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草之功）的意思是在战场把草踩倒的功劳，意为出战取得的战功。这些成语往往与该民族的自然环境和文化特征有关，槟榔、榕叶都是越南热带环境中特有的植物，在成语中也会出现；横草的意思是把草踩倒，在中国是很容易的事情，但在韩国因为战争多在野外山地、草地上进行，用横草比喻战争的艰辛。英语bone of the bone and flesh of the flesh意思是骨中之骨、肉中之肉，比喻血缘上的亲属关系或思想上的团结一致，出自《圣经》上帝造人的神话。上帝造了世界和亚当后，发现亚当孤独无伴，就趁他熟睡的时候，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成一个女人夏娃，领到他面前，从此两人结为夫妻。swan song字面意思是天鹅之歌，实际意思是最后杰作、绝笔，源于希腊成语kykneion asma，在希腊神话中天鹅是太阳神阿波罗的神鸟，常用来比喻文艺，天鹅平素不歌唱，而在它死前必定引颈长鸣，高歌一曲，其歌声哀婉动听，感人肺腑，这是它一生中唯一的、最后一次歌唱。

（二）词汇的语义

语义指的是语言中词语的意义。语义的异同与文化密切相关，是跨文化交际中的重要问题。

1．指示意义与隐含意义

在日常交往中，词语本身所指称的意义是明确的，称为指示意义（denotation）；有的意义却是暗含在词语背后的，称为隐含意义（connotation）。一个词除了具有字面的指示意义外，还可能具有隐含意义。指示意义也称为字面意义、概念意义或明指意义，隐含意 义也称为联想意义、引申意义或暗指意义，它是在特定的社会和语境中产生并表现出来的意义。例如，“海”的指示意义是“大洋靠近陆地的部分”，隐含意义可以指“连成一片的很多同类事物”。熟语常常通过指示意义来体现民族文化，基本词汇和大部分一般词汇则有所不同，它们常常通过隐含意义来表现文化特质。例如，“海”字的隐含意义还可以是“从外国来的”，因此汉语中有“海归”一词指代“在海外留学或工作后归国的人员”，四川话的“海椒”一词指代来自外国的辣椒。

由于客观世界的相似性和民族文化的特异性，不同民族之间指示意义相同的词语可能隐含意义不同。例如，“胖”这个词在汉语和德语中的指示意义都是“脂肪多”，但在汉语中还有传统和现代两种隐含意义，传统的含有富足的意义，现代的含有形象差、不注重体型的意义，现代的“胖”的意义与德语中“胖”的意义相同。因此词语的隐含意义与文化密切相关，对一个词的理解不仅要明白其指示意义，还要掌握其隐含意义，并在交际中准确地理解和使用。要特别注意由于文化不同而形成的词汇意义的差异，特别是隐含意义的异同，以保证双方相互的准确理解及顺畅交流。比如告诉一个中国人他很胖，这个中国人可以理解为自己生活状态不错，也可以理解为形象差；而说一个德国人胖，则会让听者以为自己的形象差、不健康，会让听者不舒服，引起负面情绪，影响双方的交流。

2．跨文化交际中的语义差异

语义的差异，特别是隐含意义的差异，对跨文化交际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两种语言的指示意义和隐含意义的异同有四种情况（贾玉新，1997：p．233）。

（1）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不同或截然相反的词汇

在不同文化中，同一事物可引起完全不同的联想，在词汇意义上的表现是词语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不同，即词汇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或文化意义。比如“乌鸦”一词，在不同的民族语言中具有不同的隐含意义。在汉语中乌鸦代表着不吉利，如“乌鸦嘴”指的是说不吉利的话，然而在很多民族及其语言中，乌鸦代表着吉利，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尊敬。在日本乌鸦是至高无上的神鸟，也被看作是孝心的代表；在缅甸，很多商店的店名是“金乌鸦”。再如“绿色”在英语和汉语中的含义差异较大，在英语中green有丰富的含义，可以指未成熟的、无经验的、易受愚弄的，也可以指面色苍白，有病容，还可以指人精力充沛，其他还可以代指嫉妒、眼红，如green-eyed。而汉语的“绿色”主要是一种颜色，嫉妒是用相反的颜色“眼红”来表示的，“眼睛都绿了”则是“饥饿”“贪婪”的意思。

