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救国入
因爱国而入狱，它比什么都更能说明当局政权的性质!
——题记
●救国会怎可既批评国民党，又批评中共?庆龄说，这是因为……
这是“一二·八”淞沪抗战4周年的纪念日，在上海商会大厦里，陆陆续续来了800多人。他们本是分属于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职业界救国会、电影界救国会、学生界救国会、工人救国会、新闻界救国会等等团体的。这些团体的领导者，多是几年来与庆龄一起从事民权保障和抗日救亡运动的战友。他们今天走到一起，是因为日本的侵略已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而蒋介石仍然视而不见，把主要的兵力都用于对付共产党和红军。抗日救亡力量必须汇成一股强大的洪流，必须“逼蒋抗日”。
这是一个纪念“一二·八”抗战胜利的大会，也是一个新的团体成立的大会。上海各界分散独立的救国会，已经在统一认识的基础上联合起来，他们选择这个有纪念意义的日子，向外界公开宣告他们联合的新产物——“上海市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正式诞生。
庆龄和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胡子婴、史良、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等30人被选举出来组成了理事会。5月，在中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全国各界救国会又在上海秘密成立。它代表了全国20多个省市的60多个救国团体。大会选出了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等14人为常委，主持日常工作。
庆龄是救国会的实际领袖之一，她虽没有出面直接进行领导，但是她与中共中央保持着密切联系，为贯彻党的路线，她帮助救国会制定了新的斗争策略，这就是不再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国民党政府，而是要推动国民党与各党派实现共同抗日；不提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而是力争使救国会在国民党统治下合法生存，以便开展更多的工作；汲取国民御侮自救会的经验教训，完全以超党派的面目出现。
一天，一位过去随同庆龄一起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朋友，忧心忡忡地来见庆龄，茶水还没上来，他就着急地说：“孙夫人，全国各界救国会成立时您未去参加，你是否对会议文件另有看法?”
“噢，不是的。我本来是要参加的，但不巧身体患病，无法出席，当时我写了条子，说明了不能参加的原因，同时也表明了我的态度，你不知道吗?”
“那，我倒是听到了。只是，只是，大会的文件有些地方我觉得有问题。”
“啊，有什么问题，你说说看?”庆龄也有些紧张起来，她生怕稍有不慎之处，给工作造成损失。
来人拿出了救国会的宣言和纲领，指着上面说：“像说救国会‘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的天职’，我觉得是可以的。又如‘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也是很正确的。可是再往下看，文件竟然连共产党也批评，而对国民党的批评揭露却是这样没有力量，这立场哪里去了?这显然不符合夫人以往对蒋介石斗争时一以贯之的坚定和勇敢精神，不符合夫人长期以来同共产党心心相印的态度和做法。夫人怎么会同意发表这样的文件呢?”
“原来如此!”庆龄听到这里，才大大舒了一口气。“文件这样写，我是完全知道并且同意的。现在国家的形势同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民族危亡空前严重，我们的斗争必须适应新的形势。10年来一直以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为斗争目的的共产党和红军，现在也宣布了愿意同国民党合作抗日，我们怎能再重复以往的斗争口号?文件对各党派都进行了批评，这是一种斗争策略，为的是表明救国会是超越党派之争的，是独立的团体，是为了不给敌人攻击救国会的口实，争取能够在现政权下合法存在。这种良苦用心，你也能理解吧?”
“斗争策略?那这样对一个革命的政党和一个反动的政党各打五十大板，也不太妥当吧?”他已经不像刚进门时那样情绪激动了，但是显然仍有疑虑。
庆龄耐心地说：“其实你只要仔细看看文件，就知道对共产党的批评和对国民党的批评并不是一个等级。对共产党的批评是原则性的，对国民党的批评虽然用语和缓，可捅的却是蒋介石的软肋。并不是各打五十大板的。”
来人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文件，才一下子从沙发里弹起来：“孙夫人!您这一席话，可算是给我拨开了云雾，现在我没有疑虑了。我要全力投入救国救亡运动!”
“好啊!想通了就抓紧做。现在还有什么困难吗?”庆龄又关切地问。
“困难是不少，我们会努力克服的。只是，经费问题，现在章乃器先生已经宣布要以‘破家’来维持救国会的活动，他拿出了存款，又卖掉了房子。孙夫人几千元的捐款也用上了。可是这救国不是一项小活动，要派人和国民党接触，和共产党接触，还要到各地去和地方实力派打交道，这路费和必不可缺的应酬都是要用钱的。救国会不办实业，没有地盘，所有的地方都是只出不进。虽说大家都是一腔热忱，可一文钱难倒英雄好汉，这也是现实啊!”
