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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从此一发而难以收拾。

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是由党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持的。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内容是毛泽东定下来的。会议通过毛泽东主持制定的所谓《5·16通知》，设立了隶属于政治局常委的“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之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的江青，此后却以“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的身份开始发号施令了。这个小组也逐步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职权，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公布了毛泽东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的一封信和《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18日，毛泽东等在天安门接见来自各地的红卫兵，掀起了全国性的所谓红卫兵“革命大串连”。这些红卫兵大多是十几岁、二十几岁的青年人，精力旺盛，然而又天真幼稚；他们忠于自己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事业，但政治判断能力极差，因此，受到一些野心家和阴谋家的无耻操纵，成为林彪和江青一伙的突击队。江青亲热地把他们叫做“我的小将们”。小将们很快就发展起来，大喊大叫着起来造反了——先是造学校的反，造老师的反，然后又到社会上去破“四旧”。红卫兵全面介入社会政治生活，国家陷入一片混乱。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政治狂飙，宋庆龄感到异常震惊和迷惑不解。她极力想使自己跟上形势的发展，却一直无法说服自己。这位历经风雨的坚强战士，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和痛苦。

8月29日夜，一股红卫兵查抄了章士钊先生的住宅。第二天凌晨，章先生直接写信给毛泽东，恳求他在可能的范围内“稍稍转圜一下，当有解铃之望”。毛泽东在信上作了“送总理酌处，应当予以保护”的“批示”。周恩来接到这份批示的当天，立即严厉批评有关人员，责令马上送回抄走的全部书籍，并派人前往保护章宅。同时，周恩来亲笔写下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这份保护名单上的第一人，就是宋庆龄。

此时，北京狂热的红卫兵正在酝酿以“出身于剥削阶级”、“妹妹宋美龄是蒋介石的老婆”等理由，冲击位于后海北河沿46号的宋侠龄住宅。

宋庆龄的住宅，原是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父亲醇清王载沣的府邸，即摄政王花园。解放初期，人民政府就计划为宋庆龄在北京修建一座住宅，但她以国事百废待兴为由，一再谢绝。她说：“为了我个人的住所增加国家的开支，这样将使我感到很不安。”党和政府考虑到宋庆龄的特殊情况，决定将这个王府旧园修葺更新，周恩来还特请著名建筑师梁思成设计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两层楼房。1963年4月，宋庆龄乔迁这里。搬进来时，她风趣地说：“封建时代的王府花园，由我们住了。”而今，她怎么也想不到，这住宅竟成为红卫兵冲击的目标。

在这危急时刻，周恩来挺身而出，对首都红卫兵发表讲话，强调指出：“宋庆龄是孙中山的夫人。孙中山的功绩，毛主席在北京解放后写的一篇重要文章《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是肯定了的。他的功绩也记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南京的同学一定要毁掉孙中山的铜像，我们决不赞成。每年‘五一’、‘十一’在天安门对面放孙中山的像是毛主席决定的。孙中山是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有功绩，也有缺点。他的夫人自从与我们合作以后，从来没有向蒋介石低过头。大革命失败后她到了外国，营救过我党地下工作的同志；抗日战争时期与我们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也同情我们。她和共产党的长期合作是始终如一的。我们应当尊重她。她年纪很大了。今年还要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她出面写文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到她家里贴大字报不合适。她兄弟三人姐妹三人就出了她一个革命的，不能认为她妹妹是蒋介石的妻子就要打倒她。她的房子是国家拨给她住的。有人说：‘我敢说敢闯，就要去。’这是不对的，我们无论如何要劝阻。”

与此同时，周恩来特意叮嘱杨德中负责宋庆龄住宅的安全，指示公安部门和北京卫戍区给宋庆龄家里增派了警卫。由于周恩来的保护，宋庆龄的住宅没有受到冲击，人身没有受到迫害。但是没过多久，宋庆龄的心灵却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

这天，她草草吃了几口午饭，斜靠在床头上，微微闭上眼睛，院墙外“造反派”们敲锣打鼓的喧闹声，使她觉得心烦意乱。

秘书走进来，递给宋庆龄一封信。

读着这封信，宋庆龄浑身开始颤抖，特别是看了随信寄来的一幅照片，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感到一阵眩晕，险些摔倒在地上。秘书急忙上前扶着她坐下。作为跟随宋庆龄多年的工作人员，秘书还是第一次看到她精神上支持不住而痛苦失声。

