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章　造福四方

最高的权力是让人民感受到温暖。

——题记

●东北黑土地上，凛冽的寒风与宋庆龄的热情，形成强烈的反差

新中国的成立，使宋庆龄终于感受到一种无所顾忌的轻松与兴奋。作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她以自己非凡的才智和独特的方式，开始为新生的共和国奔波操劳。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不到4个月，打着“联合国军”旗号的美国军队把侵朝战火烧到中国东北的鸭绿江和图们江附近，美机也屡屡侵犯中国领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在这唇亡齿寒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再次表现出令世人惊叹的“虎气”，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宋庆龄也坐不住了。几乎就在志愿军开赴前线的同一个时刻，宋庆龄在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以及朱明、廖梦醒、沈粹缜、罗叔章等陪同下，赴东北视察。

对宋庆龄的这次东北之行，毛泽东、周恩来起初是不同意的，主要考虑到东北边境随时可能爆发战争，加上严寒的冬季即将来临，担心宋庆龄的安全及身体状况。但宋庆龄主意已定，一再坚持，毛泽东、周恩来只好同意。细心的周恩来随即电告东北三省党政军主要领导，必须确保宋副主席的安全，同时，照顾好她的饮食起居。

宋庆龄一行抵达东北后不久，就驱车前往东北边防军某部三连视察。这个连队驻扎在鸭绿江畔，历史上有着显赫的功绩。听说宋副主席要来，全连官兵高兴极了。机灵的通信员，不知从哪里采来了许多眼下已很难看到的鲜花，堆放在连部的窗台上，使这个充满大战之前紧张气氛的军营，平添了几分贵客临门的喜庆。

上午9时，头戴中山帽、身着列宁装的宋庆龄和林伯渠等人来到连队。她看了连部和伙房，又走进战士的宿舍。年轻的战士们围坐在宋庆龄身边，如同慈母膝下的一群孩子。

宋庆龄亲切地拉起战士张小柱的手，问他是哪里人、兄弟几个。当得知小伙子是河北人，只有兄弟俩，哥哥刚刚随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时，宋庆龄激动地站起身来，拍着张小柱的肩膀说：“真是好样的!请代我向你的父母问好，就说我非常敬佩他们，感谢他们!”

宋庆龄接着转过身来问连长：“大家都签名了吗?”她所说的签名，指的是美国总统杜鲁门6月宣布出兵朝鲜后，中国人民掀起了广泛的保卫世界和平签名运动。宋庆龄与周恩来、郭沫若等，都曾亲笔在和平呼吁书上签名，支持这一群众运动。

连长答道：“报告首长，全连官兵都签名了。”

“很好哇!我们奋起抗美援朝，既是帮助我们的邻邦，同时也就是帮助我们自己和世界和平事业。”

宋庆龄又问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八九岁的小战士：“和美国人打仗，害怕吗?”

不待小战士回答，旁边的几个小伙子一下子握紧了拳头：“不怕，我们不怕!”

“好!有这样的决心和勇气，一定能叫美国侵略者一败涂地。”

在三连，宋庆龄深切感受到了人民解放军坚不可摧的斗志，她放心了。当天回到驻地后，她对随行的同志说：“抗美援朝这场伟大的群众爱国运动，开展得极为广泛，确实深入到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我们的人民和军队还从来没有这样迅速和有力地行动起来。就冲这一条，我们也一定会取得胜利。”