隐含意义有差异的词汇在跨文化交际中比较常见，在面对不同的文化时要注意各民族对世界的不同认识，并注意其体现在语言符号上的差异。

（2）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部分相同的词汇

在两种不同的文化中，有的词在某些方面会引起不同民族的共同联想，而在其他方面却会引起不同的联想，这些词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部分相同，其中相同的方面反映了不同民族的物质世界或精神世界中的相同点，不同的方面说明了各民族文化间的差异，即不同民族的文化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个性的差异。例如“玫瑰”在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中都象征着美丽和爱情，除了这一共同的含义以外，英语的under the rose的意思却是“秘密地”“私下地”“暗中”，它源自古罗马故事，小爱神丘比特为了维护其母亲维纳斯的名誉，送给沉默之神哈伯克拉底一束玫瑰，请他不要把维纳斯的风流韵事传播出去，哈伯克拉底收了玫瑰花后就遵守诺言，守口如瓶。

（3）指示意义相同，在一种语言中有丰富的隐含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却没有的词汇

由于受民族文化的影响，一个普通的词在一种语言中常有极其丰富的联想意义，在另一种语言中就可能仅仅是一个语言符号。比如龟这种动物在不同民族语言中有不同的象征意义，在东方文化中具有长寿、吉祥、显贵、神力等多种象征意义，是四灵之一，人们在家中养龟以图吉利，也有龟鹤延年的说法，龟在中国还含有贬义，用来指被妻子背叛的男人。在英语中乌龟并没有特别的联想意义。再如蓝色在中国文化中没有特别含义，而在英语中则含义丰富，可以指心情忧伤、沮丧，如blue Monday；可以指下流的、色情的，如blue talk；还可指社会地位高、出身名门，如blue blood。另外还有很多由blue组成的固定用语，如blue stocking指女学者和女才子，blue moon指很长的时间，blue in the face with cold指冻得发紫，out of blue意思是意想不到，one in a blue意为千载难逢，drink till all blue意思是一醉方休，习语true blue will never stain意思是真金不怕火炼。

（4）文化中的词汇缺项

各个民族一般都有自己文化中特有的词汇，它们只存在于这种文化中，而不出现在另一种文化中，这就是不同文化中的词汇缺项。词汇缺项反映了各个民族独特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比如儒家“五常”之一的“义”，反映的是中国古代一种含义极广的道德范畴，意思是公正合宜的道理或正义。表面上看，似乎与英语中的justice对应，但实际上，“义”反映的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平行于儒家哲学中的“忠”和“孝”，忠代表国家中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道德原则，孝代表家庭中前辈和后辈的依附关系，义用来指代除这两种关系以外的兄弟姐妹，社会中不那么容易区分上下级关系的个体之间的道德原则。这种“义”与西方强调个人主义的哲学思想截然不同，难以找到对应的词项。汉语中有很多带有“义”的词语，如不仁不义、见利忘义、假仁假义、背信弃义、成仁取义、大仁大义、慷慨就义、不义之财、春秋无义战、大义凛然等，中国人也喜欢用“义”字作为人名，这反映了中国人的哲学观和道德观。

不同民族在物质生活上的差异很大，这也形成很多词汇缺项。如缅甸有一种洋麻叶菜，缅语称作khyin baun，这是缅甸人常用来熬汤的酸菜叶，生活在热带地区的缅甸人喜爱这种可以增加食欲的酸味食物，这个词语在其他民族的语言中没有对应的词汇。

以上介绍的是跨文化交际中语义的四种差异。然而，客观世界的相似性与人类思维的相似性决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世界的认识也是相似的，因此不同民族的词汇会出现相同的情况。有的是完全相同，即两种语言中的词汇不仅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也完全相同，例如“驴”这个词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指示意义相同，隐含意义也相同，都带有“蠢”“倔”的含义。还有的情况是指示意义不同、隐含意义相同，如汉语“小菜一碟”和英语a piece of cake意思相同，都指的是没有难度的事。

二、语法与跨文化交际

语法是组织成句的规则，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语法系统。每个社会都会使用某种特定的语言，并遵遁这种语言的语法规则。语法规则的差异体现了深层文化的差异。

世界语言数千种，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分成不同的类型。根据语言起源发展和谱系分类法，可以分为汉藏语系、印欧语系、阿尔泰语系、闪-含语系、乌拉尔语系等十多种；根据构词方式进行分类，可以分为孤立语、粘着语、屈折语和多式综合语四种类型。不同民族的语言在语法上的系统差异体现了各民族文化起源及随之定型的思维方式的差异及认知方式的差异。