“这个么，分配的事你只管用心去做，经费上的事，我可以再想些办法。”
来人一走，庆龄就与子文联系上了。经过庆龄和子文的几次交谈，子文已经同意暗中在经济上给救国会以支持。他准备出一笔款子，但是不愿意公开以自己的名义捐出，他怕因此生出麻烦。庆龄对子文的担心表示理解，她安慰他，只要真正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历史是不会忘记的，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他们商定，子文把钱交到庆龄手上，由她再转交给救国会。
救国会正确的斗争策略，赢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他们支援傅作义绥东抗战，组织鲁迅葬礼大示威，支持沪东日本纱厂工人大罢工，各项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与各党派和各地方实力派的联系接触也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
●庆龄担负起救国会日常领导工作，并全力营救“七君子”。报纸忽然登出消息，说庆龄因从事共产党活动被法租界逮捕……
全国性、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开展，使组织领导这些活动的救国会，迅速成为中国舞台上一股强劲的政治力量。
任何政治力量的崛起，都可能危及国民党一党专制的独裁统治。蒋介石和他的谋士们食不甘味，寐不安席。
上海沪东区日资纱厂盘剥和虐待中国工人，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救国会给罢工工人以有力支援，日本资本家损失惨重。日本政府借口保护日资，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威胁。
本来就对救国会深怀不满的蒋介石，又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压力，终于失去理智，咬牙切齿地向戴笠下达了命令。
1936年11月22日深夜，如狼似虎的特务分别闯入救国会领导人家中，非法抓走了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和史良，准备秘密处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救国会“七君子”案。
庆龄听到消息，一腔怒火直冲心头。靠秘密抓人杀人，来破坏方兴未艾的群众运动，这已是蒋介石的惯用伎俩了。3年前，当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时，他暗杀了杨杏佛，造成了民保盟活动的被迫停止。这一次他不仅故伎重演，而且变本加厉，一下子抓走救国会7位领袖，真是太卑鄙太下流了!极大的义愤使庆龄浑身发抖，山河何故，国民何辜?遭此独夫民贼的肆意蹂躏!
太阳慢慢地升了起来。明媚的阳光使屋内亮堂起来。庆龄渐渐从悲愤中挺起身来。她很快给自己明确了两条：第一，要立即全力营救七君子出狱，决不允许蒋介石秘密杀害他们!第二，救国会的工作要照常进行，决不能因七领袖的被捕，使这架已经高速运转起来的救国机构停止活动!
救国会宣传部总干事吴大琨拿着连夜起草好的《全救会为七领袖无辜被捕告当局及国人书》来见庆龄，庆龄阅后连声赞写得好!并指示要作为《救亡情报》的号外，立即付印，广为散发。她又嘱咐立即与各报联系，一定要把把七君子被捕的事实告白于天下，防止蒋介石秘密处置他们。
营救7位领袖是刻不容缓的事情，必须与国民党最高当局交涉。找谁好呢?怎么找呢?庆龄正在埋头沉思，电话铃响了。原来是孙中山前妻的儿子孙科到了上海。孙科生于1891年，比庆龄还大着两岁。但从辈分上讲，庆龄却是他的母亲。孙科因追随蒋介石，在中枢机关历任要职。孙科与庆龄说不上十分密切，不过到底是一家人，也还算接近。现在要营救七君子，孙科是位可以争取的人。庆龄立即请他来家，说是有要事相商。继母呼唤，安可不来?孙科到了庆龄寓所，恭恭敬敬。庆龄把七君子被非法逮捕之事，告诉孙科，并晓以利害，蒋介石这样做是很不得人心的，国难当头，爱国救国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本分，岂可因救国而抓人?孙科听了庆龄介绍，当下表示愿意为营救七君子出力。庆龄写了亲笔信，请他立即回南京找冯玉祥。当年孙中山北上，就是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邀请孙先生北上主持国事的。自那时起，庆龄就与冯玉祥有了交往，并且深受冯玉祥敬重。冯玉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资深望重，正义感强。庆龄说明把七君子说成“共产党”而予以逮捕，完全是非法的，请冯玉祥主持公道，敦促释放。
