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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以前的南北朝时期，北齐大将兰陵王高肃（字长恭），刚烈神勇，貌若妇人，因貌美而不能在战场上威慑敌人，遂用桃木刻制一个状极凶残的“大面”（读代面，假面具的意思），戴着它冲锋陷阵。后来就有戴着假面的舞蹈，谓之《兰陵王入阵曲》，成为极有名的古典舞。后来唐玄宗为推广唐太宗李世民的《秦王破阵曲》而禁演《兰陵王入阵曲》。此舞流入日本，成为日本的国技之一，今天这古老的舞蹈又返归故国。

中国的舞蹈有文舞、武舞、空手舞、器械舞，其中许多是器舞，所以，刀舞、剑舞、棍棒舞都产生过大师级的人物。譬如剑舞，汉代即有记载（见《汉书·高帝纪》）。唐时的剑器舞就产生过公孙大娘这样善舞剑器的大师。杜甫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说“■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公孙大娘的弟子舞得这般精彩，他们的老师公孙大娘一定更其精彩。剑器舞有时除执剑外还执旗帜、火炬而舞（见姚合《剑器词》）。宋代大曲《剑舞》已表现简单的情节，如鸿门宴和公孙大娘舞剑器的故事（宋·史浩《鄮峰真隐漫录》）。中国的民间舞蹈中也惯于使用手持道具。除一般农具如镰、斧、锄外，生活用具如伞、笠、帽、巾等等都是常用的道具，而且舞得花样百出。比如，没有了耍手绢似乎就没了东北的秧歌，这是很有特色的。

中国舞蹈中袖及其延长物——长巾的使用，也构成独特的舞蹈语言。“长袖善舞”就是对流传千百年的这一表现形式的概括。京剧大师梅兰芳的水袖舞蹈据说有上百种舞姿，可以表达人物各种心态及情绪。各地的民间舞蹈如河北及广东的狮舞（分北、南两派），云南的采茶，安徽的花鼓灯，东北的大秧歌，陕西、山西的威风锣鼓，北京的太平鼓等，都在世界上获得过极高的奖项和称赞。

新疆、西藏、内蒙古，西南诸省区，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各少数民族均能歌善舞。他们的民间舞蹈也都极具特色。

今天，舞蹈艺术的发展是极为可喜的。舞蹈正突破原有的题材、思路、语汇的模式，向更深、更新、更美的境界发展。民间舞也得到大发展，现代舞和芭蕾舞也呈现出中国的特色。中国舞者屡屡在世界舞坛上获奖，一批批新的舞蹈家正在成长。中华民族从古至今都是善舞的民族。

中国古代音乐演奏的实况已经无法听到，但我们可以从出土文物中重新领略古代的音乐，从典籍中知道古代音乐演出的特色。

中国曾发掘出一个距今6000多年的姜寨遗址。在姜寨村落中心广场四周分布着120座房屋，分为明显的5组建筑群。在姜寨遗址发现了3个陶埙，吹奏一下，竟能吹出6个不同频率的乐音。过去曾有人断言，说中国古代的音乐只有5个音符，即：宫、商、角、徵、羽，分别代表1（兜）、 2（来）、 3（米）、5（梭）、6（拉）。这神奇的陶埙击破了这个武断的结论，证明在6000多年前中国的音乐至少有6个音，即其中有一个是半音阶（变徵：4一发）。孔子精通的“六艺”，其中就有“乐”，即音乐。春秋时代有位著名的乐师叫师襄子，曾经教孔子奏琴。名师门下虽不一定个个都是高徒，但名师不愿在“二百五”身上徒费精力是显而易见的。过去不少人批孔，连孔子的音乐才能也一并否认，说他充其量当过“吹鼓手”，鄙夷的心态与表情跃然纸上。这不但是一种不好的学风，而且是低俗的世风。孔子至少是位通音律的音乐爱好者，即今人称之日“发烧友”者。他盛赞《韶乐》，认为《韶乐》尽善尽美，便不是无稽之谈。他认为《韶乐》表现了尧舜时代大德禅让的精神，因而陶然于《韶乐》，竟三个月不知肉味。孔子不喜欢陈、郑两国的音乐，说是不雅，大约与陈、郑歌曲中的诗（歌词）有关，或许陈、郑的音乐多轻灵飘逸，有些不庄重，现在已无法查考。但《韶乐》必定是庄严恢弘，可以用来祭天、祝祷、祈福、演礼的。就算孔子对音乐的看法有片面性，但他将“乐”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一，使学生在乐中涵德养性，调节性情，以达完美的人格。这种将音乐与美育统一在一起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对今天的教育体系及实践也有莫大的启迪。

