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铁血共和
宋庆龄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到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她学到了孙中山本人善于学习的精神以及他在十月革命后的形势中，为确定国际上的革命盟友做出了选择。她终生维护十月革命，即使是在同苏联当前的做法产生尖锐的意见分歧的情况之下。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孙文与列宁“握手”，《孙文——越飞宣言》的见证人
1923年1月中旬的一天，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过去的一年，由于亲信陈炯明的叛变，九死一生后的孙氏夫妇，伤透了脑筋。悲观失望与革命者无缘。面对着革命的新形势，宋庆龄回忆当时孙中山的心情时说：“他痛苦地认识到国民党的严重局限性，我曾多次听他说国民党内部矛盾怎样使它不能有效地进行革命，国民党中不真心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怎样领导革命斗争，这是他想的越来越多的问题。”庆龄表示深切的理解和同情，并热诚地与他一起总结经验教训，探寻革命的新出路。
正在这个当儿，列宁的使者——苏俄政府的外交官越飞同志从莫斯科专程来到上海，由庆龄陪同，与孙中山开始为期一周的会谈。
1917年俄国在列宁的英明领导下，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胜利。“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9年中国国内爆发了“五四运动”；1921年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十月革命”也给迷惘中的孙中山指明了方向。
追本溯源。孙中山晚年的眼界开阔，也是得力于革命导师列宁的巨大推动。从1900年起，列宁就连续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评论孙中山和他领导的革命运动。而且，他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到辛亥革命国际意义的革命导师。
列宁在著名的《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中，对辛亥革命胜利而任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在其《中国革命的社会意义》中提出的纲领，做出了历史的阶级的分析，给予崇高的赞誉和评价：“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被剥削劳动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在把孙中山与“欧美各先进文明国家的共和国总统”比较后，列宁称赞孙中山是“充满着崇高精神和英雄气概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他说：“这种精神和气概是这样一个阶级所固有的：这个阶级不是在衰落下去，而是在向上发展；它不是惧怕未来，而是相信未来，奋不顾身地为未来而斗争；它憎恨过去，善于抛弃死去了的和窒息一切生命的腐朽东西，决不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而硬要保存和恢复过去的东西。”
列宁这里阐述的东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见解，成了他1920年起草并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民族的殖民地提纲》的基础。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列宁把国际无产阶级革命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联系起来，即把马克思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发展成“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他从孙中山的身上找到了有力的佐证。这也是他晚年与孙中山合作，并且推动孙中山与共产党合作，发展中国革命的思想基础。
同时，列宁也深刻地分析了孙中山纲领中的矛盾，指出它是“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却要“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社会主义空想”、“主观主义”。不过，列宁在准确地预言袁世凯将出卖革命后，又准确地预言了孙中山不管会遭到怎样的失败，一定会继续革命。更令人钦佩的是，列宁还英明地预言将来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在批判孙中山错误观点时，“一定会细心地辨别、保存和发展他的政治纲领和土地纲领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列宁与孙中山在十月革命前虽然素不相识，天涯相隔，但思想却是相通的。
