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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盟”存放的药品物资遭到法国殖民军的刁难，迟迟不能运出，庆龄选中德籍王安娜女士，不仅取回了货物，还开辟了一条新的秘密通道

早晨，一抹红霞横跃天际，使地上的万物也染成了可爱的红颜色。

庆龄率领“保盟”的部分成员为王安娜送行。

莱姆斯医生握着王安娜的手说：“王夫人，我们是从海防败退下来的，按中国人的话讲，是很没有面子的人了，这一次就看你的了。祝你成功!”

廖梦醒摇着王安娜的手说：“孙夫人临战换将，你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我们都翘首盼你的好消息，进展情况最好及时传回来，以免孙夫人挂念。”

“我一定设法随时报告消息。”

王安娜——这位生于德国西部，却把爱情和事业都植根于中国的不平凡女子，这时用闪亮的大眼睛望着庆龄：“孙夫人，还有什么指示吗?”

庆龄握住王安娜的手：“别的我不讲了，我只说一点，我们历尽千辛万苦募捐来的物资，只有把它运回国内，送到抗日将士手里，才能真正发挥作用，我们的工作才算告一段落。你这一去，任何差错都会使我们前功尽弃，只有克服一切困难，把东西取出来、运回来，才会功德圆满。你的担子很重，但我相信你有足够的办法赢得成功!安娜，我们都等着听你的好消息呢!”

“孙夫人放心，就是粉身碎骨，我也要把那批物资运回国内!”王安娜这时被大家说得竟有些“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气概了。

“噢，我可不要你粉身碎骨，到时王炳南跟我要夫人，我怎么把你捏起来呀?既要完成任务，又要保证人员、车辆安全。安娜，我派你去是因为你有足够的聪明和智慧，相信你会用巧妙的办法办妥这件大事的。”庆龄风趣幽默地说。

王安娜笑了起来：“就是嘛，昨天我觉得我能完成任务，可刚才听大家一说，好像不豁出命就办不成似的……还是孙夫人高见!喂，你们就等着听好消息吧!”

王安娜带着20名司机登船出发了。这20名司机都是新加坡华侨，在“保盟”的宣传动员下，特意归国参加抗日战争的。他们此行的任务，是到当时法属印度支那(即今天的越南)的海防市，把“保盟”存在那里的药品物资运回国内。要说这本是最简单的小事，谁的东西谁拿走这还有什么说的?可实际上办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保盟”在抗战初期募集的物资，还可以通过上海、广州、香港等港口运进，转送内地抗战前线。但随着日本侵略者封锁东南沿海，“保盟”募集的物资运输越来越困难。路上既要防止被日本军队截获抢劫，又要防止被国民党腐败的官员们贪污私分。一时间，运回这些东西比募集到这些东西费心还多，费力还大。后来，庆龄通过法国人，在越南的海防市港口，找到了一个途径，把货物首先卸到那里，再通过公路运回国内。但是这样做了几次以后，也遇到了麻烦。一些法国人出于对东方民族的歧视，当货物装进他们的仓库以后，就百般刁难，不让取出。结果，“保盟”收到的东西越来越多，都堆放在仓库里。而前线军民却收不到这些东西。前不久，庆龄曾派两名外国医生到海防市，同法军交涉，结果，这两名外籍医生不愿忍受法国人的无理蛮缠，愤而返回。现在，庆龄经过认真考虑后，改派德国籍的王安娜女士单身独往。庆龄的考虑是，王安娜是女性，同那里的法国军官好打交道；王安娜会说法语，讲起来容易让法国人有认同感。庆龄所以这样做，还是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采取强硬的做法或激化矛盾的办法都不利，而且一个善于交际的女人能够做则是最合适的。

王安娜是最热心“保盟”事业的外国人士之一。“保盟”一成立，她就参加了进来，成为最早的成员之一。她一开始做《同盟简讯》的编辑，后来，当武汉受到日军的包围时，她的丈夫王炳南协助周恩来进行保卫武汉的工作，在紧要关头，王安娜要求到武汉和丈夫在一起。庆龄就把她作为个人和“保盟”的代表派到了武汉，让她随时报告战场情况，以便庆龄根据这些情况，制定工作计划。王安娜到武汉后，经常参加外国记者和外国武官组织的前线访问团，以了解前线的实际情况，随时报告给庆龄。