数天之后，宋庆龄一行来到黑龙江省呼兰县永贵村。在这里，农民们给她讲述了一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解放前，这一带惯常是用最大和最有势力的地主的名字来称呼各个村子的。而今这种习惯改变了，人们开始用他们敬重的共产党员的名字来给村子命名。永贵村过去叫黄有村。村里有一个叫满永贵的，他从12岁起就当长工，以后终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找到了出路，成为农民协会的主席。他带领农民开展反对地主的斗争，并开垦熟荒，把提高生产与在生活的各方面铲除封建势力结合起来。他变成了村里的领导者之一，后来又成为全区的领导人物。也就在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共产党。这个大公无私的人，工作非常努力，生活却极俭朴。在收获的时候，满永贵生病了，但他始终不肯告假休养。他工作着，工作着，病况愈来愈坏，最后他的精神再也无法支撑。他终于在把他的一切献给村民之后死去了。后来在一个群众大会上，农民刘金山和杨昆等人提出一项建议：“过去地主有权力来欺压咱们。共产党来后，咱们过去的区长满永贵领导咱们消灭封建，他为咱们打下了发家致富的基础。是他领导咱们走上翻身的道路。他是和咱们一个阶级的人，咱们一定要设法纪念纪念他。因此咱提议把黄有村改叫永贵村，来纪念咱们亲爱的满永贵同志。”这个建议获得全体村民的一致赞同。

宋庆龄听完这个故事，心情很不平静。她沉默片刻，只说了一句话：“这是因为村民们都尊重满永贵本人，也尊重满永贵所代表的党。”

除了永贵村，宋庆龄还先后视察了黑龙江省双城县民和村、吉林省蛟河县保安屯、长春市郊区胡家店子。在这4个完成了土地改革的村子里，宋庆龄看到黄澄澄的玉蜀黍和鲜红的辣椒挂在屋檐下，一捆捆柴火整整齐齐地堆放在路旁，农民们脸上泛着健壮的红光，儿童们背着书包走进学校——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宋庆龄为这一年东北农业丰收总结了6条经验：一是农民成了土地的主人；二是改良了耕种方法；三是农业劳动力组织得好；四是模范工作者、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做了榜样；五是政府在人民遇到灾难时予以照顾；六是公粮和开支以外的余款和余粮鼓舞了农民扩大生产。她说：“东北的农民已经把生活及思想方面古旧与阻碍进步的习惯送到它们应该去的地方——送到了历史书和博物馆中去了。他们认识到只有一种力量，那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就是我们的东北农民们的进步。”

对城市建设，宋庆龄同样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在她看来，当时国内比较现代化的工业都集中于东北，这里决定着中国人实现工业化梦想的前途。哈尔滨铁路修理厂、小丰满发电厂、大连远东电力公司、大连运输公司、鞍山钢铁公司等22个工厂和矿场，都留下了宋庆龄的足迹。

在鞍钢，宋庆龄第一次看到炼钢工人在锤击那巨大的开口熔炉。透过特制的眼镜，她目睹了炼钢的全过程。起重机隆隆地在头顶上移动，尖锐的汽笛声掩盖了所有其他的声音，机车像雷鸣似的滚过。炼钢炉的炉门一打开，发出一道灿烂的光芒，使她一下子回想起希腊神话中执掌雷电的巨人赛克罗皮斯的故事。眼看着钢水从巨大的桶里倾出，喷射出硕大无比的火花，宋庆龄心里不由地感叹：“这是中国的生命力!”

年过半百的宋庆龄这次视察东北三省，在天寒地冻的气候条件下，行程4260公里，巡视了54个不同的地区和工程。她不仅看到了新中国的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对中国共产党、人民群众的力量、社会主义等重大问题都有许多新的认识。从东北回京后，宋庆龄立即抓紧时间写了《新中国向前迈进——东北旅行印象记》，发表在1951年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在这一长篇报告的最后一节“结论”中，她由衷地为新中国鼓舞欢呼：

总结一下我从东北所得到的主要印象吧：

帝国主义、官僚资本、军阀割据、国民党的腐败政权都已经完全摧毁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政权。

这使得土地改革可以完成并获得巩固。东北的农民再也不会回到过去受压迫、封建、贫匮的日子了。他们已走上了集体努力的道路，走上了导入社会主义时代的新民主主义的道路。

这使得城市的工人阶级解放了他们的创造才能。加上苏联专家在真正国际主义精神下的协助，他们正迅速地重建着工业，为了它在新民主主义时代的未来发展打下了一个基础——新民主主义时代是走向完全组织起来的、高度效率的社会主义时代的工业的准备时期。