（一）跨文化交际中语法类型的差异

汉语在谱系上属于汉藏语系，在构词方式上属于孤立语，语素绝大部分是单音节的，句子中的词缺少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比如在“你读完这本书了吗”这个句子中，“你”“读”“完”“这”“本”“书”“了”“吗”每个词由单音节语素构成，在句子中没有任何形态变化，名词“书”没有阴性、阳性的变化，动词“读”没有时态的变化，代词“你”没有格的变化，同时，在这个句子中补语“完”、时态助词“了”、语气助词“吗”则表达着丰富的语法意义，因此大多数学者认为虚词和语序是汉语的主要语法手段。由于缺少形态变化，汉语与印欧语言相比在句法上具有两个特征：词组构造与句子构造一致，词类和句子成分不对应（朱德熙，1985：p．4）。

西方语言属于印欧语系，在构词方式上属于屈折语，有多种表示各种语法意义的词缀，动词、名词、形容词等常可以加词缀使词形发生变化，表示特定的语法意义。比如英语中有表示名词单复数的-s，表示动词时态的-s、-ing和语态的-ed等，这些形态不仅是构词的形式，也是使句子成立的语法手段，因此印欧语系形态变化丰富，词类功能比较单纯。比如“Ihave told him．”这句话中，I是主语，形态上是代词的主格形式，told是谓语，是动词的过去分词形式，him是宾语，是代词的宾格形式，整个句子的句法成分和词类是对应的。

因此，学者们多认为汉语与印欧语系各语言的差异是形合和意合的对立，汉语重意义、重内容、轻形式，印欧语重形式、轻内容。印欧语以英语为例，英语高度形式化、逻辑化，句子成分必须完备，各种组成部分很少省略，主语更不能省略。而汉语则不注重形式，句法结构不必完备，动词的作用没有英语那么突出，重意合，轻分析，在表示动作和事物关系上几乎全依赖意合。比如“这本书不想看了，太难了”在英语和汉语中所采用的语法手段完全不同，在英语中需要说成“Idon’twant reading this book．It is too hard”，这个句子主谓宾句子成分完备，各个词的词形变化与它的句法成分一致；而在汉语中第一个小句主语和谓语的语义关系没有表示被动的形式标志，第二个句子则没有主语。因此，王力先生提出汉语是“人治”的语言，是主观的，印欧语系是“法治”语言，是客观的（王力，1984）。

（二）跨文化交际中的认知与语序差异

不同语言的思维方式差异体现在认知方式上。由于语言具有线性特征，人们说话时只能按照时间的先后依次说出一个一个的音节，因此语言具有时间象似性（tense iconicity），语言成分的次序与物理世界的次序或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次序相互平行，表现为时间顺序原则、时间范围原则和时空范围原则（戴浩一，1985）。

在没有时间词或时间状语的并列复合句中，时间顺序原则起作用，“两个句法单位的相对次序决定于它们所表示的概念领域里的状态的时间顺序”，比如“我回家拿钥匙”，事件的顺序和语言成分的次序是一致的，先回家再拿钥匙。这条原则在许多语言里是一致的，比如英语中这句话可以翻译为Iwill go back to get keys，语序与汉语一致。

在有时间词或时间状语的句子中，不同语言语序是不一致的，在汉语中起作用的是时间范围原则，即“如果句法单位X表示的概念状态在句法单位Y所表示的概念状态的时间范围之中，那么语序是YX”。这条原则要求时距小的成分排在时距大的成分之后，比如“昨天他去北京了”，“他去北京了”这一状态在“昨天”的范围之内，因此主要动词“去”放在时间词之后。而英语则不遵循这条原则，时间词放在主要动词的前后都可以，He went to Beijing yesterday和Yesterday he went to Beijing都对。

在汉语中时间范围原则还可以更普遍地体现在空间上。无论是时间还是空间，大范围成分总是先于小范围成分，比如汉语地址的写法是从大到小，“中国四川省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24号”，英文则刚好相反，小范围成分应该在大范围成分前，应该写成No．24 South Section 1，Yihuan Road，Chengdu，China。从时空范围原则来看，汉语由大到小的语序反映了使用这一语言的民族的认知策略，汉语母语者习惯从整体到局部，采用“移动自我”的策略，移动自己而逐渐接近客体，在经历小的局部之前先经历整体；英语从小到大的语序反映了该民族的认知策略，英语母语者习惯从局部到整体，采用“移动客体”的策略，目标客体从包容它的大客体中向认识主体走来，在经历大的整体之前先经历局部。如果与更深层的文化相关联，可以说汉英认知策略的差异体现了汉民族整体性思维方式以及群体性取向，及西方民族分析性思维方式和个人主义取向（吴为善，2009：p．112-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