后来，她又被庆龄派到上海。“保盟”上海分会的工作在耿丽淑等的热心主持下，已有相当成绩。但是由于上海是日本人较早攻占的地区，与外界的联系多有不便。当时，按照分工，“保盟”上海分会负责援助新四军，香港分会负责支援八路军。上海分会急于知道前方究竟需要什么东西，已经募捐到的东西怎样才能安全运到新四军手中。王安娜分头给新四军和上海分会通报情况，使他们建立起联系，为物资的顺利分发打下了基础。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武汉、广州后，开始重点进攻华北的八路军。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了极为激烈、极为艰苦的时期。由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封锁，华北地区的消息很少。庆龄又派王安娜尽快到华北前线，把八路军的抗战情况以及需要哪些援助的情况，尽快了解清楚，向庆龄报告。

王安娜到重庆后，得到了周恩来的帮助。周恩来给王安娜签发了一张通行证，任命她为八路军少校。凭着周恩来的任命书和通行证，王安娜顺利地从重庆出发，经成都、宝鸡，到达了华北八路军的大本营，亲眼目睹了八路军、游击队、自卫队和儿童团等敌后抗日武装团体的斗争生活。接着，她在八路军的护送下，经过夜行军，穿过日军封锁线，来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同志亲切接见了她，帮助她了解到许多“保盟”需要掌握的情况。

王安娜还在前线会见了白求恩大夫。这时在“保盟”的帮助下，国际和平医院已经建立，白求恩大夫担任了国际和平医院的第一任院长。白求恩大夫请她向庆龄汇报国际和平医院的工作情况，他们已经取得的成绩和目前面临的困难，特别希望“保盟”能够帮助解决药品和医疗器械奇缺的难题。

王安娜一路走，一路随时了解情况。她把了解到的情况，及时记述下来，通过各种方法传给庆龄，为“保盟”根据抗战前线的实际需要，组织募捐，援助抗战军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抗战开始的几年里，王安娜赴武汉、奔上海、到重庆，又辗转深入到华北敌后抗战前线，了解到许多非常宝贵的第一手情况，为庆龄根据实际需要制定“保盟”工作计划，把工作做到最需要的方向发挥了重大作用，成为庆龄手里一位善解难题的王牌人物。

现在，庆龄望着王安娜登船远去的背影，在心里祝愿她这一次也像以往一样，能够顺利地从法国兵手里把货物接出来，运回中国，圆满完成任务。

望着中国南海的万顷碧波，王安娜已经在心里酝酿成熟了一个如何同法国军人打交道的计划。

越南海防市靠近赤道，一派热带风光。那些出生在西欧温带的法国军人，长年生活在这里，既有一种殖民者的狂傲，也有一种远离家乡、长年忍受酷暑的烦躁。眼看着“保盟”从世界各地募捐而来的各种货物源源不断地运进，仓库里越堆越满，他们心中嫉妒和不平衡的心理愈发滋长，以至几次来人都受他们的刁难，不让把东西取走。这次听说“保盟”又派人来了，法国驻军阿尤平中校一气灌下了两瓶家乡葡萄酒，醉醺醺地准备再施故伎，把来人气走了事。

王安娜上岸以后，先把20名司机安顿好，自己单身去见这个狂傲的法国中校。

王安娜一身欧洲女士打扮，戴着宽边的巴拿马草帽、紫色遮阳眼镜，着黑色紧身上衣、雪白的长裙，风姿绰约，婀娜多情，在海防这个热带城市里，显出一种超凡脱俗的美丽。

“啊，小姐，你是什么人，为什么到这里?”法国中校醉眼。

“长官，不是约好了今天我来见你吗?难道你忘记了，或者是想食言不认账，不肯见我?”王安娜上来就发动了攻势。

阿尤平抓着脑皮：“约好?今天约好要见的是一个中国人，他要来我这里拿东西，怎么会是你呢?”

“是的，那就是我!我是保卫中国同盟的工作人员，也是一位中国人的妻子。”

“你的法语说得很好，你是法国人吗?”

“抱歉!虽然我今天有求于你，但我并不想和你套这种近乎。我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

“我听出你的口音并不是巴黎的口音，却像我的家乡亚尔萨斯地方的乡音啊!”

