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卡普兰（Kaplan，1966）为了研究语篇类型，收集了约600份母语非英语的学生的作文，对其文章的组织结构进行了分析和比较，总结了五种语篇类型，发现这些类型与学生的母语文化背景相关，分别代表英语、闪语、东方语言（以汉语为代表）、罗曼语和斯拉夫语民族的思维模式，如图4．1所示。

图4．1　跨文化交际学习中不同文化的思维模式

卡普兰认为，英语语篇的组织结构具有直线发展的特点，闪族语语篇是平行发展的，东方语言则呈螺旋型发展，罗曼语系的语言与俄语相似，往往是以曲折型发展的。斯考仑提出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思维模式的差异表现为语篇上的归纳式和演绎式的差异。中国人或东方人思维方式是直觉、具体和圆型的，写文章时往往把思想发散出去还要收拢回来，落到原来的起点上，这样话语或语篇结构呈圆型或聚集式；说话时他们习惯于绕圈子，常常避开主题，从宽泛的空间和时间入手，从整体到局部，从大到小，由远及近；在向别人提出要求时，东方人总是先陈述原因、背景，以使对方有个思想准备，引起对方同情或理解，之后才提出自己的具体要求，而西方人则径直提出要求，开门见山，对原因的陈述可有可无（贾玉新，1997：p．390）。

学者海因兹（Hinds）从作者的动机和表述对策上进行研究，提出了“读者责任型语言”和“作者责任型语言”的区别。读者责任型语言要求读者对文章作品的理解负主要责任，读者自己去弄清句子及命题之间的语法和逻辑联系；作者责任型语言假设读者对文章的内容缺乏了解，作者要对读者的理解尽最大可能的责任。海因兹认为汉语是读者责任型语言，英语是作者责任型语言。这种观点与低语境和高语境观点对应，（Satoshi Ishii，1988：p．99）认为日本是高语境国家，许多意思都包含在语境之中，不需要每一点都明白无误地讲出来；美国是低语境国家，一切都要靠语言讲清。一位美国学者曾抱怨他的一位日本博士后在和他讨论学术问题时，总是安静地倾听，除了频繁点头外只是保持沉默，这位美国学者觉得很不适应，认为对方应该以话语回应，表达自己的观点。然而在日本人看来，点头就是一种得体的回应方式，美国教授康登（Condon，1984：p．39-47）把日本人的交际风格归结为四点：

（1）日本人对于讲话的态度与美国人不同，美国人强调敢于讲话，而把沉默理解为紧张、尴尬、羞怯或怀有敌意，因此只要有可能出现沉默的局面，美国人会马上讲些话填补一下。日本人并不把讲话看得那么重要，相反把讲话过多看作是不成熟、缺乏知识的表现。沉默不仅不会引起日本人紧张，相反，在不同场合它可以具有不同的意义，例如，可用以对刚才讲话的人表示敬意。

（2）美国人常常帮助对方把一句话讲完，而日本人很少这样做。美国人接话茬儿是为了表示自己一直在认真听，而日本人会把这种行为看作是不耐烦、傲气凌人。

（3）美国人喜欢开门见山、直来直往，而把转弯子讲话看作是思路不清或缺乏诚意。从日本人的角度来看，直截了当可能被认为是对对方的感情缺乏考虑。只有在团体内部，上级对下级才能直来直去，讲话类似于命令。

（4）对于美国人来说，讲话几乎是唯一的交际手段，而对于日本人来说，讲话只是手段之一，表情、姿态、服装等都可以表情达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