这使得农民和工人都能享受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物质上得到利益，文化上长足地进步。我们灵敏而富创造性的人民正被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的公民，逐渐变成社会主义时代的先进的人。

东北证明了新中国确实在朝着它光辉的未来，向前迈进。

●“妇女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

开国不久，宋庆龄在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上被选为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的名誉主席。这无疑是对宋庆龄作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先驱和领导者的历史地位的充分肯定。

此时的宋庆龄，虽然国务活动繁忙，却以更多的精力关注妇女解放运动，而且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从国家、民族和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去理解和争取妇女的彻底解放。她说：“中国妇女的完全解放意味着我们国家的稳固坚强。而一个强大的、生气勃勃的前进中的中国，就是全世界和平的坚强堡垒。”

1949年12月10日至16日，亚洲妇女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参加大会的有来自中国、朝鲜、蒙古、印尼、越南、缅甸、伊朗、以色列、黎巴嫩、马来亚、暹罗(即泰国)、叙利亚、苏联亚洲部分的197位代表，来自英国、美国、法国、捷克、荷兰、古巴、阿尔及利亚、西非、马达加斯加等欧、美、非洲国家的30位来宾。国际民主妇联总书记古久里夫人出席了会议。在中国召开国际性的妇女会议，这还是第一次。亚洲各国妇女代表也是第一次集会。

11日，宋庆龄应邀在会上发表了长篇讲话。她深刻地指出，作为人民一部分的妇女和人民有着共同的敌人，这就是外国帝国主义和它所造成的殖民主义以及在国内所产生的封建主义及其高级阶段的买办主义；她形象地把国家独立与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比喻为广大妇女的两个朋友；她热情地讴歌新中国的妇女真正得到了解放，在一切方面开始和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她真诚地号召亚洲妇女除了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发展外，还要为争取妇女应有的权利而斗争。就是在这篇讲话中，宋庆龄的一句名言开始流传于世：“妇女解放不会是别人装在银盘子里给我们送上来的。我们必须自己争取解放。”

为了推动妇女解放运动，也为了使全世界都明了这次在北京集会的自由妇女的立场，宋庆龄建议会议发出两封通电。

第一封通电说：

亚洲的妇女们!鼓舞起来，加倍地警惕，加倍地努力斗争!你们的姐妹们现在正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开会，我们又一次地看到了你们的力量。我们都在为全世界的和平与自决权而斗争。不论你们在何处，我们的手和心都向着你们。

如果你们是在已获解放的国家和地区，我们说：“改善你们国家和你们所处的地位。”

如果你们是被压迫者，我们说：“为组织自己而斗争!然后站起来!”

第二封通电说：

西方的妇女们!……垄断资本家在你们国内穿着法西斯衣服，在国外他们穿着帝国主义的外套。为了保持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不择手段，不惜祸害人民。在你们为了保卫人权与世界和平而反抗种种压迫的斗争中，我们是支持你们的。我们相信你们的力量和英勇。亚洲妇女向你们致敬!

与建国前不同的是，宋庆龄不仅在思想上继续指导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且可以从政府领导者的角度，为妇女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尽力创造条件，为广大妇女冲破原来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封建家庭的局囿，走向广阔的社会生活提供更多的机会。她不论走到哪里都要询问妇女的状况。她用两天时间访问上海一家棉纺厂和妇工家庭，详细了解妇工们在生活、保健、婚姻、育儿、教育等各方面的情况。到各地农村视察时，她特别注意了解农村妇女的情况。她积极推动和主持各种保护妇女权益的政策、法令、措施的制订，督促保护妇女权益的法令的切实实施，协助从全国到地方各级妇联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使得这些妇女组织成为“妇女的娘家”。

1953年底，宋庆龄在武汉视察期间，来到武昌风景秀丽的东湖渔光村北，凭吊九女墩。相传这里是埋葬太平军9名女战士的地方，绿树环绕，芳草铺地，墓台和碑塔营造出庄重肃穆的气氛。宋庆龄置身其间，萌发诗兴，欣然挥笔题诗《无名烈士》——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过去很久的日子里，

