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的演进期。所谓“演进”，是指中国文学理论在缓慢发展。这种发展是相对于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而言的。关于两汉文学理论的基本特征，现在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一个文学理论的“经学”时代。所谓“经学”，是指五经之学，指专门研究儒家经典的学问。因为文字书写以及理解的不同，形成了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派别，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对文学的理解也有部分差异，但经学总体上强调文学的经世治国、道德教化作用。

汉代的文学理论主要围绕对《诗经》《楚辞》以及屈原、汉赋的评论和认识而展开。围绕《诗经》研究和传授，形成了著名的《毛诗序》，其中，《毛诗大序》对先秦和汉初的儒家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在《古文尚书·舜典》以及《左传》《庄子》《荀子》等的基础上强调“诗言志”，一方面肯定诗歌、音乐、舞蹈等艺术都是情志的表达；另一方面又提出“发乎情，止乎礼义”，体现出儒家对文学表现情感的两面性；通过对“风”“雅”“颂”命名的分析，指出文学艺术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强调了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汉代著名思想家董仲舒在文学理论方面也有突出的贡献，他对天人之间交相感应进行了全面的论证，同时援引“诗无达诂”一语说明文学接受的主体性，这两个重要观点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

如果说《毛诗序》直接提出了儒家对文学的要求，那么在对《楚辞》和屈原的评价上，则根据儒家思想来对《楚辞》和屈原进行褒贬。褒扬者以淮南王刘安、司马迁、王逸为代表，他们全面肯定屈原的人格和作品的伟大，其依据就是王逸所提出的“依经立义”。对屈原和《楚辞》进行否定，或者说在肯定中有否定的主要是西汉末期的扬雄和东汉的班固。扬雄同情屈原的人生遭遇，但反对屈原沉江的行为；班固高度赞扬《离骚》等作品的艺术成就，但是对屈原显暴君过、怨刺君上的行为提出批评，认为屈原没有做到明哲保身。汉代诸家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齐梁时期的刘勰在《辨骚》中进行了总结。两汉理论家通过对《诗经》《楚辞》以及屈原的评价，一方面显示了儒家思想在汉代的统治地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也确立了中国古代文论话语生成的最重要方式———“依经立义”。

关于汉赋的评价，主要是扬雄和班固二人所表达的观点。扬雄本人是汉代著名的大赋作家，他本人很看重赋的讽谏作用，但是他看到赋所起的作用实际上是“劝百而讽一”，于是认为赋的创作是“雕虫篆刻”而“壮夫不为”。当然他也没有完全否定赋的地位和价值，特别区分了“诗人之赋”与“辞人之赋”，认为前者是“丽以则”，即漂亮而又符合儒家中正典雅的原则；后者“丽以淫”，即虽然漂亮但是过分，没有做到中正典雅。班固认为赋可以“润色鸿业”，“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是“雅颂之亚”。他批评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赋作“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但又认为司马相如的赋作同《诗经》的讽谏没有差异。在看似矛盾的评价中，班固充分肯定了汉大赋出现的必要性和价值，但同时又批评汉大赋过分华美的文辞掩盖和遮蔽了赋的讽喻价值。大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在《答盛览问作赋》中提出了著名的“赋家之心”和“赋家之迹”。他说：“合綦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作赋之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传。”根据我们的理解，赋家之迹是具体作赋的外在方面，要求赋具有和谐华美的形式，涉及具体的语言、声韵、文章结构；而“赋家之心”则是作家的主体修养，这种修养是指要有总览宇宙、人、社会的胸襟和气魄，也包含了对宇宙、人、社会的深刻观察和体验。

除了围绕上述三大文学现象的评论而提出的文学理论之外，司马迁在继承《诗经》、屈原等人的基础上，结合自身的遭遇，提出了著名的“发愤著书”说和中国的文学创作动机理论。扬雄的文学理论更为丰富全面。他在荀子原道理论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原道、尊圣、宗经；他十分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完美结合，提出“绷中斌外”的主张；他强调文学的讽谏讽喻功能，倡导文学要干预现实政治；他提出心声心画的主张，强调文学表达真心真情；同时他从变异的角度肯定了文学的发展变化，倡导文学的进化观念，这对后来的王充有影响。

汉代较为独特的文学理论家是王充。王充反对东汉甚嚣尘上的谶纬之学，写作《论衡》一书，以“疾虚妄”为总纲，谈及不少文学理论的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反对虚妄，提倡真实；强调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要完美结合；认为文学创作要具有惩恶扬善的现实功能；主张文学进化论，肯定文学发展是必然趋势。表面看，王充反对儒家，但实际上仍然受到儒家文艺思想的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