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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反复比较，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提供了比较完整的历史经验。遵义会议以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抗日战争的复杂环境，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等各方面的丰富实践，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成熟提供了政治保证和现实土壤。在这一时期，毛泽东进行了大量创造性的理论研究工作。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一文中，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性质、目的，以及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特点。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1940年1月，毛泽东发表了《新民主主义论》，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探索的成果;深刻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时代特点和发展规律;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系统地概括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在《论联合政府》和以后发表的著作中，又进一步发展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科学内容，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日臻成熟。同时，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发表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著作中，总结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提出了“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总方针，以及同顽固派斗争时应坚持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使统一战线理论更加完善。在《反对自由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著作中，阐述了党的建设的思想，使党的建设的理论更加完备。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战争和战略问题》等著作中，总结了中国革命战争和军队建设的经验，发展了人民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战略战术的思想。在《论政策》、《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抗日时期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等著作中，系统阐述了根据地政权建设、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理论，使革命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更加丰富。总之，在这一时期，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系统化、成熟化。

3.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发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的是建立一个新中国，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问题。这样两种命运、两种前途的战略抉择，中国应向何处去?国共两党从政治、军事、思想和文化等各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较量。这一时期，毛泽东发表了《论联合政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一系列文章，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总政策，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纲领，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方针、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从理论和政策上为中国社会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奠定了基础。

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来看，没有两次国共合作的实践，就没有关于统一战线的理论;没有建立和巩固农村根据地的实践，就不会有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没有革命战争的实践，就不会有建立人民军队和关于军事战略的理论;没有领导在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建设无产阶级政党使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实践，就不会有党的建设的理论。总之，没有中国革命的实践，没有对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也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

总路线是相对于具体路线而言的根本指导路线。总路线是对一定历史阶段的战略目标、主要任务及实现这些目标和任务的途径、手段等内容的集中概括，具有统一全党思想和行动、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的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是在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它反映了中国革命的基本规律，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动力、领导力量。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第一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和总路线的内容。1948年，他在《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完整地表述了总路线的内容，即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指出:“这条路线里面有一个队伍问题，有一个敌人问题，还有一个队伍的领导者、指挥官问题。这个队伍就是人民大众，这个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这个领导者、指挥官就是无产阶级。无产阶级领导什么呢?领导人民大众。领导人民大众干什么呢?干反帝反封建。”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

中国共产党诞生前，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一直比较模糊。太平天国革命将斗争锋芒直指满清王朝，可是却将洋人当作“洋兄弟”;义和团运动举起反帝大旗，却提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皇帝，却并不反对帝国主义。中国革命的对象问题一直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到党的二大才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帝反封建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

分清敌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明确指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6]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

1.帝国主义是中国革命的首要对象，是中国人民第一个和最凶恶的敌人

帝国主义发动的一系列侵略战争，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无尽的灾难，使近代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阻碍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政治进步。近代中国人民所遭受的最大压迫，是来自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和一切灾祸的总根源。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的前提。反对帝国主义，是贯穿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任务，是中国人民必须坚持的一个坚定不移的原则立场。

2.封建主义是中国革命的又一主要对象

毛泽东指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的社会基础，是用封建制度剥削和压迫农民的阶级，是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阻碍中国社会前进而没有丝毫进步作用的阶级。”^[7]在近代中国社会里，封建剥削制度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和封建军阀实行专制统治的社会基础。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也是中国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反对封建主义，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在经济上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在政治上消灭封建军阀的专制统治，消灭地主阶级，解放生产力，为中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创造条件。

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互勾结，残酷地压迫和掠夺中国人民，严重地阻碍着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个基本任务，既是相互区别，又是相互联系的。因为帝国主义是地主阶级的靠山，如果不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就不能消灭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反之，因为封建地主阶级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主要社会基础，如果不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就不能组织强大的革命队伍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

