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呵护英华

世人最伟大的品性，莫过于用自己的身躯去保护善良和正直的他人。

——题记

●90位世界名人致电庆龄。救援牛兰夫妇的活动坚持不懈

“夫人，电报!”

“夫人，电报!”

“电报”，“电报”，“电报”!

这一封封电报，都是来自世界各国知名人士的，他们中有政治家、科学家、作家、画家、建筑家、律师等，他们从地球的各个方位发出词恳意切的电报，请求在国际上享有盛名的中国伟大女性、他们最信赖的朋友——宋庆龄女士，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对牛兰夫妇的被捕给予营救。

牛兰夫妇是两位持有瑞士护照的美国人——保罗和格大特鲁德·牛兰。牛兰是“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的代表。这个同盟本身就是“红色工会国际”的分支机构，而更为机密的是，他实际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任务是专门协助中国地下革命者的。1931年4月24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叛变，供出共产党的许多重大机密。他们夫妇二人以共产党嫌疑罪被上海公共租界的特别巡捕逮捕，然后转交给蒋介石。

其实，营救牛兰夫妇，庆龄早在从欧洲回国的第一天就开始行动了。更早一点说，当她还在返国途中路经莫斯科时，就有人告诉了她牛兰夫妇的危难，并请她援助。

庆龄仔细阅读这些电报，都是国际上鼎鼎大名的人物发来的，他们中有提出相对论的大科学家爱因斯坦，作家茨威格、罗曼罗兰、巴比塞、吉斯赫，建筑家格罗皮斯，版画家珂勒惠支，德国国会中最老的议员蔡特金，英国独立工党主席布罗克韦，尼加拉瓜民族革命领袖桑地诺，美国律师达罗以及3位参议员等。

实际上，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有着公开和隐蔽的两个部分。从隐蔽的一面来说，国际上由“红色国际救援会”发起，反动派把这讥讽为“一些苏联特务为了在作案现场被捕的另一个特务而举行的声援集会”。在隐蔽战线上组织救援的，外国方面由左尔格领导，他的公开身份是德国官方报纸的记者，又是秘密的共产党人。中国方面由上海地下共产党领导人潘汉年领导。从隐蔽战线进行救援，是迫不得已的，因为在法西斯式的独裁统治下，有些活动是不便也不能公开的。

在公开的营救活动中，宋庆龄是中心人物。当时站出来为共产党人辩护，这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她义无反顾。1932 年7月，她就组织了“牛兰夫妇救援委员会”，成员中有鲁迅先生，著名女作家丁玲，国民党左派柳亚子，国际知名散文家林语堂，民国政府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等。

庆龄不放过一切适当的机会向外界发表声明，揭露所谓牛兰案件的真相。不久她接到“国际非战及反对日本对中国之侵略大会”筹委会的邀请，通知她已当选为筹委会委员及执行委员会委员。她复电同意担任委员，但是不能亲自到日内瓦出席大会，因为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还没有取得胜利。她认为营救牛兰夫妇是当时民权保障运动的焦点。她在上海向租界报纸记者发表谈话说明为什么不能出席这次大会时说：“这次国际大会的男女代表都是为使中国免遭帝国主义侵略而战的战士，面对他们，我不能只是说：你们正在为使中国免于被肢解而战，但你们的友人和同事却在遭受南京政府的监禁和死亡威胁。”

庆龄更直接地揭露说：“我对这两个政治犯的营救和对这些非法迫害的抗议现正受到南京政府的压制，这个政府派在上海的特务不但禁止中国报刊登载我自己的抗议，连国际上声援他们的消息也不许发表。”

为了抗议监狱方面的非人待遇和迫害，牛兰夫妇在狱中进行了绝食斗争，他们身体虚弱，陷于半昏迷状态。但法院却把这说成是“用绝食作为威吓的工具”。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庆龄赶到南京，把牛兰夫妇接到了中山陵园区内的一所房子里，请外籍大夫马海德对他们进行救治。

顶着南京政府的高压，庆龄专门从瑞士请来律师，为牛兰夫妇辩护。她一次次到监狱看望牛兰夫妇，公开发表声明对南京政府迫害政治犯的行为进行抗议并要求保释。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要对这两人审判。围绕审判地点，庆龄又进行了斗争。她按照法律规定，要求在被告的被捕和被控犯案地点上海进行审判。牛兰夫妇被关在南京监狱，蒋介石原定在南京进行审判，由于庆龄的斗争，最后改在江苏省高等法院所在地苏州进行审判。牛兰夫妇被野蛮地判处死刑。由于庆龄救援活动的广泛影响，国民党当局并不敢执行死刑，又改为无期徒刑，二人被关进南京的江苏第一监狱单人牢房服刑。

