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高峰期。这一时期，不仅理论家众多，理论观点丰富，出现了文学理论和诗学的专著，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文学的自觉，对文学自身特征有了较为清晰的认识。该时期内包含时间长、朝代多，从曹魏到陈朝，前后经历了八个历史朝代，近四百年。魏晋文学理论的最初开创者是魏文帝曹丕。曹丕著有《典论》一书，其中《论文》为论述文学的专篇。在批评文人相轻的基础上，他总结了文学批评的两种错误态度：一是文人相轻，二是崇远贱近、向声背实，提出了文学评论的正确态度是相互敬重，审己度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文体论的见解，认为文章“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这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次对文体进行区分，并指出各种文体的不同特征，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对“诗赋”提出“丽”的要求，显示了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而文学又特别强调天才和个性，于是曹丕对“文气”特别关注，一方面他认为“文以气为主”，是作家的天才、气质、个性决定了文学风格，同时又认为这种“气”是由先天决定的，父亲不能遗传给儿子，哥哥不能转移到弟弟。文气说涉及文学风格与作家气质、个性的关系，也涉及强调作家创作才能不同于一般的才能，特别是儒家强调的道德修养。这里所说的“气”与孟子所说的“养气”的“气”完全不同。最后，曹丕对文章的地位和价值给予了高度的肯定，提出文章具有“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和价值。总之，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的批评论、文体论、文气说、文学价值这些重要的观点，不仅显示出魏晋时代的新特质，也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

西晋的陆机既是著名的诗人，也是重要的文艺理论家。他的《文赋》以“赋”的形式来专门讨论文学问题。《文赋》的核心是讨论文学创作过程和创作思维。陆机不仅明确将文学创作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物、意、文———即创作的准备阶段、构思阶段、表达阶段，而且认为“意不称物、文不逮意”是创作中的两大难题。在创作的准备阶段，陆机明确提出“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即深入观察和阅读书籍是创作材料积累的两条基本路径。材料准备之后，文学创作即进入构思阶段。关于构思，陆机认为要“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收视反听”是指作家要集中心思，进入虚静的心理状态；“耽思傍讯”是指深入思考、广泛搜求；“精骛八极，心游万仞”是指构思中的想象具有超越时空的特征。陆机对想象的特征进行了更为细致的分析，指出想象“情曈昽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在对构思和创作思维进行深入分析之后，陆机用大量篇幅对表达的原则、方法、技巧等进行具体的探讨。最后对灵感和文学的功能进行了论述和分析。在论述表达的过程中，陆机在曹丕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十种文体的特征，特别是“诗缘情而绮靡”对诗歌本质特征的认识，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齐梁时期的文学理论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不仅出现了两部文学理论专著，还更为明显地表现出文学自觉时代对文学的认识。刘勰的《文心雕龙》和钟嵘的《诗品》，前者“笼罩群言”“体大而虑周”，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上第一部专著；后者“深溯流别”“思深而意远”，专门论述五言诗。《文心雕龙》全书五十篇，除《序志》篇外，可分为四大部分，一是文学的枢纽，包括《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前五篇，对文学的本源、创作、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二是文体论，从《明诗》以下二十篇为文体论，讨论文体的流别、特征和创作风格等；三是自《神思》以下十九篇，专门讨论文章的创作，包括创作方法、技巧、思维、材料、结构、语言运用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属于专门的创作论；四是《时序》以下五篇，讨论文学的发展等。《文心雕龙》涉及文学的本质论、创作论、作品论、批评论、发展论。总之，《文心雕龙》是一部真正的“文学概论”，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学概论”。研究《文心雕龙》的学问被称为“龙学”，四川大学杨明照先生即为著名的“龙学”专家。钟嵘的《诗品》又称为《诗评》，隋唐之后，《诗品》之名流行。《诗品》是中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诗学”，专门讨论五言诗。全书分为三卷，论汉魏晋宋齐梁八代共122位诗人（“古诗”按一人计算），分列上中下三品。在《诗品序》中，钟嵘提出了一系列诗学主张，其中包括：诗歌是表达情感的艺术；情感产生于外物（包括自然和社会境遇等）的激发；优秀的诗歌要具有“滋味”；要创造出具有“滋味”的诗歌，一方面是综合运用兴比赋的手法；另一方面是“直寻”。钟嵘还提倡诗歌创作要具有天才，反对过分在诗歌上用典（“掉书袋”），反对以声韵等限制诗歌的自然之美。钟嵘的诗学思想一方面受到儒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则受到道家思想的影响，如他强调的“自然英旨”“直寻”都反映出道家的影响。

