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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4月6日，宋庆龄收到发自莫斯科的电传——“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委员会做出如下决定：“中国人民救济总会主席宋庆龄在维护与巩固和平的斗争中有卓越的贡献，特授予‘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国际奖金。”

与宋庆龄同时获得这一殊荣的还有法国法兰西学院教授约里奥·居里，英国坎特伯雷副主教约翰逊，法国塞夫勒省高等师范学校名誉董事尤金尼·戈登夫人，美国前新教主教阿瑟·墨尔顿，朝鲜民主妇女同盟委员长朴正爱，墨西哥前海军部长赫里伯托·雅拉。

听到这一喜讯，周恩来立即致电宋庆龄，向她表示最热诚的祝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上海分会也派代表，前来向宋庆龄道贺并献花致敬。王芸生说：“这种荣誉是宋先生数十年来为中国人民解放及世界和平事业奋斗而得到的隆重礼物，同时中国人民也感到光荣。”宋庆龄高兴地说：“我被列为斯大林和平奖金获奖者之一，感到无限的荣幸。”她又说：“帝国主义绝不能达到奴役全人类的目的，因为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统一战线，自有其特殊的力量。”她呼吁集合新的力量，来战胜人类的敌人，走向人类应该获得的和平工作与愉快生活的无比光明的前途。

9月18日晚，“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授奖典礼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隆重举行。主席台上天蓝色幕布的正中，悬挂着绿底白色的巨大和平鸽图案。宋庆龄由彭真、郭沫若陪同走上主席台。参加典礼的有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刘少奇、李济深，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副总理董必武、黄炎培等领导人和许多外宾。“加强国际和平”斯大林奖金委员会派了两位世界著名的作家——苏联的爱伦堡和智利的聂鲁达，专程前来授奖。

典礼首先由郭沫若致词。他说：“宋庆龄先生早年是孙中山先生的很好助手。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她一贯地站在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主义的立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奋斗。对于中国儿童的福利，中国人民的福利，世界和平事业的发展，都有很大贡献。因此，她得到奖金是委员会一致的推选和决定。这是宋庆龄先生个人的光荣，也是中国人民全体的光荣。”

著有多部传世之作的苏联著名作家爱伦堡，亲自把刻有斯大林像的金质奖章戴在了宋庆龄的衣襟上。他在祝词中说：“亲爱的宋庆龄先生，……您一生所走过的道路使一切正直的人们——不论他们生活在哪里，都得到鼓舞。您的生活道路可以奉为崇高的榜样。当着黑暗势力气焰万丈，胆怯者卷起旗帜或投靠敌人的年代里，您曾挺身为保卫人类的尊严，保卫正义的和平英勇战斗。在最黑暗的年代里，您始终忠于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遗训，您始终忠实于自己的人民。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中国所遭受的损失是重大的。您，亲爱的朋友，为了救济自己的同胞，倡导了救死扶伤、抚育孤儿寡妇的伟大事业，您以多年的不倦的工作，帮助了中国人民医治战争的创伤。您曾写过无数篇充满热情、激励和鼓舞的文章。因此我敢说，在经历多次考验的艰难的日子里，您曾帮助中国人民继续斗争，医治他们心灵上的创伤。”

智利著名诗人聂鲁达，即兴朗读了他的献词：

宋庆龄先生，我们敬爱的和平战友，

这金黄的麦穗来自斯大林的国土，

现在戴上了您的衣襟，伟大而朴素的妇女。

这绝不是偶然，也绝不是偏爱，

这是由于人民对您的热爱尊敬。

我们也爱你所保卫的和平，

你的斗争不仅是为了你自己的人民，

你的斗争能使全世界人民得到自由、幸福、和平。

宋庆龄在典礼上致答词。她的外表看上去很平静，内心却是非常激动，甚至有几分莫名的紧张。她满怀深情地说：“和平战友们……我将永远记得今天这个晚上，我将把它长系心头，这不仅是为了我个人的缘故，而是为了这个光荣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保卫和平不是任何个人所能够完成的事。个人只是代表了人民大众的心愿和希望，并且和他们联合起来一致行动。因此，我是以中国人民的一个代表来接受这个奖金的。……当我们看见我们周围所有的人民都爱好和平、愿望和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真理。但是我们必须把这个真理化为行动。我们必须将这一斗争进行到最后成功。”