“亚尔萨斯!河的东岸正是我的家乡!”王安娜轻轻地哼起了一支家乡的曲子。

“对，是这支曲子!”法军中校不由地随着哼起来。

“你会唱德语歌曲?”这回是王安娜有些奇怪了。

“是的，我的家乡原属德语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改说法语的。”法军中校低下了头，陷入了一种思索状态。

“亲不亲，家乡人。既然我在这里碰上的是我的同乡，那我今天的任务可好完成了——”王安娜兴高采烈。

“噢，这可是两回事。在这里碰上同乡，今天晚上我请客招待你，一定是盛宴，最隆重的!这里的小伙子不少是那个地区的人，离家日久，能碰上个同乡是大喜事，大家玩它个通宵达旦!但是你要从这里取货，那还得另说。”

“你这又是为什么?”王安娜不由地有些怒气。

“中国人被日本军队打得连连败退，半壁河山都丢了，早晚得被灭亡掉，你怎么还去帮助他们?这些东西拿出去也运不到中国军队手里，还不是白白送给日本人，倒不如放在这里。”

“你说错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仗着武器上的优势，在战争初期侵占了中国一些地方，但他们必不能持久，中国军队和人民正在同入侵者作殊死的搏斗，他们必将赢得这场战争，把侵略者赶出去!”

“我看不出有这种可能。你因为嫁了中国人就替他们说好话吧?哈哈!”

“不!我丈夫参加了武汉保卫战，我亲自到前线视察过。我还到过江南，见到了新四军的部队同敌人作战。我基本上是独自从重庆出发，越过千山万水，到了山西八路军的大本营，会见了八路军的领导人。我还穿越了日军封锁线，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目睹了八路军、游击队同敌人作战的情形。中国必能打败日本侵略者，我是有切身体会的。只是他们现在缺医少药，许多伤病员因为得不到及时救治而濒临死亡……”王安娜说到这里，美丽的眼睛里涌出了大颗的泪珠。“中校，你同样是军人，却守着各国人民捐助他们的药品，听任他们因伤痛而呻吟，你太没有同情心了!你不是我们亚尔萨斯地方的人，我们那里不会出生和成长你这种人的!”

“你，你说你真的到过那么多地方吗?真的穿过了日军封锁线，真的亲眼看到了中国军队作战?”中校有些不相信似的提出一连串问题。

“啊，上帝作证!”

“既然这样，我相信你!好了，仓库里的物资你都可以取走，我派人帮你装车，而且装车费由我负担。不过今天晚上的宴会你可得赏光哟!”中校完全变了口气。

“如果你说的话算数，还是我请你的客吧。”王安娜高兴起来。

“你不是亚尔萨斯人了吗?哪有让女士请客的道理!”

“那好，咱们一言为定!”

第二天，装满货物的20辆卡车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只是车队中间还多了一辆大型救护车。这车有公共汽车大小，水电齐备，有一张手术床，7张病床。它是英国工业家约翰·桑尼克劳夫脱特意捐助的。他指名这辆车要通过庆龄捐给国际和平医院。

王安娜率领车队经过越南境内崎岖不平的山路和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驶进了中国广西境内。这是全新的道路，王安娜边走边研究地图，向当地人打听，终于找到一条最理想的运输通道。以至庆龄都喜形于色地向外界宣布：“现在我们拥有了一条安全可靠的运输道路，各国朋友们，你们再不必担心你们捐赠的物资不能及时分送到需要者手中了!”

这些药品和物资运回以后，庆龄安排“保盟”人员很快分配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而这辆大型救护车，庆龄特地安排了由“保盟”成员、新西兰作家杰姆·伯特拉直接护送到延安，随车前往的还有刚从希特勒德国逃亡出来的汉斯·米勒博士等几名志愿医务人员。

●有记者指责“保盟”偏向共产党，庆龄用事实说明这只是为八路军、新四军争取一份平等的待遇，由此引来对真正抗日部队的更多同情

抗战事起，红军为挽救民族危亡，主动接受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开始，蒋介石政府还发给这两支部队一些军饷和武器弹药，但时过不久，蒋介石看“溶共”企图不能实现，就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一切供应。不仅如此，国民党部队还不断制造摩擦，甚至配合日伪军向八路军、新四军进攻，妄图消灭这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八路军、新四军得不到国民党政府供应的情况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毅然挑起了支援八路军、新四军的重担。她把募集来的药品、物资大部分分配给了共产党领导的部队。这并不是什么秘密。庆龄每年都要公布“保盟”募集款项和物资的清单，同时也公布这些款项和物资的分配去向。这些清单清清楚楚地表明，保卫中国同盟完全是为抗日尽义务，它是十分廉洁清白的。在“保盟”里面，没有一分钱被私吞，没有一分钱去向不明。但是，蒋介石政府有些人闭眼不看这些，他们想的是让“保盟”把所有的物资全交给他们，而不让共产党部队得到这些帮助。

