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宋氏三姊妹全传
1.1.25 第二十四章 转战香
第二十四章 转战香

我们去捡那些

夏季失落的情绪

化做一场场秋风秋雨

呼唤这片收获后酣睡的末秋

——题记

●庆龄发起组织妇女抗敌后援团体,霭龄主动参加;美龄在南京成立妇慰会,庆龄又主动把自己的团体归属于美龄之下——抗日救国,使三姐妹又走到了一起

自从“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莫里哀路庆龄的寓所就成了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又一条战线上的一个指挥部。

卢沟桥事变发生的第二天,共产党就向全国发出抗战宣言,红军随即集结开赴抗日前线。

1937年8月13日,日军再次重兵进攻华东门户上海。蒋介石调集70多万军队进行抵抗。

庆龄看到随着国共合作而出现的抗日新局面,非常高兴。她一直盼望的全民抗战局面已经开始出现,她早已着手进行的抗日实际工作,也将收到成效。

一天,大姐霭龄笑盈盈来到庆龄家里。庆龄一见,亲昵地把大姐扶到沙发上坐好说:“姐,你可有日子没来了,今天怎么有空来看我,我真高兴啊!”

霭龄说:“我本来决心不过问政事,一心经营实业,用赚来的钱给国家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办些实事。可现在,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生意也没法做了。国家到了让人打上门的程度,赚钱还有什么用?我听说你正在发起组织‘妇女抗敌后援会’,这抗日的大事,我也要积极参加。父亲生前一直教育我们要爱国,还有什么比抵抗侵略更能显示爱国的行动呢?需要做什么,我想听听妹妹的想法。”

庆龄激动地说:“姐,你今天这席话,使我仿佛又看到了民国初年站在大总统身边那个叱咤风云的大秘书,看到了在中山先生流亡国外时帮他联络党员、重振雄风的好助手。”

霭龄一挥手:“你这小囡,还拿大姐开涮。”

庆龄说:“真的嘛!姐。”

霭龄说:“好了,我想参加你的抗敌后援会,你收不收大姐吧?”

庆龄赶紧说:“姐,你要参加,最好不过了。姐的精明强干,加上孔先生的财神爷地位,我们声势就更大了。现在已有了廖夫人何香凝,张学良夫人于风至,孙科夫人陈淑英,蔡元培夫人周养浩等。姐要参加,我们都推举你挂帅如何?你也算是民国的开国元勋呢。”

霭龄一绷脸:“别瞎扯!我可不是来争什么领袖,我是真心想为抗日做点事。有德高望重的孙夫人在,别人谁也不能越位。”

庆龄“扑哧”一声笑出了声:“姐,还说别人涮你呢,你这不是拿妹妹开涮吗?”

霭龄说:“当然也不是我谦虚。你知道我一向不爱出头露面,我在公众场合总是不习惯那么多眼睛,一看那些眼睛盯着,我就冒虚汗。你却和我正相反,平时显得羞怯腼腆,一到了大场合,精神气就来了。我悄悄听过你的几次演讲,你在那种时候总是显得神采飞扬,口齿伶俐,如有神助。看得我好羡慕、好嫉妒。你天生是当领袖的材料。爹妈生我们真是太不公平了。”

庆龄说:“好吧,今天幸亏没有旁人,如果有,人家一定会以为我们神经不正常,自家姐妹在这里互相吹捧。这个上海妇女抗敌后援会,有姐在,妹妹决不能领衔。开会时我们推廖夫人何老太太挂帅怎么样?她是我们的前辈,是真正的德高望重之人,多年来任妇女部长,在妇女界可是一呼百应的人物。”

“为了保卫中国,保卫上海,当然也是为了保卫咱们的家乡,保住这块生财的宝地,我愿意多出钱多出力。至于组织人事上的事,我不想多发表意见。一切听妹妹的。”