庆龄领走了牛兰夫妇年幼的儿子吉米，细心关照他的生活，并经常带他到监狱同牛兰夫妇见面。后来她把小吉米秘密转移到了苏联。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营救牛兰夫妇的活动被作为同盟行动的一个内容。庆龄始终没有放弃争取二人获释的努力，而且实际上取得了效果。蒋介石虽然为了面子，对庆龄的救援死顶硬顶，但他终于没敢对二人下毒手。抗日战争爆发后，在日本飞机轰炸南京时，狱卒们打开了监狱大门，听任二人溜出监狱。

牛兰夫妇出狱后，辗转到达上海。庆龄把他们安置在一所空闲的公寓里，从自己家里搬去一些家具，使他们隐蔽下来。最后他们也被转移到苏联，直到60年代年迈逝世。他们的儿子吉米后来作了苏联外交官。

●张学良北平主政。蒋孝先逞凶乱捕。许德珩被救出狱。民保盟北平分会成立

少帅张学良坐在北平公馆里生闷气。

他此时是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丢了东北，明明是蒋介石下令不许抵抗，可许多人并不明白真相，总要把账算在他的头上。一谈抗日御侮，他就有股热血冲顶，恨不能率部出关，去收复失土。可蒋介石明里暗里处处弹压，不许行动。如今坐镇北平，正应该苦练士卒，激发民气，以同仇敌忾，共赴国难，可偏偏……

“报告!门外有上海来的杨铨先生求见!”

“不见!”少帅的脾气越来越大。

不一会儿，侍卫又来报告：“来人称携有孙夫人宋庆龄大札转呈，如何答复?”

“啊，孙夫人有书?”张学良眼睛一亮，“请，快请到客厅相见!”

却说杨铨并非无名之辈，他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统后，他两任孙中山秘书。孙中山逝世后，他任治丧筹备处总干事。他身材瘦高，着蓝布长衫，文质彬彬，随侍卫走向古色古香的客厅。

张学良早已站立客厅门口：“啊，杏佛兄!大驾光临，欢迎欢迎啊!”

杨铨赶忙恭手还礼：“少帅!少帅公务繁忙，本不应打扰，只是事关人命，不得不来，还望见谅!”

“先生远道而来，必有见教，请!请上座细说。”

原来，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华北成为救亡前线。中共在平津地区积极发动抗日救亡运动，党的组织和党的外围组织发展很快。一些参加“教联”的大学教授，如北平大学的许德珩，北平大学法学院的侯外庐，师范大学的马哲民等，经常应各大学学生会的邀请，前往讲演。他们宣传马克思主义，论述抗日救亡的道理，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张学良对这些道理深有同感，并不过多干涉。蒋介石屡次下令镇压这些活动，张学良都支支应应。为了严厉防止民众的抗日情绪蔓延，1932年下半年，蒋介石特派他的侄子、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分子蒋孝先，率宪兵第三团进驻北平。从此，北平也像蒋介石统治的心腹地区南京、上海一样，非法拘捕、肆意杀戮不断发生。12月，在广州起义纪念日到来之前，蒋孝先根据南京中央党部的命令，实行秘密大逮捕。许德珩、侯外庐、马哲民等大批进步师生，都被逮捕、绑架。

许德珩青年时代就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期间，他亲自执笔，起草了《五四宣言》，带头上街游行示威，是著名的学生领袖。大革命时期，他是黄埔军校政治教官，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长和代主任。这样一位人物，竟因不愿做亡国奴，就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国民政府”已堕落到何等地步，已可想而知了。

庆龄得知许德珩等被捕的消息后，非常气愤，当即与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一起，以民保盟的名义，致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长蒋介石、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以及北平、天津卫戍司令于学忠，要求释放被非法逮捕的许德珩等。

杨杏佛这次到北平来，就是受庆龄委派，要求张学良释放许德珩等人的。

杨杏佛来见张学良之前，已经在许德珩夫人劳君展陪同下，到狱中探望了许德珩，了解了关押他们的具体情况。

张学良急于知道宋庆龄给他书信的内容，杨杏佛却不先拿出来，而用别的话先试探、激将。

“少帅，年来主政华北，比在东北之时，有何不同感受?”

一句话戮到张学良痛处，在心中激起一股波澜。张作霖崛起东北，经营多年，可东北却在自己手里丢了。现在任北平“代理”委员长，蒋介石手下人又处处掣肘，难于行动自如。这使他感到一来无颜谈东北政事，二来无法述说现在实际心情，只好虚应一句：“国难如此，学良个人感受无关紧要吧?”

“噢，不然吧?”杨杏佛紧紧抓住这个话头，“国难当头，人人都有自己的想法。想法不同，行动迥异，这个想法如何，可是大有名堂啊。”

“自己再有想法，还不是都听老蒋的。”张学良显得有些无可奈何。

“少帅，你多年主政一方，当知民意也不可不察吧?”

