熙配合，使出了一套连环计。

有人手持一纸某兵工厂的公函，到华西公司洽谈订购钢材生意。来人口气很大，出口就要求公司每年供应50万吨。钢材是战争必需物资，有人求购本在常理之中，但来人不仅出价较高，还许以今后按物价上涨指数上浮价格。胡氏兄弟看到是一笔大有可赚的买卖，双方就签订了意向书，但华西公司的钢材产量根本达不到这个数目，兄弟二人就决定扩建一个年产30万吨的炼钢厂。

扩建钢厂需要大量资金，胡仲实跑了多家银行要求贷款，都被以银根偏紧为由谢绝，事实上这些银行都已事先听到招呼，不许向华西公司贷款。

胡仲实到中央银行恳求，又请客又送礼，最后先拿到前期工程一半的款。拿到这部分钱，兄弟二人立即向国外订购设备，开始厂房车间的土建。他们原本指望这样赚钱的项目，越到工程后期越会得到支持，却没有想到一条绞索正套到自己脖子上。

眼看贷款用完，他们再到银行要求贷款时，银行却以“前账未清，碍难照准”给予拒绝。胡氏兄弟骑虎难下，正准备发行新股，钢厂的窘境却被人捅了出来。莫说新股发行不动，原先的旧股价也一落千丈，许多人生怕血本亏损，纷纷抛出，蔼龄乘机低价收购，取得了公司有支配权的股数。

“实业赚钱稳定，但周转慢，得利少；商业贸易有风险，可搞好了增值快。”这是蔼龄一贯的经营思想，所以她并没有真正经营工厂的意向。对华西有了决定权后，她立即停止了扩建钢厂工程，将厂房稍作改建以作他用，避免再向公司增加投资，而仍以原先的经营项目为主，公司赢利又趋稳定，加上大作宣传，华西公司股票乃大幅度上涨。蔼龄又使人在市场上制造假象，自己来炒自己的股票，更使其价格扶摇直上。最后由孔祥熙建议，以官僚资本购进股票，将华西公司改为华兴公司。蔼龄自己此时又适时金蝉脱壳，抛光了原先低价所进的股票，狠狠赚了一大笔。

五十七

蔼龄这次通过对华西公司玩弄的一手而赚到的钱财，对于她的巨额财产来说，确实不过是一次“小本”生意。而多年来，借助于孔祥熙掌管财政部，她在股票市场上的本领早已操练得炉火纯青了。

还在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之前，为了在上海富庶地区再大捞一把，蔼龄操纵着由财政部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国货银行董事长宋子良成立了一个三泰公司，大作公债生意。他们放出整理公债的空气，声言政府准备发行一种新公债，来调换以前的旧公债，并且要对旧公债停止付息。由于抗战已经打响，中小业主和普通群众本来就害怕旧公债变成废纸，大都抱着能得着几个钱就比白扔了强的心理，赶紧把手里的旧公债向外抛售。几天时间，旧公债价格不仅跌破了面值，有的甚至不到面值一半也乐意出手。蔼龄的三泰公司乘机收购，等收得差不多了，财政部才出面澄清：为抗战得以支持，国家最首要的是取信于民，国家发行的公债坚决维持原定利息不变，必要时到期还将给予若干百分点的优惠。这一来，旧公债价格立即蹿升，三泰公司又乘机哄抬，使价格直线上扬，然后悄悄抛出，赚了几千万元。

原先抛售旧公债的人吃了大亏，一些手中存货不多的人还只是亏本生气，而一些原先作公债生意的中等家庭，则一下子变成了穷光蛋，有人气不过，竟跳楼自杀以示抗议。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了秘密，众议纷纭，人们把三泰公司称为“三不”公司，即“徐堪不堪、子良不良、陈行不行”，但较少有人知道三泰公司是蔼龄的公司，所获暴利大部分进了她的腰包。

