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化是后天习得的

人们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不是先天继承的而是后天习得的。感知器官等只是为人类提供了认识文化的生理基础，后天的社会环境则决定了人们的文化归属。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受到文化的制约，一旦打破了这种约束，就会碰壁或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文化是人们行动的指南。尽管文化制约着人们的行为活动，但是人们能够从一种文化进入到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在这个转换的过程中，我们能够发现不同的文化之间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比如对真、善、美的追求是每个文化共同的目标，但不同文化在表达和实现的方式上却不尽相同。

（二）文化的普适性

普适性指的是，对于人类而言，任何一种文化都包含有物质的和非物质的产物。当我们说到美国文化、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或者嫁娶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等的时候，这些文化的外在表现方式虽然千差万别，但它们都从细节上体现了文化的某一个方面。再比如美国人民有着强烈的个人使命感，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影响下催生了《钢铁侠》《阿凡达》《生化危机》等一系列表现美国人民个人英雄主义的影片。中国人民长期受到天人合一思想的熏陶，在人际交往时讲究“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和谐统一”等礼仪。这表明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及其表现方式可能有所不同，但是就文化自身所包含的内容而言，无疑具有一致性。此外，随着文化间的趋同，对真、善、美的追求和认可已经成为人类共同的价值观。文化的普适性还体现在文化的变迁上，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都不可避免地会经历文化变迁的几个阶段：从野蛮、未开化走向文明，从不完美走向完美。

（三）文化的民族性

文化的民族性或差异性几乎是不证自明的，这方面的文献和事例不胜枚举。美国人类学家露丝·本尼迪克（1987：p．36）认为文化好比个人，“或多或少有一种思想与行为的一致模式”，即每一种文化都具有内部的一致性，每一个民族都秉承一种独特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的驱使下个体之间的异质性也逐渐被统一在共同的目标之下，由此看来文化有助于培养民族认同感。例如，所有人类社会的文化都有关于“美”的认识，但是具体到某一个文化样态下，“美”的表现形式却不尽相同。缅甸克伦族人以长颈为美，越南京族以牙黑为美，汤加则以肥胖为美。再比如，不同民族对于颜色词的认识同样受到本民族文化背景的制约，在说汉语的人们那里，“红色”无疑象征着“热情、喜庆、兴隆”等，但在说英语的人们那里，red一词则多与“血腥、危险、警告”等联系在一起。又如，在中国祖父母一般会帮儿女抚养、照顾孙子女，在美国、加拿大等国家则没有这种义务。如果凭此我们问一个美国人，“你们的祖父母不爱自己的儿孙吗？”就是不合适的。从这个现象上得出西方人之间亲情淡薄、冷漠则更是没有根据的。不同的文化中都有各自的称谓禁忌语，例如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小孩子在遇见一位老人的时候，父母会要求孩子称其“爷爷”或“奶奶”，这在美国人看来也是很不可思议的，因为双方之间不具有血缘关系，是不能使用这些称呼的。

此外，文化的民族性不是绝对的，而是有着主流和非主流之分，其内部也不是均质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些不和谐的现象并非主导因素，文化作为一个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符号系统，虽然表现形式具有多样性，正如一个群体内部的信仰、道德准则、价值观念等具有差异性，但是每一种信仰等都是自身文化核心主旨的实践者。因此，文化的民族性指的是社会成员内部所表现的相对共性而不是绝对共性。

所谓文化的民族性与种族性之间是否等同？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个事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拿大政府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认为加拿大籍日本人与发动战争的日本人之间具有种族上的联系，因而驱逐或囚禁了这些已经成为加拿大公民的日本人。这个错误的决定主要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种族相同，那么价值观必定相同，因而种族等同于民族，进而演变为文化的标签。当我们讨论文化的民族性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地域、血缘和种族等，但是种族作为一个社会概念，仅仅表明某些群体具有共同的祖先，并不能证明他们拥有相同的价值、信仰和思维模式，显而易见，民族与种族是两个概念。

