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伟大友谊
从一个人怎样对待朋友，可以窥知他的整个情感世界。
——题记
●在庆龄主持下，一面白底黑字的“民族魂”大旗覆盖在鲁迅棺材上，10万人跟在她身后为鲁迅送葬
1926年的一天，在厦门一家专为阔人服务的理发馆里，来了位足蹬布鞋、穿黑布长衫的瘦老头。惯于衣帽取人的剃头匠一看来者的穿着打扮，很有些鄙夷，觉得他不应该到这专为上等人服务的地方来理发。于是口上不说，理发时可是三下五除二，胡乱对付了几下就算完了。客人从镜子里照了照，什么也没说，却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银元递了过去。从来也没有人理发给过这么多钱，剃头匠很吃惊，暗恨自己怎么就没看出这人还是个大富翁呢。过了一段时间，这个瘦老头又来了。剃头匠一眼就认出了这就是上次给大把银元的大财主，再也不肯怠慢。他使出浑身解数，洗、理、剪、刮样样认真，末了还从头到背捶打按摩了一通。实指望得到更多的赏钱。不料瘦老头这次付钱时，却只掏出了几个铜板，还仔细数了一遍，又装进兜里几个，才交给剃头匠。剃头匠接过钱，结结巴巴地说：“先生，上次我——，咳咳，这次我可是，呵呵，你怎么……”瘦老头明白了他的意思，回答说：“是啊，上次你理发理得不认真，我给钱也给得不认真，这次你理得认真了，我给钱给得也认真了。”
这个瘦老头就是当时在厦门大学任教授的鲁迅先生。
鲁迅对一些势利小人虽然有时也不免“幽他一默”，但更多的却是对凶狠残暴的当权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他不怕死亡的威胁，斗争的关键时刻决不后退一步。在特务暗杀杨杏佛以后，有些过去民保盟的同事害怕了，不敢出席杨杏佛的葬礼，鲁迅不但去了，而且出门时连钥匙都没带，以示不准备活着回家的决心。他一贯“横眉冷对千夫指”，因而获得了毛泽东“骨头最硬”的赞誉。他以他的笔作武器，写了大量痛斥日本侵略者和德意法西斯，抨击蒋介石政府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卖国求荣，揭露某些无耻文人和官僚政客丑恶嘴脸的杂文，显露了他作为伟大思想家的精神锋芒。他同情民众，关心青年，与中国共产党心心相印。他积极营救革命者，帮助党做了大量工作。在红军以武力打破蒋介石的军事“围剿”时，他则在文化战线上担当着反对国民党文化“围剿”的主将。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后，他激动不已，当即给党中央拍去了“你们的事业是伟大的事业。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中国与人类的希望”的贺电。
对鲁迅的这些优秀品质，庆龄是十分清楚的。多年来，他们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鲁迅一直十分敬重庆龄，庆龄也非常关心鲁迅。
长期的拼命工作和并不优越的生活条件，使得鲁迅的健康每况愈下。他的面容衰老得很厉害，每当有人问起他的年龄时，他总是多说一二十岁，因为这样看上去才相称，以免人家疑心他少报，假装年轻。实际上，他的身体内部情况也不好，1935年就查出他患有较重肺病。在一次有何香凝、茅盾、史沫特莱等共同出席的酒会上，庆龄就劝他赶快出国治疗，鲁迅却说：“局势瞬息万变，我怎能独自远行?”
1936年5月，庆龄因阑尾炎住院了。在医院里，庆龄听到鲁迅的肺结核很厉害了，非常着急。因为不能亲自去看望并当面劝说，她抱病给鲁迅写了一封态度极为诚恳的信。他在信中称鲁迅“周同志”，这是庆龄很少用、很亲切的称呼。信中说：“方才得到你病得很厉害的消息，十二分地担心你的病状!我恨不能立刻来看看你，但我割治盲肠的伤口，至今尚未复原，仍不能够起床行走，迫得写这封信给你!”
庆龄恳求鲁迅立即住院治疗。她说：“你的生命并不是你个人的，而是属于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为着中国和革命的前途，你有保存、珍重你身体的必要，因为中国需要你，革命需要你!!!”
庆龄在末尾特别强调：“我希望你不要漠视爱你的朋友们的忧虑而拒绝我们的恳求!!!”
