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屏显示专题章节

知识目标：认知影片的情节展现与剧作结构，体会影片对菊次郎和正男的个性塑造，以及片中其他主要人物的特征刻画。

能力目标：了解影片单线叙事结构的特点，掌握叙事节奏处理对影片的作用，了解片中的主体音乐和部分细节刻画人物的方法，体会导演对菊次郎和正男两个人物性格的转变表述以及个性刻画的手段。

上小学三年级的正男自幼丧父，如今和奶奶生活在一起。对他来说，暑假既无聊又寂寞。于是，正男趁奶奶外出时，打破自己的存钱罐，拿出母亲从外地寄回的信，背上行囊出发去寻找住在另一个城市的母亲。正男家隔壁住着一个游手好闲的叔叔菊次郎（北野武饰），他有一个爱打抱不平的老婆，决定帮正男完成心愿。她拿出一笔钱作为旅费，还安排老公陪伴正男一起踏上寻母之途。生性游手好闲的菊次郎拉着正男去玩轮转赌，输掉了身上的钱，两人只好搭顺风车前往目的地。一路上惹了不少麻烦后，菊次郎终于带着正男到了他母亲的家。而看到已经建立起新家庭的母亲十分幸福的样子，正男变得十分沮丧。菊次郎努力安慰他，和他一起踏上了归途。途中两人一起野营，过得十分愉快。而菊次郎也想起了住在附近敬老院的自己的母亲，默默地前去探望。夏天就要结束了，两人终于回到浅草，分别之际，菊次郎与正男约定，下次再去探望母亲。

影片开头就交代了故事的大致前提——人物身份和人物状态。

如正男央求外婆带他出去玩的这场戏中，餐桌上的那一扇西瓜（图11-1）。这个背景的意义在于：其一，告诉观众这场戏发生的时间是盛夏；其二，当一个孩子面对美食提不起兴趣的时候，这个孩子在承受着很大的苦闷与无奈。

某日，一名快递送货来，正男在找印章时无意间发现母亲杉山里子抱着自己的照片（图11-2），得知母亲工作的地点。于是，正男准备行囊后展开寻母之旅，却在路上遇见三名小混混将正男的钱全抢走了，正巧菊次郎与妻子经过，要回了被抢的钱，还教训了三个混混。

菊次郎终于正式登场了（图11-3），作为一部影片的隐藏主角，如果要给菊次郎定个性质，那么他便是戏剧形式里常说的“英雄”。英雄要什么时候登场，就是在剧中人物处于绝境的时候。

情节的铺陈需要时间的蓄势，而在电影中需要的是厚积薄发的形式，这样的手法，更容易吸引观众的注意力。通过一定情节，清楚地交代背景与故事线从而更好地塑造人物形象，这也就是电影中常用的“压轴”手法。

菊次郎的妻子知道正男要去丰桥市，于是拿了五万日元给菊次郎当旅费，让他带正男去找母亲。拿到钱后，菊次郎痞子的本性立刻暴露出来，他去赌自行车比赛，将旅费输得精光。失意的菊次郎跑到居酒屋借酒消愁，他喝完酒才意识到正男不见了，而此时正男被变态老头骗到角落想要猥亵，菊次郎及时出现教训了老头，顺便还抢了老头的皮夹。

这几场戏是连续几次的“绝境”与“希望”设置。在电影的叙事节奏中，为了让故事具有戏剧性，常常需要将人物逼上绝境。当然，在绝境之后通常也会给出希望。绝境与希望的环环相扣，才能让影片达到起伏跌宕的效果。例如：

菊次郎第一次赌钱，输得一塌糊涂（图11-4），而正男误打误撞蒙对结果，让菊次郎连同观众一起惊呼“这小子是天才”。晚上，菊次郎带着正男去夜店狂欢，寓示着希望即将到来。但是在第二天的赌博中，正男猜不对比赛结果，在菊次郎的冲动下，旅费全部输光，使得两人再次跌入绝境。

当变态老头正在扒正男裤子的时候，观众心弦紧绷，菊次郎如英雄人物般出现，痛扁了变态老头这才让观众长舒了一口气，而接下来菊次郎抢劫变态老头的情节（图11-5），则是为了塑造其“反面英雄”的形象。

