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生无所谓对错，

那么选择也就无所谓意义。

拒绝一切也就会隐忍一切。于是变成一个奇异的人——“奇奇怪怪”地走在街上，也一样“奇奇怪怪”地走在心里。能珍藏已裂成碎片的塑像，想必也能容忍一切命中注定的不公；能矗立已淡漠了色彩的风景，想必也能忍受一切的委屈和辛酸。

什么都不怪，只怪自己看不破那张迷惑人的笑脸，只怪自己走不出那片神奇沧桑的大漠深秋，只怪自己跳不出命运安排的这一个魔圈了……

●有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难道我不该发表“七·一四”声明吗?庄严的“七·一四”声明，树立了她中流砥柱的形象

7月的武汉人称“火炉”，烈日炎炎。天热得发狂，太阳一出来，地上已像着了火。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晚上，西北方向有块云，欲要下雨，可是久而不落，又令人躁得憋气。

7月14日晚。国民政府的会议厅，正在召开一个中央常委扩大会议。要员们一个个着扇子，坐着都出汗。会议时而沉默时而争吵激烈，会场一片混乱。主持会议的是武汉政府的头面人物、一把要椅汪精卫。不顾国民党左派人士的坚决反对，悍然召开这次会议。此时汪精卫一反常态，撕开假左派的面纱，把自己“反共分党”的嘴脸淋漓尽致地暴露出来……

宋庆龄拒绝参加此会，仅派陈友仁代表她去发言，表明自己的立场。

汪精卫好像被蒋介石的屠杀吓破了胆，铁青着脸开场便说：“今天这个会议，不开不行了。共产党在那里杀人，我们不能不管了!关键在我们党内，也有同情者。今天，我们要统一思想、制定计划，所以召开这个紧急会议。”

会议一阵沉默。

“我发表一下看法。”陈友仁站了起来。

“请讲。”汪精卫示意他坐下讲。

“我今天是代表宋执委来的，我的发言是她的意见，同时我也赞同。孙夫人反对反共。因为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总理亲手定的。有了三大政策，革命才能发展到今天的局面，抛弃三大政策就必然要向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屈服……”陈友仁侃侃而谈。

“不能笼统这样说!”当场有人起来反对。

会议顿时乱成了一锅粥。

孙科也坐不住了，甩下了帽子，立时火了起来：“总理革命一辈子，把全部心血献给革命事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是他老人家的既定方针，也是你们当时在座的都同意了的，你们不念恩，倒是批判起他来了!”孙科越说越气：“你们说杀人，倒是有啊!不光杀共产党员，连国民党员也杀了不少啊!如今形势好转，又要闹独立、争军权、争地位，得不到又要成立南京政府。那么，我们武汉政府往哪儿摆?谁真谁伪，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的吗!谁真革命，谁假革命，傻瓜都明白!”说到这里，孙科反问道：“孙中山的旗帜要砍掉，我们武汉国民政府还要不要?”

会场一阵哗然……

与此同时，义愤填膺的宋庆龄，正坐在她的打字机前，面对着汪精卫的投蒋，面对着蒋介石的屠刀，面对着武汉国民政府的生死存亡，面对着中山先生的教诲，面对着全国人民的呼声掠耳……她正在起草自己的声明——《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

清秀的英文，伴着她的热泪流淌出来。

《声明》开宗明义严正宣布，由于蒋介石、汪精卫他们所控制的国民党“违反了孙中山的意志和理想”，她决定退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对于本党新政策的执行，我将不再参加”，以与国民党右派们划清界限，同革命的背叛者彻底决裂。

《声明》从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出发，强烈谴责了叛徒们背弃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罪行，指出他们“动摇了党的基础，出卖了群众”；“摧毁党的力量，并延迟革命的成功”。

声明彻底撕破叛徒们自称是“孙中山忠实信徒”的伪装，明确地指出执行三大政策与否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分界线：“如果党内领袖不能贯彻他(指孙中山)的政策，他们便不再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党也就不再是革命的党，而不过是这个或那个军阀的工具而已。党就不成为一种为中国人民谋未来幸福的生气勃勃的力量，而会变为一部机器、一种压迫人民的工具、一条利用现在的奴隶制度以自肥的寄生虫。”

尽管革命遭到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宋庆龄在《声明》中对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前途仍表示了坚定的信念。她宣告：“我对于革命并没有灰心。”她预言：违背三大政策的叛徒们“注定要失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终究是要胜利的。革命中国是不可避免的”；国民党一切忠实的党员和“千百万中国人民，仍将遵循这条道路以达到最后的目的”。

接着她在理论上又阐述道：

归根结底，一切革命都必须是社会的革命，以社会的基本变革为基础；否则便不成其为革命，只有改换政府而已。

为了在中国革命中指导我们，孙中山把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交给我们。目前存亡攸关的是民生主义，它是解答中国基本社会变革问题的主义。