庆龄在信中多处一连用3个感叹号，足见她对鲁迅的关心之至、友情之深。接着，庆龄安排由苏联大使馆出面邀请鲁迅出国治疗，但鲁迅惦记着国内的斗争，仍不肯前往。庆龄又请美国大夫马海德为鲁迅寻找新药、特药，制定治疗方案。后来庆龄又安排鲁迅到江湾的叶家花园去休养。鲁迅因为不愿意离开自己的战斗岗位，仍然没有去。
10月19日，为中国的民主富强英勇战斗了一生的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先生溘然长逝。文坛巨星陨落，日月无光，天地悲泣!庆龄听到消息，更是哀痛不已。她立即赶到鲁迅家里，面对先生的遗体，沉痛志哀。
庆龄同鲁迅的妻子许广平、胞弟周建人，上海地下党代表冯雪峰，以及文坛宿将巴金、曹禺等，一起商量如何办好鲁迅的葬礼。鉴于庆龄的崇高威望和同鲁迅的深厚情谊，大家公推以庆龄为首，组成鲁迅治丧委员会。
大家简要回顾了鲁迅奋斗的一生：始而学医，后以为医治国民精神上的痼疾比单纯医治肉体上的疾病更紧迫，转而从事文学事业；他的作品特别是杂文笔锋犀利，在中国思想界起到了激浊扬清、除旧布新的作用；他欢迎辛亥革命，也认真总结过这次革命的经验教训；他在同一切恶势力斗争中无私无畏，坚持原则，从不妥协；他病体虽弱，精神上却有最强大的力量；他无情撕去旧中国“吃人的社会”种种封建伪善的假面具，热情地欢呼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奋斗带来的黎明；他关心青年，最受青年的热爱和敬重——他已经成为生生不息、敢于斗争、挚爱和平、民主和进步的中华民族精神的象征!因此，庆龄特别提议两点：第一，要做一面绣有“民族魂”的大旗覆盖在鲁迅的棺材上，作为对这位民族英雄一生伟大人格、伟大精神的总结和概括；第二，要把鲁迅的葬礼办成一个发动群众、救亡图存的群众运动。
在治丧委员会其他同志前后忙碌的时候，庆龄忍着悲痛，亲自和许广平一起到万国殡仪馆为鲁迅选购棺木。许广平考虑鲁迅一生俭朴的习惯，本来要选购一副一般的棺材。但庆龄考虑鲁迅已经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心中一面战斗的旗帜，要让群众最后瞻仰好鲁迅的遗容，她自己出钱，花几千元选购了一副上面有玻璃罩的上等棺木。
接着，庆龄又到万国公墓，亲自为鲁迅选定墓地，并交付费用。
鲁迅的遗体安放进万国殡仪馆，庆龄亲自为鲁迅守灵。各界成千上万的群众天天来瞻仰遗容，祭奠鲁迅。当他们看到庆龄和许多名人都在为鲁迅守灵时，更加激起了对鲁迅伟大一生的敬仰。人们纷纷用文字、用语言表达对鲁迅的爱戴，对鲁迅战斗精神的敬佩，对鲁迅革命遗志继承的决心。各种各样的挽联、挽幛、花圈堆满了灵堂，上面写满了发自人民内心的哀婉凄绝、慷慨激昂的语句。
按照庆龄提议的把鲁迅葬礼办成一个发动群众、救亡图存、向各国反动派示威的群众运动的意见，出殡之前，治丧委员会特地选择了一条经过公共租界和中国地界的路线。
出殡的时刻到了!只见在庆龄的精心安排下，各国友人和中国一些著名人士亲自为鲁迅扛抬棺木。鲁迅的棺材前，树起了那面巨大的白旗，上面是由沈钧儒亲笔书写、黑丝绒绣成的三个大字“民族魂”。大旗迎风招展，哗哗作响，象征着鲁迅不朽精神对民众的召唤。各界进步团体、名人巨子、人民群众送来的挽联挽幛，组成了浩大的仪仗队，长的短的、横的竖的，真是旗帜如林，绵延十里，遮天蔽日。庆龄素衣白袍，臂带黑纱，徒步跟在棺材后面。在她的身后，是浩浩荡荡10万人的送葬队伍。开路的鞭炮，哀婉的唢呐，更有齐声高唱的悼歌。悼歌用的是《打回老家去》的曲子，临时新填了悼念鲁迅的歌词。如此规模盛大的葬礼，在上海滩上还是第一次。这一方面可以看出鲁迅在群众中的威望，一方面也显出了庆龄卓越的组织才能。
很明显，这么声势浩大的送葬队伍，声震天地的讨伐日本侵略者曲子的悼歌，在为鲁迅送葬的同时，也是向中外反动派的大示威!既是向帝国主义的示威，也是向政府不抵抗主义的强烈抗议。
队伍走上一个大路口时，军警们在那里布成了防线，他们以“防止扰乱社会秩序”为由，不许按治丧委员会事先选定的路线前进。庆龄什么也不说，她一直赶到最前面，直向军警们的防线走去。在她的身后左右，是黑压压的送葬人群，人们的悲痛和愤怒只用坚定的脚步和激昂的悼歌来表达。军警们的手发抖了，他们不敢强行阻拦孙夫人，也不敢同潮水般的群众队伍发生对抗，只好悄悄后退、后退，最后眼睁睁看着队伍按原定路线继续前进。
进入公共租界时，租界巡警头子出来说：“这儿是租界!租界的法律是不准游行示威。如果不听劝阻，警察开枪造成流血，责任不在我们!”走在前面的庆龄只回了他一句话：“没看见吗?今天这是送葬!”是啊，送葬不是游行，不是示威，葬礼在西方也被视为神圣的。警察头子无言可辩，不敢寻衅，只好为送葬的队伍行注目礼。
日本鬼子进犯上海，蒋介石政府随意抓人杀人，长期以来压抑在人们心中的愤懑，通过为鲁迅送葬、呼口号、唱挽歌，在人们心中来了一次大宣泄。沉闷的上海又显出了它勇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光荣传统。