妇女抗敌后援会在拉斐德路何香凝住宅召开了成立大会,何香凝被公推为主席,庆龄和霭龄担任了常务理事,一些国民党军政官员的太太们也出任了理事。在庆龄与何香凝领导下,妇女抗敌后援会立即展开工作,进行抗日宣传,训练妇女担任战地护士,号召大家捐钱捐物支援抗日,活动开展得轰轰烈烈。

一天,庆龄正在起草一篇论述抗日战争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文章,她想以此改变某些人只看到日本鬼子的武器装备好,心中不愿亡国又怕战争打不赢的思想。正写到关键处,大姐打来电话,约她过去一起吃晚饭。庆龄想赶出这篇文章,回说今天不去了。但大姐说,几个孩子今天都回来了,他们想见“上海娘娘”,还是大家凑一起吃饭,边说边聊的好;要不,晚上他们就过来玩。庆龄本来就很喜欢大姐的几个孩子,听大姐这么说,就答应马上赶去。

在霭龄家里,两姐妹和霭龄的4个孩子令仪、令侃、令俊、令杰一起,热热闹闹地共进晚餐。也不知道是谁教的,这几个孩子经常管庆龄叫“上海娘娘”,叫美龄为“南京娘娘”。孔二小姐令俊刚在南京美龄处住了一段,这天席上她说话最多,大都是关于“南京娘娘”的一些私事公事,大家不时笑着,气氛特别轻松融洽。

晚饭后庆龄本想立即赶回,大姐却把她留住了。在避开孩子们的小客厅里,霭龄先开了口:“你说说这个小妹,咱们成立了妇女抗敌后援会,她又在南京成立个什么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你还知道有大姐在,自己不领衔。她倒好,自任主席不说,还声称她那个慰劳会是全国最高组织,别人建立的组织都得算她的分会,让跟她联系,受她领导。你说这算什么事?”

庆龄笑了:“大姐一向不争这种事的,怎么今天倒跟小妹计较上了?”

霭龄说:“就是的,我管这事干什么?可不知怎么,想着想着就跟你扯这儿了。”

庆龄说:“大敌当前,救国人人有责,小妹又成立个组织不算错。至于说让各地跟她联系,她那里算总会,我觉得也可以。因为抗日么,是全国当前第一位的大事。她身为委员长的夫人,世人瞩目,她这样做,无形中就是向全国全世界表明中国政府的抗日决心。”

霭龄说:“小妹精力过人,心高气盛,凡事总爱占先。理解的说她胸怀大志,不理解的就以为她贪恋权势。难得你这么看得开,不与她计较,这就好。过去的10年,我们姐妹生分了不少,这一抗日,我们姐妹心倒贴紧了,这才是父亲生前一直希望的……”霭龄说到这里,眼圈儿竟有些红了。

庆龄赶紧说:“过去的10年,我们姐妹政治观点上有分歧,但并没有真正影响我们的姐妹情谊。现在在抗日的道路上,我们观点一致了,自然更会加强我们的合作和情谊。过去有句话说:万山之中,小者为尊。今天我们三姐妹也来个大让小吧。我看我们干脆把我们的组织改个名字,作为美龄的分会也好。不知大姐意下如何?”

霭龄说:“说实在的,我都好说。刚才我说的也主要怕你想不通。既然你能同意,我自然没说的。我看改个名字也好。昨天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发出一道‘圣旨’,说抗敌后援会的名称只能由他们组织的团体使用,别人再用就是侵权。各种团体必须向他们申请,经审查备案才算合法。我的主张是宁肯把团体投在小妹麾下,也不投他们。”

庆龄说:“我们意见一致了就好,这事当然还得征求其他理事的意见。特别是何主席的意见。不过我想把道理讲明白了就好办,我们的目的不就是为了支援抗日吗?”

