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美国求

任何一个民族，欲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均需具备高度智慧，有高超的理论思维能力。而民族思维能力的提高，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锻炼，决不可一蹴而就。宋氏父母送子女去美国求学的真谛便在这里。

——题记

●依依惜别，是在一个朝阳升起的早晨……

这是一个别开生面的骨肉分离场面。

1907年的夏天，阳光明丽的上海码头。

14岁的庆龄要到美国求学了。家人把她送到船上时，开船前沉闷的汽笛声响彻码头的上空。岸上、船上亲人的情绪波动起来。很多人经不住这感情的折磨，泪如泉涌。挥泪者有之，啼哭出声者有之，高声呼叫者也有之。可是，此时的宋家则保持一种镇静的理智，宋父没有落泪。爱流泪的宋母，在宋父的影响下，默默地以目光告别。那目光喷射的情远比哭喊者深。而立在船头的庆龄，她知道父母的希望、此行的目的，她是领受一种任务或者使命，离开父母的。此时她满面笑容，像父母一样，挥手行注目礼。儿行千里远，牵着父母心。大海扬波，腾起小山般的巨浪，怎比宋家报国求学的情浓、情深。宋父不但是有远见卓识的实业家，更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有其父必有其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难道还愁飞不出真正的凤凰吗?

庆龄从中西女塾毕业时，已经14岁了。

女大十八变，越变越好看。14岁的庆龄已经出落得如芙蓉一般，个头已平了妈妈的眉。美龄见长，也和二姐庆龄一般高了。走到街上，已是光彩耀人了。要说三姊妹与父母不同的是，均吸收了父母容貌的精华，继承了父母的品格；要说庆龄与姐妹不同的话，只是性格不像姐姐霭龄、妹妹美龄那般大胆泼辣，锋芒毕露，而是稳重、腼腆、秀外慧中。中西女塾又给三姐妹的英文水平(包括日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再加上宋父的美国友人的竭力帮助，出国求学已经铺平了道路。

庆龄立在船头，挥着手，注视着父母，直到父母模糊在人群中，才转过身来，泪流满面。

“姐姐莫哭。”美龄摇着庆龄的肩头安慰着，这时姨夫温秉忠也上前劝解。

美龄喜欢二姐庆龄，尤其是她的文静内向。本来这次去美求学，父母念美龄年小，只让庆龄先去的。可是美龄离不开二姐，非要和她同行。美龄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姑娘，父母不说出一个一二，她是不会睡觉的。当父母答应了她后，她又说舍不得父母，不去了。父母真正挽留她的时候，她又牵着二姐的手，坚决要去美国。

天时地利。恰赶姨夫温秉忠率领清政府代表团去美考察教育，护送小姐妹的任务，自然而然落在了姨夫温秉忠的身上。

太平洋起风了。

大海扬波，一个个浪头涌上甲板，甩在甲板上的浪花，卷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美龄哼起了民歌，而庆龄则深沉地望着大海，把思绪的触角伸向远方……大海那岸有求学的姐姐霭龄，姐姐去美国大概二年了吧。她很想念她。万里求学，出门在外，无父尊兄，届时姐姐便是她和美龄惟一能依靠的亲人了。

“满洲号”轮船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大洋的彼岸。大姐霭龄热烈拥抱庆龄和小妹。殊不知霭龄接到宋父的家信，已经在码头焦急地等了三天了。

三姐妹相见，情深意长，就连姨夫温秉忠这位清政府的官员，也为之动情。

“大姐，你变了!”庆龄说。

“我再变也还是你们的大姐呀。”霭龄道。

“不，你变洋了。”

“过两年，你也是一样。”霭龄说完又去拉小妹美龄的手，“小妹，长高了。你变得更漂亮了。”

“瞧，我赶不上二姐漂亮!”说完三姐妹都由衷地咯咯地笑了。

“妈妈、爸爸好吗?”霭龄敛着笑声又道。

“他们都好。来时，还给您捎了信，是爸爸用英文写的。”庆龄忙从兜里掏出一封已经折皱的信函，呈给了大姐。

十指连心，父女情深。霭龄迫不及待地打开去看时，姨夫温秉忠已经在喊她坐车了。

汽车穿行在繁华的萨密特闹区，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各具风姿。中西文化的强烈对比，给庆龄以全新的感觉。中午时分，便到了新泽西州萨特小镇。由于事先有过联系，庆龄和美龄被安排在镇中一所私立学校中补习功课(法语和拉丁语)，准备投考大学。

