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天涯孤

她虽远在天涯但并不寂寞：晚霞是她心中燃烧的火焰，事业是她心中蒸蒸日上的太阳，祖国是她心中的希望。有中山遗嘱在耳，她浑身充满力量。

——题记

●1927年3月的一天早晨，庆龄要去德国……

莫斯科火车站。月台上站满了送行的人，其中有陈友仁、邓演达，还有鲍罗廷夫妇、多伦泰夫人、苏联外交部的官员们以及中山大学的学生等30余人。

34岁的宋庆龄一身素装，风姿不减当年，只是眉头似有一点忧愁。她与大家一一握手致谢。和她同行的还有章克秘书，章原是中山大学东方研究所的受雇译员，由陈友仁特意安排，做宋的秘书。另外还有两名随从。

列车缓缓启动，月台上、车内频频招手，依依的深情，依依的惜别。

“祝夫人一路顺风!”

“祝夫人身心健康!”

…………

列车驶出站台许久，宋庆龄才转回头来，望着窗外掠去的楼舍。莫斯科的郊区异常美丽，挟着春的气息的微风，吹着她的头发；报春的鸽子在草坪上往来逡巡，空中充满着它们呢喃的繁音；是暖流又融化了岩石上的冰层，滴下第一颗粗大晶莹的水珠，宣告了春的来到；山的背阴处虽然还寒气凛凛，可是寒冷的威力已在渐渐衰竭。朝阳处雪水顺着斜谷流下来，融化了硬硬的雪层，冲开山涧溪水的冰面……一切都洋溢着春的万象更新和朝气蓬勃的生命力。

宋庆龄来苏6个月，莫斯科给她留下了美好的回忆。

记得去年9月6日抵达莫斯科的时候，已是暮秋时节。宋庆龄一到站就受到成群结队的苏联人民的热烈欢迎。苏联党政领导人、各界群众代表、旅俄华侨和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等欢迎队伍，很早就来到雅罗斯拉夫斯基车站等候。列车进站时，乐队高奏《国际歌》，欢迎的人群发出雷鸣般的欢呼声。列车停稳后，苏联政府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教育部长柯伦泰夫人，宋庆龄和孙中山的老朋友、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加拉罕及莫斯科苏维埃代表波波夫等，走进车厢亲切迎接。当宋庆龄等沿月台步行出站时，周围群众又伴随着热烈的掌声拥围上来，把一束束鲜花献到她的怀中。

苏联人民不是把宋庆龄当作失败的逃亡者，而是作为革命英雄而热烈欢迎的。

出站后，宋庆龄一行由李维诺夫和柯伦泰夫人陪同，乘车到红场的大都会饭店下榻。外国元首般的礼遇、环境条件，使庆龄无可挑剔。在这样的环境下，初来乍到的第一个月里，庆龄连续发表的声明和文章有8篇之多。在这些声明和文章中，她明确表示自己代表“国民党左派”或“革命的国民党”，向苏联各界人民致意，感谢苏联政府和人民近几年来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合作、指导和援助。并表示今后要继续执行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我深信我们将继续并肩作战，打垮我们的共同敌人——世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对国民党反动派所采取的驱逐苏联顾问和诬蔑苏联“借援助之名，行颠覆之实”，以否定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的罪恶行径，给予有力的回击。

宋庆龄对国民党反动派最沉重的打击，莫过于在声明中向全世界揭露中国新的掌权者背叛革命的真面目，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命运和中国革命再起的希望，呼吁世界人民继续支持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

面对现实，承认革命失败，又看到敌人的弱点，看到革命再起的希望和道路，甚至拥护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这是宋庆龄当时基本的政治态度。

她认为“中国的局势是没有丝毫理由可以感到失望的”，因为革命的失败“纯粹是表面的”。从地理上看来，这个失败似乎很大。但在那些地区，国民党反动派的权力并不巩固。“另外一个使人不会气馁的基本事实就是人民的坚强组织。凡是国民党控制的地方，中国的人民都已经觉醒了。……今天他们正挺起胸膛以坚决的斗志来面对未来”。

同时，翻开宋庆龄的工作日记，短短6个月，不难看出她的繁忙和追求。

9月中旬她和邓演达、陈友仁3次看望中山大学的学生并作了即席讲演；

10月下旬，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发起成立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继续进行斗争；