南朝时期其他著名的文学理论家还有沈约、萧统、萧绎等。沈约是南朝著名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在文学理论上的贡献最重要的是在《宋书·谢灵运传论》中提出“四声八病”说。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诗歌创作蔚为兴盛。诗歌本身是语言的艺术，因此，重视语言声韵成为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南朝对于诗歌音韵的重视是由多方面因素促成的，佛经转读和诗歌本身的发展是重要因素。所谓“四声八病”，“四声”是指汉语的平上去入四种声调；“八病”是指诗歌创作应该避免的八种声韵上的毛病，即平头、上尾、蜂腰、鹤膝、大韵、小韵、旁纽、正纽。“四声八病”的理论主张对促进唐代近体诗的形成有重要作用。

三萧之中，萧统不仅著有诗文，还编撰了流传至今的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文选》。在《文选序》中，萧统对文学的起源、发展、作用、具体文类的产生以及该书选录宗旨、编辑体例等进行了分析和说明。萧统引用《易传》“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肯定文学具有重大意义。在谈及文学发展时，萧统肯定文学是发展进化的，犹如积水成冰，冰寒于水，文学发展是踵事增华、变本加厉。在论述具体文类的产生时，萧统充分肯定了诗歌的抒情本质，同时说明文学与社会、政治之间的密切关系。萧统不仅看到文学的重大现实意义，也看到了文学所具有的审美愉悦功能，“心游目想，移晷忘倦”就是强调文学的审美快感。萧统文论中最为后世所看重的是关于选文的标准，即“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辞采”“文华”“翰藻”都是强调语言的文采华美，同时萧统认为“事”“义”（文章的内容和主题等）不仅应具有华美文采，还要深入思考。当然，萧统的重心还是在文学的形式方面，而这正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无论是曹丕强调“诗赋欲丽”，还是陆机强调“诗缘情而绮靡”、刘勰强调“情采”兼备，以及这里萧统所强调语言的华美，其实都是认为文学必须具有美，特别是语言形式之美。由此，萧统主编的《文选》就不收录儒家经典（“经”）、以“立意为宗”的诸子以及“记事之史、系年之书”，也就是说在古代四部分类的图书目录之中，只有集部，即今天的文学部才全部收入，至于史部，只有“综辑辞采，错比文华，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才能收入。可见，萧统的文学观已经近似于狭义的文学观了。

针对南朝时期的文笔之争，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说：

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今之儒，博穷子史，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至如不便为诗如阎纂，善为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泛谓之笔。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而学者率多不便属辞，守其章句，迟于通变，质于心用。学者不能定礼乐之是非，辩经教之宗旨，徒能扬榷前言，扺掌多识，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贵。笔退则非谓成篇，进则不云取义，神其巧惠，笔端而已。至如文者，惟须绮縠纷披，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情灵摇荡。

对于什么是“文”，萧绎的看法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时代的精神。“绮縠纷披”是指文采华美，“宫徵靡曼，唇吻遒会”是音韵和谐，“情灵摇荡”则是内心情感的激荡。总的来看，萧统和萧绎都在极力区分“文”与“非文”的区别。

相比南朝，北朝多为少数民族政权，故其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成就不高。由南朝而入北朝的颜之推是一个代表。颜之推的文学理论主要见于《颜氏家训·文章》之中。约而言之，颜之推的文学主张主要有以下四端：一是对文学作品结构的分析，认为文学作品是一个有机整体。他说：“文章当以理致为心肾，气调为筋骨，事义为皮肤，华丽为冠冕。”二是文章源出五经，认为各种具体文类都出自于五经，这实际上是宗经思想的具体化。三是强调文学天才。他认为：“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四是强调文人的道德修养。他在《文章》篇中对历代文人不良的操行品德进行了严厉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