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大义释
世界上最宽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则是她那博大无私的胸怀。
——题记
●两位声名卓著的共产党人在离别上海二三年后又先后回到上海。尽管他们担负的具体任务不同，但他们到上海后第一个拜会的，却都是非共产党员的庆龄同志……
1936年4月的一天，一位30年代初期组织和领导“左联”同国民党的文化“围剿”进行英勇斗争的著名作家和共产党人，在离别上海两年多，参加了举世闻名的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之后，突然又回到上海，摁响了莫里哀路29号的门铃。
“孙夫人，近来可好?毛泽东、周恩来同志让我转达他们对您的问候!”艰苦卓绝的长征和根据地的清苦生活，使来人明显的比过去消瘦了不少，但革命知识分子的英气仍从他明亮的眸子里透露出来，而且身上又增加了一种经过战火洗礼的豪气和成熟。
“啊!是冯雪峰同志。你又回来了，这下可好了，你一定带来了许多那边的消息。上海今后的斗争形势一定会更加好起来的。”庆龄紧紧地握着冯雪峰的手，双颊潮红，激动的神情溢于言表。
这是庆龄派董健吾到陕北，向党中央传递了国民党愿意同共产党接触谈判的消息后，冯雪峰才回到上海的。
他受中共中央委派，负责恢复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恢复上海地下党同中央的联系。
冯雪峰在同上海地下党联系之前，先来到了庆龄家里。因为中央考虑到，上海地下党同中央失去联系已近两年，这两年上海党组织和党员情况如何，必须先从侧面了解一些情况。中央交待他，第一个要找的人，应该是庆龄同志。
虽然这时庆龄并不是中共党员，但她的心始终同党贴在一起。党中央对她是高度信任的。
庆龄感谢党中央对她的信任，热烈欢迎冯雪峰的到来。她把所知道的上海地下党这两年来的情况，毫无保留地向冯雪峰做了介绍。当讲到国民党反动派对上海党组织的疯狂破坏和残酷镇压时，她愤怒、痛恨；讲到许多同志遭到敌人的无情折磨甚至壮烈牺牲时，她沉痛、惋惜，流下了眼泪；讲到一些人经不住考验叛变革命、出卖同志时，她又是那样的鄙夷和不屑；当讲到多数同志仍然保持着坚定的信仰，在极其不利的形势下依然坚持斗争，做了大量工作时，她由衷地露出了对这些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敬佩，对他们的工作成绩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当讲到上海党组织这两年由于同中央失去联系，工作上的诸多不便时，庆龄有一种不安的心情。她解释说，虽然自己可以帮助他们沟通联系，但是由于自己没有这种任务，同时斗争形势也不允许，她不便这样做。最后她高兴地说，现在好了，中央派你来了，上海党组织同中央可以直接联系了。能够随时接到中央的指示，上海党的工作一定会很快出现一个全新的局面。
有了庆龄介绍的基本情况，冯雪峰心中有了底数。他住进了鲁迅家里，在同志们的掩护下，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担任中共上海办事处副主任，按照中央的指示，指导上海地下党的工作，上海的革命斗争很快出现了新局面。
为了便于今后庆龄和党的就近直接联系，他们商定了由李云——一位21岁的姑娘做联络员。她每天到庆龄家里来一次，为双方传递消息。从此，庆龄和恢复后的上海党组织密切合作，于当年5月成立了全国救国联合会，10月成功地组织了鲁迅葬礼大示威。
蒋介石因国难当头，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想与共产党联系，以共同抵抗日本侵略者，派出过几路人马进行接触。如由宋子文请庆龄安排了董健吾的陕北之行，让访欧的陈立夫探询中苏共同联盟对付日本的可能性(此前他曾闹到要与苏断交的程度)，但这一切都还不过是试探，并未达到正式谈判的程度。日本的侵略不到直接威胁他的时候，他是不会放弃对日绥靖政策的。
形势发展越来越不妙。蒋介石指示驻苏使馆武官邓文仪秘密找到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探询可否开始进行国共两党谈判。王明答复说，因为两党中央都在国内，所以如果谈判，只能在国内进行。