11月1日，由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3人署名，以中国国民党临时委员会的名义在莫斯科发表了《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宣言》明确表达了他们3人对当时中国革命一系列重大问题的看法。《宣言》发表后，宋庆龄又立即投入了对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针锋相对的斗争中；

11月7日，宋庆龄应邀到红场观礼台，观看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十周年的盛大阅兵和游行活动；

1928年1月再到中山大学作报告。

更令庆龄难忘的是，在她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周，斯大林在百忙中接见了宋庆龄和陈友仁。会谈是在克里姆林宫里进行的。谈话约一个半小时。庆龄首先感谢苏联政府对中国同志的友好接待。接着庆龄谈了中国当前的局势和任务，强调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决心。斯大林笑了：“你说的对，希望我们合作得更好，迎接光明的中国。希望你和你的同事们能回到中国去领导革命。关于国际援助的明确方式将由共产国际进行专门讨论，以后我还要派信使去中国联系。”

“感谢斯大林同志。”庆龄道。

“听说你们现在要去德国?”斯大林问。

“是的，也是考察学习，借鉴别人好的东西，为我国革命所用。”庆龄回答。

“那很好。要很好地总结经验，包括反面的。到一地要有一地的收获。”

谈话结束后，斯大林把她们送出大门，目送她们上车。

当庆龄收回回忆时，列车已到达德国的首都柏林火车站。

在德国，宋庆龄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侨民，不像在苏联那样，是一位国宾。这是因为她不期望从德国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顾，更不想同中国公使馆发生任何关系。她也避免会见到柏林来的国民党高级要员。这些人出于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汉政府的前主席汪精卫，他在同蒋介石合流之后才几个月就被后者一脚踢开了。另外一个是孙中山的儿子孙科，他也是从武汉投奔到蒋介石那里去的，此刻还得蒋的欢心，但没有维持多久。

宋庆龄在等待的是那些还没有失去信仰的人。她希望同这些人一起组成一个“革命核心小组”。

宋庆龄住在利茨恩堡大街7号。她的身份是保密的，连房东也只知道她姓“林”，称她“林女士”。她对年轻的章克说，他应听从邓演达的指导。邓过去在柏林住过、上过学，对这个城市比较熟悉。她希望章克除了帮助她之外，还能研究中国的土地和农民问题——“中国革命的关键”。又告诉他，会有更多的朋友从国内来到这里。他们为了避开蒋介石的耳目，一路上必须绕道而行。

章克对他在柏林日常生活的回忆有助于了解宋庆龄当时在柏林的情况。

一般说来，章克整个上午都在柏林大学的图书馆里，寻找各国农村方面的资料，供宋庆龄和邓演达用，因为这些资料对中国可能有参考价值。

每天上午11点半，他就到宋的住所去帮助做家务。下午1点，他们到坎特街上的饮食店去吃一顿简单的午餐，通常是德国人叫“格但克”的客饭，有点肉、土豆(或米饭)和蔬菜，每份1马克。饭后散散步，同时买点东西，然后宋回到住所，他再到大学去上课。傍晚，他又到宋住所去帮助做些文书工作，宋请他吃完晚饭再回宿舍。

宋庆龄几乎每天都要同邓演达在一起商谈和工作一两个小时，除了政治方面的谈话和研究外，她还请他帮助提高中文写作能力，因为她主要受的是外国的教育，所以感到用中文写作有困难。为了给她找些范文，章克到柏林中国留学生那里去搜寻“五四”时期和20年代初《新青年》等刊物上陈独秀、李大钊和恽代英的文章，因为这些革命者同时又是中国白话文运动的先驱。他向她指出他们怎样在写白话文时运用典故和成语——它们有助于生动有力的表达。

宋庆龄这时已是一个世界闻名的人物，但她对自己的不足之处却是这样虚心，像一个勤奋的女学生那样做她的作业。对这一点章克很敬佩。她做了许多练习和习作请邓演达批改，开始用中文写作，取得进步。多年以后，周恩来曾称赞她的一些中文文章写得很美，有独特的风格。

正如宋庆龄所预期的，从国内来的朋友们陆续在柏林聚集。最初到达的人中有数学家郑太朴和进步的佛教大师太虚，后来又来了叶挺等政治人物。他们带来的消息是，蒋介石正用全面的白色恐怖以摧毁所有进步的事物。人民起义屡受挫折却从未停止。国民党最高层表面上团结在蒋介石周围，但由于争权夺利，新的分裂正在扩展。许多人希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很快回去，帮助那些保持气节的进步力量凝聚起来，采取新的行动。