3.官僚资本主义也是中国革命的对象

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并非因为它是资本主义，而是因为这种资本主义同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密切地结合着，具有买办性、封建性和垄断性。官僚资本主义是依靠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利用国家政权力量而发展起来的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背靠帝国主义，通过国家垄断金融机构，滥发纸币和国债而疯狂侵吞社会财富;通过建立国家专卖制度，控制大量商品和物资而大肆牟取暴利;通过超经济的特权，垄断一些行业的经营权而压迫和兼并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反对官僚资本主义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1948年4月，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明确地把官僚资本主义列为革命的对象之一，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所要推翻的敌人，只是和必须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些敌人的集中表现，就是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统治。”^[8]

从总体上说，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它们是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但是，在不同历史阶段，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集中反对的主要敌人也有所不同。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国民党新军阀;在抗日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解放战争时期，革命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中所说的“人民大众”。只有在认清革命动力的情况下，才能正确认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策略问题。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大众主要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9]

1.中国无产阶级是中国革命最基本的动力

无产阶级是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过程中，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它不但是伴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发展而产生，而且也是伴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经营企业而产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无产阶级代表着中国最先进的生产力，是最有组织性、最有战斗力的阶级，在中国革命中起到了先锋和领导作用。

2.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其中的贫农是无产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中农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军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以上。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革命，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党领导下的农民战争。农民是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工人阶级只有与农民结成巩固的联盟，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才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工人阶级对于农民的领导，是实现革命领导权的基础，没有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农民的革命动力作用也无法充分发挥。

3.城市小资产阶级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的可靠同盟者

城市小资产阶级包括广大的知识分子、小商人、小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他们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时刻受到破产、失业的威胁，使他们产生了强烈的革命欲望。因此，城市小资产阶级是革命的动力之一，是无产阶级可靠的同盟者。

4.民族资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毛泽东等人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把中国资产阶级划分为大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民族资产阶级既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又受封建主义的束缚，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矛盾，是革命的力量之一。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在经济、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在革命的关键时刻表现出明显的动摇性。民族资产阶级的这种两重性，决定了他们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能够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而在另一时期，又有跟在官僚资产阶级后面反对革命的危险。因此，他们虽然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动力之一，但既不是革命的主要力量，更不可能充当革命的领导力量。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是合乎实际的，是争取革命胜利的需要，这也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

无产阶级的领导权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核心问题。区别新旧两种不同范畴的民主主义革命，根本的标志是革命的领导权掌握在无产阶级手中还是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

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呢?

第一，这是由中国革命所处的时代条件决定的。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改变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方向，划分了整个世界历史的时代。在这个新时代，即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任何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如果发生了反对帝国主义，即反对国际资产阶级、反对国际资本主义的革命，它就不再属于旧的世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范畴，而属于新的范畴了;它就不再是旧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而是新的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即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了。这种革命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已经不能当作世界资本主义反革命战线的同盟军，而改变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战线的同盟军了”。^[10]因为这种革命“是彻底打击帝国主义的，因此它不为帝国主义所容许，而为帝国主义所反对。但是它却为社会主义所容许，而为社会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主义的国际无产阶级所援助”。^[11]

第二，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软弱，无力领导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取得胜利。中国革命的对象除了本国封建势力以外，还有与其密切结合在一起的外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中国资产阶级本应当担负起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的领导重任，中国资产阶级也确实曾为此努力过。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担负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

第三，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和优点，决定了中国无产阶级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首先，成长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这些压迫的严重性、残酷性是世界上少有的，因而具有强烈的反抗意识，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都来得坚决彻底。其次，中国的产业工人大多来自破产的农民，他们比较了解农民的痛苦和要求，便于他们和农民结成亲密的联盟。其三，中国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但集中在沿海、沿江等大中城市，集中在煤矿、纺织等一些工矿企业部门，便于组织起来，团结战斗。其四，中国无产阶级开始走上政治舞台，在本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为中国社会最有觉悟的阶级。中国无产阶级的这些特点必然使它成为近代中国的一个特别能战斗的最革命的阶级，担当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中国无产阶级对中国革命的领导，是通过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不是自封的，而是在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的。由于党在革命斗争中提出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由于广大党员能够深入群众，最忠实地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以身作则，带领群众前进;由于党能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结成广泛的革命联盟;由于党注重自身的建设，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所以，人民群众才在斗争中逐步地认识了中国共产党，承认它是自己的政治领袖，才愿意在它的领导下进行革命斗争。