文化的普适性和民族性特征对于跨文化交际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当不同文化之间的人们进行交往时，跨文化交际就产生了。正是由于不同文化之间具有一定的共性和范式可供参考，才使得文化的冲突得以调和，文化的鸿沟得以弥合，文化的差异得以理解。也正是由于文化具有民族性、差异性、个体性，才使得人类文化呈现出千奇百变的面孔，这既是跨文化交际的前提，也对跨文化交际提出了挑战。

例如，“龙”在汉语中有着极其崇高和庄严的联想意义，华夏民族就自称“龙的民族”“龙的子孙”。此外，“龙”还象征着皇权、神力与威严，比如“真龙天子”“龙袍”“龙椅”。在汉语中，含有“龙”的词语大多为褒义，比如“望子成龙”“龙飞凤舞”“龙马精神”等。然而，英语中的“dragon”则常被用作贬义，《朗文当代英语辞典》对它的释义有两种，一是想象中长着翅膀、长尾巴、能吐火焰的大动物；二是凶恶的女人，母夜叉。例如：“The woman in charge of the account department is an absolute dragon．”（会计科那个女科长是个十足的母夜叉。）

再比如，指称同一事物的词语，由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引申义或联想意义不同，也会造成交际的失误。例如，有一位外国朋友跟别人说“我喜欢吃醋”，结果引来了哄堂大笑，而他本人却一脸茫然。这是因为，在英语中“vinegar（醋）”只是一种调料，不带有任何联想意义，而在汉语中“吃醋”代表的是“为爱而嫉妒”。

（四）文化的动态性

文化决定着一个人身份的认同感，但是这并不是说个人所信奉的文化是一成不变的。文化具有动态性，不仅一个民族或国家内部的文化是不断发展变化的，随着社会媒介的发展，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也越来越便捷，因此，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从广度和深度上较之以前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比如借助于网络媒介，我国的新现象、新词语往往在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更有甚者，能够在短时期内获得其他文化的关注。例如，2013年9月一则笑话讲述了青年与禅师的对话，不仅引发了转发狂潮，也造就了“土豪”一词的起死回生。

青年问禅师：“大师，我现在很富有，但是我却一点也不快乐，您能指点我该怎么做吗？”禅师问到：“何谓富有？”青年回道：“银行卡里8位数，五道口有3套房不算富有吗？”禅师没说话，只伸出了一只手，青年恍然大悟：“禅师是让我懂得感恩与回报。”“不，土豪。我们可以做朋友吗？”

从此之后，“土豪”一夜蹿红，除了指有钱人以外，还用来调侃苹果新版手机的颜色为“土豪金”。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土豪”不但获得国内人民的青睐，英国广播公司（简称BBC）也迅速对该词条进行了解释，以“Tuhao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Bling”为题，对该词的历史用法、新内涵的起源、广为流行等进行了解说，并把笑话中禅师的那句话译为“Tuhao，let’s be friends”。这一用例表明新兴网络媒体——微博在推动文化的流动性方面功不可没，自新浪开通微博以来，人们在这个刚刚开辟的新大陆上获得了新的话语权，在引发网络集体狂欢的同时，不仅对自身的文化符号进行了重新分析，也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目，从跨文化交际的角度来看，这无疑打通了一条新的交流渠道。

文化的动态性还表现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随着跨文化交流的频繁和深入，高语境文化与低语境文化之间的界限也越来越难以分辨。例如，我国作为高语境国家，在过去，当人们面对他人的称赞时，往往做出迂回的、含蓄的，甚至是否定的回答。例如，

甲：你家儿子真懂事。

乙：懂啥事啊，很调皮。

甲：许久不见，你又变漂亮了。

乙：哪儿有，你才越长越好看了。

现在，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我国，人们也逐渐采用低语境文化的话语方式进行交流。例如，

甲：哟，新衣服不错嘛。

乙：谢谢，我也是这么觉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