在香港的一次集会上，一名国民党报纸的记者向庆龄发起了挑战。这个每说两句话就要故作潇洒地把头发向后甩一甩的记者，操着公鸭般的嗓音说：“尊敬的孙夫人，‘保盟’的账目每年公布，账目清清楚楚，说明没有人贪污挪用任何东西，这很让人佩服。但是，从公布的情况看，你们把大部分东西都分配给了八路军和新四军，这好像不大公平吧?政府的军队也在抗日，而且是在正面战场担负着主要作战任务，你为什么不能对所有抗日部队一视同仁呢?”

本来对这种没有预约的采访，庆龄完全可以不予理睬的，但她感到这是揭露蒋介石、表明“保盟”观点的好时机，就转身向着所有的人，高声说道：“我很愿意回答你的问题。在对待所有抗日部队事情上，目前的确存在着一种不公平的现象。我先问你，对各个部队发饷和供应武器弹药以及医药军需物资的情况，你是否作过系统采访比较呢?就拿最近一年的情况来说，汤恩伯的部队发了多少饷，供应了多少物资?陈诚的部队发了多少，供应了多少?而朱德和叶挺的部队又发了多少，供应了多少?你有没有这方面的数字呢?如果有，请你先公布一下!”

那个记者垂下了头：“夫人，我没有。”

“你没有没关系，我不会为难你。但是你应该学习用事实说话，作为一个记者来说，这是很要紧的。现在我来说说这方面的情况。‘保盟’公布的账目你已经看到了，不用我再重复。而账目中的一些项目，我们还是做一点分析的好。‘保盟’对‘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济会’的援助，主要是对国统区的；对国际和平医院、八路军、新四军、鲁迅艺术学校、抗日军政大学的援助，主要是对共产党领导地区的；而其他对中国工人、战灾孤儿、难民救济等项的援助，则是两种地区都有。这就说明，‘保盟’对所有受援助者是一视同仁的。当然从援助数量上看，是对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和地区多一些，这不必讳言。原因嘛，又有两点，一是‘保盟’所有款项均来自其他捐助人，有些捐助人在捐款时是指明了接受对象的，比如，英国工业家捐赠的大型救护车，就是指明要给国际和平医院的，‘保盟’只是代收代转，不能违背捐助人的意志而挪作他用。第二点么，我们完全根据需要来分配。有人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政府在中国的抗日部队中，划了一条人为的虚线，在虚线这边的，发饷、保障一切供应，还有实力雄厚的官方援助机构的关照；在虚线那边的，对不起，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保盟’的援助如果不区分重点，才是对所有抗日部队不公平的。华北和长江中下游游击区的部队，抗击着侵华日军至少一半以上，他们承受的战争压力最大，作战任务最重，而物质条件却最差。他们只能用老式的步枪、土制的手榴弹，甚至刀剑棍子和拳头，跟具有各种现代技术装备的敌人作战。他们没有后方，由于不甘心作奴隶，许多人离开了自己的工厂和农田，因此特别缺少衣服和粮食。他们已经有3年没有得到任何武器和金钱的援助，国内政治的封锁使他们没有医生、外科器械和药品。甚至就是国外友人送来的他们有时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保盟’给他们多一点的援助，应该说是争取一种平等的待遇，这完全是光明正大的。”

庆龄说：“我们帮助游击区建立了4个国际和平医院，在陕北设立边区孤儿院，在南方帮助新四军建立医务所。我们为华北荒山上的游击队战士呼吁毛毯、手套和其他慰劳品，因为中国所有的战线，没有比那里更需要这些东西。我们为西北边区住在窑洞里的营养不良的儿童索取药品、维他命丸和护理经费，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没有其他地方的儿童像这里的战争孤儿一样靠这样一点稀少的食物活着。”