两人坐上一辆出租车，趁司机半途上厕所，菊次郎将车开走（图11-6）。

两人住在饭店内却又嫌住宿费用贵，被纠缠不已的服务生只好开车送他们到公路上，幸好遇到一对青年男女载他们一程。

菊次郎霸道要求搭乘顺风车被拒载后用石子砸裂卡车挡风玻璃，司机追来兴师问罪，还被菊次郎打倒在地。

这几场戏是为了塑造菊次郎与正男的人物形象而存在。为了让飞扬跋扈、蛮横刁钻，甚至有点穷凶极恶的“流氓大叔”菊次郎看上去惹人喜爱，就必须给他附上小孩性格的色彩。比如：不会开车而偷开出租车，不会游泳反而逞能，挑衅不载他们去丰桥的卡车司机这些原本只有小孩才做的事情，却发生在了这个大叔身上。反观“羸弱正太”正男，我们却在这个小孩淡然、淡定的气质中感觉出一个阅尽沧桑的大叔形象。

而那对青年男女的出现，是这几场戏中的亮点。导演用青年男女的热心告诉人们社会虽然残酷，但也有温情的一面。

在荒凉的乡村车站熬过冗长的一天后，老少两人终于遇到一位开着面包车四处寻找灵感的诗人，甚至在分手后又在玉米田相遇，于是三人一起将偷摘的玉米放在路边卖，但始终不见客人来买。好不容易来到母亲的住址，但却发现已经改嫁的母亲正在送丈夫和女儿出门。当正男伤心地在海边哭泣时，菊次郎从两名骑士手里强迫要到一个天使风铃送给正男（图11-7），虽然正男拼命摇着风铃也没有天使出现，但毕竟“天使之铃”给了伤心的正男莫大的精神依靠。

这一段是影片大起大落部分，按一般电影的叙事节奏来看，破灭主人公的理想就意味着全片将要结束了。从意象上来看，诗人象征歌颂，与“总结”这个字眼脱不开干系，而骑士的出现推倒了诗人出现的传统目的，因为这个身份，往往象征着流浪，从而影片继续。

回家的路上，菊次郎带正男去了嘉年华，陪正男一起玩各种游戏。当菊次郎被流氓围殴时，反而是正男去买药给他治疗（图11-8），两人经历了一次最难忘的夏季之旅。菊次郎要骑士载他去大东町，原来他母亲住在这儿的养老院，只是菊次郎最后还是默默回去了。

纵观整部影片不难发现影片的叙事节奏其实是跟着老少二人组的情感线而发展的。从最开始的两人相互排斥到中间两人相互打闹以及结尾处两人相濡以沫，整部影片在盛夏的阳光中，磨难与温暖同时温馨地进行着。

因为，正男与菊次郎都是在寻找“母亲”。

人物形象在影片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一部影片中，主题会通过人物形象来展现，情节会促进人物性格的发展，事件会促使人物性格的转变，就连冲突最终也会落脚在人物形象上。在《菊次郎的夏天》中，主要人物菊次郎和正男起着推动剧情发展、参与主要冲突、引发高潮、解决矛盾等作用，而次要人物诗人、重磅先生和光头先生以及正男的外婆、菊次郎的妻子、正男的同学裕司等起着推动剧情发展的作用。

北野武的黑色幽默在世界影坛中自成一格，但这并不表示他的电影永远都是黑社会与暴力题材。事实上菊次郎这个角色就是北野武的自传体，从中贯穿了他惯常使用的“暴力美学”，也传达了他自己延展出的调性与风格，使用了“反英雄主义”的手法。

《菊次郎的夏天》如果从类型片中划分，是属于“公路电影”的，整部影片从东京浅草到爱知县的丰桥市，北野武选择了日本东海道乡间的风貌与人文，直接呼应菊次郎与正男这两个极端性格的人物。

必然的巧合促使着两人展开这场寻母之旅，表面上是正男寻找自己在外工作而无法回家的母亲，但实际上菊次郎在经过大东町附近时才想起自己母亲就住在附近的养老院。于是在这当下，原本唯一的目的便有了共融的发展。

《菊次郎的夏天》一片在母子亲情的维系上，通过肯定与否定不断交错从而寻求一种全新的自我认知。当正男在这趟旅程中不断遭受欺凌时，母亲的爱其实是无法发挥作用的。正男在遇到挫折时是独立对抗；菊次郎面对流氓围殴，虽然卑微地求饶，但仍是独立对抗。“母子亲情”在影片中只是一种精神图腾，而这部电影的实质是在讲述“兄弟情谊”。