“你说什么民意?”张学良顿时一震。

“东北沦陷，这华北就是救亡前线。现在民众中抗日情绪高涨，你看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抗日情绪高涨，这是爱国呀。本人也是坚决主张抗日的，谁愿意做亡国奴呢?怎么能说是坏事?”

杨杏佛故作沉吟：“那——可我听说北平近来有不少人因宣传抗日，反遭逮捕，不知这是何意?”

“杏佛兄，学良日日都想举兵抗日，收复失地，怎会做出那种事来?”

“少帅，实不相瞒，拜访之前，我已到监狱去过，因宣传抗日而被捕者，确有人在啊!”

“谁?”张学良问。

“北大教授许德珩，法学院侯外庐……”杨杏佛一口气报出了24人的姓名。

“先生何以知之乃详?”

杨杏佛微微一笑：“杨某此来，实是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前来营救他们，还望少帅体察民意，保障民权，尽行释放啊!”

“这个……”张学良面有难色，“本人虽负责北平军政，但治安方面，却是蒋孝先具体负责。他好像说过一句，这些人都是共党嫌疑，宣传赤化，并不是宣传抗日罪名。”

“少帅既主持军政，辖区事务自应负责。蒋孝先为人暴虐，声名不佳，切不可为其所累啊!”

“唉，此人有来头，他的事情，学良有时懒得多问，以致……”

“怕不好任其胡为啊!他虽是蒋介石侄子，你还是老蒋拜把兄弟呢!从职务上说，你是上级；从辈分上说你是长辈，所以有事，外面人还是要算你头上的。”

“他抓的人，若叫我放了，这个……”张学良有推托之意。

“这么说，孙夫人这次托你的要落空了?”

“夫人究竟托我何事?你不是说有书致我么?”

杨杏佛这才把庆龄的信取出，张学良赶忙双手接过展读。

庆龄在张学良心中有崇高的威望，他一直十分钦敬庆龄的为人。早在1925年孙中山北上到达北平患病后，张学良前往探视，就结识了庆龄。1929年庆龄从欧洲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大典，张学良派夫人于风至到沈阳车站迎接，并在私邸亲切会见。1931年宋母去世，张学良又特派于凤至到上海吊唁，并陪伴庆龄。这次庆龄亲自致书于他，张学良自然十分恭敬。

看完庆龄的信，张学良立即像换了一个人，又露出了敢作敢当的风度，当下便对杨杏佛说：“既是杏佛兄代表民保盟亲来，又有夫人出面营救，学良敢不敬从?许德珩可以马上回家!”

杨杏佛故意又问一句：“少帅不怕引火烧身?”

张学良气宇轩昂：“我说放就放!天大的事我担着!走，我们这就去办!”

许德珩一出监狱，就在杨杏佛动员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的筹备工作。

民保盟初战告捷，士气大振。在庆龄等人的积极营救下，其余被捕人员陆续获释。民保盟北平分会也宣告成立。

1933年5月，蒋介石派亲信何应钦执掌平津大权，让张学良“出洋考察”。张学良临行前，想起北平“反省院”还有刘尊棋等一批爱国青年，庆龄也要求释放，立即签发了外事秘书王卓然的报告，把这些人尽数放出。

●廖承志被捕机智报警。宋庆龄巧取叛徒名单

1933年2月，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几名共产党高级干部，在法租界被法国巡捕逮捕。他们是中共全国总工会上海局书记罗登贤、余文化，中共全总宣传部长、全国海员总工会党团书记廖承志。

廖承志被押着一边走，一边紧张思考着问题究竟出在什么地方。快到关押处的时候，他终于理清了思路——一定是内部出了叛徒，而且根据同时出卖他们几个人的特点，他判断出了告密者是谁。还没容他想出怎样把自己被秘密逮捕和内部出了叛徒的消息传递出去，他已被带到了法国巡捕房。

一进关押处，廖承志大吃一惊。原来陈赓同志已于他们之前被抓了进来。

一见到陈赓也已被捕，廖承志立即感到现在党面临的危险太大了，而且连宋庆龄也会受到叛徒的威胁，因为陈赓两次来上海治伤都是庆龄安排的，而承志是庆龄看着长大的，前不久在巴黎和柏林时，他还与庆龄在一起。能够同时出卖陈赓和廖承志的人极可能也知道他们和庆龄的关系。怎么办?必须把这些人被捕的消息尽快通知出去，一方面使被捕的人得到营救，一方面使有危险的同志做好防范。这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廖承志急中生智，立即向法国巡捕说：“喂，如果我告诉你们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藏在什么地方，能不能减轻对我的处罚?”

“噢，你肯招供?”法国巡捕似乎不太相信。

“是的，我愿意告诉你们，如果那样能把我释放的话。”廖承志装得很像贪生怕死的样子。

“如果真能抓来可以考虑放你，但你如果欺骗我们，那是要加重惩罚的!”法国巡捕不大相信一个共产党人能这样轻易地出卖同志。

“我现在就带领你们去抓，怎么样?”