到达墓地后，庆龄和蔡元培、沈钧儒、邹韬奋等先后发表演说。庆龄说：“现在鲁迅先生死了，可是鲁迅先生之革命工作尚未完成，我们应当继续努力。追悼鲁迅先生，须效法先生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汉奸的精神，为民族求解放。”
鲁迅的棺木缓缓沉入墓底，可是庆龄和鲁迅先生之间崇高伟大的友谊却感染激励了千千万万的后人。庆龄在鲁迅葬礼中的所作所为，映照出了她伟大的人格和关心同志、诚信待人的高尚情操。
●一位美国青年在中国苦苦求索，庆龄指给他一条路，他从而一跃成为东西方瞩目的名记者
一个金风送爽的季节。静安寺路上一家巧克力商店里。
庆龄打量着这位约见她的美国小伙子。这是她当年留学时见惯了的那种美国南方小伙子，挺拔的个头，栗黄色的长发，碧蓝的眼睛。他说话时那种有些软性化的南方口音，让庆龄感到熟悉和亲切。
“孙夫人，我还是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埃德加·斯诺，是上海租界里《密勒氏评论报》的代理主编，兼美国《芝加哥论坛报》驻远东记者。我这次约见夫人，是应《先驱论坛报》主编威廉之约，准备撰写您的传略。”
庆龄点点头，显然这些基本情况她已经知道了，她对这些没有作出太多反应。
斯诺显然也感到这样干巴巴地开头进行采访是不成功的，自己还必须多说点什么，引起对方的兴趣才行。
“我3年前就来到中国任职，我对中国问题很有兴趣，可是虽然3年来我一直在苦苦奋斗，力求借自己身在中国的优势，写出对中国问题有独到见解的文章，让西方从我的文章中更好地了解中国，也让我自己一举成名，成为有影响的新闻记者或专栏作家，但是迄今收效甚微，在新闻界，在中国问题的研究领域，我现在还是个无名之辈。我写的东西，还没有引起过太大的影响。孙夫人，您不会因此怀疑我的能力，不愿意接受我的采访吧?”斯诺试探着问。
小伙子的率直引起了庆龄的好感。这正是许多美国人的作风，这比有些人的装腔作势更能博得信任。庆龄笑了：“小伙子，你还年轻么，只要有决心、有毅力，总是会成功的。我可以把我的一些情况告诉你，但是有一条要求，就是你必须如实地报道，而不能强加某些我没有说过的东西。”
“感谢夫人对我的鼓励!至于你的要求，我认为是完全正当的，我一定照着做。因为从我这方面来说，那也是最起码的新闻职业道德。”
一场愉快的谈话就这样开始了。
他们共进午餐后，又开始慢慢品茶。庆龄感到中国革命的许多问题，特别需要向世界宣传，尤其是她曾留学的美国。在那里，许多人对中国的事情，一直只能听到一些不负责任的记者“妙笔生花”，一些别有用心的政客胡扯乱侃。让这位年轻人如实报道一些情况以正视听，是有好处的。再说，那里有许多多年来一直关心她的朋友，自己的情况也有必要让她们知道得更详细一些。
他们的谈话是轻松的。斯诺并不像某些咄咄逼人的记者那样，提出一连串沉重的问题，让对方像犯人招供式地来回答。他认为，要同这样一位世界景仰的伟大女性真诚地对话，首先需要在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信任，不能光要求人家谈人家的事，自己的情况也需要让人家有所了解。斯诺先谈了一些自己的情况，包括他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以及从前所发表的主要文章。
斯诺谈着谈着，庆龄笑了。斯诺惊奇地问：“孙夫人，是我的什么情况让你发笑了吗?”
庆龄笑着说：“记者先生……”
斯诺连忙纠正说：“孙夫人，我在您面前是晚辈，我希望您在称呼我的时候，直呼我的名字。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拉近我们之间的距离。也只有这样，才便于我听到您真正的心声。”
“很好，小伙子。你是一位诚实的青年。所以我想我也不必太客气，那样就显得生分了。是么?”
“正是这样，夫人。”
庆龄端起茶，慢慢呷了一口：“我现在知道了一个问题的答案。”
“关于哪方面的?”斯诺很注意地凑过了脑袋。
“是关于你的。开始谈话时我记得你说过你在中国已经工作3年了，很勤奋并写了不少东西，但迄今为止，好像还没有引起太大反响。是吧?”庆龄问。
“是这样的，夫人。”斯诺点头称是。
“我刚才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原因。这就是你对中国问题的认识，还在受着某些人偏见的影响。你还没有独立地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没有真正地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用这样的观点来看问题，你写的东西再多，也难脱别人的窠臼。虽然能让某些人看了高兴，但决不会引起真正的反响。我这样说你不会介意吧?”