1936年9月，又一位著名的共产党人，与鲁迅一起同为“左联”发起人的作家和党的优秀宣传干部潘汉年也回到了上海。他也是在上海党的组织受到破坏后，先到中央根据地工作，而后参加长征的。所不同的是，他没有走完长征的全程，而在遵义会议后即被党派往国外做联络工作。他于5月份回到国内，被授权安排同国民党真正的谈判。
同冯雪峰一样，潘汉年来到上海，也是先拜会了庆龄。由于潘汉年担负着比冯雪峰更进一步的任务，就是直接同国民党谈判，他更需要得到庆龄的帮助。
潘汉年敲开莫里哀路29号的门，寒暄过后，他首先呈上了毛泽东在“九·一八”事变5周年这天写给庆龄的亲笔信。庆龄捧信在手，激动地读出声来：
庆龄先生左右：
武汉分别，忽近十年。每从报端及外来同志口中得知先生革命救国的言论行动，引起我们无限的敬爱。1927年后，真能继续孙中山先生革命救国之精神的，只有先生与我们的同志们。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过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做具体实际之活动。兹派潘汉年同志前来面申具体组织统一战线之意见，并与先生商酌公开活动之办法，到时敬请接洽，予以指导。附上我们致国民党中央的信以作参考。同时请先生介绍与先生比较接近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如吴稚晖、孔祥熙、宋子文、李石曾、蔡元培、孙科诸先生，与汉年同志一谈，不胜感幸。
庆龄读完，心潮激荡难平。毛泽东同志对她的无限敬仰之情溢于言表，高度的信任，更使她热流暖身。半天，庆龄才开口对潘汉年说：“毛主席这样看重庆龄，实不敢当。”
汉年说：“主席交这封信的时候，口头还有许多交待。主席对您的敬重，句句发自内心，决无半句虚言。这也是我党中央许多负责同志的共识。汉年此次前来，要同国民党进行真正的谈判，没有夫人的鼎力相助，万难成功。敬请夫人一定不吝赐教。”
接着，按照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把这次同国民党谈判的基本立场先向庆龄作了介绍，并且申述了党关于组织和建立统一战线的具体主张，请庆龄一是充分利用她的影响，在国民党人士中开展工作，帮助实现两党的真正合作；一是就谈判的具体策略请庆龄给予指导。
潘汉年汇报之后，还拿出了中共中央在8月25日致国民党中央的信，请庆龄过目。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谈判将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但是党对庆龄没有丝毫保留。
听完潘汉年介绍的情况，庆龄认真思索了一阵才说：“蒋氏其人，我是深知根底的。没有相当外力的推动，他断难举旗抗日。10年来，他手上已沾满了共产党人和民主爱国人士的鲜血。就我个人感情而言，我决不愿与其共事。但共产党深明大义，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不计前嫌，而能诚心与之谈判合作，我深为敬佩。毛泽东同志以如此大事相托，庆龄只好放弃自己的恩怨，为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竭尽绵薄之力。”
“孙夫人，您分析得太正确了!蒋氏的反动与顽固，我们早就领教了。所以谈判虽开，但决不会轻易取得效果。因此我党的基本立足点，是‘逼蒋抗日’，不逼，他决不会自动走上抗日道路。为此，我们还要发动全国的民众，包括救国会方面努力配合。但是在国民党中央里面，就得多多借重孙夫人了!”
庆龄和潘汉年一起商量了他在南京公开活动的办法。对毛泽东所托需介绍与潘汉年晤谈的国民党中枢人员，庆龄分别写信和打电话进行联络。对国民党方面的谈判代表，庆龄一一介绍了他们的背景和特点，提醒潘汉年与这些人谈判时应注意的问题，商定了一些具体策略。
“谢谢，谢谢!太感谢孙夫人了。您的谈话等于给了我一只装有妙计的锦囊，对我帮助太大了。”潘汉年临行前发自内心地说。
“不必言谢!为国家民族的光明前途尽力，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的本分。如果真能实现国共的第二次合作，两党两军共赴国难，驱敌寇于东海，挽国难于危亡，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则人民幸甚，中华幸甚，孙先生在天之灵也会欣慰。因为你们所谋求的，也是孙先生革命一生所要致力达到的目标。”
●蒋介石骊山被捉，孔祥熙拿来谴责张杨的声明，庆龄说，我要是张学良会比他走得更远!