孙科带着庆龄的信，星夜返回南京，与冯玉祥商量救人对策。当时蒋介石正在洛阳，布置东北军与西北军继续向红军进攻。冯玉祥见了庆龄来信，决心不负国母所托，当即和孙科商量营救办法。他们商议后，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去了电报，以劝解的口气，请蒋介石电令放人。
安排孙科去后，庆龄立即驱车来到救国会总部，主持起日常工作。庆龄一到，给大家作了简洁的讲话，宣布自即日起，她将以救国会执行委员的身份，担负起救国会的日常领导工作。因7位领导人被捕而陷入混乱的总部立即恢复了秩序，大家充满信心，马上忙而不乱地继续开展工作。庆龄一方面布置动员各种力量，来营救七领袖，一方面安排各地救国会，照常开展群众性的救亡工作。
一切安排妥当之后，庆龄开始静下心来，起草一份关于沈钧儒等人被捕的声明。
就在庆龄忙碌这一切的时候，上海市政府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那位一贯对庆龄阳奉阴违的市长吴铁城，并不知道庆龄争分夺秒做的这一切。他还沉浸在一举抓走七君子的亢奋中。
前一阵一直因工人罢工，被日本人逼得喘不过气的吴铁城，这一刻感到浑身轻松了。他派人请来了日本驻沪总领事若杉。
这个留仁丹胡子的日本人一进门，就扬起了手中文件包：“吴市长!如果你们再不能制止日资纱厂工人罢工，大日本帝国就要单方面采取行动!不过，一切后果……”
吴铁城今天第一次在日本人面前放声大笑起来：“若杉总领事!不要急，不要急嘛!今天请你来，有好消息告诉你!”
“嗯，吴市长有好消息?”若杉半信半疑。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吴铁城话到口边，还要卖个关子，“工人罢工，他们为什么敢于罢工?他们为什么不怕开不了工资没饭吃?因为背后有人支持!谁?就是什么救国会!昨天夜里，委员长下令，已经把救国会的七个头头按共产党抓起来了。这救国会一散，工人失去了支持，还不得快快复工?哈哈哈——”
若杉顿时一惊：“救国会是共产党?”
吴铁城赶紧摆摆手：“就说他是!要不怎么抓呀?这回你总该放心了吧?工人罢工的事我们这不就处理好了么?”
这个日本领事高兴起来：“好，吴市长，够朋友!就是吗，你们跟大日本配合好了，我们也不会亏待你们的。谢谢，谢谢了!”
吴铁城正跷着二郎腿哼小曲的时候，秘书送来一份报纸：“市长，孙夫人发表声明了。”
“噢，能声明什么?反对逮捕救国会几个人是吧?让她反对吧，反对有什么用!”
“咳，不光是这个。她说的很不好听呢。”秘书嗫嗫嚅嚅地说。
“她还知道什么，能说出什么?”吴铁城有些满不在乎。
“她说，说这是当局和日本人勾结所为……”
吴铁城“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什么，和日本人勾结?她怎么说的?”
“声明中说：‘任何理智清晰的人士都明白，这种逮捕以及这些罪名都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影响所致……这些罪名完全是日本帝国主义者制造出来的，使中国政府与救国会发生恶感，由是将政府与人民分裂，以遂其阴谋的……”
“这，这，孙夫人没有明白指责政府，却说这是受日本人影响。高，高!这样，也不好找她的茬，可是实际上却比明指政府还厉害。你想，这与日本人勾结的罪名，就是汉奸罪呀。这可怎么办呢?”
“那就顺水推舟，让日本人承担罪过去?”
“嗯，这事得给日本人说，看他们怎么办。”吴铁城倒从这里受了启发。
庆龄一站出来，专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救国会并没垮，照常运转起来。又发出这么个声明，把中国人对逮捕七君子的仇恨反而引到了日本人身上。日本领事馆对庆龄又恨又怕，可折腾了半夜也没想出什么高招。最后还是拿出了看家老本事——造谣。
坐在救国会总部的庆龄，刚刚收到冯玉祥的复函。冯玉祥说，已经遵照孙夫人所示，给在洛阳的蒋介石发电，说明七君子热心国事，本意是好的；如若关押，反招国人反感，请蒋电令释放。
庆龄很满意。正拟再给冯玉祥写信，有人风风火火地闯了进来。一看庆龄正在办公桌前坐着，既有些惊喜，又为自己刚才的冒失有点尴尬。他摸着自己的后脖颈自我解嘲地笑了一下：“嘿嘿，孙夫人，您在哪!”