九个无名的中国妇女，不肯屈膝，不肯低头。

她们反抗，为了人民。

她们献出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她们之后的年代里，

更有千千万万像她们似的继承者，

燃烧着革命的火焰，

裹扎起战斗的创伤，

在人类新时代的歌声中向前迈进。

许多人献出了一切，为了人民。

在这里，我们伟大祖国的中心，

在人民当家作主的时代，

我们为那九个无名的妇女树立起碑石，

为了敬仰她们，也为了敬仰所有的中国妇女。

我们纪念过去，但也展望未来；

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着明天，

为了所有的人民。

宋庆龄的挚友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评价这首诗“充满了激情和浓重的历史感——中国妇女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首诗可以说是她自己的内心世界的反映，是对革命、妇女地位和人类进步的深厚关切的表白”。

是啊，当今天的中国妇女名副其实地顶起“半边天”的时候，人们当会记起20世纪初大洋彼岸的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校刊上登载的专论《现代中国妇女》。文中有这样一句话：“深信用不了一个世纪的时间，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教育发达的国家，而其妇女将与男人并驾齐驱。”说这话的人，是当时年仅19岁的宋庆龄。

●邓颖超说，儿童剧团是第一个进怀仁堂演戏的

1950年4月，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正式成立了中国人民救济总会，德高望重的宋庆龄当选为该会主席。同年8月15日，宋庆龄以中国福利基金会创办人和主席的身份，宣布这个组织更名为中国福利会。3个月后，宋庆龄以《新中国的信息》为名，为中国福利会向全世界的朋友们作了录音讲话。她指出，中国福利会的工作已经随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了，今后的主要任务是集中精力做妇女儿童的福利工作。

次年11月，宋庆龄出席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成立大会，并被代表们一致推选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以后，她一直担任这个职务，与该会的工作人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对他们说：“你们有事随时都可以与我联系，随时都可到我家来。”

从此，在宋庆龄的领导下，中国儿童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而宋庆龄像春天一样给予亿万儿童以阳光和温暖，成为中国少年儿童慈爱的祖母。

1952年春天，宋庆龄听说上海儿童剧团又招收了一批新团员，便带着一些糖果来到了孩子们中间。

宋庆龄把这个由原中国福利基金会艰苦创办的儿童剧团，亲昵地称为“我的剧团”，一直视为掌上明珠，费尽了心血。她说：“我们办儿童剧团，要给孩子们精神食粮，让他们看到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儿童剧团宛如一株小树苗，在阳光雨露下，更加茁壮地成长。

在剧团院子里的草坪上，宋庆龄与小演员们围坐在一起，他们不时发出阵阵爽朗的笑声。一位工作人员告诉她，新招收的团员分为演员队、管弦乐队、舞台美术队。宋庆龄说：“名师出高徒。一定要给剧团物色好老师，帮助孩子们学文化知识，学表演艺术。”

当听说剧团建设上还有不少困难，有些规划尚未落实时，宋庆龄的表情严肃起来，说道：“儿童是我们未来生命的血液。有些事可以等一等，但儿童工作不能等。十月革命后，苏俄处于艰苦创业的阶段，但列宁当时就下令建立儿童剧院，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

这一年的夏末，为了庆祝建国3周年，宋庆龄决定亲自带领儿童剧团到北京演出。她为此给剧团作了3点指示：第一，这是政治上向党中央汇报。第二，节目要表现新时代少年儿童的生活和思想。第三，艺术上要强，要适合儿童特点，要有儿童的生活情趣；不仅要征服中国的观众，将来还要征服国际上的观众。剧团立即行动起来，精心准备了一台大戏《小雪花》和一台丰富多彩的综合节目。

9月1日，宋庆龄和剧团的孩子们同乘一列火车到北京去。

宋庆龄来到孩子们的车厢，关切地询问他们演出的衣着服饰，高兴地听着他们的欢歌笑语。宋庆龄也笑得很开心，很满足。

途中，服务员给宋庆龄端来一盘鲜美饱满的葡萄。她拿起一颗，刚送到嘴边，忽然问道：“孩子们有吗?”

