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考古资料分析，在旧石器时代渝北两江沿江阶地就有人类活动，筑有零星原始村落。他们以采集、渔猎为主，同时也利用简单的工具进行粗放的原始农业生产。在洛碛地区采集到近百件石器，有斧、锛、锄、耜、网坠，是古代文化的重要体现。在礼嘉街道白马村三级阶地发现旧石器时代石器，但需做进一步的考古工作，以了解这一区域远古人类的活动规律、石器加工等社会经济形态。

在洛碛沿江阶地，由石柱坝遗址、新房子遗址、长土遗址、金塘遗址组成的遗址群，面积数十万平方米，有商周时期的文化遗存发现。

春秋时，由于受楚国的紧逼，巴人西进，进入川东及重庆地区。战国时，作为巴族中最有影响的白虎巴人，溯长江而上到达江州（今重庆渝中半岛），并以此为都，确立巴国的政治地位。巴人西进，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在先巴文明的基础上，巴人形成了具有浓郁民族特色和丰富地方内涵的巴文化。

渝北两江沿江地带及御临河地区是巴人活动的重要区域之一。御临河岸的大盛镇有战国时巴人的墓葬，出土了巴式铜器多件；洛碛战国晚期墓葬亦出土有巴文化和楚文化的随葬品。

在洛碛赵家湾发现的战国晚期墓葬，距今有2 300多年，为大型岩坑木椁墓。出土的40余件陪葬物品中，既有代表巴文化的戈、剑、玉璧、玉璜，也有代表楚文化的戈柲冒、立鸟饰等。该墓是重庆主城规模最大的战国墓葬，其规格比涪陵巴王墓规格还高，墓主身份极有可能是晚期巴人的上层贵族，甚至可能更高。该陪葬物品呈现出巴、楚文化的融合现象，为研究战国晚期巴、楚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汉代文化遗迹在我区分布范围广，有较多汉代墓地被发现，出土了丰富的文物。在长江、嘉陵江、御临河沿岸发现一定数量的汉代砖室墓、石室墓。1987年，在战斗村墓地清理中，出土汉代陶俑等文物数十件。1988年，在回兴石盘河发现汉代石室墓，出土文物数件，其中有五雏铜镜。1998年，老锅厂墓地被洪水冲塌，出土汉代铜釜、铁钺、陶壶、陶瓮、陶罐等文物十多件。在江北向斜、石船向斜丘陵地带发现大量东汉至六朝崖墓。这些墓葬的发现及丰富文物的出土，是这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缩影，说明在这个地区，从汉代起已有一定规模的人群聚居。这些墓葬是研究当时社会形态的重要实物资料，有利于深入探究巴文化的发展与消亡、巴文化与汉文化的融合等问题。

东汉时，江州县治曾一度迁治到江北嘴，建柑橘宫，史称北府城。21世纪初，在江北城的考古工作中，于江北嘴至刘家台一带发现的大量汉代建筑遗迹遗物，应与柑橘宫有关。

东晋永和三年（公元347），因以原枳县治（今涪陵）为涪陵郡治，故迁枳县治于邻溪口（今洛碛），曾一度设枳城郡，寻废。宋《太平寰宇记·江南道涪州》所引《四夷县道记》：“桓元子定蜀，别立枳县于郡东北一十里（应为一百一十里）邻溪口。”据《蜀水经》记载，御临河原名邻水，亦有可能称为邻溪，今洛碛地理位置与之相符。 洛碛镇原有“枳邑旧址”石坊，坊上镌刻有“枳邑旧址”，相传为明代王应熊书，后石坊被毁。

洛碛鹿背溪清末出土《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碑，题“晋故巴郡察孝骑都尉枳杨府君之神道。君讳阳，字世明，涪陵太守之曾孙。隆安三年岁在己亥十月十一日立”。为归安姚觐元收购，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姚觐元，浙江归安(吴兴，今湖州)人，清代学者，文献家，为道光时举人，清光绪时出任川东道。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冯时行出生于恭州巴县之乐碛（今渝北区洛碛）。

冯时行（1101—1163），字当可，号缙云。徽宗宣和六年（1124）进士，调江原县丞，知眉州丹棱县。高宗绍兴八年（1138），以政优召对，因反对和议，出知万州。绍兴十一年，又因不附秦桧免官，遂居缙云山中，授徒讲学。桧死，绍兴二十七年起知蓬州，绍兴二十九年，知黎州，绍兴三十一年，知彭州，擢成都府路提点刑狱。孝宗隆兴元年（1163），卒于任。著有《缙云集》四十三卷，已散佚，明嘉靖中李玺刊为《缙云先生文集》四卷。