庆龄谦和地笑笑，并没有怪罪他的意思：“什么事这么急匆匆的?”
“孙夫人，今天的一些报纸，在显著位置刊出一条消息，他们造谣说夫人被法租界逮捕了，而且列出了罪名，说是孙夫人从事共产党活动，与第三国际有联系。我真怕是这样，急忙赶来，见夫人还坐在这里，显然又是造谣。这些卑鄙的报纸!”
庆龄吃了一惊：“有这样的事?”
“您看，报纸我还揣着呢。”
庆龄接过翻了一下，果然几份报纸在一版位置上都登有这条消息，内容大同小异，明显系出自一个地方。她沉思了一会儿说：“你注意到没有?这几份报纸有什么共同点?”
“我，没有看出来。”
“这几家报纸都是日本人控制的。显然是我前天的声明刺痛了他们，他们才想出这个办法对我报复的。我猜日本人的本意大概有两个。一是破坏救国会的活动，外地或不明真相的救国会成员，看了这条消息，一些人可能就不敢再参加救国会的活动；二么，他们大概是想暗示法租界或国民党，可以用这种罪名，对我进行逮捕。这种卑劣的伎俩，是不值一驳的。”
“夫人，那也不能听之任之啊!”
“只要我在公开活动中一露面，这种谣言就会不攻自破。当然我会在适当的时候给予驳斥的。他们的阴谋决不会得逞!”庆龄斩钉截铁地说。
庆龄充分利用她的威望和影响，加紧与各地联系，掀起了营救七君子的声势浩大的运动。
——美国教授杜威、爱因斯坦等致电国民党当局，要求恢复沈钧儒等7人自由；
——海外有名望的华侨向国民党政府发出要求，尽快释放七君子；
——冯玉祥、于右任等看到蒋介石对请求放人的电报不予首肯，又在南京等地发起征集10万人签名活动，以表示民意之所向，敦促蒋介石尽早觉悟；
——张学良去洛阳面见蒋介石时，当面要求释放七君子。蒋介石不听，张学良发出严厉质问，不欢而散。此事成为激发西安事变，张杨扣留蒋介石的重要原因之一。
蒋介石迟迟不放人，救国会中一些人着急起来。一天，一位干部面见庆龄时露出了这种情绪。
“孙夫人，蒋介石是榆木疙瘩脑袋，顽固不化。像这样和平营救，恐怕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庆龄点点头，望着他。
“依我看，我们应该再给他烧一把火!”
庆龄激灵了一下：“怎么个烧法?”
“救国会现在有你亲自出面领导，组织更巩固、更坚强了。我们在全国有那么多机构、人员，如果你发个号召，全国各地就会一齐行动起来。我们发动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可以显示我们的力量，蒋介石就不能装聋作哑了!”这位干部的情绪已经很激动了。
庆龄站起来，在室内踱了几步，才语重心长地说：“同志!为了救七君子出狱，你这种心情可以理解。但是，这样做于当前来看恐怕不够妥当。”
“为什么呢?”
“你想，我们救国会的目的，是为了促成全民族的团结以抗日救亡。如果我们发动这样一场群众运动，大家的情绪会怎样呢?那是很容易激起群众对政府当局不满的。那样一来，一是会偏离我们救国会团结一切救国力量，图谋民族解放的宗旨；二来会使蒋介石以及他身边的极右分子，以此为借口，加害七领袖和镇压群众。如果出现那种混乱局面，岂不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翁之利?这样的事情我们千万不能干!”
那位干部沉默了好一会儿，站起来说：“孙夫人所虑极是。咳，怎么我就没想到这一层呢!”
庆龄又说：“我估计有你原来想法的人可能还不在少数，你如果真的想通了，还要向他们多做些解释工作。越在关键时刻，我们越要保持头脑清醒，牢牢把握好斗争的大方向，千万要防止发生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啊!”
“夫人放心!只要道理讲透了，我们就不会再干出不适宜的事来。我一定把孙夫人的想法多多向大家宣传。”
一直想等救国会在营救七领袖过程中一旦出现过火行动，就把“反对政府”的罪名结结实实地加在七领袖和救国会头上，以进行更大打击的蒋介石等空了!