斯诺用茶杯盖把茶水上面的浮叶划了十几下才开口：“夫人，我听得出来，您是指我对中国问题的根本看法存在缺陷。的确，这些看法我在国内时就是这样听来的，到中国以来别人也是这样对我讲的，我还从未怀疑过这种观点有什么不妥。是的，夫人，我从未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现在我想问一下，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蒋介石发动北伐，把中国从军阀手中解救出来，他制止了共产党鼓动的‘暴民’在农村的混乱，阻止了中国赤化的危险。在这些事情上，正义难道不是在他这方面吗?共产党鼓吹阶级斗争，一心想搞暴力革命，这对国家有好处吗?”
斯诺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他想观察庆龄的反应。庆龄没有立即接话，用眼神鼓励他把话说完。斯诺于是又接着说：
“还有，共产党在他们割据的地方搞土地革命，实际是一种劫富济贫的老办法。靠这种办法恐怕只能鼓励懒惰。我倒认为晏阳初的农村复兴运动才是中国发展的希望所在。夫人，我一直都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什么不妥，我想听听夫人是否有另外的见解。”
庆龄笑了：“我是有另外的见解。否则，我就不是现在的我。而且，如果你不了解我的见解，你就会有许多事情根本无法理解。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比如北伐，那是孙中山先生生前就制定的计划，并且已经奠定了基础。是他领导的革命把中国从封建统治下解放出来。但是，那场革命是不彻底的。而且革命的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窃取了，并且由此又带来了一个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孙先生的后半生一直都在同袁世凯、袁世凯的继承者们作斗争。他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同共产党合作，壮大了革命力量，从政治、组织、军事上为北伐作了准备。他去世后，这些政策开始还在实行，所以北伐开始进行得很顺利，这里有很大功劳是共产党的组织和他们党员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为北伐奠定了胜利的社会基础。这就是你所说的‘暴民’，是他们在上海发动了三次武装起义，使蒋介石没费一枪一弹就进入了中国这个最大的城市；是湖南、湖北、江西的农民运动，使北伐军所到之处，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所以战斗连战连捷，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斯诺听得非常专注，这些事情对他来说简直不可思议。如果不是受到过美国教育的、文弱美丽的孙夫人当面这样讲，他会看做纯属共产党的宣传而不屑一顾的。但是，这话出自在世界上享有崇高威望的孙夫人之口，他不得不考虑她的直接见证人地位，以及她所叙述的真实性。
庆龄看斯诺陷入了思考，她知道这些话对这位年轻人也许是闻所未闻的，她应该把话讲完，一并交给他去比较辨别。
“但是，北伐进行到中途，蒋介石自以为羽毛丰满了，他叛变了。他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他把国民党的盟友共产党一把推进了血泊里，对曾经帮助他的那些工农群众也举起了屠刀。他实行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整个社会的情形同北伐以前相比并没有根本改变。”
“孙夫人，这些是您的真实想法吗?您的确是这样认为的吗?”斯诺还有些怀疑自己是否听错了。
庆龄缓缓地说：“这些就是我脱离现在的国民党，不参加现政府工作的原因。我并不要求你接受我的观点，但是你应该了解这些。否则，你写不好我的传略，也恐怕难以在记者生涯中达到新的境界。”
一直谈到吃晚饭时，斯诺感到他已经开始了解孙夫人了。他看到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感受到了她的正直与无私，体验到了中国最美好的思想与情感。虽然他还不能一下子达到庆龄对中国问题认识的水平，但是他已经感到，孙夫人肯以牺牲家庭关系和财富享受而追求的东西，一定是具有更高价值的。
这次为采访庆龄而进行的谈话，不啻给斯诺思想注入了一种清醒剂。此后，他们逐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庆龄给斯诺指出了一条新的认识中国问题的思路。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用新的视角进行观察和思考，终于逐渐看清了蒋介石政府是一个腐败和缺乏效率的政府，是目前中国一切苦难的根源。中国不仅不能靠蒋介石政府来拯救，相反倒应该切除这个毒瘤。中国确实需要一场血与火的暴力革命。
1936年春天，庆龄把半张5英镑的钞票交给斯诺，让他到西安与从陕北送信刚刚回来的董健吾接头。
这次到陕北对共产党和红军进行实地采访，是他渴盼已久、对庆龄反复提出要求，庆龄经与周恩来联系后特意安排的。但是临出发之际，斯诺又有些害怕起来。
“孙夫人，要不，我还是另找机会再去吧。”
“为什么呢?”庆龄有些不解地望着这个美国小伙子。
“我怕到了西安，张学良不放我过去呢。”
“东北军已经和陕北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他们之间已经有了来往，张学良不会难为你的。”庆龄安慰他。
“这几年我已经领教了蒋介石特务的厉害。我想西安一定还有不少蒋的特务和密探，万一他们知道我要去采访共产党和红军，我真怕他们……再说，马海德大夫上次都没能通过西安，我要空走一遭，个人受惊吓事小，如果一事无成，连报社老板面前都不好交待啊。”
“这个，我可以给张将军打招呼，请他设法帮助你，不至于有大麻烦的。”