孙中山一心拯救祖国，但并不是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者。他同时热情地关注着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事业，随时借鉴外国经验，“考虑的是整个世界”，特别对俄国革命表示深切同情。因此，正如宋庆龄所说，“孙中山很早就同情俄国革命，并且密切地注视着它的进展。他在听到俄国革命成功消息时高兴到了极点”，立即产生了“想同列宁直接联系，交流革命经验”的想法，争取列宁对中国革命的帮助。因此，在1918年春，他在广州给列宁拍去一个电报，祝贺十月革命的胜利，指出“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目标相同”，“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据邹鲁回忆：“时各国正嫉恶苏俄，列宁得总理(孙中山)电，大为感动，视为东方之光明。”所以，孙中山给列宁的贺电，无疑对苏维埃政府是道义上的极大支持，是难能可贵的。列宁在接电后的兴奋心情，可想而知。他立即做出积极的反应。8月1日，列宁委托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复函孙中山，赞赏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和认为俄国革命与中国革命“目标相同”的观点，指出两国革命“正遇到一些空前未有的困难”，呼吁同斗争、互支援。
孙中山的贺电引起列宁和苏俄政府的重视，双方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了。此后，孙中山在上海，在广州，与列宁多次函电往返。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孙中山与列宁和苏俄的这种联系是绝对保密的。他们之间讨论中国和世界革命问题的函电，孙中山方面由宋庆龄和廖仲恺、朱执信起草。其中大量的工作主要由机要秘书宋庆龄来承担。宋庆龄为便于处理他们间的大多数来往电函，起草孙中山为数甚多的电文，还专门学习了俄文。她说：“在通信往来当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
宋庆龄后来曾回忆在那些日子里，她和孙中山一起与列宁联系，一起研究俄国革命，希望从中找出可供中国革命借鉴的经验的生动情景。她说：孙中山坚信俄国革命的胜利“必定会在中国产生反响”，它“为中国树立了一国如何摆脱外国侵略与枷锁的榜样”。孙中山多次向宋庆龄表示：一个民族要获得解放，必须效法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的俄国人民的榜样。这就是说，必须明确地坚定不移地牢记他们的革命的前景和目标，必须使人民群众认清他们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和反动派，认清他们的本质、特点和手法。并在这种高度的政治觉悟的基础上组织人民展开坚决的斗争。
1920年秋，孙中山在上海寓所的书房里，终于会见了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来的第一位使者——维金斯基。维金斯基是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奉命前来同中国革命组织建立联系，帮助成立中国共产党。在孙中山的书房中，双方就苏俄与孙中山建立关系问题初步交换了意见。宋庆龄陪同接见，她给维金斯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在广州接到列宁的第一封信后，立即复信给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他恳切地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进行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信中还提出了今后通信联系的意见。
此后，列宁和共产国际又连续派出马林、C A 达林等人来中国，在帮助中国的无产阶级建立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同时，帮助孙中山解脱困境，推动国民党改组并与共产党合作。
先是马林，1921年12月下旬，由张太雷陪同，作为孙中山的客人在桂林住了三天。当时，正值宋庆龄率领红十字会员们在桂林做支援北伐的工作，于是她便陪同孙中山一起接待马林和张太雷，长谈了三次。交谈中，马林向孙中山提出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项重要建议：组织一个能联合各阶层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政党；建立革命武装的核心，应先创办军官学校以培养革命骨干。此外，马林还强调了国民党进行群众运动和在工人阶级中进行宣传的必要性。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些建议。
当时，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通过香港当局密切注视着孙中山的动向，派军方情报人员竭力搜集情报，所以孙中山与马林的会谈极端保密。宋庆龄说：“讨论材料，孙先生派人送交廖仲恺先生，嘱他看后即烧掉。但是，廖先生看后放在他财政部保险箱内，被陈炯明打开时拿到后就发表了。以为是孙中山卖国材料，发表登报。……按照我的记忆，每个字印得有酒杯那么大，登在上海各报上。那天早晨，我是第一个发现这类报纸的人，当即拿给孙先生看，他和汪精卫正在图书室里(孙先生已离开永丰舰，在上海了)。”
后是C A 达林1922年来华，帮助中国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推动国共两党的合作。他在这年4月至6月，在孙中山移师韶关北伐及与陈炯明的背叛行为斗争的日子里，多次秘密拜访孙中山。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接见他。