一直对国民党政府和救国会的关系进行挑拨，以便双方出现大规模摩擦对立时，乘机发动更大侵略行动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等空了!
连敌人都不得不承认，庆龄领导下的救国会的斗争，有理有节，无机可乘。围绕七君子关与放的这局牌，他们已经输定了。
●“国母”宋庆龄提着换洗衣服、洗漱用具来到苏州监狱，要求以爱国罪将自己收监关押。在她身后还站着一万名准备服“爱国罪”的名流和群众……
江南7月，烈日炎炎，暑气蒸腾。这是一个坐在荫凉地里摇着扇子还要热汗沾衣的日子。近午时分，从苏州火车站一溜出来十几个人，人人一色地提一只小箱子，撑一把遮阳伞，直向江苏省高等法院走去。
没走多远，有人已经认出了走在最前面的那位身材苗条、仪容美丽的女性，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孙中山夫人、“国母”宋庆龄。
群众好奇了。这么大热的天，孙夫人到苏州干什么来了?而且既没带警卫，又没有侍从，反而自己提着行李?一些人把自己要干的事情停了下来，跟着庆龄迤逦而来。
跟在庆龄身后的也都是当时社会上的知名人士，有诸青来、彭文应、张定夫、胡愈之、汪馥炎、张宗麟、潘大逵、王统照、张天翼、胡子婴、陈波儿等。他们人人脸上显出一种凛然赴义的慷慨神情，目不斜视，紧跟庆龄一路前来。
群众一直跟到了江苏省高等法院和检察院门前，心里越发好奇了：孙夫人到这里来干什么呢?
庆龄一行人来到两院门口。值勤的警察一看到庆龄，马上立正敬礼：“孙夫人好!”
庆龄点点头，平静地说：“请告诉你们院长和首席检察长，就说我和沈钧儒等先生一样犯了‘爱国罪’，今天我特来投案，让他们把我抓起来坐牢吧。”
“不敢不敢!孙夫人，您是我们敬爱的国母、中央领袖，怎么能让您坐牢?夫人，快请到会客厅休息!”
诸青来上前一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随孙夫人来服‘爱国罪’，要求来这里坐牢的，你快进去通报，让院长、检察长出来抓人吧!”
“这怎么行，这怎么行?”警察急得手足无措，眼泪直想往下掉。
“伙计，这不关你的事，你快进去通报就是，免得孙夫人老在门口晒着。”
警察愣愣地又望了庆龄一眼。庆龄表情平静、友善地看了他一眼，用不大的声音说：“去吧，请院长、检察长来。”
小警察这才如获大赦一般，大嗓门喊了声“是!”倒拖着枪跑了进去。
听到这段对话的群众顿时议论起来：孙夫人犯了“爱国罪”?这是什么事?中央执行委员要在江苏省坐牢，这是什么世道?一时，人们口口相传，群众越聚越多。
却说那小警察气喘吁吁地跑进去，把情况向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一报告，两个人登时傻了眼。孙夫人发动爱国入狱运动的事他们早已听说了，他们以为不过说说而已，造点舆论，给审判沈钧儒等施加点压力，却万万没想到孙夫人说到做到，这么大热的天就真的自带行李坐牢来了。两个人大眼瞪小眼，完全没了主意。
原来，救国会七领袖被捕后，庆龄亲自领导进行和平营救，已经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答应了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提出的8项要求，其中包括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在内的一切政治犯。但是蒋介石被放回南京后，又出尔反尔，不想履行自己的诺言，不肯痛痛快快地将七君子无罪开释。他认为那样在全国全世界面前就丢尽了面子。为了个人的面子，他是不惜食言自肥的。但是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长期关押又不行，他就想给自己找一个台阶下，证明自己当初抓人是对的，这些人确实犯有“危害民国罪”，现在放人也是对的，是我老蒋宽宏大量。他多次软硬兼施，强逼引诱七君子写出“悔过书”，然后再用取保释放的办法来了结此事。可是他这一小小的把戏早被识破，七君子坚决不承认自己有罪，不肯写什么“悔过书”。蒋介石无计可施，就想对七君子强行判罪。
庆龄得知蒋介石要在江苏省高等法院对七君子强行审判定罪后，感到营救七君子的斗争已到了关键时刻，必须改用新的、更有效的手段，揭露蒋介石的阴谋，以争取对七君子完全无条件的释放。为此，她接纳了冯玉祥想出的主意：以国母身份，要求与七君子一起坐牢。
于是，庆龄联络了一批社会知名人士，发起了中国和世界史上都不曾有过的“救国入狱运动”。
在这之前不久，庆龄刚刚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的主席台上发表了《实行孙中山的遗嘱》的演说，她的声音还在全国大地上回响，她却要去坐国民党自己的牢房了。她又一次大声疾呼：“爱国有罪，则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我们准备好去进监狱了!我们自愿为救国而入狱，我们相信这是我们的光荣，也是我们的责任!”