今洛碛，有状元府、“缙云故里”坊门和状元井（八角井），现八角井尚存。

宋末，为防御蒙古军队南下，宋朝军民在嘉陵江和长江沿线修筑众多的山城，形成了山城防御体系。彭大雅出任重庆知府时，为防御之需，竭尽全力拓修重庆城，向北扩至嘉陵江边，向西扩至今临江门、通远门一线，奠定了此后直至明清重庆古城的大致格局。

南宋淳祐四年（1244），余玠修合川钓鱼城，同时于渝北翠云山修筑多功城，拱卫重庆。咸淳六年（1270），朱祀孙重新修筑，西门券顶“端明殿大学士大夫四川安抚制置使朱祀孙建”，后又经明清两朝多次维修。钓鱼城和多功城等城寨构成了南宋时期重庆重要的军事防御体系，是重庆军民坚持抗元斗争的有力屏障和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2000年9月，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元末，红巾军农民大起义，原属徐寿辉部下的明玉珍率军攻入巴蜀。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七月，明玉珍在重庆称为“陇蜀王”，仍奉“宋”为国号。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正月，在重庆称皇帝，国号“夏”，改元“天统”，以重庆为国都，正式建立了大夏政权，历时9年。明洪武四年(1371)被朱元璋所灭。

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明玉珍病故，其墓史称壑陵，在重庆市江北区(原江北县城)上横街，于1982年3月底在重庆织布厂施工中被发现。随葬器物除银杯一只、银锭二枚外，其余全是衣物等丝织品，有明器9件、袍服衣裙7件、袍料14段。墓中出土的玄宫之碑记述了明玉珍元末起兵和建立大夏政权的经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明玉珍定都重庆后，派部将张昆驻守玉皇岒（今渝北张关老君山），后人纪其德业，将他驻守的关隘称为张关。

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蹇义出生在巴县（今渝北区大竹林街道）凤居沱。

蹇义（1364—1435），中国明初五朝备享恩荣的重臣，字宜之，初名瑢。明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授中书舍人。因奏事称旨，语言诚实，太祖又喜其诚笃，为之更名“义”，并亲笔御书“义”字颁赐。

惠帝即位，蹇义为吏部右侍郎。

靖难之役后，燕王朱棣入继大统，蹇义官迁吏部左侍郎，不久，进尚书。

明永乐二年（1404）兼领太子詹事，深得皇帝、太子倚重，任太子少保、太子少师等职。

明永乐七年（1410）成祖巡狩北京，命辅皇太子监国。满三考，皇帝亲宴于便殿，褒扬备至。因谙熟朝廷典章制度，通达礼仪，军国要务处置皆称上意，故国家军政大事均倚办于他，与户部尚书夏元吉齐名。因得帝宠信，数度奉命兼理其他部事，虽职务众多，仍能应付自如。

明永乐十九年（1422），蹇义分巡应天诸府，访军民疾苦，黜免扰民之文武官吏，上疏条陈数十事奏行。

翌年，成祖听信谗言，怪罪太子，蹇义受牵连入狱，次年获释。

仁宗即位后，以其为国朝元老，兼有监国功劳，愈加倚重。仁宗卒，他力赞修筑献陵宜俭。

宣宗即位后，以其年事已高，命“内参馆阁，外预军机”，朝夕侍于左右从备顾问。并于明宣德七年（1432），赐给其免死牌，准本人免二死，子孙免一死，同时赐府第于故里（今重庆主城）。该府第按王府规制建造，其中堂匾额“一个臣”为御书，其门联“祈天永年天官府，与国休戚国老家”亦为御撰。

英宗即位未逾月，以疾卒。死后追赠太师，谥“忠定”。

蹇义为人朴实，待人以诚，久任吏部尚书，历事五朝。其为政致力于典章制度的建立健全，对明初政治建设曾起过重要作用。今重庆城天官府、蹇家桥、蹇家巷等街名，即因其人而得。

蹇义逝后葬于今渝北区大竹林街道五云村龙凼山，其墓人称天官坟。2009年12月，蹇义墓为主的蹇氏家族墓地被公布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

明代，渝北境内人口分布范围已经遍及全区，从明代墓葬分布情况分析，江北向斜浅丘地带人口密度高于石船向斜地区。

明崇祯十七年(1644)，大西军首领张献忠率军第三次入川，攻占重庆。大西军在与明军反复攻守战中，大西抚南将军刘文秀于多功城立营，与明将曾英大战于悦来一带，曾败退重庆城。同时，平东将军孙可望攻占江北嘴，击杀曾等明军将士20万人。安西将军李定国在洛碛插旗山大破秦良玉的白杆军。

