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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功能之一是，在人与外部世界之间设置一道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屏障。因此文化以多种形态决定我们该注意什么、不注意什么^[1]。文化的这种设置屏障功能给我们提供了外部世界的结构，从而保护我们的神经系统免于“信息过载”。^[2]信息过载是用来说明信息加工系统的一个专门术语。它指的是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下，当加工系统无法处理接收来的巨大量的信息时，该系统就会瘫痪。任何一位母亲，如果既要对付孩子们的各种需要，又要操持家务、服侍丈夫，还要参加像样的社会生活，那么她一定有过这样的体验，所有的事情同时发生，好像天塌下来了。她经历的就是信息过载，这种情况同样会发生在商务经理、行政管理员、医生、律师和飞机调度员的身上。像证券交易所、图书馆和电话系统这样的机构也有需求（输入）过量的时候。人们可以通过决定孰轻孰重的办法来处理这种危机。虽然没有明显的基本方法可言，但是强语境原则似乎是适用的。也就是说，要增加信息处理能力而不增加系统的大小和复杂性，唯一的办法是给记忆系统设置一个程序从而达到以较少的信息就能激活系统这样的条件，比如，使它更像一对结婚35年的夫妻。对增加系统的复杂性和需求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在于对个体或组织进行预编程序。它是通过“语境化”过程来完成的……

语境的重要角色受到传播领域的广泛认同，但语境化过程却很少得到充分的说明。即使有一些说明，也并未引起重视。我们将把语境当作一种处理信息过载问题的手段来对待。在此之前，让我来描述一下作为一种应急功能的语境化过程。也就是说，我们要揭示它是什么、怎么工作。与强—弱语境系列密切相关的是，人们对在自己和外部世界之间设置的可选择屏障的意识程度。^[3]意识程度随语境系列由弱到强而递增。这样，人们所注意的对象、语境和信息过载这三者之间存在着功能关系。

跟许多同行一样，我也发现意义和语境是相互结合、密不可分的。虽然一种语言代码可以被放在某些非语境层面上进行分析（正如翻译机器工程所为），但在实际生活中，代码、语境和意义只能被看作是某个单一书件的不同方面。只测量其中的一面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如前所述，强语境信息和弱语境信息分居一个系列的两端。在强语境（HC）传播或信息传递中，多数信息不是处于物理语境之中，就是内化于人体之中，很少进入被编码的、明晰的传输过程。而在弱语境传播中（LC），情况却相反，大部分信息都被包装在明晰的编码之中。拿在一起长大的孪生兄弟跟参加法庭审讯的两位律师比，或者跟给计算机编程序的一位数学家、起草立法的两位政治家、写一项规章制度的两位管理人员或者给妈妈讲自己为什么会打架的一个孩子来比，孪生兄弟之间的交流（HC）可能而且的确比其他的交流（LC）更加经济。

虽然没有一种文化绝对存在于语境系列的一端，但是有的偏高、有的偏低。美国文化虽不在最底端，但也十分偏下。就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语境多少而言，我们仍然远远高于德意志瑞士人、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有人可能认为复杂的多元文化（技术先进的）自然术语是弱语境文化，但事实不总是这样。中国拥有伟大而复杂的文化，却处于强语境端。

这一点尤其可以从中国的书面语言中看得出来。中国的汉字有3 500年的历史。在过去的3 000年里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这种通用书面语是一种统一的力量，它把几亿中国人、朝鲜半岛人、日本人甚至一些讲汉语的越南人连接在一起。对语境的需要表现在查汉语字典的时候。要用汉语字典，读者必须明白214个偏旁的意义（在印欧语言中没有偏旁的对应物）。比如，要查“星”这个字，你必须知道它在偏旁“日”的部首下。要掌握汉语，你必须精读中国历史。另外，你还得知道口语的发音系统，因为汉字有4个声调，声调变了，意思也跟着变化。而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言中，读者不必知道怎么发音也能读懂意思。汉字的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它也是一种艺术形式^[4]。据我所知，没有哪一种弱语境传播系统能成为艺术形式。好的艺术总是强语境的，而不好的艺术总是弱语境的。这也是好的艺术亘古留芳，而一下子就把全部信息都释放出来的艺术却只是昙花一现的道理所在。