现在更有人非难农工运动为新近的外国产物。这是谎话。二三十年前孙中山在言论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来改善中国农民的地位。他在20多岁的时候，曾向李鸿章建议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在1911年，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土地问题的文章，登在日内瓦《社会主义者》报上，其中他说，中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基础就是土地革命。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标之一。凡是他所计划的，都是改善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们在日本的时候，他还要廖仲恺对农民和工人问题作更深刻的研究。

孙中山奋斗了40年，但是直到最近几年，这些人民革命的计划才开始获得成果。我清楚地记得1924年7月广东全省第一次农民大会在广州开会。这是我们第一次看见必然成为中国新力量的中国人民来参加革命。这些农民来自广东各县，许多人赤着脚走了好些里路来到广州。他们衣衫褴褛，有的还带着箩筐和扁担。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动。

孙中山也很受感动。我们回到家里之后，他对我说，“这是革命成功的起点”，并且又告诉我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须起的作用。

这些年来，他的目标是很明确的。但是现在人们又讲什么新近的外来影响了。当俄国还在沙皇铁蹄之下的时候，孙中山就已经倡导中国土地革命了。难道他是外国阴谋的工具吗?

这是对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击!

这篇《声明》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论坛》报上。这是由雷娜·普罗梅负责编印的该报最后一期，但被没收。此后，这篇义正辞严的声明就以传单的形式广为散发。

宋庆龄的“七·一四”声明，不失为一篇战斗的檄文，也是庆龄一生奋斗中的又一座重大的里程碑。这一《声明》使她成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中流砥柱，孙中山革命事业的忠诚献身者。

《声明》发表后庆龄已决定去莫斯科，因为那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也是丈夫生前要去没去成的地方。于是，她便由武汉回到上海，办理出国手续，然后去莫斯科。

她在上海的半个月的时间里，蒋介石等人使出了软硬兼施的手法，并发动宋老夫人与美龄、霭龄共同对庆龄进行说服，蒋介石又以高官许之，但这都没有改变宋庆龄的富贵不可屈、贫贱不可辱的决心。她同时发表了赴苏宣言：

我这次访问苏联，是为了向苏联人民致谢，感谢他们给予中国革命的帮助。……

目前中国已经进入反动时期。革命的联合战线已经破裂了。有人背叛了革命，有人开小差，还有人完全歪曲了国民革命运动的真义。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推翻封建制度……谁反对土地革命，反对千千万万农民获得经济解放，谁就站在反革命阵营那边。

接着她话锋一转，又道：

今天却大不相同了。国民政府的盛名已经一落千丈，与北方的半封建余孽不相上下……国民党不再叫人害怕，也不再受人尊敬了；甚至从前听到国民党部队进军的风声就抱头鼠窜的敌人，现在也轻视它了。

…………

蒋介石看软的不行，便要实施硬的方案，决定派特务暗杀宋庆龄。在宋氏家人的竭力阻止下，蒋介石才变更方案，改为“严密监视，不许出境”。当夜，宋子文把这条消息悄悄地告诉了宋庆龄：“二姐，这次来我不再动员你了，外面风声很紧，你要出去的话，也要以防万一啊!”

宋庆龄做了以防万一的准备。8月23日凌晨3点钟，上海法租界一片寂静，林荫道上还是黑黝黝的。宋庆龄一副贫穷妇女的打扮，由红头发的美国人雷娜·普罗梅陪同，悄悄地离开莫里哀路寓所。在离寓所不远的法国公园附近，她们两人坐上了苏联领事馆等候在那里的一条小舢板。摇摇晃晃的舢板从几十个国家的军舰中穿过，顺着江水悄悄地从发出嘎嘎声的大船旁边漂过，经过3小时紧张的航行，才到了吴淞口一艘表面油漆已斑驳脱落的苏联轮船旁边。天亮以前，陈友仁和她的两个女儿也匆匆赶到，乘上了这艘轮船。在早晨的浪潮中，这艘轮船便向海参崴急速驶去。这时，庆龄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