抗战爆发后，中国加紧从各国进口武器。德国原是老供应商，但此时德国受到日本压力，蒋介石也受到英美压力，双方不便公开往来，而暗中武器交易仍在进行。为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中国在香港设立了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应中国军火武器，中国用土产品出口，折抵货款。因这笔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英美借款相混淆，蒋介石就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接手后，打出了“奉蒋委员长手令办理38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开始收购土特产品。他们办理的是政府规定统购统销的物资，如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垄断市场、垄断价格，其中大有赚头，谁都想多把持一项业务。结果孔令侃在猪鬃收购上与宋子文的业务发生冲突，孔令侃不把娘舅放在眼里，宋子文也是寸步不让，搞得剑拔弩张。孔令侃在国统区斗不过亲舅舅，便转而到日军占领区收购，结果把历来中国政府不许出口的独有资源如中药材等也卖给了德国人。德国商人为感谢孔家，不时透些情报给孔令侃。

1939年9月，希特勒在袭击波兰之前，德国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政府通知，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有重大事件发生，便把这个意思透露给孔令侃，孔令侃又告诉了正在香港的蔼龄。蔼龄经过一天苦想，判断德国必有战争行动。她由此推及，军火武器行情还要好，因来不及调运资金，便把孔令侃手中掌握的国家外汇全部挪出，派人在香港股票市场大量购进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几天以后，希特勒以闪电战突袭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整个欧洲立即掀起扩军备战热潮，美国军火飞机商接到大量订货，生意兴隆，股票立即上涨。蔼龄把股票抛出，又赚了一大笔。

五十八

蔼龄利用权力做股票生意赚钱，自然无人可比，但同时她也会利用心计、玩弄手段。

抗战结束时，孔祥熙已经不再担任财政部长，但他们还在中国，还有美龄在蒋介石身边，于是他们抓住战争胜利、万众欢腾的有利时机，进行了在大陆的最后一次财产大扩张。

这时子文担任行政院长，他利用接受“逆产”之机，大发横财。蔼龄当然不愿意光看人家吃肉，她指挥孔令侃、孔令俊、孔令杰这所谓“二虎一凤”，把各种公司迅速从巴蜀向上海周围转移，抢占有利行业，合并旧公司，形成更大资本，开设新的公司，利用海运、航运方便条件，展开了更大的资本扩张。

蔼龄自己最熟悉的当然还是证券业，她在上海股市上又一次故伎重演，大作了一把公债投机。

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股票市场历来是受大户操纵的，而利用雄厚的资金和制造假象、散布不可靠的消息，则是他们操纵市场的基本手段。蔼龄当然是深谙其道的。

这时国民党政府共计发行了50多种公债，近100亿元，由于物价上涨，许多公债已几乎近于废纸，如1937年面额100元的公债，当时这笔钱能买一头牛，而现在如果仍按100元兑付，则只能买一只鸡。因此许多人对这种公债存在着严重的不信任，只要能换成钱就好。蔼龄派人悄悄收购进一大批，然后就开始大造舆论，说政府对战前公债将采取实物比价的优惠办法兑付。这些人说得振振有词，什么政府赖予人民支持取得了抗战胜利，所有原先购买公债的人都是帮助了国家的有功之臣，现在抗战胜利，政府决不让公债购买者吃亏，而且还要给予优惠以示谢忱，等等。这些话非常符合胜利后人们对国民党政府期望值很高的心理，而且好像政府也定会这么做，惟此才能对得起公众。于是公债转让的市场价格逐渐上升，不到一个月，100元面额的公债已涨至8400元的最高峰，超出票面值83倍。蔼龄让人以8000元的价格全部抛出。

原先宋子文只忙于接受日伪财产，对公债市场情况知之不多，当他听说公债行情上涨至如此吓人高峰时，深感这一下可给自己出了难题。政府根本没有这个力量按这样的比价兑付，而不按这个价格兑付，又必将损害政府信誉。权衡再三，他还是让财政部出面辟谣——“按票面价值偿付战前公债，所有其他传说均系有人造谣，提醒广大群众切莫上当，一切后果自负，勿谓言之不予!”

但此时的蔼龄早已从公债生意上稳赚了1500亿元，她已开始打点行李，另作他图了。宋子文也及时把自己抢救出来，让一切因此而蒙受损失者“后果自负”了。岂不知这样一来，公债价格一泻如注，直至跌破面值。莫说一般百姓吃亏上当，就连上海的十几家证券公司也在投机过程中撞上丧门星，倒腾的公债烂在手里，只有破产一条道路。几位老板资不抵债，只有自杀以避债主追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