“嗯，还有，就是——红军方面，我现在已经不相信他们个个都是青面獠牙，吃小孩子不吐骨头的了，可是我毕竟是美国人，美国记者，是他们常说的帝国主义国家的人，他们真的能相信我吗?他们会不会对我审讯拷问呢?万一他们不信任我，在那遥远的地方，我可是呼天不应、喊地不灵啊!”斯诺说到这里的时候，身上竟然禁不住有些抖起来。
“小伙子，你这是怎么了?这两年你不是对共产党已经有所认识了吗?你不是急于见到他们，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作一个独家报道么?你想想你这种心态像什么呢?”庆龄微笑着。
“像什么?”斯诺不解地问。
“叶公。”庆龄说完自己竟笑出了声。
“噢，这好像是一个中国成语里的人物，他，他是怎么回事来着?对，到处画龙，特别喜欢龙，当真的龙进来让他一睹真容时，他吓昏了过去。哈!孙夫人，你笑话我了。我这行动确实有点像叶公。”斯诺自我解嘲地也笑了。
“去吧，年轻人，这对你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你会看到中国真正的希望，你会受到欢迎的。你如果能把他们的真实情况向全世界做出客观公正的报道，对共产党和红军的斗争将是一个帮助，对你自己也是一个在新闻界崭露头角的绝好机会。或许你将从此一举成名，因为你做的这项工作是开创性的，是第一份。在你之前，还没有一个西方记者进入他们的生活。”
“好的。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从西安到保安，400公里山路，从地图上看，都是穷乡僻壤，听说经常有土匪出没，我会不会还没走到保安，就叫土匪‘喀嚓’一下……”斯诺用手掌比着自己的脖子。
“年轻人，美国西部牛仔不是很有一种冒险精神吗?入龙潭得骊珠!你不会被这种危险吓倒的。是不是?我会好好安排，保证你的安全的。”庆龄知道斯诺这是临行前的一种心理紧张，是完全正常的，解开之后他自会勇敢向前。
这次谈话，给了斯诺力量和鼓舞。他和马海德大夫一起踏上了西去的征途。在西安，他用半张英镑与董健吾接上了头。刚刚从陕北返回的董健吾又返身亲自护送他们。经过了些许周折，斯诺和马海德终于到达了陕北。
共产党和红军自井冈山时期以来，几乎处于一种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没有记者进入他们的区域，向世界公正报道他们的生活和斗争情况。斯诺是第一个深入到他们中间的美国记者。毛泽东欢迎他，接受了采访，并在延安窑洞前留下了那张传之久远的头戴红军八角帽的历史照片。周恩来对斯诺说：“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斯诺在陕北每天为所见所闻的人物故事和他们的英勇事迹感动着。3个多月的考察采访，他写出了首次披露共产党领袖和红军战士战斗生活的报告文学《红星照耀中国》。
这本书一出版，立即在世界引起了轰动。因为在此之前，红军和他们的根据地一直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围剿之中，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红军和根据地都是世界之谜，关于他们有种种混乱的传说。不仅西方不了解，就是苏联和共产国际也不了解，甚至就是一般的中国人也不知道红军和根据地究竟是怎么回事。《红星照耀中国》澄清了这个世界最大的谜。在它面前，所有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歪曲诬蔑和不实报道都立即露出了原形。它帮助全世界的人看到了事情的真相，当然，也给斯诺带来了极大声誉。
一位外国朋友评论斯诺的这本书“像焰火一样，腾空而起，划破了苍茫的暮色”。它在英国出版，几周内就销售了10万册。并且从那时起，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被列为世界十大畅销书。它被翻译成十几种文字出版，享誉全球。斯诺也从此由一个苦苦奋斗几年不引人注意的小青年，一跃而成为东西方都瞩目的大记者。
斯诺成名以后，一直牢记着是庆龄把他引上了一条人生的正确之路、成功之路。在后来的岁月里，他们始终保持着伟大的友谊。
斯诺后来又报道了皖南事变蒋介石袭击新四军的真相，在新中国成立后向世界报道了被西方认为是“竹幕”后的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而他同庆龄的友谊，则绵延一生，始终不渝。
●萧伯纳环球旅行到达上海，庆龄到码头迎接。萧说，见到你我已没有必要上岸了，但结果他们却谈了很多
2月的上海虽说不上严寒，却也是凉风嗖嗖，寒意袭人。凌晨5点，天还未亮，庆龄和杨杏佛等就站在了上海码头上，他们要迎接的，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世界大文豪萧伯纳。
庆龄所以不避风寒，亲自到码头迎接，主要的并不是因为萧伯纳在文学界的名气，而是因为他有鲜明的爱憎，一贯坚持把讽刺的矛头指向一切罪恶势力，把同情的手伸给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和东方被压迫的民族。特别是，他们两人都是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庆龄是想通过对这位世界瞩目的名人的接待，来抨击日本侵略者和中国的法西斯统治者。
足足等了一个小时，“不列颠皇后号”才抵达吴淞口。庆龄迎着凛冽的海风，立即登上甲板，与满头银丝而仍精力健旺的萧伯纳热烈握手，向他耄耋之年还壮心不已环游世界表示钦敬，向他登上中国的土地表示热烈欢迎。一贯以幽默机智见长的萧伯纳随即以机警的口吻，开始了他们愉快的对话。
当时慕闻萧伯纳之大名，怀着各种各样目的来求见他的人在码头上还等了一大群。萧伯纳对那些想利用他的名气来追逐个人私利的人不屑一顾。他和庆龄在船上共进早餐后，庆龄即邀请他登岸。萧伯纳立即施展了他的辩才，出语不俗：“除了你们，我在上海什么人也不想见，什么东西也不想看。现在已经见到你们了，我为什么还要上岸呢?”