民族危亡关头，共产党发表了抗日宣言，救国会到处宣传抗日救国，就连国民党内部许多有识之士，也看到了如果不准备抗日，中华民族将面临危险。
陈济棠在两广发动兵变，联合李宗仁成立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他们宣称蒋介石不抗日，就让开大路让他们冲到前方去同日本人作战，并派出军队一路沿京广线北进。
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处理了两广兵变，又听说驻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将领张学良、杨虎城，也坚决要求抗日，并且已经和共产党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气急败坏，亲自飞到洛阳、西安去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跟共产党谈判，无非是要把共产党和红军纳入他的掌握之中，而且那也是迫不得已时再谈判，而最好的结果则是，趁日本军队大举进攻之前把共产党红军消灭掉。
蒋介石一到西北，就摆出一副爷老子的架势对待他的拜把兄弟张学良：“汉卿，你身为全军的副总司令，统率几十万部队，怎么会在区区几万红军面前连吃败仗?究竟是你指挥失当还是有意如此?最近我更听说你暗中和共产党来往，几次下令要你进兵，都按兵不动，你倒说说，这‘剿共’的仗你是打还是不打?”
“委员长，不是我不打，这同共产党的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了!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来了，占我河山，欺我人民，抢我财富，亡我中华!那是一群真正的强盗，他们的野心是永无满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你不让抵抗，结果东北丢了。到现在你如果还不作抗日打算，到头来，全中国也得亡，全国的人只能当亡国奴，你委员长也无立足之地，你到哪里给谁当委员长?共产党早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愿意开赴前线同日本人作战。这本是抗日卫国的宝贵力量，为什么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我们中国人非要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呢?”张学良早已憋了一肚子话要同老蒋说。
蒋介石一拍桌子：“今天是我来教训你，还是你来教训我?你暗通中共，违抗军令，竟还能讲出这一堆歪理来，这还得了!”
张学良并不惧怕蒋介石的吹胡子瞪眼，憋在心里的话他是一定要说出来的：“委员长，时至今日，全国的军人学生工人农民，都知道必须抗日国家才能不亡，惟有你充耳不闻，一个劲地要打内战，究竟谁的是歪理?”
蒋介石不耐烦起来：“抗日抗日，现在有一种流行病，谁都喜欢讲抗日。你仔细想过没有，日本人是什么装备?我们是什么装备?真要打起来，只能加速我们的失败。所以不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忍辱求全。只要我们能够保全，忍点辱算什么?你现在太年轻，血气方刚，光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想想，要是为了抗日把军队都打光了，就算把日本人顶住了，没有了军队，我们还成什么?我委员长也不是委员长，你这副总司令也不是副总司令，那有什么好?”
“啊，身为全国领袖，不为国家考虑，只想个人荣辱得失，这叫部下怎么尊重你?叫全国人民怎么服从你?你可知道不抗日叫什么?那话难听我不说，但是谁不抗日，谁就会为全国民众所唾弃，这可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张学良义正辞严地说。
“汉卿!谁说我不为国家考虑了?我并不是不准备抗日，只不过现在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们的基本政策。只要把共产党和红军消灭了，我们就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抗日。”
“打共产党真是为了抗日吗?如果真为了抗日，我看大可不必再耗费精力财力去同共产党作战，他们一直在主张抗日，完全可以联起手来同日本人作战。即使不愿同他们合作，也可以闪开道路，让他们到前方同日本人作战。可年初他们东渡黄河要上前线的时候，你又派几十万军队把他们堵回去。让他们在同日本人作战中消耗掉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非要我的部队同他们拼杀?说到底，你并不是真想抗日吧。救国会的沈先生等并不是共产党，只不过是主张抗日你就把他们抓起来……”张学良说得激动起来。
“放肆!太放肆了!要知道领袖如同父母，父母之命不可违，领袖的命令更不能随便怀疑。你现在的思想我很怀疑是不是被共产党赤化了!”