(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前途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不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

毛泽东指出，既然中国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明显优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现阶段的革命是为了终结这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既然中国革命的对象主要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革命的任务是为了推翻这两个主要敌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既然这个革命还有资产阶级参加，它还曾领导过这个革命;既然这个革命的经济政策不是一般地废除私有财产，而是一般地保护私有财产，具体地说就是要把封建地主土地私有制变为农民土地所有制，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道路并提供保护，所以，现阶段中国革命的性质，就不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中国革命已不是旧式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而是新的民主主义革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旧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有其新的内容和特点，集中表现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革命的领导力量是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性质不同。新民主主义革命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范畴，它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政治上争取和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去反对共同的敌人;在经济上保护民族工商业，容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存在，它主要建立的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它所要实现的目标是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改造小生产的私有制。

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又是互相联系、紧密衔接的，中间不容横插一个资产阶级专政。毛泽东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比喻为文章的上篇和下篇。“两篇文章，上篇与下篇，只有上篇做好，下篇才能做好。坚决地领导民主革命，是争取社会主义胜利的条件。”^[12]“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13]只有认清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同时又认清两者的联系，才能正确地领导中国革命。

在党的历史上，“左”倾教条主义的“一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联系，而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主张把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任务放在民主革命阶段来完成，在反帝反封建的同时，也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实行“左”的政策，使中国革命蒙受了重大损失。而右的“二次革命论”的错误在于，只看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区别，而没有看到两个革命阶段的联系，主张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专政的资本主义国家，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放弃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同样使中国革命遭受严重损失。

二、新民主主义的基本纲领

一个政党的纲领，是公开树立起来的一面旗帜，是表明党的性质的重要标志。1940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1945年，他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把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与党的基本纲领联系起来，进行了具体阐述。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具体展开和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指明了具体奋斗目标。

(一)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纲领，是指新民主主义国家的阶级性质和政权组织形式。其基本内容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其国体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在全世界多种多样的国家体制中，按其政权的阶级性质来划分，基本不外乎这三种:第一种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第二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第三种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已被实践证明在中国行不通，而中国社会的性质又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无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是将来才能实现的目标。新民主主义共和国既不同于欧美式的资产阶级专政的共和国，又和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共和国相区别，是另一类型的国家，即人民民主专政的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1)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体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包括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阶层在内的几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国体上不同。资产阶级共和国是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专政，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无产阶级联合农民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新民主主义国家是一个绝大多数人对极少数人的专政，是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对反动势力的专政，这是由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所决定的。

(2)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体是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是民主与集中的统一，是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有机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我们所说的政体。它能最广泛地团结社会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实行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并在民主的基础上加以集中，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权组织形式。

(3)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进程中，在一定时期内采取的政权形式，是一种过渡性质的政权组织形式，但却是“不可移易的必要形式”，其发展的趋势是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新民主主义国家不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形式，其中还存在着国家资本主义和其他非公有制经济成分，特别是民族资产阶级还发挥着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作用。但是，无产阶级已掌握了强大的国家机器和武装力量，并有着雄厚的国营经济基础，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新民主主义必然向社会主义方向转变。

(二)新民主主义的经济纲领

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

根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为了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就必须变革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原有的经济制度，彻底消灭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制度，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首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14]