所有这些临时流亡国外的人都要求总结1924年～1927年革命的教训——特别是导致失败的客观和主观原因，以及如何防止再现。他们也希望结合中国的实践，研究苏联的共产国际政策。苏联的援助是十分重要的，但援助应该给谁?是给重新建立的国共合作，还是只给中国共产党?在这些问题上，中国内部及国际上都是有不同看法的。

邓演达主张，解决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贫困落后的问题，即土地问题，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他认为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口号，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核心思想。但怎样实现这一主张，还要从实际出发，就是从中国的社会结构、当前的技术水平，以及工业对农业的支援出发，逐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社会结构的细胞是家庭，要提高农业的生产率，改善农民的生活，应该着眼于农民的家庭，即提高每户农民的积极性。所以，最好分田到户，由农民自己来管理经营。每户农民在完成国家所规定的指标后，有权种植自己所需要的粮食和其他作物，政府不得干涉。只有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富裕起来，工业所需要的初级原料才能充分保证，工业才可启动发展。这样，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中国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繁荣富强的国家，赶上欧美资本主义国家。

邓演达告诉来访者说，他和宋庆龄正在仔细研究中国的土地问题，并希望国内的朋友们也这样做。以他们新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所要采取的“行动”就是为这个。这是由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和特性，造成的具体条件和革命的需要。当然，中国必须向苏维埃学习，但在社会发展中必须独辟蹊径。

历史将显示，邓演达此时关于需要了解中国的具体情况并由这些具体情况出发来开展工作的看法，是有坚实根据的。但他稍后坚持以“第三党”来取代国共两党，则被历史证明是不切实际的、没有结果的。宋庆龄尽管尊重和钦佩他，却主张依靠共产党作为实现变革的主要杠杆，这也是两人分歧所在。

●再狡猾的花招也逃不出庆龄的眼睛。庆龄舌战希恩

宋庆龄来柏林，一住就是3年。她在这里度过了3年多平静的读书生活。“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说她的莫斯科之行未达目的的话，那么，柏林之行，在邓演达的热情帮助下，她在读书研究中，尤其是对中国土地革命的研究中，却大大地充实了自己。

当时，柏林与莫斯科一样，庆龄受到在中国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分裂的各种冲击，又承受着来自西方和中国反动派的压力。她继续保持镇定，继续坚持自己的一贯立场，显示出她的原则性、敏锐的政治判断力和处事才能。

不久便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庆龄来德后约一年的时间，即1928 年5月下旬的一天，美国官方记者文森特·希恩打探到宋庆龄移居德国的消息，特从美国来到柏林，亲访宋庆龄，住在柏林饭店。本来庆龄过的是隐居生活，不想接见他。希恩是位比较有学识的美国记者，对中国人民也友好，写过一些比较客观和公正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报道，宋庆龄也是看过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庆龄还是热情地接见了他。

他们的会见是在一处秘密住所。一见面，希恩便说：“孙夫人，您好!美国人民很想见见你，听听你对国内革命情况的高见。”

庆龄莞尔一笑说：“作为逃亡之人，哪有什么高论?我只不过是遵照中山先生的教导，在这里平静地读一些书，充实一下自己而已。”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在美国住了5年时间，是吗?”希恩采取了攻势。

“这不错，主要是留学。”庆龄点点头。

“美国人民没有忘记自己的朋友。这次我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委托，特邀请夫人去美国做客。望夫人能给我个面子。”希恩说到这里，话锋一转：“只要求你在电台上讲几次话，每次几分钟，该公司就可以付你50万美金的优厚待遇。”

“这样的优厚待遇，我受之有愧啊。”庆龄摆摆手。

希恩一听有门，立时便道：“夫人，这是真的!不信我们现在就可以签订合同。”

“不!”庆龄道，“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我声明，我目前虽清贫，但还过得下去。你们如果有钱的话，请捐给中国人民，还有百分之九十的中国劳苦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夫人风格高尚，实令我佩服。”希恩连连点头。

“我指的当然不是南京政府，他们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捐给他们，等于提供武器去屠杀人民。”庆龄特别强调。