典礼结束后，举行了热烈、欢乐的庆祝晚会。

这笔奖金的数额为10万卢布，宋庆龄签收后当即在汇款单的背面批示：“此款捐赠中国福利会作妇儿福利事业之用。”她还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及此事：“这是给我的荣誉，我要把这笔钱，全部用于世界和平事业。”不久，中国福利会用宋庆龄的这笔捐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在举世闻名的艺术圣殿维也纳音乐厅，来自中国的宋庆龄当选为世界人民和平大会执行主席

宋庆龄生活中的一大嗜好，是饲养鸽子。这既是因为鸽子象征着和平和吉祥，也源于有关鸽子的一些凄婉动人的传说。宋庆龄很小就听母亲讲过，雄鸽和雌鸽结成夫妇以后，便终身厮守在一起，万一其中一只鸽子不幸死去，另一只鸽子会用颈部抚慰对方的尸体，久久不肯离去，表现出深长的怜惜之情。

吃过早饭，将要远行的宋庆龄收拾好行装，手提鸽食来到了鸽子房前。10多只鸽子一下子扑过来，围在宋庆龄的脚下。她抓起一把绿豆，扬手撒在地上，然后蹲下来，饶有兴味地看着鸽子吃食。

“首长，该动身了。”秘书走过来提醒她。

宋庆龄站起来，依依不舍地望了鸽群一眼，转身向停在庭院门口的汽车走去。她此次是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率团前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

来到机场，宋庆龄与先期到达的代表团副团长郭沫若、刘宁一，秘书长廖承志，团员史良、金仲华、袁水拍、梅兰芳、常香玉等一一握手。以当时的外事工作的眼光看，这是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共59人。看得出，大家都对成为新中国的和平使者感到特别兴奋和自豪。

1952年12月12日，世界和平大会在举世闻名的艺术圣殿维也纳音乐厅开幕。令宋庆龄本人和中国代表团感到意外的是，来自世界各国的2000名代表一致推选宋庆龄和法国著名科学家约里奥·居里教授为大会执行主席。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与美国军队及其多国仆从军在朝鲜战场激烈交火的时候，来自中国的宋庆龄却成为这次和平大会的主角之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宋庆龄在世界和平运动中的地位和声望。

第二天上午，大会执行主席约里奥·居里教授宣布：“欢迎宋庆龄先生发言。”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热情呼唤：“宋庆龄!宋庆龄!”还有许多代表用中文喊着：“和平万岁!和平万岁！”目睹如此盛况，音乐厅一位老职员发出一声感叹：“这里只有世界第一流的交响乐团演出后，才会出现这么热烈的场面。”

宋庆龄神采奕奕，仪态端庄，微笑着频频向代表们点头致谢，流露出一种浑金璞玉般的高雅气质。她从容地戴上黑边眼镜，发表了题为《人民能够扭转局势》的演讲。

宋庆龄首先给各位代表带来了爱好和平的中国人民的衷心祝贺，表达了要和大家一道拯救和平的坚强决心。她指出，世界“正处在历史上的一个交叉路口，我们面前有两条路——一条走向战争与毁灭；另一条走向和平、进步，以及一个较长时间的或者永远的避免战争的可能。”她强调并相信“各国人民有力量扭转事态的进程，恢复人们对和平未来的信心”。

宋庆龄在演讲中向美国人民发出了热烈而诚恳的呼吁，希望他们“对世界和平负起特别的责任，对美国政府执行的战争政策、任意侵略别国人民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行动，能起来制止”。她说：“美国人民绝不是孤立的。他们应该经常记着，保卫和平的斗争有全人类中绝对多数的人民作后盾。”

为了扭转局势、保卫和平，宋庆龄郑重地向大会提出了宝贵的建议：要求停止一切现有的战争，特别是朝鲜、越南与马来亚的战争，解决的方案应以停火、遣返全部战俘、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为基础，让朝鲜人民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要求停止一切的战争准备，立即地和切实地裁减军备，解除一切其他的国际紧张情况，包括撤销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的障碍；缔结五大国的和平公约，严格禁止原子武器、细菌武器、化学武器以及其他一切大规模毁灭人类的武器；一切国际关系必须以平等为基础，一国不得干涉他国的内政，也不侵犯他国领土或对他国施加政治压力。

最后，宋庆龄提高嗓音向全体代表发出深情的呼唤：“让我们向和平前进，走向光明的新世界!”