救国入狱运动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反响，著名的电影界人士应云卫、袁牧之、赵丹、郑君里、白杨，著名作家何家槐，以及许许多多的大学教授、工商巨子，都签名表示愿意追随庆龄为救国去坐牢。一时这一运动轰轰烈烈，震动全国。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中枢，又响起了一个更高亢的声音。国民党元老何香凝女士说，在孙中山先生弥留之际，我曾亲口答应孙先生在他身后保护好庆龄，如果庆龄去进监狱，我也必须随行。我已年近60，行将就木，这残废之躯，无何可惜。为了民族和国家，虽万死亦不辞。作为孙先生遗嘱证明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的何香凝的这一声明，无疑在国民党中央里面，又给了庆龄以极大支持。
江苏省高等法院院长和首席检察长深知庆龄身后站着民众和国民党中央大员，他们互相推诿，谁也不肯出来，也不知道如何应对。两人跑又跑不出去，出来又不知该怎么办，最后竟然狼狈地藏了起来。
两个小办事员被打发出来，他们结结巴巴地说：“夫人、夫人请勿见、见怪，院长和检察长今天，今天都不在，夫人有什么事就对我、我们说吧。”
这两人表演得太拙劣，假话说得一点不像。庆龄顿时动了怒：“我每次见蒋委员长，他都要亲自出来迎接。你们院长和检察长的官职能大过蒋委员长吗?怎么架子倒比他大?你们回去告诉他们，今天我是非见他们不可!”
诸青来又加上一句：“你们知不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这是孙夫人!中华民国的国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你们那个什么院长、检察长是多大的官衔，敢在孙夫人面前妄自尊大?你们也不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叫你们出来你们就出来，凭你们两个就把孙夫人打发了?还不赶快回去叫他们立即出来!”
在庆龄高贵的气质面前，两个小办事员唯唯诺诺，简直不敢仰视庆龄。庆龄和诸青来说完，他们只好互相望望，摇摇头，躬着身退了回去。
法院院长和检察长听两个办事员说完，一个个哭丧着脸直摸后脑瓜。今天不出来见孙夫人肯定是不行了，可是见了又怎么办呢?孙夫人不是来视察工作，不是来作指示，她今天来是要求进监狱的。自家有几个脑袋敢把孙夫人关进监狱?可是不让她入狱又是不听她的话。究竟怎么办才好?
两个人先是一齐发愁，闷了一会儿，院长突然冲检察长发起火来：“说到底，孙夫人到这里来，还不是因为沈钧儒等人的案子?这案能判吗?都是你这个家伙吵着嚷着要起诉、起诉，要我开庭、开庭!现在可好，孙夫人来了，她也要住监狱。这事就该你出去，或者你连她一起起诉，或者你向人家说清楚!”
检察长一听也生了气：“我起诉，你当我愿意起诉吗?我不知道这案子是怎么回事吗?归根结底那是蒋委员长的命令!蒋委员长让你我在这里做官，我们就得听他的，他说谁有罪谁就有罪，他让起诉谁判谁我们就起诉谁判谁。你怕孙夫人问罪不出去，我更不出去!反正是你开庭审案，沈钧儒有罪没罪是你法院宣判，孙夫人主要是找你，你能躲我更能躲，看最后究竟谁倒霉!”
两个人还在赌气，一个办事员开了口：“两位长官，孙夫人可还在门口站着哪!现在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就这样僵下去，恐怕不好收拾呀。”
法院院长又发了火：“你们这两个笨蛋，干嘛不先把孙夫人请进来坐?这样把人晾在门口出了麻烦我先把你们两个开了!”
