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耳光风波”

“娘希屁!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他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

——题记

三十九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这是蔼龄夫妇由欧洲回国的第三天。

上海塞伊街孔氏的寓所里，宋蔼龄正打开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等待丈夫的归来。

孔祥熙在早晨6点半被蒋介石召去，说有要事相商，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回来。宋蔼龄不免有些着急，担心有祸事发生。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开了门。

“出什么事了?”宋蔼龄边给他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宋蔼龄不解地问。“咱们边喝边谈。”孔祥熙把手一扬说。

…………

在宴席厅里，孔祥熙“牛饮”了半瓶白兰地，打开了话匣子：“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蔼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这4个字咬得很重，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

“你干总裁，把大弟往哪摆?”宋蔼龄有些惊讶。

“老蒋另有安排。”

“是不是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另有阴谋?”宋蔼龄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城下，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

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往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就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可此时的宋子文对国共合作已失去昔日的热情。但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倾向二姐宋庆龄。此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记恨于心，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对此，宋子文也是有气的。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

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真正成了一条很好的“看家狗”。他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

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蒋把他当作了心腹之人。

但是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

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此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分歧。

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巨大的费用，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元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是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十九路军调走了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

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宋还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作为回报。

不久，宋子文发现自己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

宋子文心灰意冷，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蒋介石也没阻拦。

在这个夹缝里，孔祥熙就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

孔祥熙和宋子文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些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为密切。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他曾私下对人说：“当财政部长，跟给蒋介石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

而蒋介石正是需要孔祥熙的殷勤驯顺。

对政坛的每一丝变动，宋蔼龄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很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大弟受了委屈，她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4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蔼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

四十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蔼龄给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不通。于是，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

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蔼龄很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一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蔼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蔼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蔼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新官上任三把火。孔祥熙走马上任，大报蒋介石知遇之恩。老蒋要剿共，他凭经商的精干，鞍前马后，为主子筹备充足的经费。

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赤字将近1200万元。

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问题，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筹措方案。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l亿元新公债。

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

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利超过20%。因此，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一步步陷入困境。

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

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政策。为了满足遭到经济衰退打击的西方矿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准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因此，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

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惟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他们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蒋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因此，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

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用于南京政府贷款。

中央银行吸收公债虽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使银行家苦不堪言。

四十一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看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孔祥熙越权十分恼怒，对蒋介石的不信任更是极为生气。宋、蒋矛盾加剧，一场久育的暴风雨就要来临……

关于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宋子文是吃洋面包长大的。实行预算审计制，这是宋子文采取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杰作。实行国家预算，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国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会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直至清末、北洋军阀时期均为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

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宋子文留学西方，对美欧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实施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他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角度出发，非常认真地搞起国家预算来，并将预算制作为管理国民经济、做到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

蒋介石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仍无结果。宋子文凭着国舅的地位和牛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次年9月24日颁布了《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两人就严格执行预算问题出现冲突。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度支出为6．19亿元，军费达2　66亿元，行政费用为1　46亿元，经济建设分文不支；1933年度支出为8　28亿元，军费支出高达4　16亿元，行政费用为1．71亿元，经济建设分文不支，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这样的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博士，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他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各项支出比例不合适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比重；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和任意修改预算、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不满。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是幼稚可笑。现在是“训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倒蒋派，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由于反共内战、军阀混战不断，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多少，又怎能正确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对军费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军费支出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

宋子文确实“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可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这导致军队内部喝兵血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宋子文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

“停战，人家要推翻我们，停他妈的什么战?”蒋介石愤愤不平地骂道。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么?”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于!”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乃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屁!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去球!”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屁!我骂你，我还要打你这个狗日的!”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为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他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战争”。

四十二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秀才遇到兵，有理难说清。宋子文为这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懿，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张乐懿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活。片刻，他揭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懿，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而就，写下了辞职报告。“你就给我送去吧。”

张乐懿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她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才挂通了大姐蔼龄。

“深更半夜的，有什么急事吗?”蔼龄问。

“你大弟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到底怎么回事?”蔼龄急问。“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你等着，我随后就到。”

不一会功夫，一阵车鸣，乐懿迎上前去。出乎乐懿预料的是，来人不是大姐蔼龄，而是小妹美龄。

“啊，是小妹来了?”乐懿感到吃惊。

“子文大哥呢?”美龄问。

“在屋里躺着哩。”

美龄随脚来到卧室，子文一动不动。“大哥，小妹来给你赔罪来了。”

“是老蒋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子文蒙着被子问。

“当然是我自己来的。听说你挨打，我刚与老蒋吵了一架。亲不亲，骨肉分，我心里也不好受哩。”美龄说着说着，也泪水潸潸。“这老蒋怪脾气，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打人呢?”

“小妹，你大哥心里不好受，咱姊妹客厅里谈吧。”乐懿劝说。

“好的。”

美龄和乐懿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乐懿告诉美龄。接着，二人迎过去。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蔼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呢!”蔼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蔼龄在美龄、乐懿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蔼龄心疼地问。“……”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懿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蔼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蔼龄又道：“乐懿，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要以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是怕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蔼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刚。

“有你保证，我就放心了。”其实，蔼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所以她是既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

四十三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么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今后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母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但这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了也心平气和。

事实上，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央银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在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被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淡忘在人们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