经与何香凝及其他理事商议,庆龄把自己的团体改名为“中国妇女慰劳自卫抗敌将士总会上海分会”,从属于美龄领导的妇慰会。美龄听后激动万分,除给二组打过电话外,又亲笔写了一信,派专人把信送到上海,对二姐胸怀坦荡、磊落无私表示钦敬,对二姐能支持自己表示感谢。

上海抗战爆发后,庆龄以比上次更高的热情,发动妇女捐款捐物,训练妇女担任照料伤员的战地护士,组织抗日宣传。庆龄比以往更忙了。她亲自撰写了大量文章,分析抗日形势,鼓舞人民树立抗日必胜的信心;到处进行演讲,号召人们为抗日出力出钱;向外国朋友介绍实际情况,争取国际力量对日本侵略者的谴责。

一次庆龄到南洋女子中学演讲,几天后仅女中校长所居住地区的居民就赶做出了1000多件丝棉背心,经庆龄转送给了前线将士。在妇慰分会的动员下,上海妇女还赶做了20万双手套送往前线。当国民党政府准备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时,10年来庆龄第一次对政府的决定没有给予批评,而是从支持政府抗战的角度给予合作。她亲自布置了上海妇女“献金”日,号召大家踊跃购买公债。9月5日一天,仅妇慰分会的常务理事们就购买了23000多元。

霭龄在妇慰分会中也积极工作。庆龄筹备了一次中外妇女联席会议,以便向各国在上海的妇女代表报告中国抗日情况,通过她们向世界揭露日本侵华真相,以使各国同声谴责和孤立日本帝国主义。会议召开那天,庆龄偏偏病了,不能亲自出席。霭龄当仁不让地登台主持了会议,并且亲自用英语向各国妇女代表进行演讲。她报告了上海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展情况,要求各国妇女主持公道,敦促她们本国的政府联合起来,共同制裁日本。霭龄流利的英语和表达的与庆龄一致的思想,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好评。

●上海失陷,国民党政府西撤,他们想让庆龄跟他们一起走,庆龄却毅然接受毛主席、周副主席的建议,决定转移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著名的莫里哀路29号寓所,现在变得双倍地“安全”了——除了原来的国民党特务日夜在四周监视外,现在又多了一批日本特务。他们不分昼夜地盯着窗里的灯火明灭,窥视着每一个在这里进出的人。

这是1937年11月11日大上海沦陷于日军之手后那个严寒过早降临的冬季。

中国军民艰苦卓绝的上海保卫战进行了将近3个月,使日本帝国主义速战速决、迅速灭亡中国的计划成为泡影。但是这场战役也暴露出国民党在抗战中的许多弱点。如蒋介石虽然派出了重兵,但他自以为是,越级随意指挥军队的毛病并没有改正,往往使官兵不知所措,自乱阵脚;虽然允许人民救亡组织存在,但对人民并不真正信任,对各救国团体的活动又给予太多的限制;加上战争初期中日两国军事实力确实存在差距,日本鬼子在付出了五六万人伤亡的代价后,还是攻占了这座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

上海失陷,使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也暴露在日军炮口之下。蒋介石先是把政府机关迁到武汉,后来又迁到了战时陪都重庆。南京军民对日军进行了殊死抵抗,灭绝人性的日本鬼子在南京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一次就屠杀中国放下武器的军人和平民30万人,使天地变色,人神共愤,彻底暴露了日本政府宣传的“东亚共荣”的虚伪和欺骗,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完全是要武力征服和亡国灭种的野心,同时也更加激起了中国军民的抗战决心。

国民党政府西撤。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的庆龄何去何从?这时要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上海坚持抗战显然已不可能,而且也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中共中央非常关心庆龄的安全,拍来电报要求她离开上海,最好是到香港开展抗日工作。国民党政府非常希望利用庆龄的声望,动员她随国民党政府西撤。不是共产党员的庆龄却明确表示要尊敬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见,转移到香港开展新的抗日工作。