语境的强弱水平决定着传播性质的各个方面，也是后续行为所依据的基础（包括象征行为）。社会语言学的最新研究说明了由语境决定的语言代码的本质所在。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就是语言学家伯恩斯坦，^[5]他阐明了他所谓的“限制性”（HC）代码和“精心策划性”（LC）代码之间的差异，说明由于代码不同，词汇、语法和语音也会发生变化。比如在家里，用的是限制性的亲密的代码，因而词句是散架的、简短的，甚至连语音结构也是如此，出现像单个词汇那样的单个语音。而在课堂上以及在法律或外文场合，用的则是清晰化、具体化的精心策划性代码，因而在各个层面都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而且，一个人使用的代码标明了环境并与之相一致。代码的转换标明随后发生的其他一切都发生了转换。对某人“居高临下地说话”是对他进行弱语境化——对他讲的超过他所需要知道的。这可以做得很巧妙，只要从限制性代码一端转换到精心策划性话语形式即可。

从传播学研究的实践性观点来看，一个人必须决定要投入多少时间来对他人进行语演化。确定一定量的时间总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保证被传递的那部分明晰信息既非不足又非过剩。多数官僚都很难打交道，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写东西给彼此看，并不理会公众对语演化的需要。写作技巧往往很高，提供的信息却很少。也就是说，他们要么是将不同的代码杂糅混合，要么是将代码用于错误的受者。主要由管理顾问们议定的现代管理方法没有想象的那样成功，原因是为了把什么都说清楚（这也是弱语境化），结果在提议中未能考虑人们已经知道了什么。这是顾问的—个通病，因为他们很少花时间（很少有客户付这种费用）把自己划入所受理事务的许多复杂的语境里去。

60年代风行全球的激进主义与主张一定的文化由一定的强弱语境定位的观念之间有某种关系，因为有些文化比其他文化更脆弱。强语境行为根植于过去，变化慢，稳定性高。人类学家洛伦·艾斯利^[6]采取反激进主义的立场，指出人们需要具有稳定意义的过去的影响，因为我们的文化是很脆弱的：

所以说，他们的世界（激进主义者）会不断地变成原始人的那种暴力的、不可预测的世界，因为，如果一个人缺乏对过去的信念，那么他会不可避免地抛弃所有使人成为有计划的动物的一切。人的历史^[7]，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抛弃了本能而代之以文化传统和来之不易的思想积淀的动物的历史。过去的教训被证明是为了面对未知的将来而前行的一座合理的安全建筑^[8]。

事实上，激进主义可能会在强语境轴的任何一点上，但在弱语境系统里，它的指向性较差，而且更难预测，对机构的威胁性更大。然而多数强语境系统可以接受激进主义而不会动摇它们的基础。

在弱语境系统里，游行示威被看作是升级事件系列里最后也是最激烈的行为。美国的暴力和游行，特别是牵涉黑人^[9]的此类行为是要求大社会“做点什么”的一种信息，一种恳求，一种怨恨和愤怒的呼喊。在中国（强语境文化），“红卫兵”暴力行为显然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他们是由社会上层发起的，而不是源于下层。他们也是一种由上而下的传播：第一，显示毛泽东的力量；第二，阻止反对派并煽动中层——这是发动社会的方式，而不是毁灭社会之举。曾陪我一起谈及此事件的中国朋友远不如我把它看得那么严重。当然，我是从一个置身于弱语境文化之人的观点来看问题。在弱语境文化里，这样的暴力行为会对社会产生极大的破坏作用……

总结起来，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你都会发现信息系统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意义（接收者被期望做的）由下列因素构成：传播、接收者的背景和预编程序反应，以及环境。（我们称后两项为内部语境和外部语境。）

可见，接收者真正认知的东西对理解语境的性质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知道一个组织所认知的东西是受四个方面的影响——地位、活动、场景以及经验。而对人来说，还要另增一个关键层面：文化。