清初，由于长期战乱，四川地区人口锐减。清政府制定一系列措施，鼓励向四川移民，史称“湖广填四川”。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颁布《招民填川诏》，下令从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大举向四川移民。入籍四川的方式主要有奉旨入川、求生存入蜀、经商入蜀、官改籍定居等。整个清初的移民有一半来自湖北、湖南，其中湖北约有30万人，麻城移民所占比例较高。

发生在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是中国移民史上的重大事件，对当时的社会经济有着重要影响，对文化结构是一次大的调整。其持续时间长，从清康熙开始，至清乾隆为止，前后共历时一百年之久。在一个世纪内，仅川东地区接纳的移民即有约95万人，迁入渝北两江一带的人口约3万人，渝北32个大姓家族，有29个属移民。

清前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导致了人口结构、人口空间分布的巨大变化，使生态和自然环境发生了根本变化，对社会结构和社会面貌产生了强烈的震荡和冲击，对上自秦汉，下至唐宋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社会形态进行了一次重塑。社会错综复杂性、文化多元格局与丰富多彩性特点的形成，虽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却与这场移民运动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渝北区今天的人文特征、生活方式、文化习俗、居民性格的形成，无一不是在这次移民运动中奠定基础。

18世纪末，清代社会矛盾日益尖锐，清嘉庆元年（1796）终于爆发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这次规模巨大的起义，历时九年半，波及四川、湖北、陕西、河南、甘肃五省，严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

在镇压白莲教起义中，清政府采取了“坚壁清野”和“寨堡团练”的措施。通过保甲联建和家族自建等形式修筑大量城寨和洞穴，一方面，“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既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民有所恃而无恐，自不至于逃亡”。另一方面，广修寨堡、“团练壮丁”，即团练本地壮丁，以乡勇和团勇镇压白莲教起义。

清嘉庆元年（1796），义军女首领王聪儿率部在江北统景地区活动。石船辜寨坪乡民辜兴舟、敖士栋聚千人响应白莲教起义。从清嘉庆三年（1798）到嘉庆七年（1802），白莲教义军多次在区境内活动。

白莲教起义军以宗教迷信作为组织群众、发动群众的武器，没有提出明确、远大的政治纲领，清统治者说他们“并未易衣冠，立国号，不过意图劫掠子女财币，非有谋为不轨叛逆之心，尚无要结人心之术”。由于小农阶层的分散性、狭隘性，使起义军在战略上缺乏长远周密的规划，在组织上分号分股，支派林立，不相统属，缺乏统一的指挥，“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白莲教起义军只有单纯的流动作战，而没有稳定的根据地，这就使清朝统治者的“寨堡团练”“坚壁清野”政策得以发挥作用，严重地限制和削弱了起义军。尽管起义军勇敢善战、坚强不屈，但最终也扭转不了失败的命运。

清代中晚期，由于官学衰败，书院有较快发展。清嘉庆十一年（1807）江北厅同知张瑞溥带头捐资，于江北城创立嘉陵书院。清道光四年（1824）王家场佛慈寺办崇儒书院。清道光六年（1826），徐兰芳在石船太虚寺创办三益书院，王元享在静观创办养正书院。同光时期厅境内还创立了偏岩书院、逊敏书院、三台书院。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随着废科举、兴学校，所有书院都改为公立小学堂或高等小学堂。

重庆是西南进出口货物的集散地，清代以后，各省商人聚集日渐增多，按籍贯在重庆分别建立会馆。从乾隆年间至光绪十七年(1891)，重庆建有九大会馆，即南华宫(广东)、列圣宫(浙江)、天上宫(福建)、禹王宫(湖广)、万寿宫(江西)、江南馆(江南)、三元庙(陕西)、山西馆(山西)、云贵公所。各会馆设首事一人，主持馆务。其职责是维护本省商人权益，参与地方有关各项活动。

洛碛镇在清代中晚期建有大量会馆建筑，有“九宫十八庙”之称，惜今只存南华宫，大多损毁无存。

清光绪十六年(1890)三月三十一日，中英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重庆开为商埠。次年三月一日，重庆海关成立，英国人霍伯森担任重庆海关税务司的职务，掌握海关行政和征收关税的大权并兼管港口事务。各国在重庆纷纷设立领事馆，开辟租界，建立“国中之国”。

重庆开埠以后，川江航运逐渐被西方列强控制。随着川江航运权的丧失，西方列强在重庆开设洋行、公司，建立工厂，开采矿山，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将重庆及其影响的地区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民族资本受到严重冲击。从20世纪初，收回利权运动在全国各地普遍开展，1906—1911年达到高潮。在这几年里，随着爱国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各省人民对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严重性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纷纷成立路矿公会或协会，奔走呼号，进行了激烈的抗争。他们要求本省利权为本省人民所有，不允许帝国主义列强染指的呼声响彻全国，其斗争的锋芒既指向掠夺中国利权的帝国主义列强，也指向出卖利权的清政府。在斗争中，各省路矿协会互相支援，试图“联合二十二省组织一国民路矿团体”，以便团结一致地进行斗争。这表明收回利权运动已由各省分散、自发的斗争，走向逐渐联合的趋势。在斗争激烈的省份，由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卷入，形成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爱国运动。