庆龄笑了：“上海是有不值得见的人，不值得看的东西，你尽可不见不看。但你既是环游世界，到上海而不下船，不上岸，这能算你到过上海吗?现在我请你到我的家里做客，一是尽我地主之谊，也是成就你真正环游世界的宏愿。”
萧伯纳对庆龄的对答十分满意，同时庆龄这么说，他也再无可推托之辞，只好跟庆龄前往莫里哀路29号家中。
从巨大的游轮上下来，到达码头还需坐两个小时的小艇。他们一路谈锋甚健。到庆龄家中时，鲁迅、蔡元培、伊罗生、史沫特莱和林语堂，已在等候。中午庆龄特意准备了全素宴招待萧伯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主要成员都参加了宴会和谈话。
萧伯纳作为世界反帝大同盟的名誉主席，他当然十分关心中国的抗日准备情况，他问庆龄：“请明确告诉我，为对付日本的侵略采取了什么办法?”
庆龄说：“几乎没有。南京政府把最精良的武器和军队都用来对付中国红军而不是日本人。”
萧伯纳还关心国共之间合作的可能性问题，他问：“是不是有可能使南京的军队和红军组成一个反对日本的统一战线?”
庆龄告诉他：“去年12月，在华中地区的苏维埃政府发表了一项宣言，如果南京政府停止向苏区推进，苏维埃政府愿意同任何部队达成共同抵抗日本侵略的作战协议。”
萧伯纳称赞说：“这个协议够公平的。”
庆龄很遗憾地说：“但没有被接受——从那时以来，南京的军队发动了对苏区的进攻。”
吃饭过程中，萧伯纳又问起：“到底国民党是什么，南京政府又是什么?”
庆龄用简洁的语言回答说：“国民党就是执政党，同南京政府是一回事。”
“但是谁选出的这个政府呢?真正的权力在谁手里?”
“谁也没有选谁。蒋介石有他的军队，所以他是独裁者。”
萧伯纳又问：“请告诉我，孙夫人，关于国民党和这个政府，你的立场是什么呢?”
庆龄告诉他：“当革命统一战线在汉口解体时，我就同国民党脱离关系到国外去了，从此我就同国民党不相干了，因为它屠杀人民、背叛革命。”
萧伯纳感叹道：“你真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当然，你说的话他们是会害怕的。”
停了一下，萧伯纳忽然提出一个很尖锐的问题：“请告诉我，南京政府有没有想收回你的‘孙夫人’的称号?”