任何相互作用都具有强、弱或中语境的特征（图1），强语境相互作用的特点是预编程序的信息在接收者和场景之内，只有很少一点进入传输过程。弱语境相互作用的特点恰恰相反。大部分信息必须被传播以补偿短缺的语境（包括内部和外部）。

总之，强语境传播与弱语境传播相比，具有经济、快捷、有效和令人满意的特点，但必须花时间进行程序化。如果没有程序化，那么传播是不完整的。

强语境传播往住被用作艺术形式，表现为一种统一、凝聚的力量，生命长、变化慢。弱语境传播则没有统一性，但容易变化。正因为如此，进化的外延快得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外延的最初发展阶段都是弱语境的。修正一下这句话，有些外延在语境轴上的位置比其他外延的位置要高。一种防御火箭系统可能在未安装之前就过时了，所以属于很弱的语境。而教堂结构百年依旧，因为它是保存宗教信仰和观念的物化载体。即使是今天，多数教堂的设计依然很传统。人们不禁要问是否有可能想出办法来平衡两种显然相互矛盾的需要：一种是适应和变化的需要（通过向弱语境方向移动），另一种是求稳定的需要（强语境）。历史上，因长期守着强语境模式而未能适应的例子比比皆是。然而按现时语境系列标准看，弱语境系统的不稳定对人类来说还是新鲜事。况且，没有一个经验库能告诉我们如何应对这么快的变化。

构成现实世界主要内容的外延多为弱语境。问题是人对于自己与其外延之间的紧张关系能够承受多久？这正是《未来的震撼》^[10]和《理解媒介》^[11]所关注的本质问题。就拿汽车来说，它全方位地彻底地改变了美国的面貌——打破了社区，撕碎了关系，改变了我们的性观念和去教堂的习惯，改变了我们的城市、犯罪、教育、福利、健康、葬礼（一位殡仪员最近实验“免下车”观看死尸！）。概括起来：

一个人在自己与事实之间设置的屏障是事实被构成的方式之一。

认识这种结构是一个人想以任何合理方式控制行为的必要条件。这种认识与强弱语境轴的弱语境一段有关。

久而取得认识必须付出代价——不稳定、废退和变化，这种变化的速度可能失控并导致信息过载。

所以，随着事物变得越来越复杂——这对于快速进化的弱语境系统是不可避免的，结果有必要把生活和各种机构都转过来，转向强语境的稳定，以此作为一种处理信息过载的方法。

（摘自：《文化模式与传播方式——跨文化交流文集》拉里·A．萨摩瓦，理查德· E．波特主编，麻争旗、田刚、王之延、徐扬译，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3年）

[3]人们还在头脑的有意识部分与无意识部分之间设置一道可选择屏障。参见沙利文Sullivan（1947）和弗洛伊德Freud（1933）。

[7]本人不同意艾斯利Eiseley对于人类的一般概括，因为激进主义正像所有其他一切事物那样，必须被放进语境里去考虑。我们会发现，弱语境文化对于暴力冲击比强语境文化更脆弱。

[8]索尔·贝洛Saul Bellow（1974）关于在变化时代环境下文学的角色也与本论题有关。贝洛指出，一段时期以来，西方先锋派学者在有意识地试图抹煞过去。“卡尔·马克思曾感到历史上所有故人的传统像噩梦一样在人的头脑里产生着影响。尼采Nietzsche很动人地讲到‘曾经是’，Joyce笔下的Stephen Daedalus也把历史定义为一场‘我们想从中醒过来的噩梦。’”不过，贝洛又说，自相矛盾是一定会出现的，因为要抛弃历史就等于毁灭自己在历史过程中的存在。但是很显然，这几位大师们想做的是重新定义语境以减少它对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影响。如果简单地把过去抛弃，毫无疑问，那会导致无法想象的社会不安。

[9]黑人文化比白人文化的语境强度高。可以想象骚乱对于黑人的意义跟对于只有少数黑人的白人社会的意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