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族事务局的J．W．鲍威尔（J．W．Powell）首次使用了acculturation这个词来表明“来自外文化的人对新文化中的行为模仿所导致的心理变化”。（孙乐岑、冯江平，等，2009：p．41）1936年，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edfield）、林顿（Linton）与赫斯科维茨（Herskovits）等在共同起草的《文化适应研究备忘录》中，对“文化适应”作了比较明确的界定：“文化适应包括这样一些现象：来自不同文化的群体经过第一次握手，某一方或者双方群体原先文化模式的改变……”在这样的定义下，文化适应与文化改变（文化改变仅仅是单方面的）以及同化（这有时是文化适应的一个阶段）是有区别的。（史密斯、彭迈克、库查巴莎，2009：p．295）

可以看到，雷德菲尔德等人认为文化适应主要是不同文化在连续接触后，一方或者双方文化模式改变的过程。后来学者对文化适应的界定也是围绕这一基本内涵来进行的。例如，格雷夫斯（Graves，1967：p．337-350）把文化适应看作是个体与其他文化群体的实际接触所导致的心理与行为上的变化，也即个体心理上的文化适应；贝里（Berry，2006：p．303）等人认为，文化适应是伴随着不同文化间接触而产生的文化和心理的改变。

我们认为韩裔美国学者金洋咏（Young Yun Kim）对跨文化适应内涵的界定更为全面和清晰。金洋咏在其跨文化适应与传播整合理论（integrativ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daptation）中认为，跨文化适应是“人类进入一种新的文化并遇到对抗环境时努力达到平衡的本能”“跨文化适应是一个多阶段过程，在新环境中一个人只有在与其他人交流时才会去适应，融合依赖于与主方文化社会的互动”“跨文化适应是一个持续过程，并不因为与新文化接触时间长而更容易达到”。（单波，2010：p．70）值得注意的是，金洋咏特别强调了传播——包括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对跨文化适应的重要作用，指出传播是推动移民、旅居者进行跨文化适应的“中间过程”。（Kim，1977：p．66-77）

进行跨文化适应的人群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长期的移民或者难民；另一类是短期居留者，即“旅居者”，包括完成某项使命和任务的人，如留学生、海外学者、商人、军事人员、科技人员、传教士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