孙中山告诉达林：“在这些日子里，我对中国革命的命运想了很多，我对从前所信仰的一切几乎都失望了。而现在我深信，中国革命的惟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当时孙中山正在与美国进行秘密谈判，请求贷款，以解决军政府财政上的燃眉之急。孙中山与宋庆龄一样，对美国的“民主”留有良好的印象，对美援寄予幻想。为此，孙中山甚至答应美国人在广州政府中聘请美国顾问的要求。但是，由于英国支援陈炯明叛变，美国则乐意看到广州政府被颠覆，他们欺骗了孙中山，没有给他一点援助。因此，孙中山在平叛失败被迫离开广州后，思想有了急剧的转变：对西方完全失望，把希望转向苏俄。
在达林回国时，他又请达林转信给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表示了虽然再次失败，也不会停止斗争的决心。
列宁并不因孙中山遭到了空前严重的失败而抛弃他，而是做出了积极的响应。与苏联结盟，孙中山终于找到了绝处逢生的惟一出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也在上海与国民党领导人张继会谈，表示坚决支持孙中山。
正是在这些基础上，越飞又来到了上海，与中山会谈，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揭开了中苏合作新的一页。在此以前，他们往返信件已有多封，意见基本趋于一致。
会谈是在中山书房进行的，气氛十分友善。
庆龄把两杯酽茶分放在越飞和中山各自的身旁后，然后脚步轻轻地走到自己的英文打字机旁坐下，理了一下秀发，开始做记录……
“首先对贵国政府派阁下这样一位享有盛誉的政治家来我国，我表示非常高兴和欢迎。”孙中山开场便说。
“我为真诚而来，感谢阁下热情的款待。”越飞也连连致谢。在一阵寒暄中，又道：“原先，在信里我已提到，本国想与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听了阁下的意见后，我们撤回。”
“这是个原则问题，”孙中山直言不讳，“我必须告诉您，北京政府完全没有骨气，十分软弱无力，说现在的政府是某些列强的代理人，也并不过分……众所周知，某些强国不愿看到我们之间任何合作，同时，他们也不欢迎在我们之间出现任何达成协议的前景，因为这种前景显然会使中国摆脱它们的政治经济控制。只有把中国的重要利益置于各个列强利益之上的中国政府，才能使这两个国家相互完全了解。在这种情况下，我要劝您等待，直到我重新建立北京政府……”
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他们之间并没有发生像某些西方人或蒋介石的国民党后来所说的：越飞要把共产主义或共产党的理论强加给孙中山，而孙中山则予以抵制。《孙文——越飞宣言》的第一段就是为了打破这种说法。
关于另外一种正好相反的说法，同样没有任何证据。这种说法当时曾由右派的宣传家们大肆鼓吹，他们说孙中山放弃了他自己的所有主张，俯首帖耳地接受苏联人的主意。事实上，孙中山尖锐地批驳了越飞提出的某些观点，有力地表述了他自己的观点——革命的调子不是比越飞低而是比他高。当然，越飞受到他本国政府外交战略的约束，对这一战略的某些方面孙中山曾直接予以批评。
“关于对张作霖的态度，阁下有什么高见?”越飞呷了口酽茶问。实际上苏方把东北的张作霖也看成一只虎。他靠近苏方，无疑是个重大威胁。
孙中山略做一顿道：“我们正在寻求同张结盟，反对由张的对手吴佩孚控制的北京政府。我们认为吴佩孚没有一点进步的地方，应为革命所推翻。现下，同吴的对手张作霖结盟是有用的和必要的。所以，我在给阁下的信中也说：‘张作霖是一个中国人，很难设想，他会希望见到外国列强来奴役他的国家，并为此而进行活动。我不认为他是日本的代理人……我在去冬已同张作霖达成谅解，主要是因为他派遣了他的代表来广州见我……建议进行合作以实现我的重新统一的政策，并且表示在一定的条件下，如果有必要，他将反对日本……如果以后表明他并没有诚意，那时我再来对付他，但不是在那以前……’”
“那么，这一点还有差距。”越飞道：“在苏维埃政府及共产国际的许多人中，也包括在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一部分人中，都认为吴佩孚要掌握整个国家的权力，从而能统一全国，为进一步的发展创造一个必要的客观条件。从阶级分析来说，吴被说成代表中国资产阶级——正在走向掌握全国政权的阶级——的右翼，孙则代表其左翼。”
孙中山强烈地坚持他的不同看法：“关于您对张作霖的态度，我想提一点意见，那就是别将他赶向日本，而要使他能更多地接受我的影响。由于美国据说要支持吴佩孚，看来张现在积极地以英美两国为敌……”
由张作霖谈到了外蒙古。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说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惜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一向不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越飞答复：“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内，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10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的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么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早日采取行动……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越飞笑了笑说：“阁下的计划宏伟，得向列宁汇报后才能定下来。”尽管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随者，但他所说的是他希望能够征集的人数而不是已经组成的队伍。总的说来，他的事业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越飞又道：“阁下需要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军队或与之结盟都难以替代的。”