（一）特殊“英雄”式人物塑造

1.忧郁小男孩——正男

塑造人物形象并不专指外形形象，还包括人物的性格、心理、情感活动等。扁平人物广泛存在于影视作品中，是影视作品类型化发展趋向的最佳说明，同时如福斯特所论述的，它并不一定就是枯涩呆板的同义语，而是具有“奇妙的人情深度”和“容易记忆”等特征，在影视作品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叙事功能。^[1]本片中的正男就属于扁平人物形象。正男与其他天真活泼的同龄小孩不一样，有着与年纪不相符的沉重和忧郁。

在影片叙事部分开始，正男和同学一起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穿着一件暗色的条纹短袖，而他的同学则穿了一件明亮的橙色短袖。裕司的步伐轻快，一脸活泼，而正男的步伐则显得凝滞笨拙，从而在视觉上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图11-9）。当裕司问正男：“暑假干嘛？”正男说：“你呢？”裕司兴高采烈地说：“去爸爸海边的家乡。”正男说：“真羡慕你。”此时的音乐并未表现孩子的活力，相反，在节奏上显得缓慢甚至有点低沉，这正是为了表现正男内心的孤独阴沉，也为后面外婆揭示正男的身世做了铺垫。

小伙伴都和父母出去玩，外婆也要上班，足球场上也没有一个人，直到踏上寻母之路，在寻找母亲路途这一段的音乐节奏都比较低缓，音乐的沉重配合着情节需要，表现出正男内心的孤独和无依无靠。

而在找到母亲之后返回的路途中（图11-10），音乐节奏开始变得轻松明快，虽然正男与母亲相认的愿望没有实现，没有得到母爱，但得到了旁人的关爱。同他们一起露营的先生给他讲故事，同他玩游戏，重磅先生和光头先生扮各种搞怪的角色逗他开心，还有菊次郎陪着一起玩一二三红绿灯游戏都给正男带来了很多欢乐（图11-11—图11-17）。在整个暑假中，正男也拥有了别的孩子在暑假中所拥有的快乐。随着故事的落幕，音乐在影片最后变得明亮，曲调也变高了，欢快活泼的音乐伴随着“天使之铃”的清脆声，营造了独一无二的视听效果。

“天使之铃”虽然是菊次郎用霸道的恐吓抢来为了安慰发现母亲改嫁被抛弃的正男，但菊次郎仍然给了正男希望：“妈妈也不在这里，她可能去了很远的地方呐，我们继续去找吧！一定，一定会找到！你只要摇一摇这个铃，天使就会出现。”正男听到摇动风铃就会看见天使，眼睛里立刻就充满了希望，可是即便无论他怎么摇，也没有看见天使，但他仍笃定地相信天使的存在，这使得伤心的正男有了心理和精神上的依靠。在这里“天使之铃”象征着正男的希望，而影片末尾的主题音乐中加入“天使之铃”的铃声也正是为了表现正男变得活泼开朗，塑造正男充满了希望的童真形象。

“在影视作品中，扁平人物虽没有主人公那样炙手可热，但作为正面人物形象，总是具有当下社会所欠缺的某种可贵的精神品质，如情深似海、义重如山、执着单纯、全身忘我。这些品质无疑会引发人们深深的情感共鸣和对畸形变态人性的反思。”^[2]

影片中在塑造正男和菊次郎这两个人物形象时，也用到反衬法。正男这个人物身上所存在的品质正好与菊次郎的形象形成强烈对比和反差，反衬的运用使得人物塑造在多角度中巧妙完成，在展现人物性格多重品质的同时也使反衬关系于影片叙事线中自然形成，合情又合理。本片中的反衬关系并不只是衬托菊次郎这个人物形象，同时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正男这个人物形象，导演北野武正是通过这样的人物设置来引发观众对人生、对社会更多的思考。

纵观全片，我们不难发现菊次郎是个相当失败的人，他的妻子在教训抽烟的男孩时竟然说若不学好，将来会变成她丈夫那样。而这也正凸显了菊次郎这个角色可喜的一面。简单地说，他是个面恶心善的人，也许他不学无术，不务正业，好赌成性，但他终究不会主动去陷害一个人。最了解他的人就是他妻子，否则妻子也不会拿五万日元要菊次郎带正男走这一趟寻亲之旅。