(1)“没收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心内容。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也是实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首要的是土地问题。土地作为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在旧中国，土地制度极不合理，占人口极少数的地主阶级却拥有绝大多数的土地，中国农村的阶级矛盾异常尖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解放农村生产力，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必须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进行土地革命，实行“耕者有其田”，以扫除封建的剥削关系，把土地分配给农民。为了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逐步形成了土地革命路线，这就是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有步骤、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由于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土地问题，广大翻身农民积极投身于中国革命的洪流中，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2)“没收官僚资本归新民主主义国家所有”，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题中应有之义。官僚资本是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结合在一起，成为买办的、封建的、垄断的资本，是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经济基础。官僚资本包括两部分:一是国家垄断资本，即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资本;二是蒋、宋、孔、陈和其他官僚、军阀所有的私人资本。官僚资本主义对广大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对民族工商业的巧取豪夺，严重地束缚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没收官僚资本，包含着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双重性质。一方面，官僚资本是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资本，反对官僚资本就是反对买办资本，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另一方面，没收官僚资本从反对资产阶级的意义上来讲，又带有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因此，没收官僚资本，对于新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3)“保护民族工商业”，是新民主主义经济纲领中极具特色的一项内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资本主义，是由中国落后的生产力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所决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一般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同官僚资产阶级相比，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系较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与新生产力相联系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经济成分，它对发展现代技术、发展社会生产力具有积极作用。因此，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必须采取保护的政策。毛泽东指出:“有些人不了解共产党人为什么不但不怕资本主义，反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提倡它的发展。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简单:拿资本主义的某种发展去代替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不但是一个进步，而且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它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15]这是因为，从经济上看，在近代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是一种比较进步的生产关系，民族工商业特别是民族工业，大多是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轻工业，对它给予保护和发展，对解放区的建设、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支持长期的革命战争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不可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的废墟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关系，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让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在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范围内获得发展，对于无产阶级将来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转变是十分有利的。正是根据对马克思主义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资本主义历史地位和作用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确立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但是，这种发展不是无条件的，也就是说，在保护的同时还要对它进行适当的引导、节制或限制。这种保护和发展，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资本主义。这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联系的结果。

(三)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纲领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并为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服务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思想。

(1)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的民族形式。新民主主义文化就其内容来说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文化;就其形式来说是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民族形式和民族特色的文化，要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突出了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这个时代主题。同时，这种民族性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封闭文化，而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精华，并达到共同发展的一种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吸收外国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但必须采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的方法，绝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2)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强调的是科学的内容。新民主主义文化具有科学的内容，这种文化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客观真理及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对于封建时代创造的文化，应剔除其封建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精华。同时要尊重中国的历史，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批判地继承，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古今中外文化，以发展民族新文化和提高民族自信心。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大众的，强调的是大众的方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为全民族中90%以上的工农大众服务的，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也就是民主的文化。文化工作者要用革命文化教育武装人民大众，使它成为人民大众的有力的思想武器;同时又要以人民群众的实践作为创作的源泉，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

总之，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就是新民主主义的共和国。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在一个以农民为主体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进行革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面对的和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即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

(一)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探索

中国革命应该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在西方，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几乎都是在大城市展开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无产阶级革命的重点也总是放在城市。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正是实践“以城市为中心”成功的典型。从此，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通过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夺取政权，似乎成为共产党人夺取革命胜利的唯一道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首先把工作重心放在城市，领导工人阶级，开展工人运动，这样有利于扩大党的阶级基础。1924年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建立后，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道路。这一时期，党在城市站稳了脚跟，开展了工农运动，促进了中国革命形势的向前发展。但是，对于发动农民参加革命、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以夺取中心城市为目标的一系列武装起义接连失败的残酷事实，使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思考中国革命的道路到底应该怎样走?如何才能使中国革命达到胜利的彼岸?这是中国革命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能否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能不能认识中国国情的特殊性，能不能真正认识中国革命战争发展的特殊规律。

1927年秋，毛泽东在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过程中，在久攻长沙不下的情况下，毅然决然地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将武装起义的主攻方向由中心城市转向了湘赣边界的农村，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此，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上走上了一条与十月革命不同的、新型的革命发展道路。毛泽东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通过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都是对的。但在这个基本原则下，武装夺取政权的具体形式、具体道路，则基于各国条件的不同，不应强求一致，应由各国无产阶级政党根据本国的具体国情而定。在建立和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毛泽东从理论上阐述和论证了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理论。

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文章中，分析了处于白色政权包围的环境中，农村革命根据地政权发生、发展的原因和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针对党内对时局估量的悲观思想，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批判了照搬外国经验的“左”倾教条主义和怀疑“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思想，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各种深刻矛盾，认为现时的红色政权虽然还很小，但是中国革命肯定会很快发展起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初步提出了以农村为中心、先在农村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时再夺取全国政权的思想。标志着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初步形成。