“说得太对了。”孙中山现在比从前的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一缺憾。正因为如此，所以至少从1921年以来他就对苏联革命的红军模式深感兴趣。
也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孙中山关于只有革命的军事行动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是正确的。
“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聪明’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孙是在警告苏联人不要为军阀吴佩孚有时披上的那件儒雅谦恭的外衣所迷惑。“我们也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我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
总而言之，会谈是成功的，双方本着求大同存小异的原则，不只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会谈反映了苏联和中国革命的共同利益——这是主要的，也反映了他们之间的一些不同看法——这是次要的。经过宋庆龄的整理，双方签字后，于1923年1月26日，向世人公布了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
《宣言》共分四个部分：
其一是关于中国革命现阶段的任务。“孙逸仙先生以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也。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且以为中国最重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的国家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越飞君确告孙先生，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也。”
其二是应孙中山要求，越飞重申苏俄于1920年9月27日致北京政府照会中列举的原则，并“向孙先生重行宣言，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
其三，建议将来举行中俄会议解决全部中东铁路问题，孙先生以为可做出一些临时性的安排。
其四，即最后一点，是关于外蒙古的问题。越飞向孙保证，“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先生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即由外蒙撤退，缘为中国实际利益与必要计，中国北京现政府无力防止因俄兵撤退后白俄反对赤俄阴谋与抵抗行为之发生，以及酿成较现在尤为严重之局面”。(日本支持的白卫军确曾控制外蒙并对西伯利亚发动袭击，后来红军开进才将之击败)。
宣言的面世，揭开了孙文外交新的一页。作为孙的助手，宋庆龄为此也付出了不少的心血。
●如果说孙氏夫妇一生遇见两位伟人，第一位是列宁的话，那么另一位则是李大钊——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中苏会谈宣言发表后，列宁很同情孙中山这位国民党领袖，他一直在思考中国共产党这个新政党成立后，怎样帮助孙中山改造国民党，在目标一致情况下，促进国共合作，夺取政权，促进中国的统一。这也是《孙文——越飞宣言》的大意。列宁以其自身的革命理论，在国共两党间做了大量工作，其实这也是无私的援助(当时苏联政权还极不稳固)。同时，也表现了列宁这种高屋建瓴的马克思主义眼光，和支持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斗争、互相支援的情怀。
国共两党虽然目标一致，但要真正实现两党合作，谈何容易?作为一个老牌的革命党——国民党，经过自身的发展、壮大，它吸收了中华民族最优秀的革命者，同时其中也混进了不纯的阶级异己分子。他们以不同的目的、动机和心态入党，使这个党庞大而无战斗力，如同一盘散沙，难以对付强敌。多次的失败教训，使其统帅孙中山，空有伟大的抱负而难以实现。这一点孙中山先生比谁看得都更清楚，因此，他对国共合作表示出极大的热忱。但他的这一主张也遭到不少人反对。
而另一个革命党——共产党，则因刚刚成立，没有成熟，排他性更强。列宁从建党之初，就做了不少的说服工作，但因人们认识不足，并未列入共产党的议事日程。李大钊可以说是觉悟最早的人。在中国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中，李大钊是一个不平常的人。他不是书香门第出身，而是道地的北方农家子弟，是吃薯干长大的血性男儿。他的体格也不像那种弱不禁风的文人，而是非常魁梧结实。他说话幽默并极富煽动性。他是孙中山流亡日本时众多中国留学生中的出类拔萃者，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他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之一。回国后，他是五四运动的启发者和领头人。他年仅30岁就在北京大学任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教授和图书馆馆长，并主编中国最先进的、最有影响的月刊《新青年》。他不是那种学者型的理论家，他同学生们一道走上街头，后来又组织和领导新生的中国共产党。
在外貌和衣着上，李大钊完全是中国传统式——他喜欢穿中国传统的长袍马褂，而不是像他的许多同辈那样爱穿西装以示进步；他留着两端下垂的中国学者式的胡须。但他精通日文和英文，并通晓世界事务，而他的教学方法也是非正统的——他常在星期天教课，不是在教室里讲授，而是在北大图书馆他的办公室里，同学生们进行苏格拉底式的对话。因而他深受学生的欢迎。