原来，上海的红卫兵毁坏了宋庆龄父母在万国公墓的墓地，而且推倒石碑，把墓中的骸骨挖掘出来，实行“暴尸”。在这伙“革命小将”看来，万国公墓安葬的多是过去的达官贵人，尤其是宋氏墓地，里面埋葬的是人民公敌蒋介石的岳父母，必须予以摧毁。宋庆龄在上海的亲戚听到祖坟被挖的消息，匆匆赶到现场。那场面实在惨不忍睹，他们出钱叫附近的农民把墓边的白骨重新掩埋好，赶紧写信向宋庆龄报告了这一情况，还寄来了墓地被毁的照片。

宋庆龄从小最受父母的疼爱，只是当年忙于奔走国事，以后又流亡国外，未能承欢膝下，克尽孝道。她25岁那年，父亲宋查理因患血癌在上海逝世，她和兄弟姐妹们含着眼泪，在万国公墓安葬了父亲。13年后，宋母倪老夫人病逝。当时宋庆龄正流亡德国，噩耗传来，她便匆匆赶回上海。由于宋母是虔诚的基督徒，葬礼前举行了宗教仪式，牧师率众唱了一首赞美诗《与主相亲》，祝福死者的灵魂能永驻天国，得到长久的安宁。牧师还以倪老夫人的口气说：“我现在坐在一片草地上，天空飘着云彩，周围开着鲜花，环境是这样幽美，空气是这样清新，我感到非常愉快……”祭礼毕，宋子文三兄弟和霭龄、庆龄、美龄以及女婿孔祥熙、蒋介石围绕墓地，看着覆盖着国民党党旗和中华民国国旗的楠木灵柩徐徐落入墓穴。宋庆龄珠泪莹莹，泣不成声，从心底里一遍又一遍地祝福慈爱的父母，永远安息在这块绿树环绕、芳草如茵、庄严肃穆的墓地之中。她万万想不到，35年后父母竟然暴尸荒郊，在阴间也得不到安宁。悲愤的宋庆龄打电话给当过她多年秘书的廖梦醒，托她通过邓颖超把这个情况告诉周恩来。廖梦醒立即报告邓颖超。邓颖超极为震惊，马上告诉了周恩来。这位共和国的总理闻讯大怒，一气之下拍了桌子。他当即给上海挂长途电话，责令他们赶快修复宋庆龄父母的坟墓，不得借故拖延。这迫使当时受张春桥、姚文元直接控制和操纵的上海市革委会和民政局，抓紧修缮了宋氏墓地，重新立了墓碑，但立碑人只刻上了宋庆龄，不见了宋家其他5个子女的名字。

邓颖超来到了宋庆龄家里，把新墓的照片送给她看，并征求她还有什么意见。宋庆龄拿着照片，颇感宽慰地说：“祖宗总算有个地方蹲了。”对于周恩来夫妇的理解和帮助，宋庆龄极为感动。她紧紧地拥抱邓颖超，说道：“恩来的这份恩情，我将永生不忘。”

●法国著名作家罗曼·罗兰这样形容宋庆龄：她从外表看来是一朵柔美的花，在内心里则是一头无畏的狮子

周恩来制止了红卫兵企图冲击宋庆龄住所的行为之后，宋庆龄家里来了一位熟悉而又陌生的客人——江青。毛泽东派江青来看望宋庆龄，向她解释“文化大革命”。

江青穿着一件草绿色的军装，戴着一副秀琅架黑边眼镜，面带微笑，显得仪态雍容。宋庆龄很有礼貌地接待了这位权倾一时的第一夫人。

17年前，宋庆龄第一次见到江青。那是在她参加开国大典之后回上海时，毛泽东让江青代表他到前门火车站为宋庆龄送行。俩人在一起交谈了不到20分钟，江青给宋庆龄留下的印象是衣着朴素，善解人意。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对别人讲过江青“有礼貌，讨人喜欢”。50年代，她在上海家中宴请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及其夫人，江青曾应邀出席作陪。当时宋庆龄对江青的举止文雅、服饰得体，表示十分赞赏。但是，今天的情况可就不同了，已经走上政治舞台的江青初露峥嵘，即使在宋庆龄面前，也掩饰不住地显示出一种不可一世的神情。

“听说宋副主席近来身体不太好，”江青用关切的语气道，“主席很挂念，特意让我来看看你!”