这座学校坐落在小镇的西部，与田园接壤。校园里绿树成荫，环境幽雅。倘若说是一所学校，不如说是一座公园。该校为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早在1906年，宋父在美筹款时，曾随温秉忠来过该校参观访问，波特温小姐热情地接待了他，并给宋父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当宋父向波特温小姐提出让两个女儿来学习之事时，波特温小姐当场答应了他。

庆龄和美龄随姨夫拜访了波特温小姐后，着实使波特温小姐吃惊的是：“查理竟还有这般两朵美丽的金花!”姐妹俩个头差不多高，如仙女下凡一般，因此备受波特温小姐关照。

“两朵中国金花”置身于校园，学校师生间也着实掀起了一阵波澜。他们以友好的态度接纳了这对亲姐妹。两姐妹也给师生们留下了迥然不同的印象：庆龄庄重、文静，再加上她年龄比其他同学大的缘故，一般不参加“那些小孩子玩耍和嬉闹”；而美龄天生的活泼和欢跃，而且有点男孩子般的淘气。也许正是这些，她比姐姐庆龄人缘好，大家都愿意和她一起玩。

二姐妹担负父辈的使命，一进校园就如饥似渴地埋头于功课的学习中。迎着晨曦，校园的椰林深处，常有她们背诵单词的身影；萨密特市图书馆闭馆铃声已经敲响，姐妹俩仍不离开位置，馆员路易丝·英里斯催了几遍，她们才恋恋不舍地离去。英里斯事后回忆此事时，感叹地说：“庆龄——‘严肃的那一个’，——贪婪地阅读着成年人看的小说和其他政治书籍，而跟她同样年龄的那个女孩，一般对这类读物兴趣索然，而她则喜欢《兔子彼得》一类的童话故事。”(《萨米特先驱报》1942 年5月21日)

宋父有话在先，美龄贪玩，让庆龄多管教她一点。父亲的话应验了，着实使庆龄操了不少心，好在美龄能听姐姐的话。

两姐妹在萨密特市度过了一年紧张而愉快的学习生活后，1908年9月5日，庆龄如愿以偿，考入了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她又和大姐霭龄商量，把美龄安排在离自己较近的避暑山城德英雷斯特的皮德蒙特学校，住在霭龄一个同学的母亲英斯夫人家中。

每周礼拜日，庆龄都要带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看美龄，常和霭龄碰到一起。三姐妹相聚，手足亲情，异国思乡的愁云代之以歌舞、谈笑风生……后来三姐妹因政见不同而分手。但这段姐妹亲情，常在她们回忆中出现，令她们感慨，甚而痛不欲生。她们真正地感悟到：人间虽有分别，世界贵有亲情。

●三姐妹聚会，共贺庆龄考取大学

冬去春来，花儿含苞待绽，继之果压枝头。一年365日，庆龄在勤奋中转眼又过了一年。像所有考取大学的学子一样，她的心情是何等的高兴啊!

接到正式通知书的那天，她激动得热泪盈眶，爸爸妈妈给自己定的第一目标实现了。她想到给远在上海的家人写信报喜，回忆初来美国时爸爸的嘱咐，憧憬未来大学的新生活，她该怎么努力……一封家信，她写了足足8000字。是啊，在过去的一年里，她把思亲之情埋在学业进取之中。初战告捷，这种思亲的泉涌奔腾而出，一发不可收。不久，远在大洋彼岸的宋父来信了，信中对庆龄考取大学表示祝贺，同时，宋父又把国内的一些情况告之，包括他与孙中山先生革命的秘密。她崇拜父亲，也崇拜父亲的朋友。孙中山，这位中国革命举足轻重的人物，渐渐占据了她的心间。记得，她在中西女塾毕业的前一年(13岁，即1905年)，孙中山到家拜访父亲，她仅与中山说了几句话，便被他博大精深的学识，以及宏伟壮观的抱负所折服。

收到宋父来信那天，三姐妹重新聚会，分头传看家书，她们的高兴劲头，胜似在麦克劳饭店的会餐。

“大妹，你变了!”霭龄想起庆龄初来美国时说自己的第一句话，“反唇相讥”道。

“我变什么了?”庆龄吃惊。

“你变成美国的大学生了。”霭龄说完，姐妹都笑了。

“小妹更变了!”霭龄敛着笑又道。

“不用大姐揭密，我就说出我变了什么。”美龄快言快语又道，“除了我这脸型，一切都西化了。”

“小妹好聪明啊!”霭龄点头道。

庆龄敛着笑，又道：“别开玩笑了，你什么时候毕业?”

