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宋氏家庭的第一次分裂，是缘于一场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发动了一场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导致宋氏家族每人的观点迥异，几乎断送了姐妹情、兄妹情、母女情……纵是权威老母倪氏，也是无可奈何，只能把泪水埋在心底。

——题记

●武汉下了一场小雪，美龄怀着对二姐崇敬的心情，冒雪去看庆龄……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唯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没有人深情地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着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硕长的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了下来，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庆龄上前打招呼。

“二姐，冻死我了。”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庆龄挥手道，“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点。”

这是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溶入了雪的覆盖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院落中停下来。

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庆龄心中流过。然后，跺跺粘在脚上的雪，进了屋。

警卫员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庆龄又去泡茶。美龄趁机瞧了屋内的布置，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肃静。尤其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有些沉闷。

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美龄接过杯，呷了一口，叫了起来，“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就想掉泪。”美龄望了一眼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庆龄拂着美龄的秀发问。

“哎!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美龄回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哎!”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算定下来。”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意没有全部表达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话，我可以转达，决不贪污。”

“不用了！”庆龄若有所思，“怕你结婚后，你就会把二姐忘了。”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二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多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美龄话意是指在美留学。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在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开了门。

“听说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子文更为幽默。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请客应由你。”美龄嘴也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吃什么，开了菜谱，我包了。”子文看了一眼二姐说：“不过，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的点头。”

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她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之危，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她像一只无形的手，能拂平人们的创伤，也能揭开旧的伤疤，使其血流不止……

●1927年元旦，国民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先遣人员初到武汉时，曾遭一艘英国炮舰的骚扰。妄想以长江为界各霸一方……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北伐战事频频告捷，一直打到长江以南。为解放全中国，国民政府及时召开了“二大”会议，选举新的机构，宋庆龄以压倒多数票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兼任妇女部长。这是她第一次独立取得的政治上的最高职位。1927年元旦，是美龄来武汉的第5天，中国政府正式宣布迁都武汉，民众和军队都举行了庆祝活动。几天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在武汉设立分会，分会委员13人，有宋庆龄、邓演达、董必武等。

长江北岸的英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生政权，可新生政权又是不可战胜的，一场冲突就开始了……

1月3日，一队英国水兵在汉口英租界外用刺刀对付正在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国民众。这时期武汉群众的情绪本来在欢乐中已夹着愤怒，不只是因为他们在这个新的首都仍然看到外国兵耀武扬威，还因为不久前英租界当局逮捕了14名国民党员并把他们交给了北京军阀政府，有的入狱、有的被杀。在武汉本地，英国人控制的海关——正如早些时候在广州发生的那样——拒不交给革命政府而仍然交给北京反动政府。

尽管如此，聚集的中国群众并不企图冲过租界边沿堆满沙袋的工事。倒是英国水兵端着刺刀冲了出来，向群众施暴。消息传出后不久，英水兵撤回到军舰上。英租界处于中国群众包围之下。

摆在武汉政府面前有两种道路：一是仍像过去100年中经常发生的那样，违背人民意志，不敢触动一丝一毫外国人的特权；一是同人民站在一起，废止这些外国人的特权。

作为新改组的武汉革命政府，当然站在人民一边，支持群众的行动，勇敢地做出决定，收回英租界。这是一项历史性的决定。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这是第一次由中国人民和政府收回外国根据不平等条约强占去的一片中国领土。

宋庆龄曾同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苏联顾问鲍罗廷讨论战略，当时有3种不同的看法。

陈友仁考虑到在武汉聚集着约50艘外国海军舰艇，而武汉政府的部队正往北开拔，所以作为革命政府所在地的武汉极易受到外国武力或蒋介石的攻击。这将从后方破坏整个北伐。因此，陈友仁虽然赞成收回租界，但认为须做好谨慎的外交工作，要保证不干涉外国侨民的居留和贸易，使列强没有诉诸武力的借口。