在《孙文——越飞宣言》签订后，孙氏夫妇在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的住宅又迎来一位客人，他身穿长袍短褂，书生味十足，此人正是李大钊。
这两个伟人都在寻找救国之道，他们的会晤当然也在情理之中，并没有谁求谁的问题。
在孙中山的四壁书橱环绕的书斋里，宋庆龄聆听了另一次开创历史先河的谈话——孙中山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之间的谈话。
“守常，你来得好哇!”中山开门见山。
“你作为我的长辈，又是革命的先驱，理应早来拜访。”李大钊儒雅谦恭。
“我虽年长你20岁，革命岂能分辈份?”中山道，“今后我们以兄弟相称。这里就是你的家，欢迎你常来常往。”
“今天午饭，就不要回去了，尝尝我的手艺。”庆龄更是热情。“谢谢夫人!”大钊对庆龄早有几分敬意。
几句家常知心话，把他们谈话的气氛推向了高潮。
他们首先讨论了国共合作的现实性、可行性和面对的困难。
这个问题是第三国际提出来的，孙曾与外国的共产党人谈过，但还没有与中共领导人谈过。李虽然比孙年轻20岁，但很快赢得了孙的敬重。宋庆龄后来回忆道，孙同李谈话一直到吃饭的时候，他们夫妇就临时留李吃便饭，饭后又继续谈了很长时间。
如果说孙文、越飞的谈话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的话，那么孙、李的谈话在国内的重要性就更大了。因为他们谈到了中国的上层建筑和国内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革命力量的聚合，以及他们的宏伟抱负。
共同的志向使他们的话兴很浓，一直持续到深夜。尤其谈到国共两党合作的前景时，二人更是兴奋不已。李大钊当场对孙中山表示：“为了国家利益，我愿以个人身份同时参加国民党。”
“我以个人的名义表示欢迎。”当两双伟人的大手握在一起的时候，一个正式的协议算是达成了。于是李大钊就成了第一个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
此后，还有许多共产党人来会晤孙中山和国民党其他重要人物。有时来的人多了，屋子里容纳不下，他们就到屋前草坪上谈话。
到莫里哀路孙宅书房里去的不只是政治领袖人物。有一篇回忆录说，1923年孙中山曾在这里会见北京大学学生代表——4个“热血青年”。他时而语重心长地亲切教诲：“中国的将来，中国的前途，这些重大的责任，完全落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身上。你们要学科学，要爱国。”时而平等地与他们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在这种情况下，宋庆龄总是静静地在一旁听着，并把一些重要的谈话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不论是孙中山会见苏联代表，还是学生代表，她总是这样。她知道自己所处的位置，知道这些代表只是想拜见和请教孙中山，知道她怎样才是对孙中山最好的帮助。她从不表现自己，做出“夫人干政”的事来。正如学生所说：“我们这些初出茅庐的小伙子，第一次见到有这样不平凡的女性，真使我们肃然起敬。”
后来，北京大学学生代表许德珩，回忆自己与学联代表参加这样一次会谈后的心情时说：“归途中，大家边走边议论，都认为她并没有以中山先生夫人的身份参加我们的讲座，这种稳重谦虚的风度，令人敬佩，赞叹不已。”
后来宋庆龄还积极帮助学生解决一些实际困难，做了不少实际工作，如曾帮助安徽学生代表常宗会办理赴法勤工俭学的手续等。
孙中山永远是一个组织者，他告诉学生们去环龙路44号(孙中山夫妇旧居)的国民党机关，履行参加国民党的手续。这篇回忆录的作者说，“这对我一生所走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宋庆龄想要更多地了解马克思主义，曾写信给在北京的李大钊，请他寄一本他认为较好的版本：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英文版。李选寄了一本。这是他在1927年因为自己的政治信仰而被奉系军阀张作霖送上绞刑架之前所做的最后几件事之一。这位杰出的学者和革命家牺牲时才年仅38岁。
宋庆龄后来回忆道：
在1924年，当国共合作问题正进行讨论时，我问孙中山为什么需要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他回答说：“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它就需要有新血液。”他所说的“堕落”是什么意思?他指的是，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士气与勇气，大家忘记了建立国民党的目的是为了革命，因此产生了个人利益开始支配党员行动这种不幸的后果。对于他周围所见的一切感到厌恶和失望，他不止一次向我说：“国民党里有中国最优秀的人，也有最卑鄙的人。最优秀的人为了党的理想与目的而参加党，最卑鄙的人把入党当成升官的踏脚石而加入我们这一边。假如我们不能清除这些寄生虫，国民党又有什么用处呢?”
在政党政治方面，孙中山向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李大钊发去一个密信，请他来参加一个改组国民党的委员会。经孙同意，共产党的总部和机关报《向导》周刊从上海迁到广州。
第二年，即1924年，是关键的一年。从某种意义来说，孙中山和庆龄以往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这一年的发展做准备。元旦，孙中山主持群众大会，庆祝新命名的“国民政府”成立。会上，宋庆龄为一年前在陈炯明叛变时保护总统府有功的将士们授勋。人们普遍承认，在那次事变中，是宋庆龄挽救了孙中山的生命，从而挽救了革命。因此，她赢得了崇高的声望。