两个法国巡捕信以为真，乐颠颠地跟着廖承志去抓人。他们哪里知道，廖承志是要借机把自己和其他几人被捕的消息传递出去。

廖承志三拐两转，带着巡捕到了自己家里。他对法国巡捕说：“你们在这儿守着，我进去看看那个人还在不在。”他一进屋子，立即巧妙地把自己和罗登贤、陈赓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母亲何香凝，请她尽快组织营救。

法国巡捕知道上了当，只好把廖承志又押了回去。

但是，消息已经传出。何香凝立即致电全国军政长官进行营救，并且因悲愤过度病倒了。

庆龄得到消息，立即赶到何香凝家进行慰问，并且同何香凝研究营救办法。

庆龄虽然知道敌人的魔爪已伸到了身边，自己也同样面临着危险，但毫不畏惧。她和蔡元培一起委托上海著名律师吴凯声出面办理此案，并且召集民保盟临时执委会议，商议营救办法。

国民党反动政府得知罗登贤等人被法国租界逮捕，十分高兴，马上要求把这些共产党要人引渡给他们处治。法国租界答应照办。

宋庆龄气愤至极，首先发表了公开声明《告中国人民——大家一致起来保护被捕的革命者》。她痛斥中国政府与帝国主义狼狈为奸，迫害中国人民的反帝抗日战士。她称被捕者是中国人民最高尚的代表人物，强烈要求释放他们，不允许他们遭受酷刑和死亡。

廖承志是国民党烈士廖仲恺的儿子，庆龄的公开信使国民党各派人士都感到国民党要杀害自己烈士的儿子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在引渡前，廖承志首先被释放。

廖承志回到何香凝身边没几天，庆龄突然只身来到何香凝的客厅里。母子二人非常惊奇，因为这时候庆龄轻易不出门，而且从来不会事先不打招呼就一个人上门。她同何香凝寒暄时，给廖承志递了个眼色。何香凝知道他们之间有要事要谈，便借口去拿糖果离开了。

当房间里只有庆龄和廖承志时，庆龄严肃起来，她凝重地说：“我今天不能待久。我只代表最高方面问你两个问题：一、上海的秘密工作还能不能坚持下去?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单要马上写出。”

廖承志问：“您说的最高方面是指……”

庆龄贴近廖承志耳朵：“共产国际。”“好!只要十分钟。”

廖承志奋笔疾书，庆龄转身到另一个房间找何香凝去了。当庆龄再过来时，廖承志已经把叛徒名单写在一张窄长的纸条上。庆龄从随身的坤包里取出一支香烟，把上面的烟丝磕出，迅速将纸条搓成一个小卷，塞进烟卷里面，她干得好像很熟练，一会就好了。接着她把这支“烟”放回烟盒，观察了一下，感到满意了。便对廖承志说：“我这就走。”何香凝过来送行，她对母子二人说：“都不要出去，我一个人走。”

何香凝、廖承志有些担心地望着庆龄，她却淡淡一笑：“不要紧，很安全的。”径自走过厨房，出门去了。

根据庆龄带出的这份名单，出卖革命同志的叛徒得到了应有的惩罚，防止了更多的同志被捕。

不久，廖承志在母亲何香凝支持下，逃出上海，参加了正在长征途中的红军，开始了新的革命生涯。

●蒋介石知恩不报欲杀救命人。宋庆龄南京奔走第三次救出陈赓性命

廖承志获得释放，但罗登贤、陈赓等4人却被法国租界引渡给南京政府，增加了营救的困难。

4月5日，庆龄率杨杏佛、沈钧儒、伊罗生等民保盟成员专程赶到南京，继续开展营救活动。

二辆福特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到扬子饭店门前，车门开处，汪精卫、罗文干相继走出。他们被侍者带到庆龄下榻的房间门口。

平时趾高气扬的汪精卫毕恭毕敬地走进房间：“夫人亲到南京，精卫有失远迎，望夫人见谅!”

“不必客气，坐吧，兆铭、文干。”庆龄指着沙发。

“夫人有何见教，还望明示!”汪精卫身体前倾，恭敬有加。

“我2日的电报……”

庆龄还没说完，汪精卫就抢过话头：“夫人在电报中说，罗登贤、陈赓等‘罪证既不成立，移提久禁，已属违法。务望力争，由正式法庭审判，勿用军法审讯，以重民权而保司法独立。’精卫句句铭记，定着力使依法办理!”

“好!兆铭，切莫口上答应，手上拖延。”庆龄盯着汪精卫说。

“精卫向来心口相应，知其不可者还要拼力而行，何况此事夫人所言于理于法皆为正道者乎?”汪精卫信誓旦旦。

“那好。今天我代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再提出四点要求：一、立即释放一切政治犯。二、废止滥刑。三、给予政治犯阅书读报之自由。四、严惩狱吏敲诈犯人及受贿行为。”庆龄身体文弱，出语却是义正辞严。

“夫人放心，精卫必以最大之努力，确保夫人所提之要求尽早实现!”

