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是个人在一个文化内，因为隶属于某个团体而形成的。只要个体能够接受团体成员共同认同的看法与关心的事，对该团体的归属感就产生了。（陈国明，2009：p．171）

社会认同是自我概念的一部分，起源于一个或者多个社会团体的成员身份以及对该团体的相关评价。也就是说，自我概念的形成一则来源于对个人的认同，另一则来源于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以及他人对自己社会身份的认同（泰勒，佩普卢，西尔斯，2006：p．186）。下面，我们将介绍与社会认同相关的两个核心概念以及社会认同理论，它们对于跨文化交际研究有显著影响。

（一）内群体与外群体

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人类是分类的动物。类型化过程很快将人们分为“我们”（内群体）与“他们”（外群体），类型化所带来的效应主要有两个。第一是“内群体偏袒效应”（in-group favoritism effect）（Tajfel，Billig，Bundy＆Flament，1971：p．150）。人们对内群体成员的评价通常更正面，对内群体成员的行为做出更多正面的归因^[7]。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心理学自由联想实验，比较一下在想到“我们”（内群体）与“他们”（外群体）时，所能联想到的概念、词汇、事物有什么不同。与“我们”相联系的，很可能是大家、同胞、同事，具有共同爱好的人，或者是积极的形容词，例如优秀、骄傲、自豪等；而与“他们”相联系的可能是敌人、竞争对手、外国人、异族、异类，或者是距离、差异、变异、低级、弱小、失败等负面词汇（彭凯平，2009：p．94）。这种实验的结果正好可以印证“内群体偏袒效应”，说明很多时候人们难以超越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局限，容易从正面肯定自己，而从负面质疑、否定他人。第二，人们通常认为外群体成员在特质、人格等方面非常相似，即“他们都是一样的，然而我们都是不同的个体”。例如，很多时候，中国人会认为大多数西方人都长得差不多，难以辨别，而西方人也会持同样的观点来看待中国人；近年来，“多元文化”成为很多西方国家标榜自己的一个重要文化招牌，然而不少西方人仍然认为中日韩文化接近，简单地用“东亚”来概括三国，忽视了三个国家在文化上的巨大差异；诸如此类的表现，都属于“外群体同质效应”（out-group homogeneity effect）（泰勒，佩普卢，西尔斯，2006：p．186）。大量研究证明，这种内群体与外群体二元对立的观点很容易促使人们过度放大群体间的差异，同时过于类型化、同质化外群体，形成文化中心主义或者种族中心主义，进而影响跨文化交际的开展。

（二）社会认同理论

英国社会心理学家泰吉菲尔（Tajfel）、奥地利心理学家特纳（Turner）等人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社会认同理论。该理论包括三个基本假设：第一，人们将社会世界归类为内群体与外群体。第二，人们的自尊感来源于对本群体成员的社会认同。例如，一个毕业于北京大学的年轻人总是更愿意谈论自己的母校，因为社会对名校的认同能够给予他较强的自尊感，相反，一个毕业于普通高校的人常常不太愿意说到自己的学校。第三，人们的自我概念一部分来源于个体身份，另一部分依赖于他人对自己所属群体的评价。泰吉菲尔、特纳等人发现，自我概念包括社会认同，即我们愿意将自己归结于某种社会团体和社会成员（彭凯平，2009：p．96）。例如，对于一名在华外企的外方高管来说，他的自我概念既包括“我是一个外国人”“我是男性”“我是公司高管”“我有一个儿子”这样的自我认识与个体身份元素，也包括对社会团体的认同，诸如“我在北京大学学习汉语”“我汉语说得比较流利”“我喜欢中国”等，而这样的自我概念实质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跨文化性，会对跨文化交际产生积极影响。值得一提的是，彭凯平等人的研究表明，中国人的自我概念所包括的社会认同可能远远超过西方人的自我概念中的社会认同。

社会认同对于跨文化交际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社会认同影响人们思考问题的方向。积极的社会认同有助于交际双方建立对于彼此的正面形象，进而来判断对方成员的行为；而消极的社会认同则会阻碍不同文化群体成员的跨文化交流，例如“亚洲人的许多作风相当落后”“亚洲人不重视生命的价值”等。第二，社会认同容易引导人们将自己所属群体与外群体进行比较，而这种比较往往倾向于夸大内外群体的差异，美化自己群体、贬低他人群体。在跨文化交际中，这种社会比较容易产生刻板印象，严重时易于形成文化或者种族中心主义，并进一步演化为歧视行为，阻碍交际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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