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与文化相互影响
跨文化交际的基本媒介是语言,造成障碍的也主要是文化影响语言引起的后果。因此,这个部分着重讨论文化影响语言的情况,附带谈到语言对文化的反作用。
(一)文化影响语言
文化影响语言和语言反映文化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语言是表现,背后的文化是原因。前面就语言反映文化这个方面作了一些介绍,现在反过来,介绍文化影响语言这个方面。
从宏观上说,不同的社会经济文化状态导致语言词汇面貌不同甚至迥异,是文化影响语言的一种重要表现。例如,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社会处于停滞状态,传统文化开始衰落,而在欧洲,资本主义蓬勃发展,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后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这个时期中西语言词汇面貌的差异,突出地表现为英语等欧洲语言中有关工业革命、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词语如泉涌井喷般出现,日本也利用汉字组词将它们翻译引进,而在汉语中,这一块那时是一片空白。
下面简要介绍文化影响语言的方方面面表现。
1.不同社会制度导致亲属称谓体系的繁简大相径庭
这是说到语言-文化差异的时候常常提起的话题。亲属关系对于世界上所有的民族来说是一致的,但亲属称谓,却以汉语最为复杂细密。背后的原因就是古代中国在单一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并长期延续的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父系家长制宗法关系及宗法等级社会制度。
2.社会等级制度和等级观念对语言的影响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制度曾经长期延续的中国、韩国、日本等国家,由于等级观念根深蒂固,语言中显示尊卑上下关系的称谓词语和称谓方式如各种头衔等特别发达,而且使用普遍。韩语、日语还形成了完整的敬语、平语(非敬语)词汇体系,以及专门的词缀(例如韩语表示尊敬的-
)和语法成分(例如构成韩语所谓“思密达”体的
)。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分层较为平缓,人们的平等意识十分强烈,称谓的使用就显得比较“随便”和“不拘礼”。
在这个方面,不能不提一下的是中国历史上的避讳制度造成词语替换或汉字读音、写法扭曲这一现象。例如:嫦娥原名“姮娥”,因为避汉文帝刘恒的讳被改名。楚汉相争时期劝韩信背汉自立的蒯彻,后来因为避汉武帝刘彻的讳而在史书上被改名为蒯通。东汉光武帝的同学,著名隐士庄光,死后因为避汉明帝刘庄的讳被改了姓,因而后世知道的不是庄光,而是严光。《捕蛇者说》是唐代柳宗元的名篇,为了避唐太宗李世民的讳,文中把“民风”改为“人风”。《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母亲名叫贾敏,所以总是把“敏”念成“密”,写到“敏”字也总要故意缺笔。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3.宗教对语言词汇的影响
在中国,佛教传播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语言方面,大量佛教词语融汇到汉语的固有词汇中,成为汉语词汇的有机组成部分。像下面这些词和成语、俗语、典故,一般人已经感觉不到它们来源于佛教:
劫 塔 自在 见地 功课 报应 解脱 因果 地狱 观照 有缘 投机
印证 化身 红尘 世界 现在 实际 觉悟 刹那 烦恼 方便 平等
清规戒律 一针见血 心心相印 苦中作乐 当头棒喝 随机应变 回光返照
不可思议 一丝不挂 水中捞月 苦海无边,回头是岸 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
在俄罗斯,基督教的东派“东正教”在与俄罗斯民族精神相融合的漫长过程中给俄语打下了深刻的印记。突出表现是相当多的俄罗斯谚语和俗语含有бог、господь(上帝)和божий(上帝的)等词语,大量谚语俗语或者直接来源于教会斯拉夫语《圣经》原文,或者反映俄罗斯人的宗教习俗,或者在东正教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强烈的宗教色彩成为俄罗斯谚语和俗语的显著特点。
至于基督教对英语的影响,更是源远流长、广泛深刻,以至于产生了不读《圣经》不可能真正学好英语的说法。
4.社会生产生活与语言特有词语
汉语的“三伏”“三九”和二十四节气中除二分(春分、秋分)、二至(夏至、冬至)外的节气名称,世界上的绝大多数语言里都没有对应的词,怎样翻译也是令人挠头的事。其所以如此,得由中国人特殊的生产生活背景来解释。
先说二十四节气。中国传统的农历既不是纯粹的“阳历”,也不是纯粹的“阴历”,而是一种“阴阳合历”,因此不能完全反映地球绕太阳公转所造成的季节、气候的周期性变化情况。但中国又是一个农业社会,需要准确了解这个情况,据以安排农事活动。于是,在春秋战国到秦汉时期对二十四节气的认识完全形成的基础上,公元前104年,标志一年中二十四个时点上季节、气候特征的二十四节气被正式补充进了历法(《太初历》)。
再说“三伏”。“伏”即“长夏”,是古代五行家对季节的另类安排。春、夏、秋、冬四季被五行家分别加上木、火、金、水的属性,由秋到冬金生水、由冬到春水生木、由春到夏木生火,自然循环。但是由夏到秋则不然,火克金,金不敢出来,就要潜伏一段时间。于是五行家在夏、秋之间加进一个季节——“长夏”,规定它属“土”,并且取“潜伏”之义称之为“伏”。这段时间一般为三十天,特殊情况下四十天,十天为一伏,总起来称“三伏”,“三伏”常常是一年中最为闷热的时候。“三九”则是民间将从冬至日起到大地回春的八十一天按九天一段(总称“九九”)加以划分的前三段,也是一年中最冷时段的名称。