实践也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一样，井冈山根据地的创立和发展，促进了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局面的形成。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共建立大小15块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10万人，还有众多的农民赤卫队，空前壮大了革命力量，证明了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行性。农村革命根据地迅猛发展的局面，展现了中国革命发展的独特途径，标志着中国革命的重心开始由城市转向农村，并在实践上为中国革命通往胜利开辟了一条崭新道路。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深入分析了近代中国的国情，论述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不平衡性等特点，为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整体战略奠定了基础。从1936年12月到1939年12月，毛泽东先后发表了《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论新阶段》、《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共产党人＞发刊词》等文章，进一步从理论上系统地论述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形成了完整的理论形态，并成为全党的共识。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6]，从而把“经过长期武装斗争，先占乡村，后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作为革命道路确立下来。

在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指引下，党在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上迅猛发展。抗战后期，华北、华中地区的广大乡村控制在抗日根据地军民手中，日军只能占据少量的城市和交通线，充分显示了农村包围城市理论的巨大威力。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逐步实现了分块分片完成农村包围城市并夺取城市的任务。到1949年底，人民解放军夺取的城市已占全国城市的大多数。同年，党在西柏坡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宣布，党的工作重心开始由乡村转移到城市。至此，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得到圆满的实现。

(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依据及其内容

近代中国革命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这是由中国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

第一，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民主国家。在内部没有民主制度，而受封建制度压迫;在外部没有民族独立，而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无议会可以利用，无组织工人举行罢工的合法权利。“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农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17]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因此必须以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战争。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深入农村，发动、组织和武装农民，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入手，组成浩浩荡荡的革命队伍，不断扩大战果，才能最后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

第三，由于异常强大的敌人长期占据着中心城市，广大农村则是反革命力量统治的薄弱环节。因此，共产党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农村。首先在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在农村长期积聚力量，锻炼自己的队伍，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为先进的根据地，成为夺取全国胜利的出发点和立足点，建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走以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夺取城市，最后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道路。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中国是一个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是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原因。一方面，在中国社会经济中，基本的经济形态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而是地方性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中国的广大人力物力资源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城市不能完全控制农村，农村却可以离开城市而独立存在，这就是在农村建立并发展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由于经济上的不平衡，也造成了政治上的不平衡。中国是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半殖民地国家，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造成中国各派军阀的长期分裂和不统一，相互间不断进行战争。这不仅削弱了他们的力量，也造成了他们进攻革命的不一致，从而给红色政权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中国是一个地域广阔的大国，“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18]革命力量大有回旋余地。这样，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就能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发生、坚持和发展起来。

第二，国民革命的政治影响及良好的群众基础。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条件。红色政权首先发生和长期存在的地方，一般是国民革命时期工农运动蓬勃兴起的地方，如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这些地方都曾经建立过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组织，开展过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斗争。这里的群众有较高的政治觉悟，也有一定的斗争经验。

第三，全国革命形势继续向前发展。这是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又一客观条件。1927年4月，蒋介石在南京建立的国民政府，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新军阀政权，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它不仅没能解决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相反却使中国的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化。由于存在着深刻的革命根源，中国革命的形势必然继续向前发展，从而有利于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巩固。

第四，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的存在。这是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只有拥有相当规模的正规军队，才能对付各种类型的反革命军队，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长期割据发展的局面。

第五，共产党有力的组织和正确的政策。这是保证红色政权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的最重要的主观条件。

中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必须处理好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这三者是密不可分的整体。土地革命是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是农村根据地建设和土地革命的强有力保证;农村革命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战略阵地，是进行武装斗争和开展土地革命的依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现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三者的密切结合和有机统一。

(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意义

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理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重要内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一，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反映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中国革命的胜利，就是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

第二，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光辉典范，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坚持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理论创新的光辉典范，对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

第三，中国革命道路理论，不是机械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为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人民进行革命，树立了光辉榜样。

邓小平在谈到中国革命道路理论时曾指出:“马克思、列宁从来没有说过农村包围城市，这个原理在当时世界上还是没有的。但是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具体条件指明了革命的具体道路。”^[19]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法宝

