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支持“工合”?是因为夫人枕头风起了决定作用。

——题记

四十八

1940年4月22日晨，春风拂面，丽日高照。

作为中国工业合作社的领袖，宋蔼龄在“中国工业合作社”总干事刘广沛的陪同下，乘火车由山城重庆驰抵成都，视察那里的工业合作社。

宋蔼龄心里是十分高兴的。早在一周前，刘广沛就找她汇报成都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集合毛纺厂的事迹，尤为动人，可以说是全国的典型。作为领导，她要抓典型，以典型引路，把“工合”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于是她动员姐妹们，到蓉视察，造成声势，进一步扩大她对工作的影响。

作为蔼龄，在政治地位上不及二妹、小妹，但在家庭地位上，绝对是权威，是颇有号召力的。

坐在专车窗口的蔼龄，望着山野的风景，陷入了沉思……

“工合”时下鲜为人知，它的全称叫“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最早是由美国友人斯诺夫妇倡导发起。1937年11月，斯诺夫妇从解放区参观回到上海，参加了上海各界爱国人士和社会名流的“周一聚餐会”。在会上他提出沿海工业区已沦陷，后方工业品很缺乏，应以合作社方式动员后方的人力、物力，从事生产、支持抗战的建议，得到了与会者一致响应，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业合作社设计委员会”。大家一致推选当时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长的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为该委员会的召集人，起草一份在全国范围内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的计划。1938年5月，“周一聚餐会”成员和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以及英国外交官亚历山大、美国参赞文森等再次开会，研究这份计划。大家认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组织3万个工业合作社运动，一方面应保持自己的群众性和民主性，同时应该尽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在财务、行政上的支持，以便顺利开展工作。

会后派人携带计划到汉口，初步取得了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首肯。孔祥熙还答应聘任艾黎为技术顾问，负责筹备组织工作。艾黎当即辞去上海工部局工业科长职务，于6月初由上海经香港到达汉口，找孔祥熙报到。据艾黎回忆，孔祥熙的态度比较冷漠，不大愿意搞了。但在武汉各抗日救亡团体的影响下，他最后又勉强同意，答应由政府拨资500万元。

8月15日，“中国工业合作协会”(简称“工合”)在武汉成立了。“工会”下设区办事处、事务所、指导站。因为孔祥熙是行政院长，“工合”要在各省设立机构，开展工作，有没有孔祥熙的支持大不一样，所以协会理事长一职还得推选他担任。

孔祥熙虽然口头上答应拨款500万元支持“工合”工作，但实际上到武汉沦陷为止只拨给“工合”20万元。然而在国民政府全部迁往重庆后，孔祥熙对“工合”的态度却来了个180度的转弯，变得异常热乎起来。不仅答应拨给的500万元兑了现，而且亲自过问协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等。

孔祥熙为什么能来个180度的大转弯?这里有一段插曲，夫人枕头风起了作用。

被称为“财神爷”的孔祥熙对此事冷淡下来后，精明的“工合”筹备人便紧紧盯住夫人宋蔼龄，一个劲地做工作，使夫人先开了窍。明眼人清楚，在家里，孔夫人是说了算的，孔祥熙是“气管炎”（妻管严）。

宋蔼龄是位参政敛财意识极强的女人，尤其是丈夫当了行政院长后，她这种欲望更大了。这位宋·查理的长女在某些方面继承了父亲的遗传因子和西方的文化传统，开拓大于保守、理想多于现实。纵观她的一生，梦幻是多于理智的。她认为工业合作运动与她前几年设想通过创办实验工厂的形式消除劳资对立的计划是不谋而合、殊途同归的。当时宋蔼龄设想在城乡建立许多模范村，模范村中有实验工厂、棉厂、学校和母亲训练中心，并备有自来水和电，以帮助妇女从家庭劳务中解放出来。宋蔼龄还构想将工厂的股份作为工人的奖金，这样就可以使老资格的工人成为股东之一，资方和劳方和谐共存。她反复地向人说：“也许行不通，但值得一试，就算是小规模亦可。当进行这项工作时，我们还可以尝试去解决别的问题。例如童工的雇用并不是口头就可禁止的。雇用童工固然不对，但如果不工作就要饿死的话，也就不能怪父母要送孩子去做工了。我们应该逐渐减轻其工作量，直到完全消除为止。”