“我明白。”希恩点头。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答应你去做广播宣传。咱们可以签合同了吧?”宋庆龄转守为攻。

“这个……”希恩推辞道，“我得回去与公司商讨商讨，以后再告诉你。”

“那好吧，我等着你们的通知。”

…………

3个月过去了，庆龄从没有收到该公司的通知，只收到希恩先生的一封信，说是等有机会再来拜访夫人，以听教诲。

事后，庆龄对秘书章克说：“美国人很聪明，他们设下陷阱让我跳。我真跳时，他们反倒害怕了。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完开怀大笑起来。

这时邓演达也走过来称赞：“夫人高见，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事实上，当时有不少美国人——官方的或非官方的，都在设法把宋庆龄推向蒋政权一边——这是小妹美龄的功绩。至少使庆龄对蒋政权的反对，不要那么强烈。这并非是美国出钱，而是从蒋介石口袋里掏出，去封闭庆龄的嘴。

后来，司徒雷登博士就是担负着这样的使命来到柏林的。他是北平的中美燕京大学校长，在20年之后出任美国驻国民党中国的最后一任大使。司徒在基督教活动中结识了庆龄的父亲宋查理，从小就看着庆龄长大。他甚至于知道庆龄对巧克力有嗜好，所以带了一大盒最好的巧克力来到柏林，想通过“她的忠诚的秘书、一个燕京的学生章克找到她”。司徒还写道：“在莫斯科小住之后，她已看到……俄国的共产主义对中国来说，不是万应灵药，所以带着她的部属撤到柏林，但在那里我在约一年之后见到了她。”但在章的记忆中，宋庆龄在柏林没有会见司徒，而是回避他。她曾对章说，司徒像绝大多数传教士一样钦佩蒋介石，所以很可能是为蒋办事的。她拒绝见司徒，而要章克代她送给司徒一张她亲笔签名的、同孙中山的结婚照。

关于宋庆龄的处境，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时曾这样写道：“她肯定是欧洲所收容的所有流亡者中最奇特的一个……因为获胜的国民党人根本不是要把她赶出中国，而是软硬兼施地阻止她离开中国。即使到现在，他们还在找她，希望劝诱她回去分享他们的荣耀。”

“但是，她即使境况拮据……却避开那些被派来请她回去过富裕尊荣生活的使者。她把他们所要提供给她的荣誉看做是对她丈夫的主义的背叛……在中国各地……开会之前都要向孙逸仙遗像行三鞠躬礼……通过家庭的关系以及通过她自己的才能，她如果想要在政府中得到任何职位，都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她拒绝了，她在政治上断绝了同家庭的关系——对一个中国妇女来说，这是了不起的行动。

“与此同时，流言蜚语不断。她那些过去的同事收买不了她，就想用污蔑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个著名的中国革命者来找她的都被造谣说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认识的中国人中最美丽文雅、仍是最动人的30以上年华的这位妇女，由于她自己过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度过未来的寂寞岁月。但是，谣言跟随着她，尽管这些谣言没有一丝一毫的事实根据……”

在宋庆龄离沪流亡的那些日子里，她是高兴不起来的，因为谣言无时无刻不在包围着她。

●异国遇小弟，重圆亲情梦

宋庆龄在柏林的日子，深居简出，尽量把自己埋下去，留下一个空间，来平静自己，平静生活。但是庆龄毕竟是“总统的夫人”，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势力，都在竭力争取她，以装门面，这常常使庆龄非常烦恼。

一天，一位声称是南京政府驻德大使馆参赞的人登门求见。庆龄挥手对秘书章克说：“不见!不见!”

章克出来向对方说：“夫人身体欠佳，正在治疗。”

对方也有办法，推出庆龄的小弟宋子安。小伙子20岁出头，长得很精神。介绍道：“这是夫人的弟弟宋子安先生。”

庆龄一听说是子安来了，连忙从屋里走出来。

那参赞好不容易见到夫人，连说：“夫人，打扰你了，这次夫人的小弟来了，恕不叙谈。等下次来，望夫人不要见外。”

“谢谢您了。”

“下次见。”

中国有句俗语：一母同胞亲，打烂骨头连着筋。对于子安的到来，庆龄无比高兴。她把一切对亲情的思念，都体现在了对弟弟的招待上。

“小弟，我给你写的信收到了吗?”