菊次郎出现的第一个镜头是河边的桥上站在他妻子的旁边，无精打采、松松垮垮的样子，而他妻子精明能干，在教育一群抽烟的学生，说他们不要像菊次郎那样将来会变成没用的人。菊次郎则对他们做出搞怪的动作，此时的音乐欢快中略带低沉，配合着画面，表现出菊次郎一身痞子气同时内心兼具善良和柔软的怪叔叔形象。

在后面旅途的剧情中，菊次郎的形象一览无余。因为赌博输钱后到处发飙，搭顺风车去东京，乘司机夜晚下车小便自己偷偷开走，明明不是黑社会却偏要弄一个文身，明明不会游泳却又硬撑，被人拒载后偷偷砸玻璃报复，偷拿别人的食物，为了拦车使出浑身解数，假扮瞎子站在路中间被车撞，在路面上放钉子，为了占小便宜多次耍赖被暴打……这样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大叔，在曲折离奇的旅途中却从未有过后悔的怨言，仅仅为了帮一个陌生小男孩圆寻母梦。用音乐对人物进行塑造，是以一种不露痕迹的方式使得人物性格形成鲜明的特点，并传递角色的内心世界。

正男到达丰桥市找到母亲住所，正好看见母亲已改嫁，在新家庭中与丈夫也有了孩子，正男伤心地离去了，他只能在海边啜泣，而此时菊次郎也收起了他的玩世不恭，使尽浑身解数，想让正男快快走出心灵的阴影。

正男的心灵挫败从某种角度而言，反而是一种正面的成长。“天要下雨，娘要嫁人”这句中国人说“无可奈何”的俗话，在日本也流传很广。但是，正男年纪虽小，而当下的震撼却促使他提早认识这个成人的世界。正男和菊次郎的年龄不同，但他们几乎都是在当下就明白了这番道理，既然如此，那就没有理由再度出现在生母的面前。

一瞬间正男和菊次郎同时掉下深渊，但菊次郎毕竟不是小孩，纵然他很少干过正经事，但此刻却也兼任了正男父母的职责，虽然他的点子不见得很高明，但两人还是透过一些生活琐碎而有了感情。

在夜市中菊次郎的本性不改，霸道又耍赖，最终被黑社会混混收拾而收场。被揍昏的菊次郎还是找到了正男，而那一刻，两人通过这趟旅程，在心灵中早已有了一种无法言说的交集。

那位驾车周游全国，寻找灵感的诗人，其实是导演北野武内心真正的思维角色创作，换句话说，这位象征“美好”的诗人出现，弥补了“丑恶流氓”菊次郎在影片调性上的不足。

诗人同菊次郎一起偷玉米在街头贩卖，得知正男的情况后，提出去露营的建议。在露营情节中，诗人同菊次郎和两位骑士——重磅先生和光头先生一起想尽各种办法逗正男开心。在这里，诗人和两位骑士都是作为社会温情面的正面人物形象出现。

在途中遇上的变态老头、青年男女、诗人和骑士，虽然这些角色都是刻意设计，但这些角色在沿途中都有着安抚正男低落心情，带他慢慢走出困顿心灵的作用。这里运用了动画片中常用的“极致夸张”的手法，将社会最美好的一面与最龌龊的一面相结合，树立了本片的世界观。

导演北野武在这部影片中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与情境，用一种古典喜剧中常用到的“悲歌欢唱”的手法，在远景和大全景中，具象地叙述了镜头背后的语言。而通过菊次郎这个人物丑角般的嬉笑怒骂，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戏剧中经典的“狂阿弥”形象——看似有些刻意，有些过分的夸张，倒也有其明确的整体诉求。

（二）主人公性格转变的刻画

层递型人物形象在影视作品中也比较常见。在影视作品中，层递型人物形象通常表现为“性格从纵的方面逐渐发展，有一个逐步演变推移的过程”。^[3]层递型人物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变”，在众多影视作品中，“变”是此类人物最不变的特点。本片中的菊次郎就是层递型人物，从最开始的吊儿郎当、不羁混混经过一趟曲折离奇的旅行之后，人物性格发生转变，开始变得和蔼可亲，变得与他年纪相符。