“孙夫人，我从你刚才的讲话中听出来了，‘保盟’为中国抗日部队所做的是一种雪中送炭的工作。你们的工作将鼓舞和帮助所有不屈的中国人同侵略者战斗到底。你们的工作太有意义了!”一位新到中国的外国朋友挤到庆龄跟前热烈地说。

“哎，这位记者先生!孙夫人对你的回答和刚才这位朋友的评价你记下来了吗?这些内容你敢不敢在你的报纸上如实发表，啊?”一位大胡子的澳洲朋友盯着刚才那位发问的记者大声问道。

那名记者在众人的注视下，只好又站起来。他晃晃手中的笔记本，喃喃地说：“我记，记呢……”

“能不能拿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不是照孙夫人讲话原文记录的?啊?”大胡子说着，有些嘲讽地笑了。

记者有些紧张，赶紧把本子夹了起来：“这，这没什么好看的……”

不少人看着这个记者先狂后窘的样子笑了起来。

“好了，不要难为他!他也是奉命行事，吃这碗饭不容易。”庆龄站起来为这位记者解围了。

记者赶紧向庆龄鞠躬：“多谢，多谢孙夫人关照!”

后来，庆龄的这些讲话在一些报刊上陆续发表出来，读者从这里看到国民党政府对八路军、新四军的不公正待遇，对这些真正抗日的队伍同情更多、支援更大了。

●庆龄通过多种途径的斗争，制止了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导致国内统一战线破裂的危机，正确处理了“保盟”内部宋子文辞职的风波

1941年1月的一天，庆龄还沉浸在为新四军募集二万条毛毯运动以及募集蚊帐、奎宁(抗疟疾药)胜利的喜悦中，精心筹划如何为这支部队募集更多的东西，给予更大的支援。因为庆龄同这支部队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新四军的军长叶挺，在许多重要的历史关头，由于出色表现，受到庆龄器重，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军阀陈炯明叛变并炮轰总统府时叶挺任广州孙中山总统府卫队军官，他勇敢地保护了孙中山和庆龄安全脱险；在按照孙中山遗志进行的北伐战争中，叶挺英勇善战，一路斩关夺隘，成为常胜军的“铁军”名将；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在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中，叶挺和庆龄都是当时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成员；当庆龄在柏林流亡时，叶挺也是流亡的同志之一;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后，又曾秘密到香港拜会庆龄，请求“保盟”对新四军实行医疗援助。

但是庆龄的好心情很快被破坏了，因为她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那里听到了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袭击新四军的消息。当这个消息来到的时候，她又一次陷入极大的义愤之中……

抗日战争进入最关键的1941年，国民党中对日妥协投降、对内反共分裂的右派势力又一次抬头。蒋介石看到由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组成的新四军在抗战中一步步壮大，生怕日后威胁他的反动统治，就下令新四军离开已经建立起来的抗日根据地，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企图借日寇之手消灭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但是当新四军奉命北进的时候，蒋介石却迫不及待地亲自下手了。他命令顾祝同等部纠集7万多兵力，向新四军不到1万人的部队发动突然袭击，使这支英雄的部队仅有千余人突围，而大部壮烈牺牲，叶挺军长被俘。

庆龄悲愤难忍，她拍案而起，联络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共同起草了一封致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的公开信，信中说：

抗战进入第五年度，敌人失败之局已定，我国人自当坚信而共作决心以赴之……然而最近则有讨伐共军之声，甚嚣尘上，中外视听为之一变。国人既惶惶深忧兄弟阋墙之重见今日，友邦亦窃窃私议中国之势难保持。倘不幸而构成剿共之事实，见仅过去所历之惨痛又将重演，实足使抗建已成之基础堕于一旦；今势所趋又非昔比，则我国家民族以及我党之前途将更有不堪设想者……

庆龄在信中痛陈团结或分裂对国家民族及各党派的利害，愤怒谴责蒋介石集团背信弃义、袭击新四军的罪行，呼吁“撤销剿共部署，解决联共方案，发展各抗日势力，保障各种抗日党派”。

蒋介石闻听庆龄等写的这封公开信，慌了手脚。他急令国民党政府驻香港办事处采取紧急措施，扣留公开信。他们在与庆龄交涉时，使出流氓手法，威胁说公开信如果发表，就杀害叶挺军长。为了营救叶挺，最后庆龄同意不发表公开信，但条件是必须马上无条件释放叶挺。驻港办事处请示蒋介石后，答应了庆龄的要求。