顺带说说“炕”。这是一个因中国北方民居特有的设施——火炕而产生的汉语特有词,其他语言自然无法用一个词来对译。
5.“对等词”词义差异与文化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一种认识曾被看作天经地义,那就是:汉英两种语言中,“农民”与peasant对等、“政治家”与politician相当,等等。实际情况却是,对于西方国家的许多人来说,peasant一词在具有基本意义“农民阶级的一员,包括农场主、有土地的农民、雇农等”(《美国传统词典》)的同时,还附带有负面的评价意义:“一般指未受过教育的、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新编韦氏大学词典》)或者“乡下人,庄稼人,乡巴佬”“教养不好的人,粗鲁的人”(《美国传统词典》)。而politician一词在美国英语中往往有很强烈的贬斥色彩,引起别人的蔑视,因为它指的是为谋取个人私利而搞政治、耍手腕的人(邓炎昌、刘润清,1991:p.175-177)。但在汉语里,“农民”一词在评价意义上是中性的,“政治家”则含有崇敬意味。
可见这两对曾被误认为汉—英“对等词”的词,意义上并不对等,汉语词和英语词被各自服务的社会赋予了不同的评价意义。这类情况中,常被提到的例子还有:
汉语词 英语词
雄心(中性);野心(贬) ambition(褒)
宣传(褒或中性) propaganda(贬)
个人主义(贬) individualism(中性或褒)
知识分子(中性) intellectual(贬)
借词和源语词原本是一个词,按说应该对等了吧?不见得。举三个韩语汉字词的例子:第一个是“欢乐”。在汉语里,这个词可以尽管大胆使用,可是在韩语里,
(欢乐)却与色情、放纵有关,成贬义的了。第二个是“家族”。在汉语里,这个词指以婚姻和血统关系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组织,包括同一血统的几辈人。韩语的
(家族)则语义范围比汉语窄得多,仅包括在同一户籍上记载的小家庭成员。第三个是“矛盾”。韩语
(矛盾)的意义基本上停留在最初的“自相矛盾”上,只增加了一个作为哲学概念的义项,而汉语则引申出了“两人矛盾很深”“她心里十分矛盾”这样的用法所表现出来的意义。这三个例子反映出来的借词与源语词的意义差异,应该说是借词和源语词在不同社会文化土壤上生长的结果。(朱燕,2012)
有的词,例如汉语“教授”和英语professor,表面看来意义对等是毫无疑问的,其实不然。一次,一位中国的大学教师和一位美国某大学的副教授用汉语交谈,问起他们系里教授的情况,美国副教授先后两次说:“我也是教授。”意思是不把他算作教授是不对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国老师事后仔细一想恍然大悟:由于没有想到美国英语里不光正教授称professor,与instructor(讲师)相区别的assistant professor(助理教授)和associate professor(副教授)也都可以称professor,而那位美国副教授可能会按英语professor的用法来理解和使用汉语的“教授”,而中国老师只顾按汉语的用法(专指正教授)来使用“教授”这个词,以致引起美国副教授的误解和不悦。“教授”与professor貌似对等实则不对等,深层原因应该是中美两国高校职称制度的不一致。
在跨文化交际中,对于这类词语的使用显然应该多加小心。
6.语言变体及语言的身份标志作用
语言的变体指语言的各种表现形式。上一节说过,有文字的语言具有口语和书面语两种表现形式,口语和书面语就是这类语言的两个基本的变体。书面语又包含普通、文艺、公文、法律、商贸、科技等文体。口语和书面语都有正式语体、非正式语体之分。口语非正式到极点,就是俚语、脏话的滥用。
其他的语言变体可以统称为方言,一类是地域方言,一类是社会方言。关于前者,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中国的七大方言。具有一定规模的语言都有不同的地域方言。关于后者,通常提到的有行业语(行话)、隐语和黑话、性别变体(日语是一个典型)、年龄变体、社会阶层变体、由于某个特殊人群而形成的变体(如美国的黑人英语),以及网络语言等。地域方言的形成可能涉及一种语言的集中和分化,总的说来是居民不同地域分布的结果。但也有人为干预的情况,例如美国英语拼写法与英语传统拼写法的差异,就是当初北美殖民地刻意疏离英国、力图创造新的国家身份,通过词典(例如首部美国英语词典《韦伯斯特大辞典》)编纂和学校教育确定下来的。
这是一个通过语言,实际上是(英语的北美)方言的发音和较为接近实际发音的拼写特征,来显示不同于原宗主国的新国家身份的例子。事实上,语言和语言变体随时随地起着透露群体和个人的某种身份的作用。通常情况下,一个人只要说上一阵话,他的口音、用词、言语风格和习惯等就会告诉别人他是本国(族)人还是外国(族)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以及大概从事什么职业,年龄、收入和教育状况如何。这些方面的信息会引起交际对象或明或暗的某种反应,影响交际的效果,因此有必要自觉地加以注意。这个问题在其他章节还会谈到,就不在这里展开了。
7.“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对语言的影响
“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的差别主要表现在交际当中,但对交际工具语言也有影响。因为前面一章从定义、后面一章从语言交际的实践方面对这个问题都有介绍和讨论,这里只以汉语的“意思”为例,看看“高语境”文化词是如何依赖语境实现意义具体化的。
可以看到,在下面的例句中,语境不同,“意思”(以及由“意思”组成的词语)的具体意义也不同:
(1)学生:老师,“蝴”这个字是什么意思?