在见到母亲重新组建了家庭后，正男伤心欲绝，同菊次郎一起回去的路上，菊次郎带正男去玩游戏，却因耍赖遭到黑社会毒打。正男看到头破血流还撒谎说自己从楼梯上跌落的菊次郎，眼眶红了，主动去敲开打烊的药店买来药品为菊次郎治疗。

这是整部电影中最为感人的地方，正男像是突然长大了一般，而玩世不恭的菊次郎似乎也是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关怀，原本应该是菊次郎照顾正男，然而当菊次郎满脸鲜血回来时，正男却知道自己应该反过来照顾他了。菊次郎在正男为他擦拭满脸鲜血时，诚挚地向正男这个孩子说出了“谢谢”。这个情节也正是影片的转折点，从这里开始，菊次郎痞子的形象慢慢开始转变，他内心的善良与温情开始呈现，而正男郁郁寡欢的落寞形象也随着菊次郎的努力逐渐变得开朗起来。

至此，影片完成了人物真相和人物弧光的揭示。人物真相指人物本性，指人物在人物塑造的面具下的真实面目。一般影片开始时都会用遮掩法，只有在人物有内心延宕之时，人物真相才会得以展示。^[4]在本片中，菊次郎的表面形象是吊儿郎当、霸道蛮横的痞子形象，正男则是郁郁寡欢、孤单无助的沧桑形象。随着剧情的发展，当见到母亲却发现母亲改嫁后，菊次郎和正男的人物真相开始逐渐展现，菊次郎内心中的温暖柔情呼之欲出，而正男作为一个小男孩本应该有的天真可爱也跃然银幕上。

优秀的作品，不但揭示人物真相，而且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还能表现人物本性的发展轨迹或者变化。压力和转折不是从来就有的，故事中的“低谷”或“顶点”都会给人物带来较大的压力，迫使其展现人物真相，并且都产生于一定的事件中。本片则采用了“低谷”这一事件作为转折。

菊次郎陪正男寻母的旅途中的种种经历让他渐渐褪下行为放肆、出言不逊、痞气十足的“面具”，也让他渐渐找回了感动。行程结束，菊次郎看着正男一路欢快地小跑回家时，用来掩饰的“面具”被彻底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内心柔软的温情，至此，菊次郎的人物形象才在真正意义上得以呈现。

（三）人物“成长”使命的设计

影片在正男和菊次郎寻母的过程中完成人物塑造的同时，也让正男和菊次郎完成了各自“成长”的这一使命。荣格用“个体化”来表示“一个人成长为一个心理的‘个体’的过程”，在他看来，个体成长的过程是个体自我意识扩张的过程，即个体尽可能完整地理解自我或了解自我意识。自我意识代表着个体心理向成熟的进化，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结果。

正男对父母一无所知，也并不满足于外婆的简单描述，在无意间看到母亲照片之后，心中了解父母亲的愿望被重新唤了出来，于是踏上寻母之路。正男去寻找母亲，并非是寻求生活上的资助，而是为了填补心中对于母爱的空白，从而完成个体心理的完整。因此，当正男一路艰辛找到母亲的住址，却看到母亲已另外组建家庭时，他并没有走上前去，更没有怨恨，无论如何，寻母这个愿望已经达成。

而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身痞气的菊次郎并非是个十恶不赦的“坏人”，他的内心世界也并非如他所表现的那般粗暴蛮横。他赌球、喝酒、不讲道理，但当他看到正男母亲另组家庭后正男的失落无助，内心潜在的温柔被感召，在返程路上不惜余力给正男带去欢笑。通过正男的寻母，也唤醒了他内心对于母亲的思念，最终他也去看望了自己的母亲。

莫迪凯·马科斯曾说过：“成长小说展示的是年轻主人公经历了某种切肤之痛的事件之后，或改变了原有的世界观，或改变了自己的性格，或两者兼有……成长的内在过程，经验的获得和认识的形成在这类小说中常常被描述成一次物理上的运动，即一个旅程。”^[5]本片通过寻母这一旅程，让一个小男孩正男与一个孩子般的中年大叔菊次郎踏上共同的行程，让一路上所遭遇的挫折、形形色色的路人以及一路的经历来促使他们完成自身的成长。成长是个体从幼稚到成熟的蜕变过程，本片中正男和菊次郎经历种种挫折后，虽然并未达到完全的成熟或完善，但个体心理的升华也是成长的一部分。此次旅程，正男的目的是为了寻找母亲，找到丢失已久的母爱，虽然在看到母亲改嫁后正男选择了独自离开，没能与母亲相认，但这次旅程正男却得到了意外的收获——快乐而丰富的暑假生活。与菊次郎同行的这一路充满了冒险与刺激，也洋溢着欢声和笑语。影片接近尾声时正男做了唯一一个温馨的美梦，梦中他在满天繁星下做着白天的游戏。正是这个梦反映了正男的心态变化，暗示着正男已经走出郁郁寡欢的孤僻阴影，正朝着快乐的未来走去。这不仅是正男这趟寻母之旅的最大收获，更使正男完成了个体自身的一次“成长”。