接着，江青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和所谓的“伟大意义”。她的声音又尖又细，听上去有些装腔作势，矫揉造作，特别是每句话后面一个字的尾音，拖得分外长，还不住地微微颤抖，让人感觉到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神经质。

宋庆龄静静地坐在沙发上听着。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对江青实在是太不了解了。当江青自命不凡地一个劲吹捧红卫兵时，宋庆龄忍不住打断了她的谈话，说道：“对红卫兵的行动应有所控制，不应伤害无辜。”

江青的脸立刻沉了下来，态度一下子变得冷冰冰的了。当时在场的一位宋庆龄的秘书事后回忆说：“江青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红卫兵与她关系重大，她简直不能想象有人会认为整个运动是错误的。而宋庆龄和其他人一样，喜欢不介入政治的江青。当发现江青热衷于权力之争时，她便开始讨厌江青了。”

从此，宋庆龄有意识地疏远了同江青的关系，彼此很少交往。对于“文化大革命”，她则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予以抵制甚至抗争。

到了“文化大革命”后期，她对江青极少称呼其名，在亲近的人当中，多以“泼妇”代之。有一次在给友人的信中，竟然使用了“那个无耻婊子江青”这样的字眼。

196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中共中央决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万人纪念大会，请宋庆龄写文章并出面讲话。

这些年来，每逢孙中山的忌日或诞辰，宋庆龄总是愿意一个人呆在孙中山的像前，很少参加公开的纪念活动，用她的话说：“让我一个人静静默念孙先生，这样最好。”她的这种做法一度并不被人理解，甚至招致一些流言蜚语。但这次则不同，孙中山百年诞辰是一个重要的日子，而且当时社会上诋毁孙中山的说法和做法充斥各地，宋庆龄决心站出来，以她自己独特的方式进行反击。

提前几个月，宋庆龄就开始起草纪念孙中山的文章。10月底，她终于用英文写成了一篇思想丰富、情真意切的长文，并且给这篇文章标了一个很有针对性的题目：《孙中山——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之后，她让警卫秘书隋学芳把稿子送周恩来审阅。隋秘书临出门前，宋庆龄又嘱他给周恩来和邓颖超捎去一兜新鲜的螃蟹。

11月6日，宋庆龄收到了周恩来亲笔写的来信。

你的那篇文章，由于我近来更忙了一点，直搁到现在才改出来，甚为不安。现在将中文、英文两种改本派人送上，请你审阅。英文改稿，已经爱泼斯坦同志看过。你对改稿如没有意见，请即批在英文稿上，并交去人带回，以便在中文稿上照改。如无改动，请告隋秘书给我一个电话就可以了。文章拟在11月12日登出。你给我们的螃蟹收到，谢谢。

人民出版社为了纪念孙中山这位一代巨人的华诞，重印了1956年初版、宋庆龄题签书名的两卷本《孙中山选集》，同时出版新编选的周恩来题写书名的一卷本《宋庆龄选集》。出版社将这两部书送“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每人一套。11月初的一天晚上，“中央文革小组”在钓鱼台16楼开会，办公室趁机发书。秘书刚把《宋庆龄选集》放在江青面前的桌子上，一眼看到封面上的书名，她像疯了一样伸手把书扔到地板上，然后抬起双脚践踏。江青一边用劲踩，一边呶呶不休地说：“总理真是!还给她题字。哼!”同时咬牙切齿地咒骂宋庆龄。她身边的人员都知道，江青一直对上次在宋庆龄家里遭到冷遇和批评耿耿于怀。

11月12日，人民大会堂。万人集会隆重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除毛泽东之外的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几乎全部莅会。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极度混乱的日子里，能够如期举行这样规格的大会，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同样引人注目的是，江青拒绝出席这次大会。