宋蔼龄这种超阶级的设想在实际中是注定行不通的，因为正如宋蔼龄自己所说：“除非资本家自愿帮助劳工。”“工合”运动的发起，使宋蔼龄一度搁置了的设想再度在脑海中出现。她主动去找技术顾问艾黎，研究工业合作社计划，异想天开地要求将她的一些理论付诸实践。宋蔼龄在工业合作运动众多生产部门中都进行投资，但对纺织业及其生产情况则表现了特别的兴趣。1939年，她投资建立了一座小型纺织企业。美国女作家埃米莉·哈恩断言，这与宋蔼龄孩童时，其父宋·查理热衷经营从草中制造丝绸的经历有关。虽然宋·查理当年投下的一笔巨额资金因化学师去世配不出染方而告吹，但30年来，父亲对人造丝绸的兴趣肯定一直储存在宋蔼龄的记忆中。

宋蔼龄开窍后，便主动做其丈夫的工作。

一天傍晚，在餐桌上，夫妇二人就“工合”一事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当然是在孔祥熙高兴的时候。

“人家对你有反映，说你不支持‘工合’?”知夫莫如其妻。这时，蔼龄把一支美国香烟递给祥熙，并帮他点着。祥熙美美地抽了一口，吐出一个烟圈道：“那都是假的。‘工合’按原意，是为前方筹备资金，实际干起来并不是那么回事。不但无钱可捞，净是出力不落好的买卖。”

“我看不见得，关键看你怎么干。”蔼龄道：“以我们的私人银行贷款，‘工合’实行股份，股份开支工人奖金。工人积极性高了，我们的腰包不就鼓了吗?”

“夫人高见，如果你热心的话，咱们就干。”

宋蔼龄接着又道：“现在是国共合作，人民群众抗战情绪高涨，舆论界，特别是《新华日报》、《大公报》，又对‘工合’运动评价很高，这还可以捞到政治资本，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夫人还真有一套呢。这个事一言为定。”孔祥熙当场拍板，放下了饭碗：“有什么困难，你就让他们找我吧。”

“我做你的顾问。”蔼龄道。

“不，就当主任吧。有里有外，事情就更好办了。再说，小妹担任名誉理事长，社会工作较多，精力难以集中，你也可以帮她一把哩。”祥熙笑了。

…………

一场交易就这样达成了。

翌日，在蔼龄授意下，“工合”筹划人重新找到孔，孔前后态度，判若两人。

“那经费怎么解决?”艾黎问。

“好说，好说，明天你就来取。”孔祥熙满口答应下来。

有钱好办事。就这样，“工合”运动很快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遍及全国各地，形势喜人。果然不出宋蔼龄所言，“工合”既给孔捞到了政治资本，也给蔼龄捞到了实惠。有钱有名，世上还有什么比这更金贵的呢?

…………

宋蔼龄想到这里，由衷地笑了。

“大姐，我最爱看你的笑脸。”宋美龄嫣然一笑道。“看到你的笑脸，我就想起妈妈”。

“笑总比哭强吧!”蔼龄瞅一眼严肃的庆龄笑道。

“大姐，这次以你为主了，发言稿准备得怎么样?”美龄问。

“还用发言稿吗?”

