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主要指个人对于一个特殊文化或者族群所具有的归属感。（陈国明，2009：p．171）文化认同包括对本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认同。对文化本体的认同、对家庭、家族等血缘关系的认同等都属于对本族文化的认同。这类认同主要经由社会化过程（socialization）而自然形成，例如对于一个出生于四川的中国人来说，通常他（她）毫无选择地必须学习四川话，并且需要认识、了解与自己成长环境密切相关的风俗习惯、饮食穿着、社会结构、价值观等文化内涵。一经社会化，我们也就与自己的文化群体相融合，建立了对本族文化根深蒂固的归属感。对于异质文化的认同主要包括对本国不同族群的认同，以及对不同国家民族、种族文化的认同等。由于文化差异的深刻影响，这类认同常常与自己的本族文化认同发生冲突，因此建构此类认同的难度常常很大。例如，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很重视“隐私”，无论是具体的生活空间还是抽象的思维空间，这往往意味着有一些事情只属于个人，而不适合公开谈论，比如说钱。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中国人是羞于谈论金钱的，如“视金钱如粪土”；但在当代中国，“钱”却常常是人们聊天的一个主要话题，比如今天买菜花了多少钱，身上的衣服多少钱，有时甚至会谈及工资等。这样的聊天内容就让西方人很难适应，更谈不上让西方人去认同中国的这种当代文化了。

菲尼（Phinney，1993：p．61-79）通过研究将文化认同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未审的文化认同期^[5]（unexamined cultural identity）。在这一阶段，由于社会化的影响以及缺少与外界充分交流的机会，人们常常视自己的文化为理所当然，没有兴趣去了解别的文化，对待任何事情都是从自己的文化立场出发。基于这种狭隘的文化观，在这一阶段常常形成文化刻板印象、文化偏见。后者以种族中心主义的危害最大。例如，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不平等对待外国人的“天朝型”世界观^[6]（陈国明，2009：p．172）；在当代西方世界，仍然有不少白人持着明显的种族优越感去歧视、排斥少数族裔，这都是“未审的文化认同期”的表现。

第二阶段是文化认同的搜索期（cultural identity search）。在这一时期，伴随个体的成长以及与其他文化群体交流互动机会的增多，个体开始思考自己的文化与周围事物的关系，形成了与其他异质文化进行比较的意识。一方面，他们对本族群文化的认同可能得到进一步强化，另一方面，在比较中，人们可能对本族群文化进行反思，有了某种批判意识——看到了自己文化中落后的方面，并发现自己与文化出现了不相适应的状态。搜索期有助于人们重新认识自己与所属文化，但是同样可能置人于迷茫困惑之中——在异质文化的冲击下，自我认同与对本族群的文化认同遭遇不同程度上的“休克”。文化认同的搜索期常常出现于跨文化适应过程中的“文化休克”阶段。例如，我们曾经对在华留学生关于中国文化的认同程度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90名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中，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在了解中国重要的文化观念，并且认为比较中国文化和自己本国文化的关系很有意义。但是，他们认为要真正认同中国文化，还是很困难。例如，在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美国，人们很难理解集体主义。一名美国学生曾经表示，中国人的社交习惯有时超出了她的适应范围。她不习惯中国人做什么事都很多人一起的行为模式，而喜欢有更多单独行动的时间和个人空间。而不少留学生反映，中国人的一些非语言交际行为也实在令人费解，中国人之间不言自明的文化为在华外国人的跨文化认同带来很多障碍（刘荣，杨恬，胡晓，2013：p．33）。

第三阶段是文化认同的完成期（cultural identity achievement）。在这一阶段，经历了前两阶段的无知与休克，旅居者已能够对自己与本族文化有更为清晰的认识和坚定的认同；同时，也能够以更加开阔的心胸来对待异质文化，更加理性地认识本族文化与异质文化的差异，逐渐克服自己对异质文化的刻板印象、偏见或者歧视，同时能够积极应对他人对自己及所属文化的刻板印象、偏见或者歧视。对于生活在国外的移民、旅居者而言，这一阶段可视为奥伯格跨文化适应过程中“适应期”的基础，人们通过“整合”策略逐渐融入到东道国文化之中，建构起金荣渊所称的“跨文化认同”。

阿德勒、吉川（Muneo J．Yoshikawa）和金荣渊等学者都曾探讨过建构跨文化认同的途径问题。相比较而言，金荣渊的观点更为现实。金荣渊认为，跨文化认同的建构立足于本土文化基础之上，是交际双方做出系统性文化调整、消除排斥性文化认同、吸纳新的文化元素、不断回归自我、融入人类共同体发展的过程（戴晓东，2009：p．155-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