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华文明在博采众长中延续发展
中华文明之所以有强韧的生命力,重要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她能够融合、吸收、消纳许多民族的文明。
中华文明的主体汉文化就是在融合了各民族众多文化之后形成的。这个过程至今还在进行当中,而且会延续无穷。夏商周时,华夏族就融合了被称为“蛮夷戎狄”的诸部族的文化,又保留了各民族的特色,形成了统一的中华文明。
春秋战国时期,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各民族同中原诸族,纷争与融会交集。经500多年的大动荡、大整合,造成了秦汉空前的统一与强大。汉与匈奴争战不已,南迁的匈奴部落融会于中华民族之中;“独尊儒术”的政策,又造成以儒文化为核心的中华文明的发展,形成一个兴盛的新局面。
秦汉至魏晋,文化到了一个波谷,接着是所谓“五胡乱华”,南北朝又经历了一轮新的动荡与整合。这个时期是中华民族内部空前活跃的文化交融期。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西边的波斯文化及西域诸族文化,北边的鲜卑、羌、氐,南部的苗、黎诸族,各种文化在中原地区交并、汇合,才形成了唐文化的大放异彩。唐代的开放之风,是中国历史之最。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同时在中国传播,儒、释(佛教)、道“三教论衡”,展开哲学的辩论。那时的长安可谓真正的世界之都,成了世界各民族各种文化的橱窗。当时长安的百万人口中,有2万到5万外侨和外裔人士,这在今天也是个不小的数字。
隋唐以后至五代,文化又走向衰微。宋代经由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整理总结,逐步形成以儒学为主兼容释、道,三者一锅煮的“道学”体系。优点在于使中国传统文化有了一个完整的架构,使儒、释、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个支柱。缺点是融入了程朱太多的个人的理解,等于重新解释儒与道,而且形成僵化的教条。
他们对儒、道的“注”与“疏”成了正解,无形中扼杀了许多新鲜活跃的思想。儒与道的学问大概都无复当初的原意,经他们加工改造的不少。不过,理学之初使士大夫文化同开始萌生的市民文化趋于融合,适应了开始活跃的城市经济,渐次形成中国近代文化的雏形。
元朝的蒙古文化由于实行“仪文制度,遵用汉法”,对汉文化为主的中华文明有所贡献。到了明代,依旧以“理学”体系为主,而“理学”却由于它的僵化从成熟走向腐败,不能适应带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的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而具有强烈民主意识和商品经济意识的市民文化却异常活跃。
这种状况大量地反映在明代的小说、戏曲当中。对“道学”的揭露、批判,对人性美的张扬,对商品经济和新兴商人、手工业者真实的描写,对美好爱情的歌颂,都显示出明代晚期中华文明正面临着吸收新的因素,进入更新一个轮次的融会、整合。
这时期的中国自然科学技米也有新的发展,出现了科学家徐光启、宋应星,地理学家徐霞客,医药学家李时珍等等。这时急需一批卓越的理论家、思想家提出适应时代指明方向的理论替代“理学”,促进新生产方式的产生。中国也确实出现了有可能成为这样思想家的人物,这便是李贽(公元1527~1602年,号卓吾)。他尖锐地指斥“理学”,矛头直指孔子。他把由韩愈发端,经宋、明两代“大儒”,特别是经朱熹所倡行的“道统”,批判得体无完肤。他倡导人类社会要天然平等之说,认为“人人都是现成的圣人”、“人人无不载道”,提倡男女平等,反对重农抑商。他批判的锋芒可谓继东汉王充《问孔》之后最为尖锐、激烈,因而被下狱迫害致死。他的思想虽犀利,可惜也陷入中国哲学家奇异的怪圈(或述古或批古而少自成一家言的立论),缺乏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没有像西方启蒙学者们那样成为反对封建主义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鸣锣开道的理论家。他也没有分清孔子的儒学与朱熹的理学之间的区别,更没有弄清统治者主张的“儒学”与真正的儒学的区别。因此,他的批孔使许多知识分子误解他,以至有人说他弄到“人人皆日可杀”的地步。李贽未能再进一步地成为中国具有民主意识的思想家,中国当时更没有形成一个这样的思想家群体。所以,中国也没有如西方的“启蒙运动”那样的思想界的大震荡。虽然世风已经表现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市民文化的萌动,但严酷强大的封建势力及其理论体系“理学”(道学)压制了这种先进思想的发展。

《红楼梦》中的“大观园”
清代统治者为了稳定政权,实行高压与怀柔并举的政策,在封建集权的同时,也曾尽量保存汉族的社会习惯和传统文化、道德,以缓解民族间的矛盾。因此,在清帝国持续二百几十年的统治当中,学术文化方面也曾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古典学派的朴学可与宋明理学前后辉映。
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提倡经世致用,反对虚谈,学风为之一变;这是对中国知识界长期恶劣学风的一次大扫荡,为新学的输入开辟道路。揭露封建社会没落趋势的长篇小说《红楼梦》和《儒林外史》大放异彩;传奇作品《桃花扇》《长生殿》等也表现了戏剧界的优秀成就;晚清时期兴起的谴责小说《官场现形记》《老残游记》等,在反映改革的政治要求和讽刺官场、酷吏的腐败等方面也作出了贡献;由龚自珍、魏源到康有为的今文经学派,更表现出社会大变革前夕知识分子新的面貌和倾向。从总体上看,清王朝虽有满汉文化的交融,但中华文明内部新的因素毕竟成长缓慢,加以统治者闭关自守,缺乏同外来文明的交融,难免造成了中国的衰落。
中华文明在发展中除不断融合本民族各支系文化之外,还不断吸收外来文化之长,将它们本土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从来是博采众长的。
当今世界有三大宗教,这就是墓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可以说这是世界宗教文化的三大支柱。这三大宗教在世界各地的传播都经历过残酷的战争,历史上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战争更是世界史上血腥的篇章之一 。而这三大宗教进入中国却都以和平方式实现,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从未有过真正的宗教战争,而佛教更是中国主动请入的。
伊斯兰教约在7世纪中叶传入中国,唐代武德年间(公元618~626年),穆罕默德派“四大贤人”来华:一贤传教于广州,二贤传教于扬州,三贤、四贤传教于泉州。穆罕默德的母舅旺各斯,奉命护送《古兰经》来华。他由广州至长安,那年是贞观六年(公元632年),正是穆罕默德逝世的周年。他受到唐太宗的热情接待,准予在长安、江宁、广州等地建立清真寺。如今广州还有伊斯兰教最早的遗迹之一——怀圣寺(光塔寺),塔高165尺,巍峨矗立在广厦之间,向人们述说着盛唐文化博大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