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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
1.12.2.2 二、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式
二、跨文化适应理论模式

移民、旅居者的适应模式是跨文化交际研究领域中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并且成为跨文化适应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环境中,初次接触异质文化的人需要经历怎样的过程才能适应新文化?他们采用了什么样的策略来适应新文化?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由于研究视野的不同,结论也不同。我们将介绍两种具有代表性的跨文化适应理论。

(一)U-曲线型模式

利兹格德(Lysgaard)所提出的U-曲线模式是跨文化适应研究的经典之作。利兹格德(Lysgaard,1955:p.45-51)考察了200名赴美访学的挪威学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发现这些旅居者对美国文化的适应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初始期(Initial Stage)。旅居者刚到美国,对一切都感到新奇、兴奋,大多数人都处于一种“最初的欣悦”状态(initial euphoria),与美国人的接触非常简单。第二阶段是寂寞期(loneliness stage)。当旅居者想与美国人建立更深层次的人际关系时,开始出现语言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迷惑、误解、寂寞。初到异乡的新奇感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种焦虑。第三阶段是复原期(recovery stage)。旅居者开始学会交朋友,并逐渐适应美国的工作与生活环境,情绪逐渐回升。

U曲线假说描述了旅居者的跨文化适应过程,对跨文化适应过程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但是这个理论也遭到不少当代学者的批评,例如它没有提供更多有关跨文化适应机制的信息,没有揭示适应期的各个阶段是如何开始,又是如何结束的(Furnham&Bochner,1982:p.161),对不同旅居者的适应过程进行了过于简单的概括等(杨军红,2005:p.42)。

1960年,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奥伯格(Oberg)提出了“文化休克”的概念,进一步完善了U-曲线跨文化适应模式。奥伯格认为,跨文化适应可以分为四个阶段(见图7.1),第一个阶段是“蜜月期”(the honeymoon stage)。这时人的心情就像新婚度蜜月般甜蜜。事实上,这种甜蜜主要来自于人类对新事物的好奇天性。第二个阶段是“危机期”(the crisis stage)。奥伯格强调了文化休克对这一阶段移民、旅居者的深刻影响,他们常常感到无能为力、愤怒、焦虑。第三个阶段是“恢复期”。在经历了一系列文化冲击后,移民、旅居者会尝试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并对新文化进行更深入的了解,和第二阶段相比,他们已经能够应付一些文化休克问题了。第四个阶段是“适应期”(the adjustment stage)。也是奥伯格对利兹格德理论的一个补充,在这一阶段,移民、旅居者最终走出了文化休克带来的消极影响,能够顺利地应付在新文化中遇到的问题,并且能够愉悦地接受新文化,享受在新文化中的生活。(Oberg,1960:p.177-182)这也是跨文化适应最理想的一种状态。

图7.1 文化适应过程的U形模式

在我们的跨文化交际调查中,当被问及“你适应中国的生活了吗”时,超过60%的亚洲学生和欧美学生都选择了“比较适应”,可见伴随汉语水平的提高,对中国了解程度的加深,大多数受访者已经逐渐步入了跨文化适应中的“恢复期”,正在更加理性地认识中国,并且寻找办法解决文化休克带来的交际问题。但是,仍然有20%的亚洲学生处于“危机期”,认为“不太适应中国,对中国文化还很困惑”,而仅有8%左右的欧美学生有同样的感受。这说明,文化距离的远近并不是影响跨文化适应的关键性因素。

(二)文化适应理论

约翰·贝里(John Berry)是加拿大著名的跨文化心理学家,1992年出版的《跨文化心理学》是他最重要的著作。在该书中,贝里提出了最引人关注的“文化适应双维度模型”,又称为“Berry的理论框架”。(单波,2010:p.54-55)贝里通过这个模型对文化适应中个体的文化适应策略进行了区分,“保持传统文化和身份的倾向性”与“和其他文化群体交流的倾向性”是他考量的两个主要维度,两者相互独立,也就是说,对某种文化的高认同度并不意味着对其他文化的认同度会低。(单波,2010:p.56-57)贝里在大量实证研究基础上,根据文化适应中的个体在这两个维度上的不同表现,共区分出4种不同的文化适应策略,如图7.2所示。

图7.2 Berry的双维度理论模型

从非主流种族群体的角度(移民或者旅居者)来看,当个体既重视保持传统文化与身份,也注重与其他群体交流时,他们采用的就是“整合”策略;当个体不愿意保持自己原来的文化与身份,却与其他群体交流频繁,非常认同主流文化时,他们采用的就是“同化”策略;当个体重视自己原有的文化,但却不愿意与其他群体交流时,采取的就是“分离”策略;最后,当这些个体既没有保持自己原有的文化,又对跟其他群体交流没有兴趣时,就会使用“边缘化”策略。

贝里提出,非主流群体所采取的适应策略会明显受到主流群体的影响。例如,当主流群体采取熔炉(melting pot)策略时,非主流群体常常会采取同化策略,相反,主流群体施行种族隔离政策时,非主流群体通常采取分离策略。当主流群体集体排外时,非主流群体常会边缘化自己,而当主流群体施行多元文化主义时,非主流群体更倾向于采取整合策略。可见,只有当主流社会秉持更加开放、多元、包容的态度来与非主流群体交往时,后者才能成功地融入主流社会,最终达成社会的和谐状态。(Berry,1997:p.66)

在我们面向外国留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调查中,当谈及留学生采用何种策略来适应中国的文化,76.92%的亚洲学生、70.89%的欧美学生选择了“与中国人更多的交流互动”一项,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倾向于使用积极的整合策略来进行文化适应,这与当代中国开放的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不过,在亚洲学生中,仍然有20%的人会更喜欢“主要通过与本国人交流来了解中国”,即采用分离策略,而欧美学生选择分离策略的只有10.13%,一定程度上表明欧美学生在跨文化适应上的态度更为积极。此外,无论是欧美还是亚洲学生,采用同化策略——“只与中国人交流,想成为一个中国人”的人数都非常少,说明他们都是以本国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不会随意放弃。

贝里的理论模型给人们的启示是,跨文化交际能否顺利开展,一方面取决于人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改变自己,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们与异质文化如何互动与共处,以达到最终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