庆龄笑了起来：“现在还没有。他们可能想这么做，不过这在他们是收不去的。”
他们的话题十分广泛。当说到新闻界时，庆龄介绍说：“新闻界完全听命于当局。国民党发表消息，说我是他们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或者说我说了这个那个，或者我和反动将军们一同旅行，或者我参加了这个那个委员会。当我出来否认时，他们就下令报纸不许登载我的声明。”
萧伯纳说：“当然，他们会这样做!如果让老百姓知道你是怎样想的，他们就不得了了。但他们也有一些新闻专业上的借口。”
萧伯纳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你看，如果报上说我萧伯纳谋杀了我的丈母娘，那将是一条轰动的新闻，不是吗?但如果我否认，说这是瞎话，我今天早上还好好地同丈母娘一起用早餐，那他们就认为这不是什么好新闻了。”
当谈到自由问题时，萧伯纳调侃了某些国家标榜的所谓自由。他说：“什么是自由呢?在印度，英国人让印度人受到陪审团的自由审判。当陪审团宣告犯人无罪时，法官就撤销这个判决，判他入狱。这些就是所谓的英国自由制度。”
下午，由蔡元培主持的国际笔会中国分会在世界学院举行欢迎会，萧伯纳出席了。笔会向萧伯纳赠送了一盒有中国特点的泥制京剧脸谱。萧伯纳仔细看了这些精制的中国工艺品，并高兴地接受了。他说：“啊，在京剧舞台上各种人物太好分辨了。老生、小生、花旦，以及战士和恶魔，都能够从脸谱上进行鉴别。可在生活中就不行了。生活中人们的脸谱大都相同，但内心的善恶却相差太远了。”
欢迎会结束后，萧伯纳又返回庆龄的寓所。这时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已聚了一群。室内容纳不下，他们就在房后花园的草地上进行了集体采访。萧伯纳往往借记者的提问而大加发挥，他巧妙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对反动势力冷嘲热讽。每当萧伯纳妙语涌出，庆龄就为他热烈鼓掌。
在谈到人类社会发展趋势时，萧伯纳说：“社会主义早晚必然要普遍实行于世界各国，虽然革命的手段和步骤，在各个国家里所采取的形式，也许互相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到最后的终点，始终还是要走上同一条道路，而达到同一个水平线。”
当有人问起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时，萧伯纳说：“被压迫民族应当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中国也应当这样干。中国的民众应当自己组织起来，并且他们所要挑选的自己的统治者，不是什么戏子或封建王公。”
当谈到中国文化时，萧伯纳说：“文化的意义，照科学的解释，是人的一切可以增进人类幸福的行为。”不过他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除开农田里还可以找着少许文化以外，再也没有什么文化可说了。”
萧伯纳在上海虽然只停留了一天，但这一天由于庆龄的安排和介入，使萧伯纳有了很好地展露他观点的时机。而他对反动派的嘲讽之语，也支持了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正义斗争。他们之间的战斗友谊，永远地载入了史册。
●特务密谋加害庆龄，一个印第安女子腰挂手枪时时紧随左右，暗中保护着庆龄的安全
中午的阳光直射地面，燥热的空气使蝉都没有了高叫的力气。庆龄参加一个朋友的集会回来，她乘坐的是福特出租公司的汽车。她长期以来一直从各个方面帮助革命者，支援抗日，资助那些处在贫困中的孤儿和难民，自己却舍不得购买专车，以至出门不得不临时租用一辆车子。
汽车在滚烫的路面上平稳急驰。突然，街面上两个衣衫破烂的男人厮打着冲到了路中央。司机摁响了喇叭，放慢了车速，但两个人好像早已不顾汽车的危险，一心往对方身上扑来扑去。司机本想小心绕行，哪知这两人在路中间忽东忽西，甩臂踢腿，车子根本绕不过去。司机只好停了下来。
庆龄初看两人穿着，像是小商贩，本想下车劝解。她刚去推车门子，坐在旁边的一位外国女子一把拉住说：“夫人别动!我看这两人贼眉鼠眼，不像善类。”庆龄再仔细一看，果然这两人穿着虽破，头发却是认真剪理的，而且两人只是跳来跳去，并不真往对方要害部位击打。车子一停，两人已经扑打到汽车跟前，眼睛不时往车上窥视。啊!会不会是蒋介石的特务，故意想引自己下车?庆龄还未多想下去，这外国女子早从另一侧推开车门跳了下去，两个家伙一看有人下来，竟一齐扑了过来。一个假装往这女子身后躲，一个就朝她的面门抡拳打来。
金发碧眼、身强力壮的女子一把关好车门，身子往旁边一闪，大吼一声“NO!”两个家伙定睛一看，下来的原来是位洋人，而孙夫人仍在车里，像事先商量好的一般，一齐喊道：“我们打架，关你个洋婆子什么事?”说着就上前撕扯。只见她左右躲闪着，把两人引离了汽车，接着对司机大喊一声：“快开车!”两个家伙见状，返身又往汽车跟前冲。司机开始还怕这女子吃了这两人的亏，已推开车门想帮她一把，看这两人又返身冲汽车扑来，才知道两人的本意是冲着车上的孙夫人来的。那女子看两个家伙丢开自己，又往车子跟前凑，他们的企图已经很明显了，又大喊一声催促司机快开车，便紧跑几步，从背后向一人伸脚一勾，这家伙哪里防备这一手，竟一下子被绊翻，肚皮贴地，向前扑出七八尺远，下巴都磕破了。这时从街道两旁一下子又跳出了五六个人，大嚷着：“不得了了，洋婆子打人了!”司机一看，不顾庆龄叫他停车的吩咐，一踩油门，车子冲了过去。