告别了恐怖的气氛，新生活在向她招手。

●生活犹如海洋，有时风和日丽，碧波荡漾，有时狂涛恶浪，倒海翻江。宋庆龄在莫斯科的生活，既有愉快和甜蜜，又有酸辣和苦涩

当美龄与蒋介石结婚的消息，传到宋庆龄耳朵里的时候，她已到莫斯科3个月了。这个消息犹如一声炸雷，令庆龄大为吃惊。宋庆龄早就识破蒋介石追求小妹的用意，曾竭力阻止这门亲事，不让蒋利用她与孙中山的名义去提高南京政府的威望，利用宋家的社会关系去扩大他的影响，进而实现他的野心。但是小妹趁自己在国外的机会，竟然匆匆忙忙地与蒋介石结婚了。这不仅是对她的不尊重，而且等于向魔鬼献殷勤。更使她失望和痛苦的是，不仅仅是小妹一人，而且母亲和姐姐及全家都背叛了她。她敬爱的妈咪曾与她一起反对这桩亲事，现在居然变了卦；大姐霭龄出于既得利益，竟做红娘，牵针引线，引狼入室，与虎谋皮；再想到大弟子文，也居然投到蒋的怀抱；包括丈夫的大儿子孙科，也抛弃了先父之训，认贼作父了……这一切怎不令庆龄痛心呢?她的心在流血……她把门紧紧关上，痛心疾首地哭了。多日的辛酸和委屈，连同她对亡夫的思念，全都哭了出来……她不像乡间村妇嚎啕大哭，而是暗暗流泪。是啊，宋庆龄是一位外柔内强的女人，她的柔表现为处事不惊、高雅雍容；她的强表现在从不把自己的泪水流给别人看，即使受到了莫大的委屈，也能咬牙忍受。她有自己的理想，也有自己的追求。她想的是祖国的兴衰，做的是民族统一大业。正如她自己所说：“人无追求，就等于没有灵魂。”现在想来想去，她把仇与恨都记在了蒋介石的身上……

庆龄哭了许久，终于恢复了理智。她坐在办公桌旁，开始办公，写她的理论文章，可是思绪总也收不回来。来苏不到3个月的时间，她就遇到了3次大的不幸，而且一次比一次使她忧心如焚。

起初是普罗梅的逝世。从大革命的烽火年代，到大革命失败后的艰险历程以及在莫斯科的流亡生活中，普罗梅一直工作在她的身旁，同舟共济，甘苦共尝，和她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而且又是她身边惟一的女友。但不幸的是11月21日普罗梅因脑炎住院，再也没有回来，这使她悲痛欲绝。人，还不是为感情而活着吗?普罗梅的去世，使她病倒了。

再者是南京政府红口白牙制造的谣言，说她与陈友仁准备在莫斯科完婚，并且把这个谣言刊登在美国的一张大报上。连一母同胞的霭龄也风传这些谣言，若不是小妹告知，她还蒙在鼓里呢。这是人身攻击，极大地伤了庆龄的自尊心。人言可畏，她与陈友仁好友关系难处。为躲避谣言，她不得不考虑离开莫斯科。冷静后，她又感到这不是一般的谣言，而是一种政治手腕，目的是损害她和孙中山的形象，进而实现不可告人的目的。这可能也是蒋介石拉拢自己不成，反施的离奸计。可是，好心的人怎么能识别出来?为此，她曾蒙头睡了几天，像是得了一场大病，浑身出疹。

由此再想到蒋与小妹的联姻。蒋想通过与美龄结亲，成为孙中山的连襟，这将使蒋获得孙中山合法继承人的地位，后果不堪设想。

最近，她又接到了蒋介石的来信，无非是甜言蜜语的劝降，说南京政府形势大好，要她回国，政府仍保留她的位置。在接到蒋的亲笔信的同时，她又接到母亲和小妹的亲情劝降信，这更使庆龄不安起来。她感到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12月17日她在给蒋介石的回电中，尖刻地指出：“我正准备回国，却获悉你打算与苏俄绝交，并要求撤销苏俄领事馆。采取这一步骤，将是自杀行为；它将使中国陷于孤立并延缓其发展，为此，历史将要求你对此承担责任。你要是有一点领导者的远见卓识，倘若你还记得与苏俄进行合作是领袖(指孙中山)的临终遗愿，那就该悬崖勒马，使国民党免于陷入深渊。如果直到最后一刻还不采取废除断交的措施，我将留在这里，以抗议你的这个决定。”

后来，蒋介石在复电中含沙射影地说她的抗议和留莫斯科都是受人胁迫的结果。她在12月23日再次致电蒋介石：

我留在世界革命的心脏莫斯科是自愿的，就如同我的访问是一种对国民党领导人的反革命政策的自愿抗议一样。说我似乎是在别人的迫使下行事，这完全是诽谤和对我过去所做工作的侮辱。这种诽谤再一次说明你的疑神疑鬼，它妨碍你正确地考虑问题，使你做出了致命的决定。……(你们)已经成了帝国主义的同谋……如果我回国的话，那也是为了参加工农斗争。孙中山为了工农的幸福奋斗了40年，他们现在正受到无耻地打着国民党旗号的残暴的反动派的屠杀。……我将踏着革命者的足迹继续前进，这是缅怀我们领袖的惟一道路，我在这条道路上决不回头。……

宋庆龄曾想回国，但一想到她的家庭与蒋介石的关系，心顿时凉了。此时，她已下决心到德国小住，避开这种干扰和心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