办事员说：“院长您别说开了我们，就是杀了我们也办不了这事啊。夫人刚才不是说了吗，她每次见蒋委员长，也都是蒋委员长亲自出门迎接。你们不出去人家就是不进门，那在门口站着是晾你们的台。你们还是赶快出去迎接的好。”
院长看了检察长一眼：“唉，我俩是一根草棍上串的蚂蚱，谁也甭想单蹦，我看咱还是去吧。”
检察长眨巴了几下眼睛说：“别忙，今天孙夫人为沈钧儒的案子亲自来，我们肯定应付不好，免不了要出丑。她带了十几个人，我们不能让他们都在一起看着，在场的人越少越好。是不是让他们选两个代表……”
“好，好主意!一个孙夫人我们都招架不了，再加上那么多人，指不定谁会冒出什么话。对，就这么办!”院长和检察长在这一点上倒是统一得很快。
来到门口，院长几乎要一躬到地：“啊呀，孙夫人，他们只说外面来人，并未言明是夫人亲自驾到，有失远迎，得罪得罪!”
庆龄故意矜持地说：“二位公务繁忙，我以为你们顾不上接见一个要进监狱的人呢!”
两人哈着腰，一个说“哪里哪里”，一个说“误会误会”。
门口的群众开始看院长不肯出面接待庆龄，都愤愤不平，看见两人这会儿在庆龄面前的狼狈相，不由地唧唧喳喳，发出嘲讽的笑骂声：“刚才说不在，这会又从哪儿冒出来了呢?”“人家到了门口，还躲着不出来，这会还有脸说‘有失远迎’，真是屁话!”
在院长和检察长一路点头哈腰地带领下，庆龄和一行人这才走进了江苏省法院大门。
庆龄同意了他们派代表谈判的要求。
庆龄和胡愈之、诸青来作为大家推举的代表，和院长、检察长进行谈判。
谈判一开始，庆龄就责问院长：“我先问你一个问题，爱国究竟有罪无罪?如果说爱国无罪，你们就应该马上把救国会的七位领袖释放回家；如果说爱国有罪，我们这些人都是爱国的，你们就现在把我们抓起来，关进你们的监狱里。”
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问题，他们既不肯放人又不敢说爱国有罪，更不敢让庆龄进监狱。滑头的院长只好“顾左右而言他”：“夫人，苏州天气太热啦。这几天持续高温，今天又是38度，夫人身体要紧，还是请回上海休息吧。”
庆龄掏出一方真丝手帕擦了擦脸上的汗水，回敬院长说：“天气热是真情。尤其你们法院大门口，太阳毒得很啊。”说到这里她紧紧盯着两人的眼睛，两人赶忙避开，不敢接腔。
停了一下，庆龄又严肃地说：“不过我到苏州，并不是来乘凉的。既然你们敢开庭审判沈钧儒等，我们这些人就和他们一样都犯了爱国罪。我们爱孙先生创立的中华民国，触犯了你们的法律，今天我们就来投案自首，主动要求入狱!”
院长无法推托，只好说：“嗯，这个，就救国会本身来说，应该是无罪的……”
庆龄问：“既然救国会无罪，救国会的七位领袖就应该马上释放!”
“这个么，还要等、等法庭审理的结果……”
庆龄把自己的箱子往院长面前一推说：“七领袖不能释放，我们也不能独自在外面生活，今天就进监狱和他们一起坐你们的大牢吧。”
对庆龄入狱的要求，院长吭哧了半天说：“你们要求入狱，这得有证据，法院才能受理。没有证据我不敢随便让人坐牢的。”
庆龄针锋相对地说：“证据充足得很!我和七君子一样都是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们，”庆龄回手一指胡愈之、诸青来，“他们也都是救国会的成员。七君子有罪，我们自然不能逃脱。你只管把我们关进去就是。”
检察长知道事情难办，乘庆龄和院长说话的当儿，竟悄悄贴墙根溜了出去，再也不肯露面了。
院长一再推托：“要投案得有证据，否则不能受理。”
庆龄则强调：“我是救国会执委，连报纸上都有记载，那就是最好的证据。”
庆龄逼院长立即为带来的人员办理收审关押手续，院长憋得面红耳赤，浑身大汗淋漓，手足无措。
庆龄心里明白，说要入狱，谅他们怎敢收审?不过是借此制造舆论，支援七君子，使他们能够早日出狱而已。
在僵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庆龄乘机说：“既然你认为我们证据不足，不好受理，我们就先让一步，今天先到狱中探视七领袖，待回到上海后再补充些证据，改日再来投案也行。”
院长一听，这等于庆龄把他提在空中悬了半天，扑通一声放了下来，立即如遇大赦一般，赶紧知趣地说：“夫人要去探望他们，我马上安排!至于补充证据再来投案，我求求您，请夫人千万不要来了!”