老师:单独的“蝴”字没有意思。
学生:那“蝶”字有意思吗?
老师:有意思,“蝶”是“蝴蝶”的简称。
(2)甲: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乙:没什么意思啊,开个玩笑呗。
(3)甲:怎么样?那本书有意思吗?
乙:有意思!我看完就给你看。
(4)大礼拜天儿的,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没意思。
(5)他这人哪,没意思透了。
(6)你这人真有意思!
(7)我看这事儿有意思。
(8)这孩子才学了三个月的戏,唱起来已经有点儿意思了。
(9)看吧,今天又是大太阳,没有一点儿下雨的意思!
(10)推举你当代表是大家的意思。
(11)怎么样,我这当哥哥的,这回够意思吧?
(12)丢那么大人,还好意思说!
(13)我这做副手的,不干工作吧,不够意思;干得不好吧,不好意思;干得太好吧,你什么意思?所以呀,适当干点儿,意思意思。
(14)甲:这回找他办事,得意思意思吧?
乙:那是。不过也就意思一下儿,太重的礼也犯不着。
(15)甲:哎,你这什么意思?
乙:没别的意思。过年了,一点儿小意思。
甲:赶快拿走吧,别弄得大家都不好意思。
假如和英语中大体对应的词meaning作个比较,汉语“意思”的“高语境”特征会更显突出。
(二)语言影响文化表现举隅
1.语言(文字)崇拜和语言(言语)禁忌
在人们依靠语言进行交际、思维、认识活动和文化传播的过程中,由于没能清醒认识语言的符号性质而分不清语言和它所指的现象,尤其是精神现象,经常误把语言与所指的现象混同,是产生语言崇拜和语言禁忌的认识根源。语言崇拜是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力量,可以用来呼风唤雨、除妖降魔、祈福致祸等,以为凭借语言就能对现实产生或好或坏的作用。这是语言影响文化的一种突出表现。
语言禁忌是语言崇拜的一个方面,又是整个社会禁忌(taboo)的一部分。社会禁忌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受尊敬的神物不许随便使用,一方面是受鄙视的贱物不能随便接触。每个语言社会都有一些语言禁忌,前面说到过的避讳制度在性质上属于前一个方面。属于后一个方面的有:死亡、被认为不祥的事物和不洁、不雅的生理现象等不能直接提及,必须换用迂回、委婉的说法,某些场合不能使用某些词语,等等。了解禁忌情况,不犯禁是跨文化交际必须遵守的规则。
2.佛教词语与中国人的思想观念
前面介绍文化对语言的影响,谈到佛教词语融入汉语基本词汇,反过来,佛教词语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潜移默化,使诸如“报应”之类的观念广为流布、深入人心,从而影响了中国的精神文化。
3.语言(文字)与社会语言心理、审美观念等的相互影响
上古汉语的词汇基本上由单音节词构成,随着时间的推移,汉语语音逐渐简化,同音词大量增加。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汉语采取了增加词的长度的办法,结果是词汇的双音节化。与此相应,数以万计的成语绝大部分由四字组成,日常言语(尤其是书面语)也表现出对“四字格”的偏好。选择双音节化,先民们很早就形成的对称美观念起了重要作用。词汇的双音节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称美的观念。
上古汉语词汇基本上由单音节词构成,书写上则是一个汉字记录一个词,这个事实还造成了汉语社会特有的语言心理——要求听音(节)知义、见(汉)字知义。用个比喻性的说法,就是要求词语的结构和意义“透明”。正是这个语言心理,使汉语在借词的问题上对音译转写抱抗拒态度。汉字文化圈内的日本和韩国起初也是这样,但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与美国关系密切,英语影响加大,如今音译词已经畅通无阻。但汉语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甲午战争后,汉语“一边倒”地直接搬运了一批日语意译西方词语造成的汉字词如问题、调整、判断、目的、细胞、憧憬、品味、消防、干部、主任、故障、成分、反动、义务,等——这些词没有明显的外来特征,很快和汉语固有词打成一片,学界通常也不认为它们是借词,除此之外,“五四”前后一度盛行的音译词如德谟克拉西(democracy)、赛因斯(science)、因士披里纯(inspiration)、燕梳(insure)等,后来都被民主、科学、灵感、保险等意译词取代。时至今日,我们还是愿意用激光、电脑、地铁等一看就能知道个大概的名称来称呼laser、computer、metro等,而不愿意用音译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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