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了中国革命两次胜利和两次失败的经验教训，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指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20]，正确地理解和处理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

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策略，是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21]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统一战线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论述了统一战线建立和发展的规律，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

1.建立统一战线的必要性

首先，这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毛泽东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无产阶级和地主大资产阶级都只占少数，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的中间阶级。”^[22]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力量，要战胜作为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集中代表的国民党所领导的强大的反革命力量，就必须把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以及其他中间阶级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

其次，是由中国革命的长期性、残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所决定的。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造成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使得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有必要采取正确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把一切可以团结和利用的力量尽可能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以逐步从根本上改变敌强我弱的态势，夺取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

2.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客观上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利用这些矛盾建立和发展统一战线提供了可能性。首先，近代中国社会最大的压迫是民族压迫，这就决定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可以把一切爱国的、不愿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人们团结在自己的周围，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其次，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为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民族资产阶级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因而能够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当革命的锋芒主要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的官僚资产阶级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参加统一战线。

3.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经验

第一，必须处理好统一战线中两个联盟的关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两个联盟:一个是工人阶级同农民阶级、广大知识分子及其他劳动者的联盟，另一个是工人阶级和非劳动人民的联盟，主要是与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在这两个联盟中，第一个联盟是统一战线的基础，只有争取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人民，巩固工农联盟，才能实现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同时，第二个联盟也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建立这个联盟，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壮大自己，孤立主要的敌人，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才能掌握中国革命的全部领导权，中国革命的胜利才有完全的保障。

第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立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中，强调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保持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在统一战线中，存在着不同阶级、不同政治力量和不同派别，各个阶级在不同时期因有不同的要求而表现出不同的政治态度。因此，在革命进程中，必须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方针。对反共顽固派采取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在同顽固派进行斗争时，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

第三，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中必须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动摇和妥协的一面。所以，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对他们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所谓联合，就是要寻求合作的基础，讲求统一性，同资产阶级结成统一战线;所谓斗争，就是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和平”的“不流血”的斗争。毛泽东强调:“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23]因此，统一战线既是统一的又是独立的，既不能用统一战线中的合作来抹杀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及其必要的权利，也不能一味地强调独立性而分裂统一战线。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统一战线，先后经过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工农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正确处理好与资产阶级的关系。当党能够正确处理与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或被迫分裂统一战线问题时，党的发展和巩固就会前进;反之，党的发展和巩固就会后退。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采取什么样的斗争形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坚持革命的武装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24]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

1.中国革命必须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

中国的社会特点决定了中国革命必须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由于中国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反动统治阶级凭借武装力量对人民实行独裁统治，因此，中国革命只能以长期的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中国的武装斗争，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战争。无产阶级要通过自己的先锋队用先进的思想性、组织性和纪律性来提高农民的觉悟水平，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土地革命，进行革命战争。

2.中国的武装斗争实质上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战争

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是中国革命的最广大的动力。因此，农民问题就成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农民的力量就成了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农民是中国革命军队的主要来源。毛泽东指出:“只要一提到武装斗争，实质上即是农民战争，党同农民战争的密切关系即是党同农民的关系。”^[25]中国革命进行的长期的武装斗争，主要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游击战争。广大农民所在的农村，是中国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主要战略基地。

3.人民军队建设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建军的唯一宗旨。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基本前提，也是人民军队一切行动的根本准则与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它集中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本质，是人民军队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第二，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是保持人民军队无产阶级性质和建军宗旨的根本前提，也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核心。只有切实保证党对军队的思想、政治、组织三方面的领导，才能真正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第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人民军队建军的统一纪律，是人民军队统一的言行准则，它对人民军队保持高度的集中统一、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以及推进人民军队建设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第四，强有力的政治工作是人民军队建军的有力武器。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这也是人民军队如何处理内外部关系的基本准则。

中国革命战争长期处于敌强我弱的特殊历史条件下，面对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装备上都占绝对优势的强大敌人，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加强人民军队建设的同时，在深入研究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的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人民战争理论和一系列的战略战术原则。