“还有一年半吧。”霭龄道。

“等你回去的时候，我们姐妹要好好庆贺一番。”庆龄道。

“届时，我请客。”霭龄说完，姐妹又是一阵笑声，直到日头偏西、红霞四射时，姐妹们才恋恋不舍地分手，互道珍重。

●大学生活，勤奋学习，关心社会，追求真理

三中全会后，国门洞开，中国很多学子怀着冲动涌向美国的高等学府。80多年以前，宋庆龄靠自己的真才实学考取美国大学，其心情之激动不亚于今日的学子。

20世纪初的美利坚合众国已开始重视国民教育和国民素质的提高。庆龄考取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当时在美国小有名气。该校位于佐治亚州。该州纵贯美国东部的著名大山脉阿巴拉契亚的东南山麓，东延大西洋海岸，一马平川的大平原那赤色的沙土地上，古松参天而立，多节盘曲的橡树、常青不败的槲树等随处可见。令人新奇的是，在一些粗大的树干上，还有各种各样的攀藤植物和附生植物，千丝万缕，盘根错节，青翠嫩绿，给人以朝气蓬勃、欣欣向荣之感。在这个天然的植物园里，年轻的城市梅肯就坐落在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它人口近10万，像一座花园一样，街道整齐划一，城中绿地较多，万木葱郁，环境幽雅，散发着亚热带的空灵秀气。特别是市郊连着一望湖光山色的棉田，古朴的庄园，古朴的牧场，古朴的乡风，古朴的乡俗，依然保持着殖民地时期的野性风韵。

庆龄所考取的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就装点在这个花园式的城市中。按庆龄的话说，梅肯这座年轻的城市是她的第二故乡。她一走进这座年轻的城市，就被这里田园牧歌般的风土人情迷住了。

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为现名。它是附属于联合卫理会教堂的私人性质的女子学院，开设的课程有授予学士学位的大学文科、教育和美术等，实际也是一所高收费的贵族学校。

学院教学质量是上乘的，学院的环境是幽雅的，而庆龄学习是勤奋的。此时的庆龄对学院所设课程均有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因此她各门功课均在优秀之列。不知什么时候她对哲学这门苦涩的课程发生了兴趣，学起来如痴如醉。哲学理论水平的提高，促进了她文学及写作水平的提高，使其语言富有哲理和思辨色彩。

在大学时，朝气蓬勃的庆龄不甘寂寞，一心要实现自我价值。她不满足课堂的说教，热心于社会公益活动。校刊里一般都会写明每个毕业生的课外活动和所得奖励。关于庆龄，是这样写的：“1912—1913年，校刊《威斯理安》文学编辑；舞蹈戏剧社演员；哈里斯文学社通讯干事。”

更引人注目的是照片旁的题词：“从她的两眼和额头流溢出内心的光彩。”一个人能从同学中引发出如此富有诗意的文辞一定是很不寻常的——给人印象深刻，热诚，受人喜爱。她确实是这样，而且将始终是这样。

她在校刊《威斯理安》上发表的文章，文采飘逸，充分反映了她当时的许多看法。其中最突出的是爱国主义。现就手中的材料，略举几例：

1911年她发表的《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一文中写道：中国人出国留学的目的应该是“把一切有价值的、好的东西学到手”，以便带回国去“解决中国当前存在的各种重大问题”。确实，她还幻想现存的君主政府——它直到这时才装出一副赞同现代化的样子——会实行某些积极的改变。而且她认为，国家的复兴和进步只要增加接受过西方教育的“较好阶级”出身的青年的人数，并让他们有所作为就可以达到。他们将成为行政和技术进步的传送者。他们将带头废除妇女缠足、男子留辫等陋习，消除最恶劣的贫民窟式的居住条件，作为前进的起步。同时她也抒发了自己的感情。