鲍罗廷认为这个问题也许应该暂时搁置起来，等北伐军推翻北京军阀政府之后，对外国租界及其他特权问题在全国范围内一揽子解决。

宋庆龄主张采取迅速的、战术性的行动。她的论点是：革命将取得全国性的军事胜利，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民，世界各国也都已看到，因此列强将避免同中国直接冲突，这样的冲突对他们有百害而无一利，而且列强之间也有意见不一的地方。虽然他们都不喜欢武汉政府，他们对武汉政府的态度、对其前途的看法以及当前各自利益受到直接威胁的程度都不相同，因而中国对它们的态度也应有所区别。在武汉，应该只收回英租界，而法租界和日租界则暂都不去动它。我们的行动越快，英国人就越是来不及同其他国家协调。这样做，武汉革命基地和北伐都不会有迫在眉睫的危险。她的看法后为大家所接受并迅速付诸实施。同时，宋庆龄还要求陈友仁要把群众运动看作他进行外交努力的可靠基础。

在二三月间，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与英国高级外交官欧文·圣克莱尔·奥马利交换了照会，英方认错并签字。中方承认并保持英人在前租界内居住和经商的正常权利。中国人民的意志最终战胜了帝国主义强国的意志。为取得这一成果，宋庆龄做出很大贡献。这使她很愉快，也一定会使孙中山愉快，如果他还健在的话。

武汉的威望不但在国际上，在国民党内部也在迅速上升。1月7日，宋庆龄和陈友仁、蒋作宾联名致电南昌的蒋介石，说明首都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形势正日趋改善，特别是收回英租界“内顺民心，外崇威信”，蒋介石身为国民党领导人，应到武汉来共同策进。

蒋介石曾明目张胆地试图在南昌建立自己的党政总部，他甚至截留第二批从广州去武汉的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政府委员，并要他们投票赞同他的主张，武汉方面希望他以团结为重。

但是，蒋的意图不像武汉所希望的那样——改善蒋同政府之间的合作，使北伐和国民革命继续在更为团结一致的气氛下前进。相反，他讨价还价并阴谋制造分裂，但他控制武汉国民政府、实行军事独裁的企图，在3月中旬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遭到了迎头痛击。宁汉分裂的形势并没有好转。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举起了屠刀，六亲不认。人称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1927年4月12日凌晨1时，蒋介石派出军队去对付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屠杀了数千人，血洗宝山路。根据他的密令，由国民党右派军官指挥的部队和特务，在南京、广州、武汉等地进行了同样的大屠杀。主要牺牲者包括李大钊、赵世炎、陈延年(陈独秀之子)、肖楚女、邓文辉等一批老革命家。宋庆龄也在密令谋杀的名单之中，只是老蒋出于自己与美龄的姻缘而将此事推迟下来了。此意并非不杀。

4月18日，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几天功夫，蒋介石就在南京建立了他自己的“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蒋介石这一叛逆行动，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于是，国民党内出现了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并且第一次出现了两个国民党政府，这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以“宁汉”两政府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与右派的对立。

这场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族内部来。自从宋查理去世后，宋霭龄以大姐身份执掌门户，宋氏家族的内部关系基本上还是融洽、和谐、亲密的。姐妹兄弟之间不但在生活上相互关心、照顾，而且在政治上也能形成共识，一致赞成并参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这是形成并维护宋氏家庭内部团结的重要基础条件。但是，宁汉对立给国民党带来的左派与右派的纷争，打破了宋氏家庭内部原来形成的协调、平衡、友爱的局面，维护宋氏家庭团结的基础条件也不复存在。

宋氏家庭的对立和分裂，主要体现在宋霭龄与宋庆龄两位姐妹的针锋相对上。宋庆龄代表国民党左派，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愤怒地揭露蒋介石的新军阀嘴脸以及屠杀共产党人与革命民众的罪行，旗帜鲜明地继承和维护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革命政策；宋霭龄则倾向国民党右派，明确表示支持南京国民政府，维护蒋介石的反共清共政策与亲帝国主义、亲大买办大资产阶级的政治立场。

二姐妹的政治对立，有其深刻而复杂的社会因素，但是，也再一次显示了两姐妹在思想个性上的强烈反差。宋庆龄是国民党内著名的革命左派，她在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坚决捍卫和执行孙中山的革命路线和革命政策，与国民党内的右派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右派势力与强权政治的引诱和高压下，决不以革命原则做交易。特别是在大批的所谓国民党左派人物反水的险恶形势下，她仍然不改初衷，一往无前，充分展示了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原则立场，从而成为左派的旗帜与中坚，也成为几万万中国人民的榜样。宋庆龄的大智大勇，固然来源于孙中山先生的长期影响与熏陶，但也再一次充分显示了她的理想主义的伟大品质与高尚情操。