“大姐水平高，也可以不用吗，不过有备无患。”美龄提醒道。

…………

成都到了，火车徐徐地进站，慢慢地滑向站台，停下了。三姐妹缓缓地走出车门，向迎接的人群频频招手。

驻蓉机关的要员，一个个西装革履，迎着峭料的春风，立在跑道附近，目视着三姐妹的英姿；以“中山小学”学生组成的军乐队，鸣奏着鼓乐；手持鲜花的姑娘们，唱着欢迎歌……

《新华日报》在4月29日引载中央社成都通讯，详细地报导了宋蔼龄等视察成都工业合作事业的情形：孙、孔、蒋三夫人于4月22日晚抵蓉，25日下午4时相偕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成都事务所视察。该所成立于1928年2月1日，已组织该社数共为52处，以纺织为最多，计37社，其次则服装3社，丝织及织袜各2社，印刷、机械、皮革、制鞋、制药、卷烟、印染等各1社，共有社员507人，此外并有纺毛女工5000人。

“4个小时前，该所即集合纺毛女工数百人，在华美女中广场上设置的毛纺机照常工作。三夫人驾临后，群起立为礼，并唱欢迎三夫人歌，即由该所主任粟君致词报告工作，继由社员代表致欢迎词，并合唱社歌，乃请三夫人致训词。孔夫人首先致词：‘今日到此参观，与各位热心工合事业之朋友及努力工作之职工社员相见，无限欣慰。此次由渝来蓉，沿途所经各县，曾先后参观新生活妇女指导委员会指导下各种事业，成绩皆佳，对于生产事业，尤觉快慰。今日我国一面抗战、一面建国。合作社之目的，于协助抗建工作以外，更求民主主义实行，是以希望工合事业在各地普遍的成立，同时更希望各合作社均有完美之成功。’”

宋蔼龄致完训词，接下来是宋美龄、宋庆龄致训词，致词完毕，“乃由社中职员陪同参观工合出品展览室，内有绣花及挑花两班，共有20余名，从事于挑绣式作业。”宋蔼龄等视察询问，职员们颇感兴趣。美国摄影师格里芬当场摄成电影，与工业合作社其他影片一并寄往欧美放映宣传。

在一个车间里，宋蔼龄见到一位女工工作甚为勤奋，而背上还背着一个婴儿，颇受感动，当即对该厂厂长说：“我建议，应该在厂内建立一个公共育婴室，把后勤搞上去。”厂长点点头，表示赞许。

…………

宋蔼龄等人的成都之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名外国通讯社记者说：“在成都之行以前，我一点也不欣赏这几个女人。对于我们来讲，在旅行中，住小旅馆是习以为常的事，臭虫和飞机声都没什么。但是绝难想象孔夫人那样的人也能对此怡然自得。在成都的一次空袭中，她们不顾旅途劳顿，微笑着出现在大家面前，真是精力过人。连我们之中最强壮的人都不太吃得消空袭，她们却好像没事一样。”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也在一些报道中称誉宋蔼龄“对工业合作社素俱热忱，故此次视察尤堪注意”，“孔夫人之热心赞助尤为合作事业发展之主动力量”，“合作事业得有今日之成绩”，宋蔼龄等“皆有力焉”。

由于“工合”适应了战时经济发展需要，不但得到了国内各方的支持，而且也得到了国际上的赞助，发展非常迅速。“工合”组织几乎遍及整个大后方，甚至深入到了敌占区和游击区。1941年11月15日，孔祥熙在重庆作《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现在与未来》的演说，对三年来的“工合”运动做了总结。他说：

“工业合作运动，在国内普遍发展，迄今不过三载”，“已获初步成功。三年以来，在16省地区内，设立合作社近2000，动员失业工人、荣誉军民及难民达15万之多，皆使其参加战时生产工业。每月生产总额逾2000万元，产品种类达百十余种，举凡军需民用之物品，已样样俱全”。

1942年，国民党政府却因“工合”与积极坚持抗战的中国共产党合作而不满，竟不顾许多人的反对而宣布停止提供给“工合”经费，一些“工合”领导人遭到迫害，“工合”运动受到了极大的挫折。到抗战胜利前夕，曾经轰动一时并得到了像宋蔼龄、孔祥熙、宋美龄等国民党显赫人物支持的“工合”事业，除了解放区外，已名存实亡了。

从今天时代发展来看，“工合”运动为中国的工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宋蔼龄是功不可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