汪精卫、罗文干一走，伊罗生兴致勃勃地说：“今观汪院长所言，罗登贤、陈赓有救矣!到底是夫人德高望重啊!”

庆龄呵呵一笑：“此人历来口惠而实不至，今日之言未可轻信，营救之事，还要做艰苦努力。”

杨杏佛插话：“这汪精卫是狗掀门帘——全凭一张嘴，我们岂可因他而误大事。请吧，夫人，我们这就去苏州监狱看望陈赓他们吧。”

庆龄带杨、沈、伊等人来到监狱看望陈赓，蒋介石派的特务头子张某假意殷勤，陪伴左右，寸步不离，实际是监视他们，不许监狱内外互通消息。

庆龄见到陈赓，关切地问到：“腿伤怎样了?”

陈赓朗朗回道：“腿伤虽好，心疾却重。”

“安心将养，抗日救国正待将军效力——这狱中气味……”庆龄说到这里，巧妙地给陈赓一个眼色，紧接着做出一副要打喷嚏的样子，一个转身。

姓张的特务头子生怕庆龄的喷嚏喷自己一脸，急忙转身躲避。庆龄却趁掏手帕之机，把一个纸团扔到陈赓脚下。陈赓早已会意，瞅纸团落地，一步上前踩在脚下。

庆龄的喷嚏没有打出，用手帕轻揉了几下鼻子说：“这狱中气味太差，要注意狱中通风啊!”

特务头子赶紧说：“我们一定改善，一定改善!”

庆龄一行一出狱门，陈赓急忙拾起地上的纸条，原来是党组织给狱中同志的指示。庆龄巧借视察监狱之机，接通了狱中陈赓、罗登贤与党组织的联系。

陈赓毕业于黄埔军校，能征善战。孙中山在广州时，他曾参加东征战斗，危急时刻救过蒋介石的命。在蒋介石叛变后他投身于革命根据地的军事斗争。蒋介石特别欣赏陈赓的才能，一直想把陈赓拉到自己手下。这次陈赓被捕，蒋介石非常高兴，多次用旧情和高官厚禄进行引诱。他亲自设宴款待陈赓，答应陈赓一旦“悔过”，就请他出任师长。陈赓知道今天的蒋介石早不是当年跟随孙中山的那个蒋介石，他已经成为中山的叛徒，革命的死敌，便冷笑着对蒋介石说：“我陈赓不做你的狗官!共产党员不像你们这些狼心狗肺的东西……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抱任何幻想。”

蒋介石对陈赓一再劝降无效，恼羞成怒，便动了杀机。陈赓性命危在旦夕。

庆龄在南京，眼看蒋介石要下毒手，怒不可遏。为了挽救陈赓生命，她不顾一切，闯进了蒋介石的府邸。

蒋介石一看庆龄来，备感意外，不过他马上就换了一副笑脸：

“二姐……”宋庆龄“哼”了一声，蒋介石立即又改口：“啊，孙夫人，中正盼夫人常住南京，参加政府工作，并随时请教，如大旱之望虹霓!今日既来，何不早通报一声，让中正盛装出迎，今突登门，岂不显得中正轻慢?”

庆龄一脸怒容，根本不接老蒋话茬：“我今天来，只问一句，你打算如何处置陈赓?”

蒋介石脸上掠过一丝无奈，他知道庆龄出面干预，事情麻烦了，但也只好硬着头皮说：“陈赓本为不可多得之将才，中山先生生前也颇为赏识，但总理去世后，他因年轻，为共产党所惑，执迷不悟，诚为可惜!”

庆龄脸颊潮红：“什么诚为可惜?难道你要杀害他?”

蒋介石支支吾吾：“这个这个……”

庆龄拍案而起：“姓蒋的，陈赓过去跟随你打仗，你打了败仗还是他救了你的命，不然你也活不到今天，这是天下人人皆知的事实!如果你胆敢杀他，在全中国人眼里，你就是忘恩负义的小人!中国传统最讲知恩必报，你也搞什么‘新生活运动’，天天讲礼义廉耻，现在你却要谋杀救命恩人，你是蒋中正还是中山狼?杀戒一开，你必是众叛亲离，遗臭万年!”

蒋介石被庆龄责骂得满面通红，他也自知理亏，只好矢口否认：“孙夫人误会了，我并没有杀他的意思……”

“不杀你还关着他干什么?难道你想让他屈死在监狱里?”庆龄句句紧逼。

蒋介石头上冒出了热汗：“我不过是想要他好好反省几天，夫人若信不过，把他带走好了，但是……”

庆龄紧紧抓住话头：“你现在就把他找来，你想教训他什么，我来教他!”