与宋庆龄的激进思想和理想主义的气质相反，宋霭龄的保守思想和追求现实利益的愿望越来越鲜明。宋霭龄早年虽然也曾经投身革命，一度是追求进步的青年革命党人。但是当孙中山在晚年推行激进的革命路线与政策后，宋霭龄和他在思想认识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加之这个时期的宋氏家庭与孔氏家庭成员纷纷在政坛和商界崛起，既当官，又当买办，从家族利益上来说，已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融为一体，当然对国民党左派奉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的路线及政策极为不满。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失去舵手，代表各阶级利益的政治派别纷纷推出自己的代表人物到前台表演。一部分人向左转，一部分人向右转。宋霭龄从维护宋氏家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很自然地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产生了共同语言。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宋霭龄不惜抛弃血浓于水的姐妹之情，转而支持与宋氏家族素无渊源的国民党右派领袖蒋介石，这也是她审时度势、权衡利弊的结果。从性格上看，宋霭龄并不是一个传统与保守型的人物。但是，从思想气质上看，她又是一个过分注重现实利益的市侩型人物。宋霭龄考虑问题的方法十分简单，然而也十分管用，这就是看谁更有实力，谁的政策更符合自己以及家族的利益，她就支持谁。当时，宁汉对立的代表人物分别是蒋介石和汪精卫。蒋介石是一介武夫，政治上又是个暴发户，声誉不佳，但是由于手握重兵，成为国民党内实力型人物。汪精卫是位老资格的革命党人，革命口号喊得震天价响，又因雄辩而能在国民党内一呼百应，是当时颇受世人景仰的著名政治活动家与左派革命领袖。然而，汪的手中没有军队，虽有满腹文章，却手无缚鸡之力，宋霭龄把他看成是卖狗皮膏药的江湖郎中，是中看不中用的空心大萝卜。在宋霭龄看来，蒋、汪之斗法，孰优孰劣，孰胜孰败，这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宋霭龄决定支持蒋介石，与右派联手打击武汉国民政府。显然，宋霭龄做出这个抉择，虽然多少带有赌博的味道，却也是她深思熟虑的结果。

从当时蒋汪斗争的手法来看，蒋介石抢先一步把宋霭龄、孔祥熙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不但是其转败为胜的重要一步，而且也是导致宋家分裂的重要因素。当时武汉与南京政府、蒋介石与汪精卫，都标榜自己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舆论宣传工具，揭露、指责与打击对方。但是，在这场宁汉大战中，南京政府明显地处于不利地位，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武汉国民政府一边，完全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国民政府是“伪府”，蒋介石是“民贼”。这是蒋介石极为害怕和忧虑的。

从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来看，宋庆龄虽然只是一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妇女部长，但是，她在政治上的声望却是如日中天。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是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同志，是孙中山的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由此，蒋介石十分希望能把宋庆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但是，孙夫人对南京政府和蒋介石的决断态度，又使他感到又恨又怕。暗杀也在设想之列，只是没有动手。

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族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然在政治上不居于重心，但是却握有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金融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密切关系，在财政金融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在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所在。遗憾的是，这个宋子文也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并不肯与蒋介石合作。

虽然宋氏家族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政府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有办法的。他于危急之中想到了一个人，这就是宋氏家族的大阿姐掌门人宋霭龄，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对大局的许多想法，竟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早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驻跸庐山牯岭的时候，就曾经秘密派人到汉口送信，邀请宋霭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帮助。宋霭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霭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与蒋做了24小时的长谈。

蒋介石和宋霭龄都没有公开披露这次会谈的具体内容，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因为她是这次蒋宋会晤的第一个受害者，这个人就是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的回忆录中说，蒋介石与宋霭龄会晤后，孔夫人径回汉口，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所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陈洁如。

正如蒋介石事先预料的那样，霭龄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野心勃勃的女人。蒋深知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就是金钱和权势。在此，蒋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霭龄首先帮助蒋分析了他目前所处的危险的境地。宋霭龄告诉他：“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这颗明星殒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结束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说完这番令蒋介石毛骨悚然的话，宋霭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力量推动你的工作。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