值得庆贺的是，1924年1月下旬在广州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距孙中山同越飞和李大钊会谈不过一年时间，孙的新路线就被正式定为党的方针。按照协议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人中，作为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的有李大钊、林伯渠等。林是老革命者，孙流亡日本时，他也在那里留学。李被孙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另一位代表是毛泽东，当时31岁，与宋庆龄同年。由孙提议、经大会通过的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24名委员中，有3名共产党人，最著名的是李大钊。在17名候补委员中有7名共产党人，所占比例比正式委员多三倍。毛泽东是其中之一，其他还有瞿秋白、林伯渠、张国焘等。
在国民党的最高职能机构中央党部中，担任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的都是共产党人。工人部长是坚定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的好朋友廖仲恺。这三个重要部门的秘书都是共产党人。这些人事安排显示，孙中山希望通过注入共产党人新血液使他和政党重新振兴。
在国民党“一大”举行期间，恰逢列宁在莫斯科逝世，大会为此休会三天，以志哀悼。2月24日，国民党为列宁举行大规模的追悼会，高层干部全体出席。孙中山在宋庆龄陪同下到会。大会由廖仲恺主持，祭坛正中上方悬挂着孙中山亲笔书写的祭联“国友人师”，表达了对列宁的敬重。
孙中山以充满深情和政治含义的文字作了一篇祭文：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恨，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并轨并辙。敌则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正如在孙中山坚持下国民党“一大”所通过的宣言及决议那样，他这篇为列宁而作的悼词也显示出自从《孙文——越飞宣言》发表以来形势发展之快。如果说列宁九泉有灵的话，他应该安息，他曾倡导的国共合作的新局面已经开始，光明的中国不久将要出现。
●中国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人堪称伟大，那么第一个乘机试飞的庆龄则堪称勇敢！勇敢的庆龄，慈善的心肠。她的投足举手，给人留下美的形象
公元1923年5月初的一天，梅雨时节人耕忙的时候，庆龄怀着兴奋的心情，从沪上来到羊城。正赶上羊城街头刚下了一场蒙蒙细雨，大街小巷显得明晃晃的。比她先到3个月的孙中山先生，驱车到车站迎接庆龄。
雨后复斜阳。此时，羊城的形势也像羊城的天一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军阀陈炯明曾炮轰总统府，逐出孙氏夫妇，今日已轮到他被华南其他省份的将军们所驱逐了。孙中山又被捧上了“大元帅”的宝座，重新住进了总统府。这时，孙中山作为国民党的首领，努力实施他的新方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同时，他注重建军，筹建国共合作后的黄埔军校。
旅途征尘未洗，劳累未消，庆龄就投身于紧张的劳军活动中。5月1日早晨，她早早起了床，匆匆吃了早点，和中山交待了几句，就驱车来到了何香凝的驻地，偕同何香凝等人，到广州市内市立、陆军、博洛等医院慰问伤兵，分赠物品；4日，因何香凝有事，她便独自赴广州各医院慰问伤兵；6日，恰赶孙中山没有会议，她陪同孙中山等人，乘坐轮船、电船赴西江到石车塘滇军临时医院慰问，并与孙中山分别犒赏伤兵每人10元。接着，又乘广三铁路火车到三水县。正赶雨季，车开不进去，她便与孙中山一起步行长距离的“崎岖泥泞之路”，到达河口大本营野战医院、兵站第二病院以及三水城内医院慰问伤兵，分赠饼干、牛奶等物，又与孙中山分别犒赏伤兵每人10元；8日，庆龄得知黎洞、连江口、英德等处的战斗很激烈，将士打得很顽强，她很激动，又立即陪同孙中山携带现银数万元，乘坐粤汉路专车到英德及连江口慰问前线将士……
庆龄的这些活动，给了孙中山很大的支持和安慰，支援了讨伐叛逆的战争，鼓舞了士气，也使广大伤病员和官兵深受感动，纷纷表示要更加英勇地杀敌立功，报效民国。接着各个战场的报捷电文，如雪片般飞来，迎来了1924年元旦。元旦是个欢庆的日子。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出席在广州大元帅府举行的庆祝元旦和民国政府成立纪念仪式。孙中山讲话后，宋庆龄亲自为在战斗中的有功卫士佩戴奖章。会场“场面庄严肃穆，诚自民国以来空前之盛典”。勋章呈圆形，中铸大元帅孙中山像，像顶青天白日国徽，伴以嘉禾，上端刻“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下刻“十一年讨贼有功奖章”。
在庆龄支持孙中山革命事业的众多事迹中，乘坐“洛士文”号飞机试飞，是非常生动、非常感人的一例。中国第一个制造飞机的人伟大，那么第一个乘机试飞的庆龄不可以说是伟大吗?
孙中山素有“航空救国”的主张，并一贯重视依靠爱国华侨办航空。1917年他曾派杨仙逸去美国购买飞机，到1920年11月时，又在广州成立了航空局，从维修进口飞机进而着手建厂自造飞机。在孙中山亲自关怀、督促下，中国辛亥革命后的第一架飞机终于在1923年6月装配成功。
7月间的一天，天高云淡，烈日炎炎。孙中山与宋庆龄又一道去视察广州飞机场。孙中山新建立的一支很小的飞行部队的负责人、航空局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刚制成了一架飞机——据说是中国制造的第一架飞机。它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那一天，这架飞机要进行试飞。孙中山很兴奋，当场询问杨仙逸：“此机可坐几个人?”
杨答：“不算飞行员，只可坐一个。”
“最高的奖赏献给勇敢者!”孙中山挥起自己的帽子道，“谁愿意同飞行员黄光锐一道飞?”
