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钱谷《吴官教战图》，绘《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的孙武故事。

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中，历来讲“民本主义”，认为“民为邦本”，“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在中国军事文化中，也总是以“仁”、“道”来作为战争的评价手段，其价值标准则是是否有利于民。古代的兵法《司马法》中说：“攻其国，爱其民，攻之可也；以战止战，虽战可以。”倘若攻打他国，而爱护他国的百姓，那么攻打就是有仁有道，可以放手去攻打；用战争制止战争，虽说是打仗，但于理于情都说得通，可以去打。又说：“战道，不违时，不民病，所以爱吾民也。”战争之道，在于虽然不得不为，但应不误农时，不加重百姓之痛苦，这也就算爱护自己的民众了。

“义”的原则

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争霸，“春秋无义战”。这血腥的事实使得先贤特别强调战争的性质。可以说，中国传统的军事思想中强调“义”的原则，正是对历史教训参悟的结晶。

所以，中国军事家总是重视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战争的名义是否“爱民”。因此，“吊民伐罪”、“救民于水火”、“解民于倒悬”、“只诛罪魁祸首，不罪平民百姓”等等，就成了战争中常用的口号。正义之战可为之，而非正义之战不可为。正义之师，师出有名，为历代军事家所重。认为这是取胜的根本，是士气高昂的基础。

中国的军事哲学，首先判定战争的道德标准，以“义”为准。西方的战争哲学则多以“利”作为取舍的标准，这是二者最大的不同。 自然，这二者也无孰优孰劣的区别，只是不同价值观念的反映罢了。中国的军事文化以“仁”、“道”作为控制手段，不使战争发展到无度的状态，不迷信武力，更不无限制地使用暴力，而致力“不战而胜”。这种古老的战争哲学今天又焕发了青春，激发起军事家的灵感。

二　军事文化中的谋略思想

大战略思想

克劳塞维茨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这个观点被普遍接受，成了世界各国政治家、军事家指导战争的基本出发点。当用和平手段无法解决政治问题或政治斗争激烈到无法调和时便诉诸战争，而战争的目的则是使政治问题按照一方的意愿获得解决，这是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观。

《孙子兵法》开宗明义第一句就说：“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将战争看做国家、民族整体的一部分，是民族绝续的大事而加以考虑的思想，是中国传统军事文化中的大战略思想，要比克劳塞维茨的战略观审慎、深刻、全面得多。不管政治的斗争何等尖锐、激烈，在诉诸战争前都要考虑国家、民族生死存亡、兴衰绝续之利弊，而不得轻易动武。这不仅表现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的本性，而且表现了对战争这个人类怪物的更深刻的认识。所以，英国的军事理论家利维尔哈特在对比了克劳塞维茨和孙子的战略观点后说：“在过去所有军事家中，唯有克劳塞维茨可以与孙子相提并论。然而，克劳塞维茨著书立说时间比孙子晚了整整2000多年，但他在观点上却比孙子落后，而且有些观点已经过时。相比之下，孙子看问题更加敏锐，更加深刻，他的学说具有不朽的生命力。”

中国独特的军事文化中，重视整体大战略的思想在孙武之前就早已有之。春秋时代托名为姜尚（姜太公）所著的兵书《六韬》就是从 政治、教化、谋略、外交、军事等 诸多方面论述一个国家的大战略的。《孙子兵法》中说：“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日道，二日天，三日地，四日将，五日法。”是从政治、天时、地 利、将帅、法制上考虑，制定战略的整体大战略思想。《孙子兵法》传世13篇，计：始计、作战、谋攻、军形、兵势、虚实、军争、九变、行军、地形、九地、火攻、用间，实际上是将政治、外交、心理等诸因素用于战争，很有现代“总体战”的大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