说到这里，宋霭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接触这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霭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达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鼓动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所需要的军火，俾得继续北伐。我们的交换条件，是你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俟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阁揆，我弟弟子文作你的财政部长。”

对于宋霭龄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于是，他在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惟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继续进行北伐。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体制。

蒋宋在九江达成谅解和协议后，宋霭龄就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一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从广州召回汉口，以便夫妻联手共同助蒋成功。宋霭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霭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族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实现蒋宋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

孔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蒋介石在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的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宋霭龄的倒汪活动也进行得卓有成效。当时，宋庆龄与宋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国民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宋庆龄是汉方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宋子文则是汉方的财政支柱。早在1927年3月底，宋子文就以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来到上海负责筹款。宁汉对立后，宋子文断然拒绝了蒋介石要求与他进行合作的请求。当蒋介石不得不抛弃宋子文，直接向上海金融界“借款”时，宋子文又拒绝为银行家们签发偿还“借款”的保证书。这使蒋介石十分恼火，但一时又无计可施。不久，宋霭龄也赶到上海，她暗中向蒋分析并献计：宋子文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宋子文素来自视甚高，对蒋介石等靠贩卖破枪出身的新军阀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入太深，特别是与二姐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或是从伦理道德上讲，都是他一向不屑作为的。为今天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压，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脱所谓“叛徒”的罪名。另外，宋霭龄认为，宋子文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阶级斗争形势则表示不满，对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宋子文不同于宋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

蒋介石一听，连称妙计，当即依计而行。1925年5月，蒋任命特务杨虎为上海警备区司令，陈群为政治部主任兼特别军法处处长，杨、陈奉蒋命在宋宅附近布置暗探，窥测动静。宋子文亦不断收到匿名恐吓信。宋一时感到十分紧张，以至不敢出法租界与公共租界一步，否则便被捕。接着，蒋介石又派人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并成立江浙两省财政委员会，令其没收宋子文在广东银行的所有财产。

在蒋介石用武力对宋子文进行威胁的时候，宋霭龄则配合默契地对他进行说服动员工作，并发动宋老太太与美龄等共同上阵，以群体战术对宋子文进行车轮大战，一起帮助他“洗脑筋”，晓以利害，促其反水，以维护家族利益等等。

宋霭龄与蒋介石联袂实施的软硬两手，确使宋子文感到穷于应付，心情也极其紧张。当时，宋子文住在位于法租界莫里哀路的宋庆龄公寓内，日坐愁城，莫知所措。经过一段时间的对峙、彷徨与动摇，宋子文已知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听从大姐的“劝告”与安排，表示与蒋的南京政府合作，并同意替蒋携带一封信，返回汉口交给宋庆龄，进一步动员宋庆龄脱离武汉政府，站到蒋方来。当宋子文于7月上旬离沪返汉时，宋霭龄另叫子文给庆龄带去一个口信，恐吓她如果不与南京政府合作，蒋就会对她实施一个暗杀计划，界时她将有生命危险云云。

宋庆龄接到蒋介石的“劝降”亲笔信与宋霭龄的恐吓口信，丝毫不为所动。但是，她却为大姐与大弟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与独夫民贼蒋介石为伍，深感羞愤与痛苦。她要子文答复大姐与蒋介石，如果武汉政府最后垮台了，她就回上海继续同蒋介石作斗争。她决不会与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叛徒进行合作。宋庆龄的这个态度，无疑也是与宋氏家族的决断。因为在数十天之后，武汉政府垮台，蒋汪合流，宋霭龄及孔祥熙成为蒋记南京政府的大功臣，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等家族成员在大姐的带领下，先后均成为南京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唯有宋庆龄不肯屈服于大姐的权威，成为蒋记南京政权的重要政敌，也成为宋氏家族的“叛逆”。

南京政府的建立，是宋氏家族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变故。从此以后，宋霭龄与宋庆龄姐妹俩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史上的两种政治势力，这两种政治势力在中国政坛上的消长，也正是姐妹俩以及整个宋氏家族所走过的道路。实际上，自从大革命失败和蒋记南京政权建立后，宋庆龄已经与宋氏家族分道扬镳。这个时期以及以后的宋氏家族成员已经不包括宋庆龄在内，宋氏家族在原先意义上的革命性与进步性均已消失殆尽，它的封建性、落后性与反动性日益暴露，以至逐步成为封建权势豪门的代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