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奠基期（滥觞期）。这一时期，文学理论还没有完全独立出来，而是文学、历史、哲学混溶在一起，因此，纯粹谈论文学的见解还不多，作者也不纯然是文艺家，而是哲学家、历史学家等。同时，长篇大论讨论文艺的著述和专篇讨论文艺的也很少，多是片言只语。但是不能就此认为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成就不高，恰好相反，它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发展最重要的时期之一，因为后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思想基础和主要问题都是在该时期内提出的。因此，我们所谓的“奠基期”，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指奠定了文学理论的哲学基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核心包括儒家、道家和佛教。真正本土的文化传统是儒家和道家，佛教从西汉末年才开始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发生全面深刻的影响更在佛教被中国化之后。后世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和作家尽管受到佛教的影响，但是影响最大的仍然是儒家和道家思想。二是指提出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基本问题。提出这些基本理论问题的主要是儒家和道家。在儒家和道家之外，《诗经》中关于诗歌创作的动机的表露，《左传》《国语》《战国策》中关于艺术活动的记载，诸子百家中的墨家、法家等都表示了对文艺的一定看法，但这些不是该时期最主要的文学理论。核心还是由道家的老子、庄子，儒家的孔子、孟子、荀子关于文学和艺术的见解。

道家的开创者老子，著有《老子》五千言。道家哲学的核心范畴是“道”。老子所谓的“道”，是指天地万物运行的规律。“道”衍生天地万物，“道”运行于万物之中。有天道、地道、人道，还有自然之道，而自然之道为最高。道家认为一切事物的发展都是辩证的，凡事凡物都是相辅相成，如高下相倾、音声相随、长短相形、美丑相随。道家反对一切人为，要求回归到自然、原始、素朴。在文学理论方面，老子提出的“涤除玄览”、虚实相生、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等对后世都有重要影响。庄子进一步发展了老子的思想。庄子的文艺思想主要包括：自然说———认为“自然”是最高的境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天籁之音是最美的；提出了创作的虚静说、心斋坐忘、物化等理论；在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上提出“言不尽意”，主张“得意而忘言”。此外，《庄子》一书汪洋恣肆、浪漫奇谲的文风对后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的开创者孔子重视人文教化，强调培养君子人格，因此，他特别重视艺术对人格和道德养成的价值。在《论语》一书中，孔子谈到了多方面的文学理论。首先是强调文学的价值，如“兴观群怨”说、“事父事君”以及在政治、外交等方面的作用；“文质彬彬”的君子观也间接涉及文学作品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问题；提出“尽善尽美”的批评标准；强调文学要中正和谐，如“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要“放郑声”。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仁政”学说，由此在文学艺术上要求君王“与民同乐”，体现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孟子最主要的贡献是关于文学接受和文学批评的见解，核心是“知言养气”“知人论世”“以意逆志”三大主张，尤其是“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成为中国古代接受和阐释理论最重要的主张。荀子处于战国末期，其思想主要属于儒家，但也吸收了别的学派的思想。在文学理论方面，荀子强调儒家之道对文学的重要作用，倡导文章要原道；主张艺术（包括文学）表达人的自然感情，通过艺术可以除恶扬善、化性起伪。他的《乐论》对后世的音乐理论有很大影响。战国末期的《易传》融合儒家和道家思想，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认识，如修辞立诚、阳刚阴柔、变化发展以及辩证的思维方法等。儒家和道家，前者倡导“仁”，后者强调“道”；前者关注现实社会和人类自身，后者关注天地之道；前者强调文学艺术的教化道德功能，后者强调文学的自然之美；前者重视语言的作用，要求立言尽意，后者则认为语言不能传达精妙之意，主张得意忘言。表面看来，儒家和道家颇为不同，但实际上二家既相反又相成，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主体。

墨子从小生产者的立场出发，否定艺术的价值，同时提出“言有三表”，后者有理论贡献。法家从功利主义出发，反对文学和艺术，这种看法是狭隘和错误的。

总之，先秦时期的文学理论不仅较为丰富，而且也为后世文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中国后世的文学理论总体上不超出儒道两家的基本范围，当然佛教传入之后有所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