宋庆龄走上庄严的讲台，以少见的激昂发表了长篇演讲。

她一开始就把孙中山称颂为“中国人民伟大儿子”，“中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坚定不移、百折不挠的革命家”，指出“毛主席对孙中山的贡献作了精确的估价”，“毛主席曾说，一百年来帝国主义压迫中国，中国人民一直坚持反抗，但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才有比较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宋庆龄回顾了孙中山光辉战斗的一生，强调“他认识到，必须走列宁的道路，以俄为师，走中国共产党唤起民众、领导国民革命的道路。革命只能依靠那些最迫切要求解放的人，即被压迫的人民群众”。“这样，孙中山到了晚年清楚地看到了关于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总是这样，一旦看清楚了真理就立即行动起来。他欢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和新生的苏联的帮助。他全力进行改组他所领导的政党，目的是要唤起民众，采取革命行动。当国民党内有人拒绝跟他走的时候，他以坚强的原则性态度告诉他们：要么革命，要么就退出；如果他们不退出，他就退出。而且他公开声明，如果他退出，就去加入中国共产党，和那些真正使中国在世界上享有自由和平等的人在一起。”“他重新解释了他的三民主义，并且增加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毛主席很早就指出：‘这种三大政策的三民主义，革命的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真三民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三民主义，是旧三民主义的发展，是孙中山先生的大功劳，是在中国革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革命一部分的时代产生的。”

最后，宋庆龄深情地说道：“孙中山在遗嘱中要求所有革命者继续斗争，直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了这一遗志，并远远超过了它。如果孙中山还健在，他会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全国人民和全国各民族，领导人民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巨大成就并在当前世界上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坚决立场而感到骄傲。”

宋庆龄充满凛然正气和唯物主义精神的演讲，一再赢得全场雷鸣般的掌声。

就在这次大会开始前几分钟，还发生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小插曲。与会者步入大厅，每人得到一枚孙中山纪念章。那时人人胸前都挂着各式各样的毛主席像章，现在又发了一枚孙中山纪念章，无形中就有了一个两枚像章如何同时佩戴的棘手难题。随宋庆龄参加大会的秘书把两枚像章同时别在上衣左边，但毛主席像章别得高一点，孙中山像章别得低一点。宋庆龄盯着秘书，平静地说道：“像章位置别得不对。至少在今天，你这样做不对。”

纪念大会结束不久，1967年的新年钟声敲响了。宋庆龄像往常一样，准备给刘少奇的几个孩子送贺年片、日记本和糖果，并亲自签上“宋妈妈”的名字。一位工作人员好心地提醒她：“现在送这个合适吗?”言外之意，刘少奇已是身处逆境，半个多月前的纪念大会，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大的公众场合露面。新华社关于这次大会的报道，竟然把身为国家主席也是纪念大会筹委会主任的刘少奇排在第7位，这已是一个十分明显的预兆。

宋庆龄当然已注意到乌云正向刘少奇压去，但她有自己的是非标准和处世原则。多年来，她和刘少奇一家人私交很深，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庆龄的政治经验，使她看出了这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彻底整垮刘少奇，这使她感到难以理解。就在前几天，她还对罗叔章说：“你要是拿到什么红卫兵传单，给我看一看。我在收集这些传单，好了解形势的发展。我很纳闷，刘少奇在党内那么长时间了，他如果真是一个反党的内奸，怎么从来就没有一个人怀疑过呢？”对此，爱泼斯坦评论道：“一个国家副主席居然要靠从街上拾到的传单来了解国家主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不能不说是这个奇怪的时代的又一个特征。”

此刻，面对工作人员的并无恶意的提醒，宋庆龄很不以为然。她说：“有什么不合适?越是这种时候我越是要送。”

没过几天，江青窜到清华大学说，刘少奇问题的性质早就定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此后，刘少奇、王光美开始直接受到批斗。4月，清华大学召开了30万人大会批斗王光美；8月，刘少奇在中南海内受到残酷批斗，右腿被打伤，腰也伸不直了；9月，刘少奇的子女们包括曾是早期红卫兵的平平，都被赶出中南海，回各自学校接受审查批判。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刘少奇以“叛徒、内奸、工贼”等莫须有的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宋庆龄爱莫能助，她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很好嘛，对革命有功劳。他不是坏人，为什么要打倒他?”“对刘少奇这样的老革命家怎么可以这样对待呢?”义愤之情，溢于言表。

刘少奇的子女天各一方，孤立无援之中，他们想到了敬爱的“宋妈妈”，立刻给宋庆龄写信请她帮助寻找父母。宋庆龄立刻将这封信连同自己的亲笔信寄给了毛泽东。她又亲自给刘少奇的孩子们写了回信，勉励他们振作精神，好好工作和学习，并让秘书带上慰问品和几份新出版的《中国建设》去看望他们。1969年10月17日，刘少奇被秘密用飞机押送到河南省开封，单独监禁在一座与外界隔绝的院子里。他有严重的糖尿病，又因为得了肺炎病倒了。4个星期之后，11月13日，这位共和国元首在阴冷的早晨6时45分去世了。临终的时候，只有看守他的人在旁边。1972年，也就是刘少奇被折磨至死的两年之后，孩子们才终于获准到监狱探望他们的母亲王光美。悲喜交集的王光美声音颤抖地说：“没想到你们能活下来!”孩子们悄悄地告诉母亲：“妈，我们生活在人民之中。宋妈妈最近还给我们回了信，送了杂志和糖，鼓励我们好好学习。”王光美热泪纵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这对于她和子女们来说，实在是难得的巨大支持和慰藉。