音乐厅响起暴风雨般的掌声和欢呼声。许多代表忘记了会场纪律，走过来围拢着宋庆龄，排队与她握手表达自己的敬意。连美国代表路易斯·惠吞也认为：“宋庆龄的讲话和建议是这样合情合理，一定能为美国各阶层人士所接受。”

这时，一位身材瘦长、满头金发的小伙子挤上前来，对着宋庆龄说道：“尊敬的宋女士，我妈妈一直很敬佩您，她让我一定当面向您致意。”

原来，这位小伙子是联邦德国的年轻诗人贝格尔。他向宋庆龄和代表们介绍说，他少年时代曾跟妈妈一道在德国法西斯集中营坐牢，妈妈一直珍藏着一张当年的莱比锡地下报纸，那上面刊有孙逸仙夫人宋庆龄1933年谴责希特勒屠杀德国工人阶级和进步人士的抗议声明。

贝格尔递上自己的照片，请宋庆龄签名留念。宋庆龄接过照片，很工整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时间，然后还给小伙子，微笑着说道：“请代我问候你的好妈妈!”

贝格尔看上去很兴奋，对宋庆龄说：“我马上就把这张照片寄给我妈妈，她一定会非常高兴的。”

回到住地，代表团成员都为宋庆龄的演讲获得巨大成功而欢欣鼓舞。廖承志赶忙吩咐房东、一位奥地利共产党员多做几个菜，又叫上专门负责宋庆龄警卫工作的苏联红军战士，大家一起向宋庆龄举杯祝贺。饭后大家仍觉余兴未尽，有人便提议去多瑙河边散步。

宋庆龄一行走上街头，漫步于这座欧洲历史名城，看到西郊山地森林葱郁，多瑙河流贯市区，两岸花团锦簇，放眼望去，远处水天相连，真觉得心情好极了。

次日，当地一家报纸刊载了诗人贝格尔写的专访，描写宋庆龄为“坚贞圣洁的中国女英雄，在蓝色多瑙河旁，在交响乐奏鸣的贝多芬音乐大厅，在庄严而辉煌的世界人民和平集会上，受到了应有的、极为隆重而热烈的欢迎”。

半年之后，美国终于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

●世界著名的专栏作家索尔兹伯里说：“宋庆龄是美国和中国人民交往的纽带，她是两个伟大国家精华的象征”

由于家庭和历史的原因，宋庆龄与美国人民的交往最为密切，留下了许多感人至深的篇章。

1953年夏秋之交，已在中国生活多年的约翰·威·鲍惠尔夫妇决定返回美国。临行前，他们特地来到宋庆龄家中道别。

宋庆龄关切地提醒他们：“这时候回去，你们的人身自由和安全有保障吗?”此时的美国，正值参议员、共和党人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骇人听闻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许多进步人士遭到麦卡锡分子的疯狂迫害，宋庆龄为此忧心忡忡。

鲍惠尔赶紧说：“谢谢夫人的关心，不过，我们不属于联邦调查局所要对付的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不会有事的。”

此后的事情却不幸被宋庆龄言中。这位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的主编一回到美国，就受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调查”。他们对鲍惠尔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要他放弃他对中国的见解，要他不再批评美国的对华政策。当各种收买和威胁手段都未能得逞以后，1954年9月27日，美国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传讯了鲍惠尔，接着又传讯了他的妻子。在这次传讯后不到两小时，鲍惠尔的妻子就被她所服务的团体小儿麻痹基金会解雇了。