“好吧，这些问题先不谈也罢。不过我想说明要求抗日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你可以同部队中的团以上军官集体谈谈话，你就可以知道部队的情绪。这样下去连我也不好控制他们的行动。”张学良有些无奈地说。
“我不同他们谈!下级军官的想法该你负责。如果你不能控制他们，我只好采取另外的措施!”蒋介石露出了威胁的口吻。
“好好，其他的事情容后再谈。今天我想专意请求你把救国会沈钧儒等先生的案子撤了，给他们恢复自由。沈先生等并非共产党，只不过是主张抗日救国。如果给他们治罪，恐怕就要失掉民心太多了，政治上也很被动。”张学良十分诚恳地说。
“这样的话我听多了!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共产党?共产党在西北讲抗日，他们在上海讲抗日，不是共产党他们怎么会想到一起去?”蒋介石大声喊起来。
“委员长，要照你这样推理，现在恐怕全国到处都是共产党了，全国讲抗日的人太多了……”
张学良还想往下说，却被蒋介石打断了：“那我不管，反正谁讲抗日谁就是共产党，有多少抓多少，一个不饶!沈钧儒等人决不能放，还要判刑。如果再有人多言，我就干脆枪毙他们！”蒋介石眼看就要跳起来了。
张学良特意为“七君子”求情，这是有来由的。自从潘汉年和庆龄谈话后，他就出任了中共上海办事处主任，负责对国民党及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士的统战工作、情报工作。庆龄领导救国会对党建立统一战线和实行逼蒋抗日的工作全力进行了配合。
就在救国会全力展开工作的时候，发生了蒋介石下令秘密逮捕“七君子”案。
庆龄动员一切力量营救七君子，素来与庆龄关系密切的张学良也深感国难当头之际，非法逮捕救国会领袖实不可取，特意向蒋介石苦谏。怎奈据理力争也罢，流泪苦谏也罢，蒋介石一概不听，反而威胁要杀害七君子，硬逼张学良、杨虎城在年底前消灭西北的共产党和红军。
蒋介石在洛阳作寿后，又到西安住了4天，无论张杨怎样苦谏，总是不听。西安的学生听说蒋介石住在当年杨贵妃“温泉水滑洗凝脂”的华清池，集合起来要向蒋介石请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一听学生要来，立即布置那个当年在北平乱捕乱杀的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架起机枪，准备对学生血腥屠杀。张学良得到消息，亲自到灞桥把学生拦住，免得他们惨遭毒手。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召张学良、杨虎城吃饭，准备第二天就要离开西安。张杨感到蒋介石这一离开，再想劝他改变政策，实行全民族共同抗日就没有指望了。遂于当晚布置，12日晨仅派一个连队到华清池去“请”蒋介石。派去的连队和蒋的卫队发生冲突，枪声一起，蒋介石翻墙而逃，跑到骊山上一个石头缝里藏了起来。
一贯残暴凶狠的宪兵团长蒋孝先，一见情势不妙，再也不顾蒋介石死活，竟跑到车站，企图乘蒋介石的专列自个逃生。他被东北军士兵抓回，当想反抗时，被一枪打死在华清池院内。
蒋介石被从石头缝里找出来，“请”到了西安城里。张学良、杨虎城立即领衔发表了全国通电，言明这次扣留蒋介石，只是为了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释放包括沈钧儒等在内的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共同抗日。
蒋介石被扣，全国人心大快。许多地方群众上街游行庆祝。
10年来一直同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作英勇斗争的庆龄，虽然远在千里之外，此时她的寓所也成了紧连风暴的又一个中心。
庆龄的外国朋友格雷尼奇和妻子格雷斯很快来到庆龄家里，他们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的战友，他们一起同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迫害革命者的罪行作过奋力斗争，也因此受到蒋介石的压迫，特别是杨杏佛被暗杀使他们共同遭受了极大的伤害。格雷尼奇兴奋地同庆龄谈论蒋介石被抓的消息，并且提议为此干一杯。庆龄欣然同意：“好，我们为此干一杯。不管下步事态如何发展，这都是一件大好事。张学良、杨虎城不怕个人一身剐，把蒋介石抓起来，必能推动全国抗日大势的形成。”
蒋介石的心腹爪牙们救老蒋无计，像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样，疯狂地要到处杀人制造混乱。
陈果夫叫嚷着：“张学良为沈钧儒求情不成，才扣押领袖，现在就把苏州监狱里的七君子统统枪毙，给张学良一点颜色看。”
冯玉祥立即制止：“这是把委员长往死路上推!这些人在，还可以同张杨讨价还价，把这些人杀了，不是逼对方也大开杀戒吗?”