“收到了，同时，我也接到大姐的信，让我毕业后立即返国。我提出转道看看你。她来信说工作都给我联系好了，不必再耽搁时间了。我没有听她的话，前天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典礼后我就赶来了。”

“你来了，二姐就放心了。要不来，二姐还要哭呢!”庆龄说着说着，眼睛有些湿润。

“二姐待我好，我能不来吗?再说妈咪常来信，说你好可怜，让我来看你。”子安懂事地道。

“我不需要可怜。可我对不住老母。年轻时，也像你现在从美留学回来一样，我向妈咪保证，要孝顺她老人一生。可是，我有孝心，没尽孝事，实是一大缺憾。”

说到这里，庆龄感到十分心酸。庆龄也不像别人说的那样，是一个十足的“女强人”。她有血肉之躯，她有儿女情长。刚强时，一般男人比不过；柔情时，一般女性难相比。刚与柔形成她个性的强烈反差。三姐妹比起来，这两项她都走了极端。正是这两项，塑造了她的为人，她的形象，她的高尚。

接着，她又详细地询问了子安在美国的学习和生活情况，耐心地告诉他国内的现状，并勉励他今后要努力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做出贡献。说到这里，她顿了一下：“如今政治把我们姐妹兄弟分开了，想起来令人心痛。希望小弟不要再介入政治，多学点技术。我看当一个工程师蛮不错。”

宋子安则表示很理解二姐，表示听二姐的话。宋庆龄在众多的兄弟姐妹中，与子安的关系一直是最好的。她挽留小弟在柏林住了5天，给他做好吃的，偕同他参观游览了柏林的名胜古迹，并亲自陪他到汉堡和巴黎旅行，然后把他送上赴上海的客轮。真挚的手足之情，令周围的人都深为感动。

宋庆龄送走小弟，又在巴黎耽搁了一个多月，9月3日才返抵柏林，改住在柏林夏洛滕区维兰德大街18号科恩赖希博士夫妇家里。

国内的消息不断传来。遗憾的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情绪日趋激烈，宋庆龄在柏林期间，与共产党的关系更加冷淡了。她明显地受到了中共驻德共产国际代表团及旅德支部的冷遇。她本来寄希望于共产党，可事实又使她心灰意冷。

公元1928年12月，“国际反帝大同盟”在德国柏林召开会议。宋庆龄是这个同盟的发起人之一，又是该同盟的名誉主席之一。所以以往该同盟召开会议，她都在被邀请之列。但是，这次她虽然正好在柏林，却没有通知她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从莫斯科派出黄平和余飞参加会议。黄平根据当时的“理论”，在会上发言时，竟当着邓演达的面，说什么“国民党左派是比右派更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还能欺骗群众”。会后，黄平等到康特大街中国饭馆吃饭遇见宋庆龄时，双方都视为路人，互相不打招呼。这极大地刺激了庆龄的自尊心。宋庆龄想哭，却哭不出来。

对于共产党内如此敌我不分，甚至为渊驱鱼、认友为敌的“左”倾幼稚病，宋庆龄没有更多地理会，而在把心用在读书、研究土地问题的同时，不断接见国内的来宾，密切注视中国局势的发展。宋庆龄到柏林后不久，同济大学教授郑太朴随太虚法师到德国讲学，他向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介绍了国内情况：一方面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政权对进步人士和工农群众的镇压和迫害，另一方面是各地先后爆发了武装起义。这些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威胁很大，使蒋介石坐立不安，惶惶不可终日。郑太朴的思想情绪，代表了国内中上层进步人士的倾向。他申述了国内进步人士都盼望宋庆龄和邓演达能早日归国，把国内的进步力量重新组织和领导起来的愿望。

接着，8月初，曾领导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叶挺和黄琪翔先后到达柏林。他们分别会见宋庆龄和邓演达，详细汇报了起义的经过情况。宋庆龄从郑太朴、叶挺和黄琪翔的汇报中，获得了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情况的第一手资料，显得非常高兴，并从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革命的火种并没有熄灭，人民仍在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继续奋斗。问题是如何把同志们团结起来，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贯彻下去，并在革命实践中加以完善和补充。她与邓演达、叶挺、黄琪翔反复研究后一致认为：加速成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扩大人员，团结一切愿把孙中山的三大政策贯彻到底的同志。

此时，他们已做好尽快回到祖国怀抱中的准备。他们要用新的理论指导革命的实践，以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