不久，参议院国内安全小组委员会发表了一份对鲍惠尔侦讯情况的报告。这个报告指控鲍惠尔有“不堪言状的出卖美国在远东的事业的行为”。所谓“出卖美国在远东的事业的行为”，就是指鲍惠尔主编的《密勒氏评论报》发表了说出朝鲜战争真相的文章，包括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他本人为在朝鲜的美国战俘和他们的家庭传递了消息以及在回到美国后向美国人民介绍了新中国的实况；并且批评了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而且，这个报告把宋庆龄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中。参议员真纳认为提到宋庆龄的名字是恰当的，他作了一个概括的暗示，凡是多年来和宋庆龄或宋庆龄的工作有过联系的美国人——这样的人有好多——无论怎样都是他们国家的叛国者。宋庆龄拍案而起，挥笔写下了《给美国〈民族〉周刊的公开信》。该文的英文版发表于1955年5 月19日出版的《民族》周刊，中文版刊载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上。文中指出：

凡是熟悉中国情况的人，都知道我有幸在不同时期领导过的那些团体——保卫中国大同盟、中国福利基金会和中国福利会。这些团体使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有可能同我们一起，在我们历史上的危难时期，也就是中国受到日本侵略，因外国干涉而扩大的内战，灾荒和经济崩溃的时期，对中国人民提供医药和其他方面的服务。由于在进行工作时一直具有的那种精神，因此这项工作也成为各国人民在彼此有权铸造其本身命运的基础之上的友谊的象征。

宋庆龄接着列举了在抗日战争期间，保卫中国大同盟的赞助人中具有各种观点的美国人，从保罗·罗伯逊到克莱尔·布恩·卢斯，以及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那样的国际人物。她还特别提示人们，当时与之保持最密切联系的美国团体是由总统罗斯福的母亲安娜·罗斯福领导的。她非常遗憾地指出，在今天的美国，那些认为中美两国人民能够而且应当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并按照这个信念行事的人，还有挺身反对任何侵略的人，都受到了只能称之为恶毒的迫害的遭遇，而鲍惠尔夫妇的案件就是这种迫害的显著的例子。她接着写道：

在中国，主张国际间保持良好关系和和平共处，即“自己活也让人家活”这一颠扑不破的原则，已被认为是同维护我们在自己的国土上安排各种事务的不可剥夺的权力一样，同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在任何一个国家中，这都是爱国主义的一部分。鲍惠尔案件，像美国的其他案件一样，说明有人正在那边作如何粗暴的努力，企图否认所有文明的国家已接受了这样久的这一人道和常识的原理，而代之以当纳粹分子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威胁着我们所珍贵的一切时，我们同美国人并肩作战来反对的那些观念。我国的大多数同胞肯定地不相信美国人民会允许他们的理性和勇气被淹没，像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理性和勇气曾一度被淹没那样。

宋庆龄的这封公开信，在美国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鲍惠尔夫妇和他们的同事，当年《密勒氏评论报》的记者舒子章得到了最有力的声援。

在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和支持后，宋庆龄在北京领导成立了一个“鲍惠尔——舒子章后援会”，成员大多是同鲍惠尔夫妇相识或与《密勒氏评论报》有关系的人。这些正直的中外友人使出浑身解数，为帮助鲍惠尔夫妇和舒子章摆脱厄运而努力。他们代表中国郑重提出愿作为证人去美国加州法院作证，为被告辩护，证明被告在《密勒氏评论报》上发表的内容属实。

当时的美国政府，拒绝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存在，也就不可能同中国根据国际惯例签订司法互助协议。达不成这样的协议，中国人是无法到美国的法院作证的。鲍惠尔聘请的“公民自由事务”律师威林，注意并抓住了这一点，在辩护中强调指出，被告因召唤为他们作证的证人受阻，被剥夺了得到公正审讯的权利。陪审团不得不接受了这一申诉理由，从而使鲍惠尔案件在法院拖了多年之后终被放弃，鲍惠尔夫妇和舒子章得以重享自由的生活。

这里，不能不提到与鲍惠尔遭遇相似但结局不同的另一位美国人，她就是特丽莎·格拉哈，中文名字叫耿丽淑。

1926年，美国女青年基督教会委派特丽莎·格拉哈来到中国。当金发碧眼的特丽莎·格拉哈首次踏上向往已久的中国土地时，她被眼前民不聊生的景象所震慑。这位美国牧师家庭出身的姑娘，以满腔的同情和友爱，为解救中国民众的疾苦而奔走，并且特意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耿丽淑。