中共中央建议庆龄转移香港和庆龄决定尊重党中央的意见离沪去港,是有着明确的战略考虑的。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还没有宣布同英国交战,香港名义上还是中立地区;香港毗邻广州,便于直接同国内来往而支持抗日;香港还在英国人手里,蒋介石对那里不能直接控制,可以少受国民党特务的干涉和监视;在香港可以更方便地同支持中国抗战的外国友人和华侨联系,庆龄在广大华侨中有着崇高的威望,她可以方便地把他们捐助的抗日物资收集起来,运送给中国抗日军民。所以当她的联络员李云把中共中央建议她到香港开展工作的电报交给她的时候,庆龄立即表示,按毛主席、周副主席的意见办,并开始着手进行准备。

离开上海前,庆龄发表了致国际友人的声明。她用铁一般的事实控诉了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和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呼吁世界各国都来拥护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她建议各国政府采取抵制、封锁、制裁的办法去惩罚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中国的抗日和维护世界和平。她高瞻远瞩地指出,及早对侵略者进行惩罚,也是为了世界各国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制止侵略,使其他国家免遭法西斯的入侵。

在西方一些主要大国还沉湎于拿中国作牺牲品,去满足日本法西斯的胃口,而保存他们自己时,庆龄的识见已洞穿了时局发展的趋势。可惜他们听不进去,以至后来的情形被不幸而言中:日本帝国主义偷袭珍珠港,给美国造成极大损失;进攻香港、新加坡、缅甸等地,向英国的势力范围伸手,使他们损兵折将,一度处于十分被动的境地……

●就在监视莫里哀路29号的特务报告一切正常后,庆龄从后门出来,乘上艾黎带来的出租车,直奔码头,从海上转赴香港

1937年12月23日,一个寒冷而灰暗的冬天的早晨。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缩起了脖子,紧盯着莫里哀路29号寓所,但是他们没有发现今天与往日有任何不同之处。

上午有两位外国妇女被邀请进了庆龄的家,窗帘半遮着,可以看到庆龄与这两位外国女士正在谈笑风生,她们边谈边饮咖啡,壁炉里炉火熊熊,驱赶着严寒,一明一暗的炉火映照着她们的笑脸。今天一切正常——国民党密探发出了报告。

没有发现异常情况——日本特务向特高课报告。

然而,一条事先商定好的秘密指令却在此时发出。新西兰友人路易·艾黎接到了庆龄的电话,立即雇了一辆出租车悄悄地驶近这所房子,平稳地停在了后门的墙下。车子刚刚停住,庆龄和女佣李姐就出现了,没有任何交谈和别的语言,车门无声地打开了,孙夫人和李姐迅速从两侧车门进入车内。“沙——”,汽车箭一般地向码头疾驰而去。

两位外国女士依然在室内大声谈笑,似乎主人仍在盛情地招待她们。

其实,这两位女士今后很长时间里将成为这里的主人——她们是庆龄请来在她外出时负责照看这所房子的,同时她们今天也负有一个特别的任务,即掩护庆龄平安离开。

国民党密探和日本特务都没有想到这一招,他们还站在寒风里,为这两位不知名的外国妇女放哨巡逻。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大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名义上是独立的,还是由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管辖。其他外国侨民也正在撤退,几艘渡船正把岸上的乘客一批批送往江心的大轮船。码头上熙熙攘攘,一派逃亡时的混乱景象。日本宪兵和特务夹杂其中,查访他们认为重要的人物。寒冷、恐怖、混乱和灰暗构成了这里的主调。

出租车驰向外滩码头,车上人下来。用头巾掩住半个脸的庆龄,就挽住艾黎的胳膊,两人用英语大声地说笑着,旁若无人地向挂着外国旗的渡船走去,活像一对外国夫妇。他们身后,紧跟着提一个小包袱的李姐。那些特务和密探瞪起凶狠的眼睛,但却没有看出任何破绽。就在一个恶棍注意到庆龄的半个脸庞有些像中国人,刚伸手准备拦截盘问时,庆龄和艾黎早已起身一跳,上了渡船的甲板。