这是她写的第一篇措词激烈的政治评论，那时才18岁。她是在西方受的教育，对西方的一些体制和方式是称赞的。但同时，宋庆龄又坚定地立足于本国实际。她深信，中国的革新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事——他们用自己的才智和努力是能够完成的。她对中国的落后状态感到愤慨，但她没有丝毫民族自卑感；她非常赞成向别人学习，但她一点也不认为有必要请外国人来当指导或者监督。她也从没有——不管是当时或以后——表示过任何想要移居国外的念头。在她回国后近70年的生涯中，除非是在政治上被迫或者是为了实行她的政治信念，她从未离开过中国。不得已或有必要出国时也都尽快回国。1949年以前，她曾有几次出国的计划，由于蒋介石政权的阻挠而未实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她担任了高层公职，多次出国正式访问。但她从未为消遣或游览出过国。直到最后，到了暮年，她才说想再去少女时代生活过的一些地方看看，同仅存的几位当时的好朋友见见面，但这时她的年纪已经太大了，已经力不从心了。

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然而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保持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查理(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令人有点奇怪。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直接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去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胜利之后，在宋庆龄的文章里改良主义色彩就再也见不到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进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她激动得几乎彻夜未眠。

几个月之后，她写的《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是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的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豪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宋庆龄高兴地想，中国的道德将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领先军队和‘无畏’战舰做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中。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这一点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和贝尔蒙特”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样好勇斗狠。”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她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60年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陵园里。

…………

例子很多，无需多举。

在这里，我们已经看到一个渐渐成熟的女性。她的文采、她的思想、她的风貌、她的观点，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三姐妹结伴游历美国南部风光

庆龄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也是霭龄毕业之年。假日里，三姐妹又聚在一起，谈笑欢乐是常有的，回忆童年的情趣也是少不了的……

“大妹，那次游戏，你扮皇后，我扮车夫，你摔下车后，可吓死我了。”霭龄绘声绘色道。

“我倒是一点不怕，只怕爸爸怪罪你，给你耳光。”庆龄文静地说。

“有你大姐、二姐压着，我可不怕爸爸，”美龄也插嘴道。“当时，我看见血顺着二姐裤腿往下流时，吓得捂住了眼，真怕二姐叫痛。可是二姐好坚强啊，一声不叫，直到上了汽车，开往医院。”

“爸爸虽没有批评我，我也有责任啊!”霭龄道。“当时出了事，我也慌啦。我倒不怕爸爸掮耳光，怕是大妹落个残废，嫁不了人，我可吃不了兜着。”

“大姐，你真坏。”庆龄边说边去捶打大姐。

“大姐嘴臭。”美龄也觉得害羞，边说边去帮二姐收拾大姐。

3个人滚在床上，打打闹闹，着实热闹了一阵子。

“别闹了，我只是开个玩笑。”霭龄正经起来，大妹、小妹也停下手来。霭龄又道：“这假期真长，还有20多天，会闷死我们姐妹的。”

美龄嘴快：“那你说怎么办?”

“旅游观光。”霭龄道。

“去哪儿?”庆龄又问。

“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

“好啊!”庆龄、美龄响应。接着，她们查看了地图，制定旅游计划。第三天拂晓，三姐妹就匆匆上路了。

旅游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消遣，或是陶冶情操，或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之举。而对庆龄则不然。她已在关注社会，关注祖国的命运，因而这次旅游，每住一个村庄，她都多方面地接触乡民，体察民情。在科德角一个女童子军营地的营火晚会上，庆龄用中国话发表了一篇精彩的演讲，题目是《给妇女选举权》。虽然在场的美国女孩子一个字也听不懂，但庆龄的表情和语调是如此生动传神，以致她们似乎都明白了她的意思。她的这一次表演使大家很感兴趣，并给别人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

庆龄在美国期间，她所在的佐治亚州，正是美国实行种族隔离的南方的留守中心地带。她对黑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美国当时非常突出的社会主义思潮或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已引起了她的极大兴趣。因为她已关心自己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了。

1912年，正是庆龄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就在那一年的美国议会选举中，社会主义者候选人所得的票数之多是空前绝后的。竞选总统的尤金·弗·德布斯得了近100万张选票，在当时美国的选民总数中占了上风(当时宪法规定男子年满21岁才有选举权，黑人的选举权有其名无其实)。社会党的周刊《理智的呼声》发行量为50万份，在1912年这个选举年里，又加印许多，总数达3600万册，平均大约3个美国人就有一册。同年爆发了纺织和其他行业工人的大罢工等，这些都直接影响了庆龄的一生。日后，她赞成孙中山的共和救国主张，直到与孙中山结为伉俪，都是有共同思想基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