冯玉祥把消息悄悄通知庆龄，一起安排人到苏州暗中保护七君子安全。
庆龄刚刚送走格雷尼奇夫妇，子文来了电话：“二姐，西安事变，全局震动，形形色色的人都在四处活动，此间有人红了眼，很可能做出危及二姐安全的事来。当此之时，万望谨言慎行。蒋介石虽被扣，但他手下的人还在，切不可惹着他们。一定要从自身安全考虑，多多保重!”
“好，谢谢弟弟。该怎么做不该怎么做我自己会考虑的。”
放下电话，女仆怯怯地进了屋：“夫人，刚才门口来了几个凶神恶煞般的汉子，硬逼我把这包东西立即交给你，我看他们不怀好意，不知道这东西该怎么办?”
庆龄心里早猜着了八九分，她大义凛然地说：“不要害怕，打开我看。”
女仆小心翼翼地打开小包，是几粒闪着寒光的子弹和一张歪七扭八的字条。上面写着：“孙夫人，委员长西安被扣，你必须设法相救。如果委员长被杀，我们决不让你活到第二天。子弹为证!”
庆龄轻蔑地一笑：“流氓!”
女仆战战兢兢地问：“夫人，我们怎么办?”
庆龄昂着头：“不必理它!如果几粒子弹就能把人吓倒，蒋介石早当皇帝了，还会被抓起来?”
女仆还没下楼，门铃又叮咚叮咚地响了起来。
进门的是大姐夫孔祥熙。
听到西安事变的消息，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先是一阵惊喜。
霭龄多次酸溜溜地说，两个妹妹，一个是过去的第一夫人，一个是现在的第一夫人，惟有我这个大姐，一辈子也当不上第一夫人喽!孔祥熙本以为这次是个机会，假如蒋介石被杀，自己也可以让霭龄做一回第一夫人。后来一看就是老蒋死了，自己也没戏。加上美龄威逼，只好起草了一个谴责张杨的声明。想来想去，还是庆龄的威望高，如果能请庆龄签名，这个声明就有力量了。
孔祥熙匆匆忙忙赶到上海。这个慈眉善目的孔老爹，先向庆龄请安问好，接着义愤填膺地谴责张学良、杨虎城是乱臣贼子，竟敢扣押领袖。末了才掏出那张声明，毕恭毕敬地说：“孙夫人!这个声明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谴责张杨不该如此无法无天，要求他们立即无条件地释放委员长。孙夫人在全国民众中威望最高，张学良也肯听孙夫人的话，只要你一签字，委员长就有救了。以后委员长出来定会非常感谢你的。”
庆龄仔细看了这个声明，一声不响，又把它放回到桌子上。
孔祥熙一眼看见了桌子上摊开的子弹和纸条。他心里一阵窃喜，这东西也许能帮上自己的忙，只是，只是不要让孙夫人怀疑自己和这事有什么联系，那可就冤枉死了，自己历来也是最恨蓝衣社这帮狗特务的。他赶忙扭头装作没有看见。
庆龄把孔祥熙的声明恰好放在没收起的子弹旁边。她把两个东西对比着看了一会儿，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孔祥熙眼巴巴地望着庆龄：“孙夫人，你签个名吧。”
“我看张学良做得对，没有什么可谴责的。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我也会这么做，甚至还会走得更远!”庆龄语气坚决，没有商量的余地。
孔祥熙眼里流出了浊泪：“孙夫人不肯签名，委员长生死难保啦，啊呵呵……没有了委员长，我们这些人今后怎么办哪，天亡我也……”
“他也该好好反省反省了，10年来，他做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杀了多少人!国难当头，他仍不思抗日，非要把国家引上灭亡之路才算啊?”庆龄仍不为所动，义愤难平。
孔祥熙知道庆龄对老蒋一贯做法的不满，只好默默告辞。
●庆龄找来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焦急地说：你马上到银行取钱，明天陪我到西安，我要亲自去劝说张学良，请他释放蒋介石
庆龄的脑海里正在进行着一场也许是有生以来最激烈的思想斗争。
美龄又打来电话，哀求二姐帮助挽救自己丈夫的生命。美龄声泪俱下，又急又痛。同胞姐妹之情不能不让庆龄动容。