庆龄的联络员李云小姐也在这艘船上。

船开出很长一段时间,确信没有人跟踪后,庆龄才与李云接头。

李云在船上向庆龄汇报了党关于庆龄到香港后的安排,庆龄表示完全听从党组织的意见。

他们到达香港时,正值圣诞之夜,到处灯火通明,一派欢乐景象。她们一来到住处,一位白发长鼻子的圣诞老人就向庆龄献上一份可爱的礼物。庆龄摆脱了国民党特务长期对她的骚扰,可以全身心地投入支援抗战、保卫中国的斗争了。庆龄的心情像明净的天空一样,愉快起来。

●庆龄与香凝坐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起草她们的联合声明。这个声明又一次为她们赢得尊敬

1938年3月,在香港的庆龄接到了一个通知,要她到武昌出席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同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何香凝也接到了通知。去还是不去,两人商议后,决定不亲往参加,但要密切注视会议的动向。

国民党这次会议在临时首都武昌召开。会上通过了一个宣言和一个重要文件——《抗战建国纲领》。庆龄仔细审读了这些文件,她感到国民党在抗战问题上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这是值得高兴的;但在很多问题上又极不彻底。为了促进国民党继续向进步的方向转变,阻止其向反动的方向倒退,庆龄与何香凝对这两个文件进行认真研究后,决定联名发表一个声明。

在香港一所普通的房子里,两位现代中国的伟大女性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开始起草她们的重要声明。

“国民党既然自己提出了一个包含进步因素的纲领,那么就等于给了人民一个合法斗争的武器。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武器,推动它前进……”庆龄说。

“是的,这个纲领还可以按进步的立场去解释,用这个纲领去对国民党进行监督……”何香凝也表示了差不多相同的意见。

“好!这个声明的题目我已经有了……”庆龄笑着说。

“哈哈,肯定要有‘拥护抗战建国纲领’这一句!”何香凝说。“不错。我想的正是《拥护‘抗战建国纲领’,实行抗战到底》这个题目,你看怎么样?”

“好!我们的文章就做在这个‘拥护’上。”何香凝击掌叫好。

“我们要首先肯定临时代表大会制定的这个纲领。嗯,写上——它‘确为保障彻底胜利之先声,亦即为本党今后矢志完成总理遗志的宣誓。’……”庆龄说。

“接着写——它‘能否最后完成任务与达到最终之目的,不在空言,而在力行;不在号召,而重实现。希望全党同志与全国同胞,一致努力为建国纲领奋斗到底!”何香凝说。

“好!我看我们还要提出我们的建议。”庆龄说。

“太对了!提出我们的建议,以补充这个纲领的不足之处。”何香凝极表赞成。

“那就写吧。”——

一,重振党纪,严厉制裁一切偷生怕死、贪污舞弊、欺民枉法之负责党员……;

二,尊重民意,实现民权,彻底取消一切有形或无形压制民意、妨碍民权之法令;

三,停止任何方式之党派斗争,务使全国人民一致精诚团结;

四,时刻不忘民族国家之耻辱,胜固不骄,败亦不馁,贯彻抗战建国之目的,切勿中途易辙。凡稍得胜利,即妄冀和平实为耻辱之主张,尤应坚决反对,勿使我民族国家,重蹈万劫不复之地;

五,严防敌寇阴谋,勿中其一切挑拨利诱之伎俩,务使其不战亦能灭亡中国之毒计无从实现;

六,严厉执行褫夺从事傀儡汉奸者之公民权,没收其全部财产,如身为党政负责人员,尤应加以严峻之刑律……

七,勿忘全国同胞在被占区及作战区域之种种惨痛,党政当局贵能牺牲少数人之安荣利禄,而以解除全国人民生活苦痛为前提,救济难民,抚慰流亡,优恤阵亡将士家属及死难同胞,取消与禁止一切苛捐杂税及高利贷,斟酌情形豁免赋税,或减低租税等等,当努力实行,务使全国同胞乐于追随吾党,抗战到底。……

庆龄一口气竟说出了七条建议。

何香凝听完,故意喊起来:“好啊,你这不是什么宋何的七条建议,分明是中共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翻版!”