警卫秘书隋学芳如实回答：“没有。”

宋庆龄马上把手里的那颗葡萄放回盘子里，叮嘱道：“送给孩子吃吧。”

到达北京后的第二天清晨，正在散步的宋庆龄看到两个小女演员穿着短裙，难抵秋风带来的阵阵凉意，当即叫人去买厚厚的长统袜，分发给团里的女孩子。宋庆龄还让她们都扎上黄色的蝴蝶结，并告诉这些小演员：“黄色是国旗上五角星的颜色，再配上红领巾，就成了新中国的颜色。你们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要配上国色。”

9月24日晚，中南海怀仁堂灯火辉煌，洋溢着欢快的节日气氛。7时30分，宋庆龄陪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小礼堂。小演员们演出了《大头娃娃舞》、《少先队组舞》、《我们都有一个志愿》、《兔子和猫》等。演出结束后，帷幕还没拉开，小演员们就迫不及待地从大幕布底下钻出来，对着台下一个劲地招着小手。毛泽东等人高兴地哈哈大笑，扭过头来对宋庆龄说：“这些娃子演得好哇!就让他们在这儿给北京的孩子们演几场吧。”

邓颖超来到后台，对着剧团的领导和孩子们说：“儿童剧团是第一个进怀仁堂演戏的，这是你们的光荣。”郭沫若、沈雁冰等文化部领导也高度评价了儿童剧团的演出，认为他们是“中国儿童戏剧的拓荒者”，是“新中国第一代儿童戏剧工作者”。

国庆节后，儿童剧团真的又在怀仁堂连演了4场，令首都少年儿童大饱眼福。

宋庆龄对儿童剧团在北京演出成功感到格外高兴，特地把孩子们接到自己家中作客。她亲切地招待孩子们喝茶、吃点心，还把毛泽东送她的水果拿出来给大家吃。孩子们临走时，她又给大家分了糖果：“我把糖果放在桌上了，怕你们不好意思拿，所以我中午就已经分好了，都用红纸绿纸包好了，一人一包，里面的糖是一样多的。”

儿童剧团回到上海不久，宋庆龄多方活动，争取到一幢房子作为剧团的新址。这幢房子是解放前英国人办的贵族子弟学校，房间宽敞明亮，设施也比较齐全，这使剧团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大为改善。1956年，根据宋庆龄的指示，上海有关方面又把解放前专演外国片的金门大戏院改建成了儿童剧场。1957年4月10日，儿童剧团正式改名为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

在宋庆龄的直接领导下，儿童艺术剧院先后创作演出了博得儿童热烈喝彩的大小剧目数十种，而且积累了一批保留剧目。话剧《友情》在第一届全国话剧汇演中获得了演出、剧本、导演、舞台制作、舞台技术革新和表演等6项奖，宋庆龄闻讯极为高兴，特地把孩子们请到家中吃饺子，勉励他们多为小朋友们演好戏。话剧《小足球队》获得文化部授予的话剧创作奖和演出奖后，宋庆龄又写信给剧本作者和儿童艺术剧院全体人员，希望他们力戒骄傲，创作和演出更多更好的现代剧目，在培养可靠的革命接班人的庄严工作中，做出更大贡献。

对于中国福利会开创的其他儿童事业，宋庆龄同样给予热情的关注，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她领导创办了《儿童时代》杂志，重视兴办妇幼保健、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这类被列宁称为共产主义幼芽的机构。几乎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她都要为儿童撰文或题词，呼吁社会各界重视儿童教育和儿童福利，教导儿童努力成为祖国需要的有用之材。拳拳之心，殷殷之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在她的心目中，儿童工作永远是“缔造未来”的伟大工程。

当宋庆龄将要走完她那近一个世纪的人生旅程的时候，她回首自己为人民奋斗的70年岁月，曾无限深情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一生是同少年儿童工作联系在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