庆龄同意不发表公开信，本是为着国共合作不致破裂，不让日寇有可乘之机，但她深知蒋介石为人一贯背信弃义、出尔反尔。当年张学良亲自护送他回南京，他信誓旦旦保证张学良的安全，决不报复，可一到南京就扣压了张学良，交法庭审判。庆龄便在18日又与何香凝、陈友仁通电蒋介石，警告他：“弹压共产党则中国有发生内战之危险，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行动。”

重庆《新华日报》报道“皖南事变”的消息被国民党新闻检查官抽掉了，周恩来决定不补报纸留下的“天窗”，而亲笔题写了“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愤怒诗篇，巧妙透露了“皖南事变”的信息。

庆龄考虑自己的公开信被扣压后，蒋介石就会继续掩盖事变的真相，诬指新四军“叛变”，因此这次采取通电方式，并且很快把通电内容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出来，让蒋介石措手不及。这配合了周恩来在重庆的斗争，使蒋介石再也无法一手遮天，而给了患难中的共产党以无比宝贵的支持。

这时，当年那位经庆龄指引，到延安采访而一举成名的美国记者斯诺，决心再把“皖南事变”的真相报道出来。但他在重庆无法发出稿子，便向庆龄请求帮助。庆龄又一次巧妙地帮助了他，使他报“道皖南事”变真相的稿子，一篇篇发往国外。

庆龄又布置“保盟”的中央机关刊物《新闻通讯》，发表长篇文章，详细报道新四军遭受袭击的经过，驳斥国民党关于新四军“抗命”的诬蔑，赞扬共产党为挽救统一战线所采取的克制态度。

周恩来在《新华日报》的题诗，庆龄的通电，斯诺的报道，“保盟”刊物上的文章，汇成一股正义之声，震动了世界。这时与中国同处于反法西斯一条战线上的英美等国，了解事件真相后，对蒋介石的做法十分不满。他们都深恐国共合作破裂，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可乘之机，推迟世界反法西斯胜利的进程。他们纷纷对蒋介石施加压力，要求他改弦易辙，维护同共产党的合作。共产党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大业为重，采取了完全克制的态度，没有对国民党进行武力报复，从而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存在。

庆龄在“皖南事变”后对蒋介石进行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取得了胜利，赢得了国内国际一片拥护和赞扬，但却惹恼了一个人。谁?就是她的亲弟弟宋子文!抗战初期，子文应庆龄之邀，出任“保盟”会长，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这时他不在国内，远在美国，本来不了解事情真相，不表态也是可以的，但他政治上投靠蒋介石，又受了反动派的蛊惑宣传，生怕“保盟”的这些正义行动引起蒋介石对他的不满，这时就从美国发给“保盟”名誉秘书克拉克夫人一封电报，攻击“保盟”伸张正义的行动是成了“国内政党的工具”，要求辞去“保盟”会长的职务。

庆龄对子文担任会长期间所做的有益工作是满意的，对这个大弟弟是怀着深厚感情的，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她却决不迁就，决不肯以姐弟亲情影响自己的坚定立场。庆龄和“保盟”中央成员经讨论后，决定接受宋子文的辞职。庆龄亲自动笔，针对子文对“保盟”的指责，写出了批驳文章。庆龄把子文的来电和自己的文章同时刊登在“保盟”的刊物上，让外界来评判是非。

经过一番曲折复杂的斗争，统一战线保住了。遭受严重损失的新四军也没有垮下来。他们重整旗鼓，坚持战斗。中共中央坚决抵制了国民党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倒行逆施，中央军委任命陈毅为代军长(蒋介石果然没有履行对庆龄的诺言，叶挺军长仍在关押中，直至4年后经中共力争才获释)，刘少奇为政委。这支英雄的队伍在长江南北，又高举红旗，向日本侵略者冲杀了!

一天，有人拜访庆龄，细看之下，原来是为争取“保盟”援助来过多次的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庆龄特别高兴，沈其震受陈代军长、刘政委的委托，特来向庆龄汇报新四军重整情况，以免孙夫人惦念。庆龄听后，脸上出现了一个久久的微笑，她又操劳起“保盟”对新四军的各项援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