对于菊次郎来说，陪正男寻找母亲的直接原因是妻子的要求，而他的本意是这趟旅程有五万日元可以花，更能逃避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如意。但在旅程中，菊次郎在正男的身上似乎看到了自己童年的缩影，看到了那个曾经因缺少母爱而渴望母爱的年少的自己，甚至看到了年少的生命因母亲形象的缺失在这个世界上所遭受的种种冷遇和孤单。陪着正男一路走来，菊次郎逐渐揭开了掩饰自己的“面具”，露出了“面具”下真实的自己，最终甚至说服自己原谅了母亲，并到养老院看望了母亲。这一举动是菊次郎在出发时始料未及的。至此，菊次郎不完整的孩子般的自身也得到了成长，完成了生命赋予的“成长”使命。

影视音乐与影像结合在一起，并不能脱离画面而孤立存在。在影视作品中，音乐常常只起到一种辅助作用，音乐的旋律、风格或节奏都与影像相协调，有助于观众对影像的理解。观众也常常会沉浸在由音乐、画面、影视形象等试听语言整合而成的整体艺术氛围中。由于音乐艺术具有情绪强烈、抽象、主观、感染力强、节奏鲜明、丰富多变，以及具有独特的声音描绘性等特点，它对影视作品的创造起重要作用。音乐在不同种类的电影中所起的作用和表现形式都不同。本章节将从音乐在影视作品中的作用来分析影片中的音乐表达，阐述音乐给电影赋予的无限力量和源泉。

《菊次郎的夏天》是一部公路电影，讲述的是小男孩正男一路寻找母亲和菊次郎寻找自我的过程。在久石让同名配乐悠扬的旋律中，镜头画面全是油画式的场景，每一个镜头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影片中音乐在整个故事中起了很大作用。

（一）揭示影片主题

影片中，第一个镜头（图11-18）和最后一个镜头（图11-19）首尾呼应。正男背着带有天使翅膀的书包从远处很快乐地跑过来，随即响起主旋律的钢琴声和提琴声，此时音乐旋律类型主要是跳进式。曲子简单明快、灵动而活泼，将观众不知不觉地带入清新自然的童真氛围。交响乐的使用给了观众偌大的遐想空间，自然而然地想象着此时的正男玩得非常开心。音乐揭示影片主题的同时奠定了影片清新明快的基调。主题音乐穿插于整部影片，根据画面的感情色彩来变化音乐的风格、曲调的高低。音乐同时也将影片中一大一小两位主人公吊儿郎当和天真无邪的性格以及通过曲折的旅程产生的友情、亲情和温情诠释得淋漓尽致。

（二）烘托情节与渲染气氛

由于音乐本身的形式丰富多样，从体裁、曲式、节奏等方面均有诸多区别，因此运用到影视作品中就能够以丰富的形势烘托情节，渲染气氛。

影片最开始正男和裕司在巷口遇到一群社会青年转身就跑时，音乐轻快的节奏感与他们的步伐一致，途中还出现了风铃声。菊次郎输钱丢下正男最后被正男感动后决定带正男找妈妈，趁司机下车小便自己把车开走，由于不会开，出租车歪歪扭扭并冒着烟。这一段插入了节奏很欢快风格很幽默的音乐，使整个画面更有喜感。音乐给观众带来欢笑的同时也有一点同情。而想方设法拦车的情节，大提琴和钢琴的组合响起，滑稽中透露出一丝凄凉。正男看到母亲组建了新家庭，伤心哭泣，菊次郎用“天使之铃”安慰他，虽然没有天使出现，但他感受到了菊次郎的关爱。当菊次郎叫他回家时，正男第一次主动伸出手去牵菊次郎，此时的音乐节奏舒缓，营造出浓浓的温暖氛围。当菊次郎耍无赖被暴打，浑身是血喘着气告诉正男是从楼梯上跌落，正男明白发生了什么事，自己买来药帮菊次郎擦药。菊次郎说：“小子，谢谢你，对不起。”此时的音乐延续之前的舒缓，并加大力度，将深情厚谊跃然曲间。菊次郎找回了久违的感动，影片中付出与收获在不经意间悄然完成。