在对待路易·艾黎的问题上，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令人折服的善良、正直和勇气。

路易·艾黎是新西兰人，1927年来到中国。1932年，经史沫特莱介绍结识了宋庆龄。史沫特莱告诉他，宋庆龄是一位大智大勇的中国女性，她就如一棵参天的大树，巍然屹立在白色的中国。从此，路易·艾黎同宋庆龄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接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尤其使宋庆龄难忘的是，在当年上海沦陷、河山破碎的危急关头，是路易·艾黎冒着生命危险，护送自己离开上海的。现在，当宋庆龄听到一些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几十年的国际友人被打成“特务”、“间谍”，被批斗，被送进“牛棚”时，她首先想到了路易·艾黎。“此刻的路易不知怎样了?他那样数十年如一日地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是位多么忠于中国革命的好同志啊!不!我绝不能让他被误解。不管怎样我都要讲话，我要对中国革命负责，我要对国际主义负责。”于是，她不顾自己已是处境困难，义无反顾地向路易·艾黎伸出了援助之手，亲笔为他写下一封证明信。

我从1932年起就认识路易·艾黎，他为中国做了贡献，帮助我们保卫国家。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候，是他在内地创办了工业合作社，帮助我们培养年轻的一代，为了这项工作，他甚至牺牲了好职业。当白色恐怖笼罩上海的时候，当中外特务追索共产党员的时候，是他把自己的家作为共产党员的避难所。当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中国的时候，是他在甘肃等内地不怕任何艰苦的生活条件，为中国人民工作着。解放以后，他支持我们的文化革命运动，写了很多的书、诗与文章。当世界和平委员会派他去外国时他为我们讲演和辩论。解放前和解放时我都了解他。我觉得他是新中国的一位诚实、忠诚、不屈不挠的朋友。我极端相信他。他如白求恩大夫一样，是国际共产主义、马克思、列宁的信徒。

宋庆龄写好这份证明信后，叫秘书杜述周、张珏俩人亲自送给路易·艾黎。这份写得实事求是，非常有针对性、权威性的说明，解脱了路易·艾黎的危境，正如他自己说的，这份证明书，“使我免遭怀疑和迫害”，使他成了少数几个当时没有身陷囹圄的国际友人之一。

●“我是国家副主席，我一定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1972年1月7日上午，秘书向宋庆龄报告，陈毅于昨天夜里在日坛医院病逝。

宋庆龄的心感到阵阵痛楚，泪水顺着脸颊流下来。开国元勋蒙难，使她悲愤交加。

宋庆龄与陈毅交往几十年，一直十分敬重这位性情坦荡、文武双全的元帅外交家。在她家的客厅里，就悬挂着1964年她同周恩来、陈毅出访锡兰(今斯里兰卡)时的合影。照片上的陈毅容光焕发，一派大将风度。谁能相信之后不到10年却已溘然而去。

她含着眼泪走到书柜前，抽出自己的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每当看到这本书，她就想起陈毅。那是建国后不久，陈毅在一次会见宋庆龄时，谈及对她的道德文章敬佩不已，并且建议她把过去的文章编辑出版。宋庆龄沉思片刻，十分惋惜地说，她有些手稿在战乱中丢失，手头保存的不全。陈毅希望她先将1927年以来发表的演讲、声明和文章编印出来，因为这些文稿“反映了历年以来的革命潮流，反映了人民力量的消长，反映了人民力量最后冲破一切，取得胜利”，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而且文采也很好，连郭沫若都认为是“大家手笔，当代著名作家也不能及”。宋庆龄经过认真的考虑，接受了陈毅的建议，着手编辑文集《为新中国而奋斗》。1952年10月，这本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宋庆龄拿到样书后，首先送给了毛泽东、周恩来和陈毅，并将5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今天的5万元)的稿费，捐赠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和遭受战争灾难的朝鲜孤儿。想到这里，她深为共和国失去一位栋梁之材、自己失去一位莫逆之交而伤心不已。