在狱中被关押了8个月之久的七君子，见到庆龄亲自到狱中来看望他们，一个个激动得热泪盈眶。七君子中惟一的女性史良见到庆龄时，一下子扑在庆龄怀里，两个人长时间地紧紧拥抱。庆龄把带来的新鲜水果和营养品送给他们，并且鼓励他们说：“你们在狱中顶住了敌人的种种威逼利诱，表现了非常可贵的革命气节。我敬佩你们!救国会的同志们敬佩你们!全国人民敬佩你们!”
与庆龄同来的人一齐用掌声表达对七君子的敬意。七君子也用掌声表达他们对庆龄一行的感谢。
庆龄接着说：“现在全国已经有上万人签名和你们一起同服‘爱国罪’，我们今天就是来投案要求和你们一起坐牢的，但是他们不敢关押我们。民族危亡，爱国无罪，全中国的人民都在支持你们，你们是一定能够获得自由的，胜利终将属于我们一切爱国的人们!”
庆龄看此行的目的已完全达到，才与七君子依依惜别。
下午，当庆龄一行离开苏州的时候，一阵惊雷滚过天空，万条雨线从天而降，给长期闷得人喘不过气的江南，带来了夏季难得的清凉。
“国母”为救七君子亲自到苏州要求入狱的消息不胫而走，给各地救国会的同仁和全国爱国正直的人们以极大的鼓舞，营救七领袖的活动掀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当天下午，苏州就有40多人也到法院投案，要求与七领袖一起坐牢。接着各地又有不少人前来要求服“爱国罪”，弄得江苏高院应接不暇，审讯七君子的活动再也无法进行了。
当天晚上，狱中的七君子又给庆龄写信，再一次表达他们对庆龄的敬意和谢意，并且详细汇报了他们在狱中坚持读书看报，锻炼身体，以随时准备出狱参加更艰巨斗争的决心。
回到上海的第二天，庆龄与何香凝又提议发起爱国入狱运动的16人，直接给国民党最高当局拍发电报。他们拟好电文后，分别发给了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蒋介石，中央政治会议主席汪精卫，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立法院长孙科，考试院长戴季陶，司法院长居正，监察院长于右任，司法行政部长王用宾等，对庆龄到苏州时，法院长官先是避而不见，接着又妄自尊大，对庆龄的要求充耳不闻的行为表示愤慨，并且表示16人和全国一切救亡运动中人，断不敢坐视沈钧儒等在狱中受困，而与他们同样进行救亡活动的人却在外独享自由。如果沈先生等不能获释，他们将再请入狱。请这些大员们迅速出面主持公道，以慰全国爱国人士之心。
这封电报同庆龄亲到苏州要求入狱一样，是她同蒋介石斗争艺术的又一部杰作。庆龄明知江苏法院方面的所作所为完全是秉承蒋介石意志行事，却故意避而不说，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江苏高院长官，然后再进行谴责，以使其他人便于说话，而蒋介石却哭笑不得。
又过了一天，也就是1937年7月7日，华北日军在卢沟桥向北平守军发动了突然袭击，中国军队忍无可忍，当即进行自卫还击。于是，一场改变中国百年历史走向，影响到未来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终于爆发了。
日本军国主义灭亡中国的野心已经彻底暴露，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事态的发展完全证明了救国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正确性，证明了七君子真正是为民族和国家前途奋斗的爱国志士，证明了庆龄营救七君子的行动也就是拯救中国的行动。蒋介石给七君子判罪的借口一个也站不住了。在庆龄又一次强烈的呼吁下，国民党当局只好宣布七君子无罪，完全恢复了他们的自由。
庆龄领导的爱国入狱运动至此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这是庆龄30年代同蒋介石迫害革命志士的行动进行斗争中最具传奇色彩的一幕。“庆龄爱国”从此成了镌刻在全国人民心中千古不变的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