本片是黑泽明改编自芥川龙之介《筱竹丛中》的经典电影。《罗生门》吹响了日本电影进军国际影坛的号角，更是日本“纯电影”的极致。作为一部享有世界声誉的电影，《罗生门》在艺术上不乏创新之处。电影中的时间维度分为现在、过去、过去的过去三个层面。片中多襄丸、真砂、武弘和樵夫的叙述是由樵夫复述出来的，就影片的内容展现来讲，可看成一种间接叙述。樵夫、杂工、行脚僧在罗生门下的议论，以及有关弃婴事件的描写，则是编导的直接叙述。两者结合起来理解，主观叙述的目的和客观叙述的深意，也就明朗了。

运动镜头的大量运用，造成了动感性极强的流动美。樵夫路过树林、发现尸体、迅速穿越树林那场戏，摄影机推、拉、摇、移和快速跟拍，既显示了树林的深邃、天气的燥热，又突出了人物的惊惶，渲染出紧张的气氛。通过树林的影子打在樵夫脸上光影的变化，将樵夫内心的慌乱无绪呈现得淋漓尽致。影片以狂风暴雨开头，到风停雨驻结束，以此暗示出人性丑恶迸发的可能性和丑恶终将被冲刷干净的过程。

本片是黑泽明的代表作之一，就算是在前有《罗生门》，后有《乱》的情况下，其经典的光芒依然夺目。黑泽明通过这部电影构造了一个包含着深刻隐喻的寓言，揭示了日本武士阶层的特殊生存状态与其必然消亡的历史趋势。

开篇通过黑白片特有的光影视觉，运用剪影成像的手法给影片赋予了凝重、肃杀、恐怖的基调。紧接着的村民哭诉与集市求贤两场戏，是西部片中惯用的大场景镜头展现。黑泽明在此处却打破常规，于大场景中穿插中景及特写。

片中的七位武士，代表日本武士道中所崇尚的七种最客观的精神，即勘兵卫的大义、五郎兵卫的智慧、七郎次的忠诚、久藏的尚武、平八的乐观、胜四郎的诚恳与菊千代的抗争。导演在矛盾中突出武士与农民形象，既保留了武士题材的基本要素也突出了符合大变革时代的市场诉求。

导演山田洋次在日本民众中享有“戏剧山田”“庶民导演”的美誉，更一度被称为“日本人心灵的代言人”。20世纪80年代，他以《幸福的黄手帕》、《远山的呼唤》等经典爱情片为观众所熟知。2010年，78岁高龄的他被第60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授予终身成就奖，在世界电影史上写下了属于自己的辉煌一页。

《幸福的黄手帕》是山田洋次1977年的作品，该片娓娓地讲述了一个温情四溢、感人至深的故事。在这部影片中，人性是善良美好的，人性的光环在勇作这个人物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扬。导演的平民视角，赋予勇作勇敢、正直、善良、乐观的性格，加上温情脉脉的家常故事，将东方人内敛含蓄、隐忍克制的品格表现了出来。

本片没有强烈冲突的片头来吸引观众的眼球，而是平稳、缓缓地开头。这样的开端一方面符合本片温情脉脉的叙事风格；另一方面，也起到了着重刻画人物性格和生存环境的作用。就结构而言，本片采用的是所有冲突在影片最后都得到解决的方法，带给观众希望和温暖的封闭式结局。

1.《菊次郎的夏天》是以何种手法叙事并塑造人物形象的？

2.试分析《罗生门》与《七武士》在主要人物表达上的异同。

3.体会《幸福的黄手帕》和《远山的呼唤》两部影片的影像风格。

[1]爱·摩·福斯特.论小说人物［M］.广州：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4.

[2]陈旭光，戴清.影视鉴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24.

[4]悉德·菲尔德.电影剧作问题攻略［M］.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

[5]Mordecai Marcus，What Is An Initiation Story［M］.WILLIAM COYLE ,The Young Man In Americ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