要从姐妹之情来说，庆龄应该帮助她。她才30多岁，假如老蒋死了，她从此就得与自己一样守寡。做女人的难处，尤其是做寡妇的难处，庆龄自是深有体会的。她不该坐视自己的妹妹要守寡而无动于衷。但是，偏偏她的丈夫是蒋介石，这是她于公于私都恨透了的人。而且这桩婚姻她当初就是坚决反对的。还在中山先生在广州时，蒋介石就露出了追求美龄的意思，有意请庆龄作伐。庆龄看不惯那个作风不正又惯使阴谋诡计的蒋介石，不仅不从中说合，还力劝美龄不要听他的甜言蜜语，并劝中山先生也不要让那个野心家通过姻亲利用他的威望。谁知小妹后来竟乘她不在国内之机，与蒋介石成婚。这又是她所不愿意原谅小妹的地方。但美龄与自己这些年虽政治观点不同，在姐妹情分上又仍然是有情有义的。特务的威吓对她不起任何作用，美龄的哭诉倒使她产生了一些恻隐之心。究竟怎么办，她还一时拿不定主意。倒是后来美龄谈到南京的一些情况，引起了她的深思。
美龄说，政府要员们在商讨如何处置西安事变时，有人认为张杨的主张有道理，表示赞成；有人主张为了蒋介石的安全，应该考虑答应张杨的8项要求；但一伙亲日派却打着营救蒋的幌子，主张对张杨进行武力讨伐，甚至派出飞机，要去轰炸西安。这明明是要置委员长于死地，或者逼张杨加害蒋介石，或者让蒋死于自己空军的炸弹之下。美龄说，她自己曾痛斥这些主张讨伐的人，谁知那些以往在她面前像小孙子一样乖的人，竟然翻脸无情，侮辱她头发长，见识短，只知有丈夫，不知有国家。真是世态炎凉，各种人的真面目都露出来了。倒是有些老蒋过去对不住的人，肯为他说话。美龄说，南京现在已乱成一锅粥，各种势力都在蠢蠢欲动，尤其是亲日派的行动令人担忧。要只从以往观点考虑，蒋介石的生死固不足惜，只怕蒋介石一死，南京政府中亲日派力量崛起，中国可就要亡于日本人之手了……
美龄说到的南京政府中亲日派的活动，引起了庆龄的警觉。要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其生也罢死也罢，本是无足轻重的。只是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对中国虎视眈眈，随时都可能发动大规模侵略。要是蒋介石的生死问题被人用来做另外的文章，以此为借口，挑动起中国军队内部的混乱和对抗，让异族的敌人尽得渔翁之利，那这时让蒋介石去死就不值得了，倒不如……
庆龄第一次感到为一个问题思考得这样头疼，感情、理智，姻亲、恩怨，民族、国家，纠纠缠缠，翻翻滚滚，竟是那般地复杂和绞扯。
这时，庆龄收到第三国际的电报，要求庆龄做工作，保证蒋的生命安全。虽然措词的语气令人难以接受，但庆龄结合美龄谈到的南京情况，猜想也许他们掌握国际间更多的情报。那么就不能让蒋一人的死再给国家民族带来灾难。庆龄和陕北中共中央联络之后，渐渐定下心来，决定以国家利益为重，把以往的恩怨放下，自己出面进行斡旋，争取和平解决，以借机推动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
美龄的电话又打来了，她询问二姐考虑得怎样了。这是她们约定的通话时间。庆龄告诉她，自己准备明天就去西安，劝说张杨保证蒋的生命安全，并在适当的时候放蒋介石回南京。
“二姐，你太伟大了!”美龄破涕为笑，一会儿又嘤嘤啜泣，“二姐，只有你有这样正直的品格和博大的胸怀，我太感谢你了。真的，今生今世，我都不会忘记你在关键时刻做出的这个决定。介石也会永远感激你的。”
庆龄镇静地说：“小妹，你不必这样。我这样并不是为了希图你们感激和报答。孔代院长曾拿来一个要求张杨无条件释放委员长的声明要我签名，我没有签。我想你已经知道了。我并不认为那样做有什么不合适。现在我做了这个决定，不是为了蒋介石个人，也不单是为了小妹的感情。我主要的考虑是不能让民族的敌人从中借机取利。所以我到西安，也并不准备要求张杨无条件释放他回来。我想还是应该有条件的，那就是他应该明确答应张杨的8项要求，那就是改组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内战，与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起，共同抗日。假如他不肯答应这些条件，我就是去恐怕也难做通工作。”