“翻版怎么样?就是照着抄过来也无不可,关键是看说得对不对。中共的主张有利于国家民族,我们当然可以汲取其精华部分,广为宣传!”庆龄雍容地笑着。

“这回老蒋看了我们的声明,定要心里叫苦,口里骂娘。”何香凝说。

“我们拥护他的纲领,他要敢骂娘,就等于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明他的纲领是虚伪的。我看他没有这个胆量!”庆龄胸有成竹。

“他当然不敢在公开场合骂,要骂也只能关在自己斗室里骂。”何香凝笑着说。

“如果他关在自己屋子里骂,那是自骂自听,等于骂他自己。但在全中国全世界面前,我们这个声明定会产生强烈反响!”庆龄说。

“就这样定稿了。发出去!”何香凝拍板了。

4月14日,宋庆龄、何香凝的联合声明公开发表了,它向全世界表明了两位真正执行孙中山遗志的正直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坚持抗战的心声,她们在国民党中央里面虽然没有实权却有着崇高的威望。这个声明果然引起强烈反响,又一次为她们赢得了尊敬。

●在日本飞机疯狂轰炸广州的日子里,庆龄一访广州,迎接中共代表邓颖超;二访广州,参加夜间火炬示威游行

一个浓雾弥漫的早上,庆龄来到香港岛的一个码头,准备取道海上,前往广州。快要开船时,一位朋友匆匆赶来,一把抓住庆龄的手,焦急地说:“孙夫人,现在广州每天遭到几十架日本飞机的轰炸,实在是太危险了!广州是一座没有空防的城市,日机在那里简直是为所欲为。为夫人的安全计,还是不要去了吧!”

“不!正因为那里现在是抗战前线,我才要亲自去。你不必为我担心。”庆龄感谢朋友的关心,却不能接受她的建议。

“夫人,如果那里真有非处理不可的事情,能否改在离城市重要设施远一点的地方,或者就在香港处理最好。日军的炸弹可是不管你身份如何,落在身边就会粉身碎骨的呀!”朋友对庆龄前往广州的危险看得十分清楚。

“广州同我感情上的联系太紧密了,当她遭受战火劫难的时候,我不能漠视不管,我要同那里的人民一起,共同保卫这座美丽的城市。至于危险,你不必太担心。十几年前,叛军陈炯明部炮轰广州总统府,我就经历了极大危险,但是我平安地度过了难关。这次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也不能奈何我的,而我们的军民却要给侵略者以严惩!”说到广州,庆龄柔情似水;说到侵略者,庆龄的眼睛里却几乎喷出火来。

庆龄挥挥手,毅然上了轮船,没有什么危险能把她吓倒。

日军攻占徐州以后,紧接着兵分两路,一路直扑国民党临时首都武汉,一路从海上进逼广州,企图把他们所占领的地区连接起来。

广州是革命的策源地,早年孙中山在这里建立大元帅府,庆龄在这里经历了许多不平凡的日子。现在她住在香港,与广州咫尺之遥。这座美丽的南方城市正在遭受战争的威胁和破坏,使她不能不加倍地关注它。

日军进攻广州,为的是切断中国从海上的对外联系。这些疯狂的军国主义分子,每天出动大批飞机,对广州狂轰滥炸,城市设施和平民的生命财产遭受到极大损失。但是英勇的广州人民没有屈服,他们同仇敌忾,竭尽全力保卫自己的家园。

为了鼓舞人民的抗战意志和加强统一战线工作,庆龄不顾广州上空每天盘旋不绝的日军轰炸机,冒着生命危险,数访广州。

这一次,庆龄得到消息,中共重要领导人邓颖超将亲往广州,帮助组织妇女参加抗日运动。庆龄与邓颖超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们在工作、事业上互相支持帮助,并有很好的私人感情。但是1927年以来,她们已有10多年没有见面了。邓颖超这次前来广州,使庆龄有了与她当面晤谈局势与重叙友情的绝好机会。庆龄十分高兴,她决定自己做得更主动一些,为邓颖超的工作提供方便。