“我来!”庆龄毫不犹豫地说。
大家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中，庆龄英姿焕发，神采奕奕，向大家挥挥手，然后走向飞机。飞机开始发动，缓缓滑入跑道，加速，直刺蓝天，在空中转了3圈，随后安全落地。
飞机着地后，孙中山派员把一束鲜花献给了庆龄。
“勇敢的庆龄!”当庆龄回到孙中山身边时，中山拥抱了庆龄，以示祝贺。
“我提议，这架飞机就以勇敢者的名字命名吧!”孙中山道。“洛士文——”人们高喊着庆龄的英文名字。
这件事情，正如庆龄所期望的那样，对许多中国青年女性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使她们深信妇女同样可以攀登到任何高度。这也为孙中山“航空救国”的口号增添了一段佳话，为中国早期女飞行员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激励。
8月14日，是陈炯明发动武装叛乱，孙氏夫妇遇险一周年的纪念日。这天，他们重登“永丰”舰。一年前他们相继脱险后就是在这条军舰上重逢的。他们在舰上摄影留念。这张照片在许多书刊上都可见到：在前甲板上，他们同站得笔挺、穿着白色海军服的军官和水手们在一起，他们穿着朴素的常服，毫无架子，不认识的人一定看不出他们是这次活动的中心人物。
10月，他们视察广州飞机制造厂后，乘炮艇去珠江口的虎门要塞。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中国军民曾在这里对英国入侵者进行了英勇抵抗。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他们在虎门看了炮兵的演练。很显然，孙中山正从保卫革命的新的角度注意国际事业的发展，因为只有革命成功才能使国家摆脱屈辱的处境。
在这方面，关于苏联提供援助的探索性会谈已在进行。8月中旬，一个以蒋介石为首、成员中包括共产党人张太雷的代表团被派往莫斯科。
庆龄经常出席军事检阅，她对于建立一支革命军队的重要性的认识同孙中山是完全一致的。她的这种认识除了出于国家全局的考虑以外，还得自许多她个人的亲身经历，包括她和她的家庭在袁世凯统治下所受的困苦以及她和孙中山陈炯明炮轰总统府时九死一生、脱离危险的经历。
庆龄已是30岁的人了，风采不减当年。每到一地，她都给人们留下美的语言、美的形象、美的故事。
●幸福的家庭，良好的人际关系，得益于她美好的品德
1923年至1924年，这是孙氏夫妇多事而幸福的春秋。孙中山在政治方面显示出他非凡的才能和宏大的抱负；宋庆龄则在处理对内对外的事务和人际关系上显示了她非凡的风采。
在国事方面，孙接受了公众的一项请求，把他的广州军政府改组为在全国享有统治权的政府。这是对北京演出曹锟贿选闹剧的反应。直系军阀曹锟用500银一票的价格收买残存的国会议员，使他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在此之前，孙中山曾呼吁议员们拒受贿赂、勿怕恫吓，但无济于事。后来，他又向外国呼吁，要它们不承认这个用金钱买来的政权，等待一个纯正的政府出现，但同样不起作用。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孙中山才搁下用了很久的“护法”口号，不再理会根据这部约法所产生的国会。
在同苏联的关系方面，应孙中山的邀请，列宁派鲍罗廷任国民党的顾问。鲍10月间到达广州，立即帮助国民党重新改组。鲍罗廷当时39岁，是很有魅力的人物。“他身材魁梧，脸盘宽大，审慎而又善交际……好开玩笑……他招人喜欢，而且给人以深刻印象”。他活泼好动而又多才多艺，喜欢骑马，棋下得很好，读书很多而且懂多种语文。鲍罗廷是“东方”和“西方”相结合的国际革命运动的产物。在20世纪初，当他还是一个十几岁孩子的时候，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遇见了列宁并在列宁手下工作。在俄国1905年革命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间的10多年里，他作为沙皇暴政下流亡的政治移民住在美国，加入了美国社会党，并结识了许多自由派和进步人士，包括著名的社会改良家、“赫尔大厦”创办人简·亚当斯。他的英语很流利，在家里也常用英语，因为他的妻子是美国公民，两个孩子也是在美国出生的。有了这个语言条件，他可以直接同孙中山交谈。他在来华前的几年里，曾在英国、墨西哥和西班牙任共产国际特使，和土耳其的民族革命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都打过一些交道，同印度独立运动中的左翼分子也有接触。他的这些经历使孙中山很感兴趣。
鲍罗廷是孙请来的客人，庆龄自然而然关怀备至。
庆龄常去鲍罗廷家拜访，问寒问暖。她觉得同这家人在一起很愉快。因共同的语言(英语)、共同的经历(都在美国住过)，使她们有了共同的思想。鲍氏夫妇用她能够理解的辞汇向她介绍俄国及国际革命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大大开阔了她的视野。
鲍罗廷的妻子法尼娅在回忆中谈到过两家的关系：
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并且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善良的面庞，睿智的双目，全神贯注、强烈的事业心——这一切都表露了他非凡的人格。
孙中山和鲍罗廷都精通英语，所以他们共事伊始就可以不用翻译。这一点极有利于他们的直接交往和友好接触。孙中山有一次竟就此开了一个玩笑，他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者使中国蒙受巨大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与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她的英文极好。宋庆龄向我讲述了关于中国妇女的许多有趣的情况，介绍我认识了社会各阶层的一大批妇女代表。
孙中山与鲍罗廷的友谊与共同工作一直持续到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者生命的最后时刻。当孙中山因胃癌和肝癌病卧北京、生命垂危之际，宋庆龄和鲍罗廷一直守护在他的病榻之旁，孙把遗嘱和致苏联书交给了鲍罗廷。