收回利权运动的领导权掌握在以绅商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手中，他们对内要求实行宪政，对外主张收回利权。这些人与该省路矿利权的存亡利害攸关，他们不仅是收回利权的倡议者，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居于代表一省人民的重要地位，直接影响清政府和地方督抚的决策。当交涉陷入僵局时，他们又常常借助广大下层群众的力量对帝国主义或清政府施加压力，从而达到废除旧约的目的。可是，他们又十分害怕群众斗争危及他们自身的安全，所以他们始终坚持合法手段，把自己的行动限制在函电请求、据法交涉的范围之内，即所谓“文明抵制”，江北厅路矿权收回斗争就带有明显的“文明抵制”痕迹。他们宁愿忍痛付给帝国主义者以“赎款”，也不愿脱出和平请愿的轨道。资产阶级上层的这种软弱性、妥协性，在斗争尖锐的时刻表现得更为淋漓尽致。

江北厅盛产煤，矿脉绵延数百里至合州。早在嘉庆年间，当地商人就竞相开采，创建“五窑六厂”。1904年，英商立德乐见采煤的利润丰厚，遂与四川矿务总局订立合同，取得了江北厅属龙王洞矿区的采矿权和运煤短程铁路的修筑权；接着又兼并了“五窑六厂”，成立了“华英煤铁公司”。公司成立后，任意划分范围、广插标竿，越界侵占了不少田地，因而激起群众公愤。利权的不断丧失，给当地人民以极大的刺激。于是，绅商各界一边筹资自办矿业，以求抵制；一边则展开了收回利权的斗争并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全川绅士、海外留学生拍电争执，政府畏葸，不敢谁何，人情汹汹，将酿交涉。”为了抵制华英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于1908年创办江合矿务公司。英商立德乐企图挤垮江合公司，公然捏造伪证，强指江合公司所购石牛沟矿权在其龙王洞矿区之内。重庆英国领事也照会川东道，责令江北厅将石牛沟矿交立德乐开采。江合公司股东忍无可忍，四处奔走呼号，要求官府强力制止，其上书江北厅说：“外人之据我矿地，夺我利权，违约狡谋，祸患日迫，厅境民穷财困，力难与之抗衡，灾受剥肤，无门呼吁，一旦群情激动，终恐酿出衅端。”后来，在川东道陈通声和重庆英领事的监督下，江合与华英两公司代表在重庆直接交涉，时断时续，拖延一年之久。最后，在铁的事实面前，华英公司代表理屈词穷；立德乐又看到四川民气旺盛，不敢漠视，遂于1909年7月以22万两白银的价格，将其所占的江北厅各矿转卖给江合公司。江合公司作为民族资本企业，一直经营到民国期间，后收归国有，更名为江北煤矿，现已恢复江合公司之名。

1891年，川商卢干臣等人自日本迁回森昌泰自来火厂(即火柴厂)，这是重庆第一家近代工业企业。在江北厅，清光绪十八年（1892），朱元海在溉澜溪创办丰裕火柴厂，侯洋富在礼嘉场开办瑞华砖瓦厂。光绪三十年（1904），英商立德乐开办华英合办煤铁矿务有限公司。当地士绅桂荣昌、杨朝杰、赵城壁等于1908年创办嘉泰煤矿股份有限公司（后更名江合矿务公司）。到宣统三年（1911），记有江合、老鹰岩、仁记、天泰、和泰、公和煤厂（矿、公司），鹿蒿、华洋玻璃厂，吉厚祥、复原、蜀华布厂，黻川丝厂等。

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农历八月十九)夜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1月23日，重庆蜀军政府正式成立，从此，重庆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革命的一声炮响，轰垮了清王朝，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职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渝北区(原江北县)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在重庆开展工作的主要地区之一。1919年，中国革命先行者，后来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在赴法留学的途中，就曾踏上渝北这片土地。他途经繁华古镇悦来时，曾作短暂停留。

抗战时期，江北迁入各类学校近20所，广泛开展革命活动，动员全民抗日。

解放战争时期，为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我党地下工作者开展了不屈的斗争。在江北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众多的革命历史遗迹和可歌可泣的共产党员英雄故事，涌现出以江竹筠、王朴、张伦等为代表的众多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