强调武装斗争，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他的斗争形式。武装斗争必须同其他战线上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才能取得革命的胜利。但必须明确，其他斗争形式都要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这个主要斗争形式。

中国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不断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度，无产阶级人数很少，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的大多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党员占多数。加之长期处于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反映到党内，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成为党内思想上的主要矛盾。“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并没有完全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26]这种情况决定了要建设一个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1)加强党的建设，必须把思想建设始终放在首位，克服党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努力解决共产党员不仅要从组织上入党，而且要从思想上入党的问题，经常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要在党内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教育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目的是要引导全党特别是党的中高级干部，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研究，提高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提高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能力。

(2)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民主集中制，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根本组织原则，也是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贯彻“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就是走群众路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防止和克服个人专断，也要反对极端民主化。

(3)必须十分重视作风建设。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贯彻执行党的政治路线的重要条件，也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同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一起，成为毛泽东建党理论的科学体系。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逐步形成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三大优良作风。必须重视作风建设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的突出贡献，是把党的作风建设问题提高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提高到无产阶级政党的党性原则的高度来认识。

(4)加强党的干部队伍建设。党的干部队伍建设是党的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毛泽东特别重视党的干部队伍建设，他主张在使用干部上要实行“德才兼备”的、“任人唯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干部路线，反对“任人唯亲”的干部路线。强调要善于识别干部，善于使用干部和善于爱护干部。

(5)整风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有效形式。整风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实践证明，这是解决党内矛盾最有效的方法。

(四)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27]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这三个基本问题的认识是逐步明确的。

大革命失败后，党对武装斗争的认识有了提高，发动了武装起义，建立了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开辟了建立人民政权的道路。但在这一时期，党内“左”倾教条主义者仍主张“城市中心论”，特别是对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在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时，把中间势力当做最危险的敌人，把反对资本主义同反帝反封建相提并论，而在革命战争的指导上又犯了“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其直接结果是红军被迫进行长征，革命事业遭受严重挫折。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组织已经从狭小的圈子里走了出来，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毛泽东系统地论述了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他指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两个基本特点，是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统一战线是实行武装斗争的统一战线，武装斗争是统一战线的中心支柱，党的组织则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

1949年，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作了集中概括:“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这些都是我们区别于前人的。依靠这三件，使我们取得了基本的胜利。”^[28]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经验的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人民革命的理论和政策。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意义

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逐步形成、发展和完善起来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和中国革命性质、动力、领导力量、革命道路、三大法宝等的独创性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完整创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中国特色的民主革命道路，实现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武器

毛泽东思想是在中国革命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毛泽东思想主要就是中国人民革命建国理论，即新民主主义理论。这一理论在科学分析中国国情和阶级力量对比的基础上，正确解决了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而指明了中国革命胜利发展的道路。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才推翻了内外反动派，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顺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取得了中国从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

2.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新中国立国建国的思想政治基础

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前途，关于中国革命两步走的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纲领，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等，指导中国人民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的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政体是实行民主集中制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是新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

3.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宝贵财富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形成、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过程，也是激励和形成中国革命精神的过程。毛泽东所倡导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作风，所培育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集体主义的精神等，培育了几代中国人民，成为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振兴中华的强大精神支柱和动力。

4.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科学理论，其基本原理对世界各国是普遍适用的，但它毕竟诞生于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现代生产力十分发达的欧洲，因而对东方经济落后国家发展道路的理论思考是不够的。列宁主义指导下取得的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落后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但从严格意义上说，俄国仍是一个欧洲国家，具有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中国革命的胜利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大国，它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开辟了一条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它的正确经验上升为理论，而以独创性的内容极大丰富和全面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总之，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已经并将继续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发挥巨大而长远的理论指导作用。

1.如何理解中国革命实践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之间的关系?

2.新民主主义革命总路线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问题?

3.新民主主义基本纲领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4.如何认识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的重大意义?

5.如何理解新民主主义革命三大法宝及其相互关系?

1.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2.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5.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6.毛泽东:《〈共产党人〉发刊词》，《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7.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8.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3]《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0～341页。

[4]《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1～112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2页。

[2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