抗日战争爆发后，宋庆龄在香港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在宋庆龄的领导和鼓励下，耿丽淑在上海建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上海分会，自任秘书，负责筹集与运送医药物资，支援抗战的新四军。当时上海成为孤岛，面对敌伪分子的跟踪封锁，她置生死于不顾，利用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总统号”美国海轮，秘密地为“保盟”传递信件和其他材料。她掌握了“总统号”往来于上海和香港的时间，每当“总统号”进入上海港之后，她就到外滩乘小船登上“总统号”，把信件投入海轮的邮筒。船回到香港后，宋庆龄就可以收到信件。就这样，宋庆龄远在香港，却能够经常收到上海同志的书信和“保卫中国同盟”《新闻通讯》提供的有关解放区军民抗日活动的稿件。

当终于在1940年与宋庆龄会面时，耿丽淑由衷地说了一句话：“你的工作品质和目标，帮助我建立了新的人生哲理。和你一起工作，我像投入光明的怀抱。”

1947年春，耿丽淑回美国时，宋庆龄放下手里的工作，亲自赶往机场为她送行，真诚地希望她再来中国。

1952年1月，56岁的耿丽淑遭到麦卡锡主义分子的迫害，被视为“赤色分子”，不到退休年龄即被解雇。不改初衷的耿丽淑以凛然的气度作了回答：“爱是一种献身!爱是需要勇敢的。”

正当她陷入困境的时候，耿丽淑收到了一封来自大洋彼岸的电报——“尽快回来。宋庆龄”。年近花甲的耿丽淑喜极而泣，她没有想到宋庆龄关注的目光，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她。宋庆龄和新中国敞开胸怀等待着她的回归，耿丽淑的心也似乎一下子飞回了古老的远东故国。事后，她回顾接到这封电报时的心情时说：“没有经过这种遭遇的人，是想象不出我当时激动的心情的。这种来自异国他乡的友情抚慰了我的心，我决心投向新中国的怀抱。”

同年9月，耿丽淑在宋庆龄的精心安排下，突破美国政府的封锁，秘密地重返中国。她担任了“中国福利会”的顾问，兼任上海外语学院和复旦大学的外语教师。从此，两鬓斑白的耿丽淑开始了人生更华美的乐章，成为深受中国人民喜爱的美籍专家，获得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授予的“人民友好使者”的称号。多年之后，她曾对新闻界说过这么一段话：“我不过做了我所能做的一点事情。我是个平凡的普通人，也喜欢同普通人打交道。我能做这一点点工作，要特别感谢宋庆龄同志对我的帮助。是这位杰出、伟大的妇女，使我了解中国革命斗争的基本情况。她重视人民在革命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此始终同人民站在一起，着重考虑人民的需要。她是我学习的榜样。”

在与宋庆龄交往密切的美国友人中，知名度最高的还是埃德加·斯诺。

早在30年代，通过宋庆龄的推荐和帮助，斯诺访问了延安，写出《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从此成为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名记者。这段经历，是宋庆龄和斯诺数十年友谊之路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两国航道冰封，直到1960年，斯诺才得以重访中国。他是作为作家经特许到中国来的，而不是作为记者，因为美国国务院禁止美国记者前往“红色中国”，华盛顿害怕做出可能被认为“承认”中国的任何姿态。

当斯诺兴致勃勃地来到上海时，陪同他的译员李明却说：“我很遗憾地告诉你，宋庆龄女士今晚不能够接见你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我知道她一直病得很重。”

“不过，市长请你吃晚饭。”

席间，斯诺请柯庆施市长转交他致宋庆龄的一封信。没有见到宋庆龄，成为斯诺此次访华最大的遗憾。就在他即将登机回国之前，收到了宋庆龄在病床上写给他的回信。宋庆龄告诉他：“近来疾病一直困扰着我，使我们现在不能交谈，以回忆过去与展望未来，我感到非常遗憾。”信中还写道：“无论如何，希望你的新书获得成功，写未来的远景也写目前的。生命是短促的，而历史是悠久的，历史肯定是沿着一个方向——向着人民为和平与社会主义斗争的最后胜利的道路前进的，让人们说埃德加·斯诺曾帮助人民寻找这条道路。”