“好二姐，这个时候，只要能保住委员长的性命，你就是我和他的恩人，就是政府的恩人。只要不杀他，提什么条件都行，他不答应我也会让他答应的。”美龄忙不迭地说。
“小妹，那些条件答应下来可就是要实行的。要是他为了活命口头上答应，事后又出尔反尔，可是要失信于天下的。那样的话，以后更难堪的事情也许还会发生，那时恐怕谁也就无能为力了。”
“这个自然，言必信，行必果嘛。就是他想违背诺言，还有我呢。”美龄说得像板上钉钉一样牢靠。
停了一下，美龄又开口了：“二姐，还有我说的那件事。你能否设法同中共联系，请他们派一名高级代表到南京来，我们当面谈谈?”
庆龄说：“这个事情，我已经托人联系了，对方已经作了安排，不日就将到南京去。这件事电话上说不方便，具体人选和动身的时间、接头的方法，我再设法另行通知你吧。”
“二姐，我今天感到你的形象在我心中更美好了。我真的万分感谢你!”
“小妹，这一段你压力大，心情不好，我能够理解。万望你注意身体，善自珍重!”庆龄怀着无限的柔情对美龄说。
放下电话，庆龄立即找来救国会总干事胡子婴，把西安事变的事情告诉了她。并且焦急地问：“你是否能陪我到西安去一趟?”
胡子婴听到庆龄要去西安，甚感不解地问：“这个时候，夫人何必要亲自去西安呢?张杨既把蒋介石捉了起来，还处置不了他，还怕他跑了不成?”
“不，我到西安，是要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庆龄知道胡子婴刚才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
胡子婴更奇怪了：“夫人一贯鄙夷蔑视蒋介石，自从他背叛革命以来，百折不挠地同他斗争了10年。今天张学良把他抓起来，这也是我们的胜利，夫人应该高兴才是，为什么倒要去救他呢?”
“是的，为了营救七君子，我要求张学良对蒋介石做工作，甚至也敦促他采取一些实际行动。张学良这样做，是符合我的本意的。但是现在情况又有些不同。何应钦等亲日派惟恐中国不乱，正阴谋发动更大规模的内战。如果现在杀了蒋介石，不但同红军的战斗不能停止，全国的军队都将可能被卷入内战。那么日本侵略者就会长驱直入。如果要付出那样的代价，现在杀一个蒋介石就不值了。”
胡子婴明白了庆龄的良苦用心，立即表示愿意随她一同到西安去。
她们先到了拉斐德路何香凝的住处，约何香凝一同前往西安。何香凝身体不适，正在床上休息，听了庆龄的介绍，也马上表示不顾自己身体有病，要同庆龄一起前往。
从何香凝家回来，庆龄又安排胡子婴抓紧时间，趁银行打烊之前取出一笔款子，以备旅途之用。
一切都安排妥当，只等成行了，但南京政府中把持了实权的人却只愿派出轰炸西安的飞机，而不肯派出前去和平解决事件的飞机。
庆龄前往西安没有成行，但她和平解决事变的观点已晓谕各方。
庆龄同共产党中央联系后，安排了与国民党谈判的代表潘汉年到南京，与美龄等进行了协商会谈。
中共派出了周恩来等到达西安，与张杨及后来赶到的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达成了和平解决事变的协议。在协议中，关于改组政府，中共方面推举宋庆龄、沈钧儒等入行政院。关于释放政治犯，宋子文则答应与孙夫人商量具体办法。
当蒋介石踏上回南京飞机的舷梯时，一直萦绕脑际的一个问题又冒了出来：孙夫人怎么会在这么有利的时机下不让张杨杀了自己，反而提出要放自己回去呢?是因为害怕自己手下的特务吗?是因为与美龄的姐妹情分吗?还是真的如许多人所说，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呢?蒋介石用自家那一套东西始终解释不清。他想，只有回南京后，好好问问美龄了。
●庆龄出现在国民党中央全会主席台上。人们惊愕了——10年来，她一直拒绝参加国民党的任何活动，拒绝承认与国民党有任何关系，是什么因素使她改变了主意?