陈赓曾参加1927年的南昌起义，在进军广东的战斗中负伤，不能随队行动。他辗转流亡到上海，住进了牛惠霖骨科医院。一检查，他的左腿里还有一颗子弹，胫骨和腓骨都已折断。按当时上海当局的规定，凡遇到有枪伤的人，医生必须向警方报告。陈赓沉着地对牛惠霖说：“不必报告了，我不是一个逃犯，我是一名共产党。”恰好牛惠霖是庆龄的表哥，他打电话给庆龄问怎么办。庆龄早在广州时就认识陈赓，并且知道他的身份，她立即嘱咐牛惠霖、牛惠生两位表兄，一定千方百计医好陈赓的腿伤，同时也要用同样的态度对待南昌起义下来的其他伤病员。在庆龄关照下，陈赓的腿伤得到了很好的医治，伤好后又参加了中央苏区的战斗。

1932年秋，已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长的陈赓，又在反“围剿”战斗中负重伤，再次到上海得到庆龄关照，由牛氏兄弟精心治愈。他是在准备返回苏区的前一天，和另一名化名他妹妹陈藻英的工作人员一起被捕的。

蒋介石无可奈何，只得让庆龄带走陈赓。算起来，这已是庆龄第三次救他了。

使庆龄难过的是，对罗登贤的营救没有取得效果，蒋介石生怕夜长梦多，未经审判就把他杀害了。罗登贤牺牲时年仅29岁。

●庆龄委托史良在法租界为施义辩护获胜，不料叛徒供出施义乃是邓中夏

初夏的上海，已是赤日当头，潮热难当。庆龄在楼后的花园里对着一丛兰草出神——她心里在为罗登贤的营救无效而烦闷。这时门卫通报，有一位先生求见。

来人西装革履，不待庆龄返回客厅，已出现在花园里：“孙夫人好!”

庆龄细看之下，是负责上海地下党与她联络的一位交通员：“啊，是你。请到客厅喝茶!”

“谢谢!今天不坐了。邓中夏同志在法租界被捕，他现在还没暴露身份，用的是施义这个名字，请您尽快设法营救。”

“又是法租界!”庆龄咬着牙闭了一会儿眼睛，尽量压抑心中的愤恨。“好吧，我这就去安排。”

上海的外国租界，被帝国主义分子誉为“安全与公正的岛屿”，但实际上他们此时却扮演着可耻的角色。他们的巡捕房忙于搜捕革命人士，送给蒋介石去屠杀。在这方面，他们的捕房督察长英国人吉文斯和法国人若贝兹都是臭名昭著的。

邓中夏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曾领导了最著名的1922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1925年省港大罢工。他参加过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的谈判，促成了第一次国共合作。从那时起，庆龄就认识他。1927年以后，他帮助老朋友毛泽东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他是中国共产党重要领导人之一。

上海著名的女律师史良被庆龄请到了家里，她美丽而严峻的面色深深感染了这位大律师，史良感到一种庄严的使命。庆龄紧握着史良的手动情地说：“请运用你的法律知识营救一位革命志士。他的名字叫施义，是在法租界被捕的。现在还羁押在租界内。一定要设法为他辩护，争取开释。”

史良为庆龄关注革命同志的耿耿赤心感动着，连连点头说：“请夫人放心，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

停了一会儿，庆龄又说：“你们做律师的，要注意多为被捕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进行辩护，这是你们一种特殊优势和职业光荣。你们要通过自己的行动使正义得到伸张，使革命力量得到保护。”

史良为使事情办得稳妥，特意找了她的一位老师共同商量，制定了一个策略：第一步要求不许移提犯人。邓中夏既在法租界被捕，就应在法租界审讯。只要能不引渡给蒋介石，事情就好办了。因为租界内法庭毕竟执行的是比较严格的资产阶级法律，这样第二步就可以按法律程序为邓中夏辩护。邓中夏只是“涉嫌”，不会做出太严厉的处罚，结局会好的。

史良把方案向庆龄作了汇报，庆龄很满意，嘱咐他们细心查阅材料，做到万无一失。

开庭时，史良以她对法律条文的烂熟和雄辩的口才，折服了法官和陪审团，结果第一审就获得胜利。她们制定的两步计划一次就达到了。

庆龄为此十分高兴，诚挚地向史良表示感谢。

上海党组织也暗中派人与巡捕进行交涉，对方答应只要有几百元送来，他们就肯放人。

眼看营救成功在即，不料风云突变。

邓中夏这时是中国革命互济会党团书记，和他同时被捕的有一位互济总会救援部长杜玲英，此人被引渡给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后，指认留在法租界的“施义”，真实身份是共产党高级领导人邓中夏。反动派早就想抓共产党“首要人物”，一听说施义乃是邓中夏，星夜上报蒋介石。蒋介石大喜过望，亲自下令，把邓中夏引渡到南京。