1月8日，毛泽东在签发中央送审的有关陈毅追悼会呈批文件时获悉陈毅去世的不幸消息。

这份报告是由“四人帮”控制的政治局提出的，把追悼会的规格定为由军委出面组织，主席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悼词连头带尾仅600字，简历还占去一半篇幅。参加追悼会的人数为500人，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

毛泽东看了报告，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将悼词中“有功有过”4个字划掉后便签发了。

当天深夜，周恩来仍在伏案忙碌，桌上放着那份毛泽东圈阅后退回的呈批件。离举行追悼会的时间越近，周恩来的心情愈加沉重。这种低规格的追悼会，对于为党为人民奋斗一生，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做出丰功伟绩的陈老总是多么的不公平哟!忽然，那部红色的电话机响了，周恩来随手抓起话筒。

“是总理吗?我是宋庆龄。”

“宋副主席，这么晚了还没休息，有什么急事吗?”

“我要求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这个，”周恩来略作停顿，委婉地说，“您近来身体不太好，还是不要去了。”

“不，我要去。”

周恩来又何尝不想满足宋庆龄这种真挚感情的最后寄托呢?

无奈，他只好讲了实情，并说：“请您原谅，政治局有规定，主席也圈阅了，我无权改动。”

宋庆龄理解周恩来的苦衷，但她坚持说：“这不行，我是国家副主席，我一定要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事后，宋庆龄在给友人的一封英文信中写道：“尽管我碰到许多困难，我还是要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我深深地敬仰他，因为他是一个胆识过人、具有真诚性格的人。国家的会议，我是经常请假的。”

1月10日，中南海游泳池。午饭后，毛泽东照例要睡一会儿，但这一天他却没有睡意。张玉凤劝他休息一下，毛泽东说到沙发上坐坐，坐下后又随手抓起一本书看，显得那么烦躁。过了一阵，毛泽东突然问张玉凤：“现在什么时间?”

“现在是一点半。”

毛泽东马上说：“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

“游泳池”打来电话，驱散了周恩来的满脸阴云。他当机立断地决定提高追悼会的规格。他立即拨通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声音洪亮有力：“我是周恩来，请马上通知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务必出席陈毅同志的追悼会!通知宋庆龄副主席的秘书，请宋副主席参加追悼会!”

宋庆龄正在午睡，接到电话二话没说，抓起一件外套边穿边向室外走去，秘书赶紧追出来给她披上大衣。宋庆龄乘坐的“大红旗”风驰电掣，沿着长安街径直向西驶去。

毛泽东刚刚走进八宝山公墓礼堂大厅，宋庆龄也赶到了。毛泽东对张玉凤说：“去问问张茜同志和她的孩子来了没有，来了就请他们来。”

经一位警卫人员指点，张玉凤在一间屋子里找到了张茜。当她把张茜引到大厅时，宋庆龄心头涌上一种凄怆之感。她忘不了当年与周恩来、陈毅访问锡兰时张茜那光彩照人的样子，可眼前的张茜已判若两人，她面容憔悴，齐耳的短发已经花白了。

毛泽东见张茜进来，欠身并站起来迎接，却被快步走过来的张茜阻止了。张茜满脸泪痕哽咽着问：“主席，您怎么也来了?”

毛泽东清泪两行，握着张茜的手，请她坐在自己的身边，话语格外缓重：“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陈毅同志是一个好同志!”

宋庆龄走上前来，紧紧地拥抱着张茜，俩人的泪水流到了一起。

这时，一旁的叶剑英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递过去几页稿纸。周恩来接过来，不解地抬头望望他。叶帅拱手再三，未语而退。这样，致悼词便由叶帅升格为周总理。

在鲜红党旗覆盖着的陈毅骨灰盒前，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和大家一起深深地三鞠躬。会场里呜咽声已成一片。这既是为陈老总，也是为“文革”以来蒙受最大屈辱的广大老干部。

宋庆龄仰望着陈毅的遗像，多么希望用心灵的呼唤，驱散陈老总直至去世仍凝聚在眉宇间的悲愤和忧愁，多么希望再次听到元帅外交家那豪爽开朗的诗篇、笑声。

待毛泽东、周恩来、宋庆龄等乘坐的车开出院门后，送行的张茜奔回会场，紧紧抱住陈毅的骨灰盒，号啕大哭起来。她要用这哭声，将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告诉陈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