当衣着庄重的庆龄步入礼堂时，会场沸腾了。代表们纷纷向她起立致敬，她谦虚地向他们示意请坐。许多前排的代表向她伸出了手，他们希望能与她握手，并以此为荣。庆龄走上前去，同他们一一握手。“孙夫人好!”“向孙夫人致敬!”温馨的问候由开始的一二个人逐渐汇成一股声浪，一些后排的代表也开始离开自己的位子，想挤到前面和庆龄握手。当看到秩序因此有些混乱时，庆龄停止了与代表们的握手，她双手高高举起，向大家致意，请代表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坐好。这时几乎所有的代表都站立起来，一边向庆龄行注目礼，一边用暴风雨般的掌声表达他们的敬意。
这是1937年2月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虽然庆龄早已宣布同国民党脱离一切关系，但她一直仍然是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这一方面是许多代表坚持选举她，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愿意她留在国民党中央里面，为他的政权装点门面。
自从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以来，庆龄这是第一次出席国民党中央的会议。
她所以出席会议，主要是因为毛泽东在去年的信中要求她利用国民党中委资格多做一些有利于实现国共合作、推动蒋介石走上抗日道路的工作。
代表们对庆龄的热情和欢迎，相形之下显然使蒋介石产生了被晾在一边的感觉。蒋介石大为不悦，他站在主席台上，迟迟不肯落座，掏出一块手帕，用一连串干咳发泄他的不满。但是没有人往他这边看，没有人对一个干咳患者发出的噪音有兴趣。
蒋介石再也按捺不住，竟忘记了会议该由谁来主持，自己呼呼地吹起了麦克风，嚷着：安静安静，开会了!
会上，庆龄与何香凝、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经亨颐等人联名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手订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团结御侮案》。《提案》说：“在过去的6个月中，我们得到中国共产党几封致本党中央委员会的公开信和通电，请求国共再度合作，联合抵抗日本。它证明团结反对侵略者的斗争已经成为全中国人民一致的要求，此事更进一步地为西安事件所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既然愿意停止危害本党政治权力的活动，并支持统一抗日，所以本党更加便利来取得恢复先总理三大政策的机会，以挽救本党和祖国免受奴役，并完成我们的革命工作。”
庆龄在会上还发表了演说，对这一提案进行说明。她说：“救国必须停止内战，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针对汪精卫之流提出的坚持“剿共”的提案，庆龄严正指出，“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
经过西安事变，国民党内部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共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大会原则上接受，正式通过了同共产党关系的“四项原则”。
会后，国共两党又多次进行双方合作抗日的实质性谈判。“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把一场全民族的战争强加到中国人民头上，国共合作更显迫切。中共中央及时交给了国民党一个《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文件，并且约定，这个文件发表的同时，由蒋介石发表一个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谈话。
但是蒋介石对文件的发表一拖再拖，庆龄开始连续发表文章，敦促国民党加快步伐，使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庆龄重申了孙中山关于“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的思想，强调国共合作对挽救国民党“堕落”的意义，希望国民党领导人切实改变“十年反共战争的错误”。
在庆龄和各方人士的推动督促下，终于在当年9月下旬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先后发表了中共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正式宣告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经过了10年内战的国共两党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之后，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合作，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