蒋介石像当初对待陈赓一样，用高官厚禄引诱邓中夏投靠国民党政府，遭到邓中夏同志的严辞痛斥。蒋介石生怕庆龄又来干预，放虎归山，干脆不经审判就杀害了邓中夏。邓牺牲时年39岁。

邓中夏被害，使党失去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蒙受了重大损失。庆龄对此痛心不已，向蒋介石的法西斯独裁统治发起了更猛烈的抨击。

●希特勒掀起迫害狂潮，蒋介石喝彩又效仿。宋庆龄一棒打两狗

就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被蒋介石非法逮捕的革命者全力奋斗的时候，欧洲中部大国德意志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

一个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伤兵，一个一度无人问津的倒霉蛋，一个在啤酒店发动政变的神经病人，一个野心家、迫害狂，在出卖了他的大恩人以后，登上了德国总理宝座——这个人就是曾使全世界遭殃、也使本国人民吃尽苦头的大独裁者、战争狂人希特勒。

希特勒在德国一上台，为了煽动战争狂热，进而吞并世界，立刻在国内开始迫害进步人士，鼓动对犹太人的暴行。

希特勒的盖世太保肆无忌惮地抓捕进步人士，用骇人听闻的手段进行迫害。庆龄的许多朋友，包括许多著名的科学家、作家、艺术家，都遭到迫害。有的被剥夺了工作权利，有的被放逐到国外。而另一些人的命运则更悲惨，《世界论坛报》主笔奥西茨基博士被敲掉了牙齿，作家汉斯在枪托逼迫下吃掉自己的书稿。许多科学家在受尽酷刑后被公开或秘密处死。成千上万有进步倾向的政治家和普通工人，被抓进集中营。在那里，法西斯分子用各种残忍手段，实施最野蛮的暴行。他们对人拔头发、挖眼睛、割舌头、敲牙齿、烧胳膊、烙大腿，用机枪扫、用毒气熏，犯尽了人世间一切最残暴的罪行。

对犹太人的迫害更是惨绝人寰，冲锋队砸犹太人的商店，抢他们的东西，烧他们的房子，对一切犹太人随意毒打、杀戮，必欲将这个民族全部消灭而后快。

人类跌入了黑暗的深渊!

在柏林大学广场上，纳粹分子把几万册珍贵的图书投入熊熊大火。

文化在哭泣，文明在呻吟!

整个德国到处是乌烟瘴气，活像一座巨大的人间地狱。

庆龄刚从德国回来不久，她对那里美丽的风光记忆犹新，对许多热情坦率的朋友倍加思念，但现在这一切都落入法西斯分子的毒手，她愤怒、悲伤，不能自已，决心向那些人世的魔鬼发出严正的抗议。

庆龄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领导成员召集起来，谈了自己的打算：“法西斯的暴行不仅仅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而且是对整个人类的犯罪。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不仅要关心中国的民权，也要与全世界进步力量一起，维护各国人民的人权!我们应该就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发出我们的声音，提出我们的抗议，表明我们的态度!”

“现在全世界进步人士都在谴责和声讨法西斯的暴行，可我们中国却有一个奇怪的声音……”鲁迅的心情显得格外沉重。

倒是杨杏佛直言快语：“这个奇怪的声音出自政府，出自蒋介石!政府中有人居然公开发表讲话，称赞希特勒是‘民族英雄’!蒋介石最近派出一批特务到德国去接受盖世太保的培训，想把法西斯的一套引入中国。”

“他们已经照着法西斯的一套开始干了!”蔡元培也忍不住，“蒋介石仿效希特勒的‘褐衫队’，已经成立了‘蓝衣社’；前几天又冒出个‘上海法西斯’的组织，都是专干害人勾当的吧!”

“真是一家看一家，蛤蟆咬着鳖尾巴。这些反动派串连起来还真快啊!”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议论得十分热烈。渐渐地，大家看清了，黑暗的德国现在已经成了反动势力的大本营，各国反动派都把希特勒奉为神明，蒋介石也在亦步亦趋，走上法西斯道路。如果发展下去，中国的民权将更无法保障，中国的革命者和进步人士还要吃更大的苦头。大家一致认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现在是站出来说话的时候了。

庆龄招手示意大家静一下。

“我原来只是想在报纸上发表一个声明，现在经过大家讨论，看来仅仅这样做就很不够了。我们不光要揭露德国法西斯的罪行，让人们认清法西斯的本质，还要向中国的反动派敲响警钟，以阻止他们在这条路上滑得更远。这样，我看我们应该把这个行动搞得规模大一些，要造成社会影响，让政府无法压制我们的声音。我提议，我们集体到德国领事馆去，向德国领事当面递交抗议书!”