另一方面是动员更多的知识分子，参与新的革命高潮。1923年12月，孙中山在庆龄陪同下到广州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岭南大学向学生发表演讲。这里的学生大多出身富裕家庭，但当孙中山勉励他们要立志“做大事、不可要做大官”，“把中华民国重新建设起来，让将来民国文明和各国并驾齐驱”时，全场报以热烈欢呼。庆龄在美国威斯里安学院上学时，曾在校刊上发表文章，对留美的中国学生发出过类似的号召。但她当时只谈到现代化而没有谈到革命。现在，岭南的学生们看到在革命领袖孙中山身边的是他的年轻美貌而又富有奉献精神的妻子——在年龄和社会背景上都使他们感到新鲜——从而产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的理想应同正在进行的革命相结合。
庆龄最要好的朋友和伙伴是廖仲恺和他的妻子何香凝——他们都是三大政策的卓越的支持者，还有就是鲍罗廷夫妇。她曾回忆说：“在这种合作中，像在其他革命工作中一样，每当孙中山要向前跨一步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企图把他拉回来。一听到宣布他决定实现这种统一战线，有些人就来找我，以为我会帮助他们反对这一行动。当我拒绝这样做、孙中山坚决做下去的时候，这些人就退党，并且公开攻击他。可是孙中山是吓不倒的。他曾多次宣称，除非国民党有一个真正革命的纲领，否则他就要同这批人分手，并解散国民党。他宣布他将组织一个新党，或者本人加入共产党。”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孙中山：“在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作者接着说，“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孙氏夫妇在为人处世上的勇气也是很突出的。当朋友或部属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或诽谤时，孙氏夫妇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为他们说话。
宋庆龄1924年5月写给朱卓文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点。朱是美籍华裔，老同盟会员，1915年曾同女儿慕菲雅一起帮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到日本同孙中山结合；1922年任广州兵工厂厂长时曾运送机关枪给总统府卫队以抵抗陈炯明叛军的攻击，从而保证了孙氏夫妇的生命。但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诬陷他在广州兵工厂内有财务不清的问题。朱一怒之下写信给孙氏夫妇，说要辞职返美。庆龄义愤填膺，及时复信道：
我对你的友谊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样，对这些卑鄙的家伙深恶痛绝，但为什么你就应该被他们的卑鄙行径赶到外国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国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恶劣的攻击?‘一走了之’是你想用来回答他们的攻击的办法吗?先生在这些人面前几次三番说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诉他们，他对你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相信的。
你去国外，只能使他们越来越猛烈地攻击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远不能洗刷你的名声或为你自己辩护。
你在这里有几百元钱薪水。但是你却喜欢到国外去，而不帮助先生。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过日子，不要别人帮忙了。
我知道我这封信写得十分粗鲁。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对那些告你状的人，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不管你做什么，请记住：先生绝对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证明你决不辜负他的信任和热爱。
你的忠实的朋友
R S (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这封信显示的庆龄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绝非软弱，对所信任的人充满热情；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一个鼓励别人在困难面前不要退避的战士。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对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极端俭朴，孙中山和宋庆龄无论在当权的时候，还是在流亡的时候，均堪称楷模。一次，一个朋友的女儿到广州大元帅府去看望他们时问道：“阿姨，为什么房间里不装纱窗以防蚊蝇?”庆龄告诉她，“孙伯伯没有钱。他又不允许用公款来装修自己的住处。”庆龄留她吃便饭，两菜一汤，吃得很简单、很省。在仪态上，“孙先生平易近人，庄重文雅。同他们俩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丝毫不觉得是同‘高级’人士在一起。”“孙夫人很美。别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看美丽的女人，女人也同样喜欢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