不久，斯诺的新书《今日红色中国》问世，再一次在世界引起轰动。用宋庆龄的话说，这本书“忠实地记录他所目睹的巨变和这个地球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如何依靠自己的力量屹立了起来。”

1964年和1970年，斯诺再次访华，情况就大不一样子。宋庆龄不仅会见了斯诺，而且还多次设家宴款待斯诺夫妇。每一次都是宋庆龄亲自定菜谱，对于她最欢迎的客人，她总是这样的。故友重逢，百感交集，他们相聚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语，而最重要的话题，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和两国关系的改善。1970年10月1日，斯诺夫妇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毛泽东一起检阅了游行队伍之后，应邀来到宋庆龄家里，与宋庆龄、马海德和路易·艾黎共进晚餐。宋庆龄意味深长地对斯诺说：“你今天的活动，将引起全世界的注意。”果然，各国舆论都把毛泽东与斯诺并肩站立于天安门城楼，视为中美恢复接触的先兆。

一年多之后，1972年2月15日，埃德加·斯诺因患胰腺癌在瑞士日内瓦郊区的家中病逝。

其实，斯诺1970年访华时，就不时感到腰痛，那很可能就是胰腺癌的症候。当时陪同访问的中国同志曾几次建议他到医院做检查，但由于他的工作很紧张，当然也没有意识到那就是无情的癌症的信号，因此也就忽略了。

毛泽东、周恩来得知斯诺身患癌症并动了手术的消息后，立即派遣以马海德为首的医护小组飞抵日内瓦，想把斯诺接到北京来进一步采用中西医相结合的治疗，希望这样能够减少他的痛苦，延长他的生命。

已是十分虚弱的斯诺沉思了好久，才慢慢地对马海德说：“我完全理解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美好心意，他们对我在当前的困境提出具体援助的建议使我极为感激。我知道在中国土地上我会得到在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得到的关怀和爱护，对此我深深感激。就我本人来说，我对中国人民有着深厚的感情，我热爱中国。”他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吃力地喘着粗气，歇了一会又慢慢摇着头说：“但是……你知道，我不愿意作为一个病人到中国去，我不愿意给中国增添累赘……”

周恩来根据斯诺的意见和身体状况，指示马海德就地为斯诺进行医疗护理工作。斯诺的家马上变成了一个小医院。然而，病魔是无情的，斯诺的病情终于急剧恶化，不久就进入了完全昏迷状态。

2月15日，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春节。宋庆龄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喜庆的爆竹声竟给她带来了斯诺病逝的噩耗，她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

当天晚上，宋庆龄通宵未眠，亲自写下了致斯诺夫人的唁电：

埃德加·斯诺夫人：

适才接到来电，痛悉我们最诚挚的朋友不幸逝世。他在我们抗战时期坚定地支持了我们反对国内法西斯反动派和日本军事侵略的斗争。我们的坚强友谊也象征着中美两国人民在正义事业中的互相支持。我们确信，你和你的子女将继续完成他的遗志，促进我们两国伟大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你可以感到宽慰的是，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人民的记忆中将永葆长青。

斯诺夫人收到宋庆龄的唁电后说：“她在一生中永远是勇敢无畏的，她从万里之外发来的唁电也给了我勇气。”

就在这个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两国人民之间人为的阋墙开始拆除。宋庆龄惋惜地说：“斯诺未能活到亲眼看到自己献身的事业开花结果的那一天，这是令人感到十分难过的。但是中国人民将永远怀念埃德加·斯诺这位致力于中美两国人民友好的不知疲倦的活动家。太平洋两岸的子孙后代将会感谢他，因为他留下了供他们研究中国历史的遗产。”

太平洋两岸的子孙的后代也将会感谢她——宋庆龄。美国著名的专栏作家、原《纽约时报》副主编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道：“宋庆龄是美国和中国人民交往的纽带，她是两个伟大国家精华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