“好!同意!我们都去!”庆龄的提议被通过了。

“夫人这一着，我看叫‘一棒打两狗’!”鲁迅善于总结，又总带着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哈哈哈!”众人都笑了。

5月13日上午，白蒙蒙的晨雾逐渐散去，阳光射在大街两旁建筑物的窗玻璃上，不时反射出一块块耀眼的光斑。庆龄的车子上插了一面写有“抗议”的旗子，直奔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杨杏佛的汽车两侧挂了“抗议德国法西斯暴行”的白色条幅，史沫特莱则用英文书写了抗议条幅。当他们从不同方向向领事馆进发的时候，立即引来了许多行人的注目，有些人尾随而至，要看个究竟。上海几家报馆的记者得到消息，马上赶来作现场采访。

宋庆龄、蔡元培、鲁迅、杨杏佛、史沫特莱、林语堂、伊罗生等在领事馆门前聚齐的时候，跟随而来的群众和记者已达几百人。德国领事馆副领事贝连很恭敬地迎接庆龄，请她到里面去坐，庆龄感到面对群众和记者发布抗议书影响更大，因此她谢绝了到里面文绉绉递上一纸声明的做法，而是站在领事馆门前宽大的台阶上，面对领事馆人员，同时也是向在场的记者和群众，朗朗发出了自己的抗议——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反抗中国的恐怖、争取中国人民的民权和人权并与世界进步力量联合在一起的，它对于现在统治着全德国的恐怖和反动，感到非提出强有力的抗议不可。

……自从德国法西斯政权建立以后，三四万工人与数千工人阶级的领袖和知识分子已被逮捕了。被捕者在牢中、在纳粹冲锋队的营房中以及在集中营中受到酷刑……成百的人被杀害后，尸首常常被抛到河里、湖里或丢弃在森林里。其他的人被枪杀后，当局还要散布消息，说他们是逃跑时被射击打死的，或者说他们是……自杀的。不用说，所有这些都是残酷的谋杀。

……德国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得来的权利被粉碎了……所有德国进步的学术与文化生活全被摧残。

庆龄揭露的这些铁一般的事实，使德国领事的脸上冒出了汗珠，人群中响起了愤怒的抗议口号。庆龄脸上由于激动泛起了红潮。她逼视了德国领事两眼，用更大的声音读道：

报纸在法西斯铁蹄下喘息着。整个工人阶级的报纸，甚至那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喉舌如《世界论坛报》和其他一些更温和的报纸全受到箝制……至于德国政府和法西斯党有计划地组织并鼓动对犹太人的迫害以及反犹暴行，更是人类与文化倒退到中世纪和帝俄的最黑暗日子的另一个象征。

最近这种野蛮行为是表现在焚毁进步作家、无产阶级和犹太作家的书籍上，这种事只有在人类历史上野蛮和无知的黑暗时代才发生过。……

为了人类、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为了努力协助保持人类和各种运动所得到的社会与文化的成果，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坚决地抗议上述的事实……

这篇声讨法西斯的檄文是庆龄连夜自己赶写出来的。这些发自她内心深处的词句加上她激荡的感情，每一句都是刺向法西斯的利箭。

贝连副领事神情沮丧，他双手接过抗议书，连连表示一定将其转达给德国驻华大使。

庆龄到德国领事馆的抗议震动了上海，但是蒋介石却下令封锁消息，因为他刚刚从德国请来一批法西斯军官、警官，来帮助他进攻红军、镇压人民。他那些被朱毛红军打得焦头烂额、元气大伤的军队，不仅需要德国顾问的作战计划，更需要靠法西斯精神来鼓动士气。

但是，一些报刊不顾蒋介石的禁令，大胆作了报道。上海《申报》第二天发出了消息，《中国论坛》以及中央苏区的《红色中华》等也相继发出报道，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在社会上，庆龄的抗议引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法西斯运动。在共产党领导下，上海成立了“反法西斯后援会”。上海各大工厂的工人纷纷用通电、募捐的方式，给德国受害者以声援和资助。法西斯从此成了臭名昭著的东西，连蒋介石也不好用它自我标榜了。

德国大使陶德曼收到庆龄的抗议书后，不敢向希特勒政府转交，竟然无礼地把抗议书寄还了庆龄。

但是这已经无济于事。庆龄的抗议书已经飞越千山万水，出现在德国本土莱比锡等地出版的地下报纸上，给受希特勒党徒迫害的各界人士以极大鼓舞。

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组织得知庆龄的行动后，更是备受感动，纷纷向庆龄和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致函致电表示衷心感谢。

事后，杨杏佛向新闻界发表了一篇谈话：

民权保障同盟抗议之目的，乃在唤起世界人士为正义而奋斗。德使因地位关系，不允将抗议书转致该国政府，实为当然之事。然同盟会此策已经引起举世特殊之注意，可谓已达到相当目的。

保护中国革命者，也声援他国的受害者；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也反对希特勒的法西斯暴行——庆龄已经把中国与世界的进步和正义事业紧紧联系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