庆龄在广州战事最紧的日子亲临这里,广州市长吴铁城为她举行了官方的盛大欢迎会,人民群众则在街道两侧自发欢迎他们心目中的民族英雄和抗战领袖。

庆龄加紧工作,为迎接邓颖超的到来做好各种准备,同时全面了解广州的抗战局势,向有关当局提出保卫这座城市的作战意见。

邓颖超受中共中央特派,来广州会见宋庆龄、何香凝等知名人士,鼓舞广州人民的抗敌斗志,以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加强抗日统一战线。

邓颖超得知庆龄已先一步来到广州欢迎自己,十分感动。她们像久别重逢的姐妹,亲切拥抱,互致问候。接着,邓颖超向庆龄介绍了共产党关于时局的分析和斗争策略。庆龄坚定地表示,要为巩固和发展国共合作,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多做工作。然后庆龄陪同邓颖超,一起在广州视察,会见有关人士,为邓颖超在这里的工作提供了极大方便。

邓颖超这次在广州活动时间很短,但庆龄的风度和热情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

送走邓颖超,庆龄开始对广州进一步视察。对广州这个几十万人口的城市,日军已经投下了10万枚炸弹;到处的残垣断壁,记载着日寇的累累罪行。

庆龄来到中山大学附属医院,这里刚好有一个从炸死的妇女腹中取出的婴儿。母亲死了,婴儿还完好无损,嗷嗷待哺。庆龄非常怜惜,抱起来在他那可爱的小脸蛋上印上一记亲吻,嘱咐医生护士要加倍关心这个小生命。庆龄亲抱这个小婴儿的照片和小婴儿的遭遇见诸报端,对揭露日军暴行和呼唤国外支援中国抗战,起到了非常有力的作用。

庆龄又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向先烈们敬献花圈;参观了黄埔港等军事设施,勉励抗战官兵和人民群众发扬广州人民反英爱国的光荣传统,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

9月,日本侵略者对广州的进犯加紧。为了声讨日寇罪行,争取国际援助,广州人民决定举行10万人参加的夜间火炬游行。庆龄在香港听到这个消息,遂决定亲往参加。许多朋友再一次劝她:“广州没有足够的高射火器,弱小的中国空军没有足够的飞机可以升空同日机作战,而且广州的防空预警系统非常落后,只有日本飞机飞过海岸线以后才能发现,而那时距广州的飞行时间不过几分钟了,人群根本无法疏散。10万人的火炬就是敌机轰炸的最好目标指示器,这样的活动太危险了,精神虽然可嘉,冒此风险却大可不必。”庆龄坚定地说:“抗战必有牺牲。过去没有举行火炬游行,每天照样有官兵和平民死于日机轰炸之中,而今天的游行,实是一种力量和决心的显示,纵有牺牲,对国际社会必有震动,对全国抗战必有鼓励!”

庆龄又一次来到广州。游行的当晚,她手持一支火炬,站在成千上万群众的前排,率领大家浩浩荡荡地穿街过巷,呼喊抗日口号,而对随时可能出现的危险,毫无惧色。这个游行示威活动,通过外国记者的笔,传向全世界,为争取世界各国人民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

庆龄在集会上专门对妇女同胞讲话,号召她们辛勤工作,缝制棉被和军服,并且眼光要放得长远,不限于仅仅支援在广州作战的部队,还要把这些军需品送给远在北方作战的军人。她要求每个妇女都要制作一条棉被或者一件军服,而且自己当场捐出了够做几十件军服的款子。

庆龄为保卫广州呕心沥血,国民党政府的某些人却以为广州靠近香港,日军不敢攻占,因而不做认真的抗击准备,结果日军一来,他们只好率先逃窜,使广州轻易落入敌手。广州居民大多疏散外地,表示他们不向敌人屈服,不同侵略者合作。庆龄在广州沦陷前悲愤地离开这里,回到香港,全身心地投入新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