几个家伙看汽车开走，更加恼怒，嘴里不干不净地怪叫着，要教训这外国女子，朝着她围了过来。这女子看汽车已开走，得意地笑了起来。没等几个人到跟前，她忽然把一个口哨放在嘴里，低头转身用劲吹了起来“瞿瞿——”
尖利的口哨声在这寂静的中午显得那么响亮刺耳，几个人愣住了。街道那头，两个骑马的法国警察已闻声向这边赶来，得得的马蹄声敲击着柏油路面。刚才还乱叫的几个人一看警察出现，互相对望了一下，一个人喊声“撤!”顿时四面散开，有的闪进了胡同，有的跳过路边矮墙，连影儿都没了。
那外国女子同前来的警察咕噜了几句，也甩开大步，朝莫里哀路29号走去……
这位机警地保护庆龄安全的外国女子是谁?原来是《法兰克福日报》驻中国特派记者、同时担任庆龄英文秘书的美国作家史沫特莱。
史沫特莱出生在美国西部密苏里州。她的父亲是印第安后裔，是个贫苦的农民。她从小饱受美国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双重苦难，造就了勇敢坚强的性格。她从童年起就卖报谋生，后来又在富人家庭当侍女，她还当过卷烟工人，推销过书报。但是这些粗重的劳动并没有熄灭她心中求知的火焰。她曾进入一家慈善机构办的学校读书，连小学都没有读完。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刻苦自学。她善于观察，勤于思考，不断写出有独特视角和蕴含深刻主题的好文章。终于在1928年，以《法兰克福日报》和英国《曼彻斯特卫报》两家记者的身份，来到中国。
庆龄从欧洲回国后，胡兰畦每天帮她分送信件，代为接待一些客人。一天，胡兰畦收到一封英文信，信封上注了“急”的字样。前几天庆龄去看望大姐霭龄，就住在大姐家里。胡兰畦看这封信是急件，就赶忙送到庆龄手里。庆龄当场打开阅看。看完后对胡兰畦说：“这封信写得好!写这封信的人英文基础很深厚，话不多，很短，但遣词用句都是很美的。”庆龄称赞的这封信正是史沫特莱写的。这时候她们还不相识。史沫特莱的这封信，是为了营救牛兰夫妇，请庆龄在百忙中给她5分钟时间，听她当面把有关情况谈一谈。
既是关系人命，信又写得那么美，庆龄立即安排了时间，请写信人前来面谈。
史沫特莱比庆龄大一岁，她们一见如故，像姐妹一样。史沫特莱大为感动，她童年的记忆里，那些大人物都是高高在上、颐指气使、派头十足的，而这位前大总统的夫人竟是这样平易近人，没有一点点架子。史沫特莱已经从鲁迅口中听到过一些关于庆龄的介绍，这次见面，更加印证了鲁迅的介绍，她们从此就成了密切来往的好朋友。
史沫特莱在上海外国人圈子里是个活跃人物，她有许多朋友。自从和庆龄结识后，她陆续把其中她认为忠诚可靠，对中国人民友好的人介绍给庆龄，使庆龄由她又结交了不少外国朋友。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英雄，当时在上海工厂局任督察的澳大利亚人路易·艾黎，医术高明的美国大夫马海德等，都是通过史沫特莱的介绍，庆龄和他们成了终身不渝的知心朋友的。
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庆龄工作量大增。史沫特莱便担当起了庆龄秘书的重任。她负责用英文发布消息和处理通信事务，每一件事都极其尽心，常常忙到深夜还顾不上休息。她利用自己外报记者的特殊身份，把国民党当局残害革命者、剥夺人民基本权利的罪行写成稿件，发往国内外文报刊登。国民党特务多次向她发出威胁，她不予理睬，照写照发。从红军方面得到胜利消息，她也设法发表出去。她的忘我工作精神，使庆龄深为感动。
蒋介石杀害杨杏佛后，特别急于知道这“杀杨儆宋”之计收效如何。经沈醉多日观察发现，暗杀杨杏佛确实收到了不小的成效，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些人被吓住了，同盟已经无法开展正常工作，对于非法逮捕的政治犯的营救，已不像从前那样一再公开地在政府人士间活动，在报刊上公开对蒋进行谴责。但是，庆龄的革命活动并没有停止，她继续营救处于危险中的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只是方法更加巧妙。她已经加强了情报的收集，往往把工作抢到特务们下手之前，一批又一批党的重要干部被她通过各种人士护送到外地。
蒋介石听到报告，恼怒不已。虽有美龄和子文一再关注二姐的安全，使他不敢危及庆龄的生命，但蒋介石并不死心，还是指示戴笠要加强对庆龄的监视和骚扰，要经常制造些意外和险情，让庆龄知道她的安全并没有把握，迫使她更多的时间只能乖乖待在家里，不敢随便到外界参加活动。
从此，比庆龄大一岁的史沫特莱，除继续担任庆龄的英文秘书外，又主动承担了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保护庆龄的安全。自从这次同几个特务发生冲突后，史沫特莱身上又秘密地增加了一支手枪，随时准备万一庆龄遇到实际的危险，就挺身而出同敌人作拼死的搏斗。
史沫特莱后来到了八路军总部，与朱德相处了一段时间。她为朱德的故事所感动，写出了朱德的传记——《伟大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