战国时接替荆轲刺杀秦王的高渐离，是位击筑的能手（筑是类似古筝一样的琴，要用小木尺击打）。他被弄瞎了双眼也要冒死刺杀秦王，秦王明知他也有刺杀自己的心愿，却偏要听他击筑。在这充满烈义悲情的故事中，既有荆轲喻于义而刺秦王，又有高渐离忠于义而为友复仇，更有秦王刚愎却又不失雅兴冒死听乐的豪情。在这悲、烈、义、豪诸种浓醇的感情之上，环绕着漂浮着沉稳古雅的筑声，丁丁冬冬，这是多么强烈的艺术氛围，难怪许多艺术家要将它搬上银幕或舞台。可惜，至今还未见上佳的搬演。

战国时代的编钟，在湖北出土，完好如初，请音乐家演奏，竟然可演奏贝多芬的乐曲；连从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大石磐都有准确的音律，音色雄浑悦耳。“滥竽充数”的故事表明了春秋战国时“大乐队”演奏的盛况，倘没有百人吹竽的场面，何来充数的滥竽？战国编钟的出土，证明在莫扎特时代才知道的12平均音律，中国早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知道且用于乐器了。汉朝，不仅中国本土原有的乐器，如钟、鼓、箫、笛、笙、竽、筝、琴、瑟等等已很普及，连少数民族的箜篌、琵琶、方响、云板、阮琴、铜钹、羯鼓、云锣、胡琴等也传入中原，编进乐队，渐渐成为中国的民间乐器。《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中形容焦妻少小便学习琵琶与箜篌，似乎习乐已经成了一般女儿家的必修课，如同针黹、绣花一样，而且学的是外民族的乐器。唐玄宗常常动员乐师、舞伶万人以上演出并担任领奏和指挥，那盛况是今天的导演很难想象得出的。宋元以后，民间创造了“浑唱”形式，音乐与说唱、戏剧合流。元有南曲、北曲之分，明代产生了昆曲，清代有了诸多艺术综合起来的京剧。京、昆音乐和许多地方剧种的音乐可说是中国音乐的宝库，令世人赞叹。

各地的民歌，如青海、甘肃的“花儿”，云南的民歌，特别是流传千年的“纳西古乐”，四川的民歌，西北的“信天游”，都极有特色。而新疆、西藏的民歌及苗族特有的二度和弦民歌，都可说是世界上音乐的珍品。

江南道士出身的民间盲艺人华彦钧（瞎子阿炳）创作的二胡曲《二泉映月》，可说是中国近代最优秀的器乐曲，跻身世界著名音乐作品之林而毫不逊色。当今世界音乐指挥大师级人物——日本的小泽征尔，每听《二泉映月》就泪水如雨，每次指挥乐队演奏该曲时他都泪汗交加，谢幕时长躬不起，长久地迷醉于那沉婉的旋律。

中国又是一个极善歌唱又富音乐传统的民族。

中国的绘画有举世无双的理论、技巧与风格，中国的绘画也有举世无双的成就。

从出土的仰韶、马家窑（青海地区）彩陶来看，中国至迟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精美的绘画。那些彩陶中有许多动物纹样：活泼的鱼，奔跑的狗，灵巧的青蛙，爬行的蜥蜴。这些动物的形体渐渐被高度抽象的几何纹所替代，又化为流动的线条，如曲线、直线、波纹、锯齿状等等。这正是从写实到写意，又从写意发展到几何形和纯粹的线条的艺术过程。

古老岩画的发现，“红山文化”的发现，都证明了中国先人早就用活泼的线条表达自己恣肆的思绪。从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发掘出来的2000多年前的彩帛绘画，不论人物刻画，还是构图着色，都达到了很高的造诣。汉代的绘画，线条准确简练，富于幻想，给后代绘画以极大的影响。

魏晋时代的绘画大多与佛教有关。唐代的绘画，无论人物还是景物，都发展到更高的境界。唐太宗喜爱的《六骏图》堪称绝品，可惜已经失传。唐宋时的《千里江山图》《清明上河图》都表明了祖国山河之壮美，城镇生活之繁盛，为前代所未有。

元明清三代，文人画盛行，主张精神上的灵逸，在艺术上达到空前的深邃、轻灵、幽远的境界。历代的绘画大师，如顾恺之、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郭熙、张择端、赵佶、沈周、八大山人（朱耷）、徐渭（徐文长）、郑燮（郑板桥）和近现代的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都为中国绘画作出卓越的贡献。他们的名字也如灿烂的星辰闪耀在天空。

中国绘画以墨线为主，力求生动、变化。绘画同诗词、书法、印章有机结合，这在世界画苑中独树一帜。如今有许多西方美术家借鉴这种画风与技法，在自己的画作上题写款识加印钤章。洋文字母，中式写法，颇类“西餐中吃”，别具一格。中国水墨画同日本的“浮世绘”构成东方画派的主流，与西洋油画比肩而立，形成人类绘画艺术的两大种类。

世界上不会画中国画的画家很多，不欣赏中国画的画家却几近于无，盖因中国画表现了太多的哲思和想象力。即使从接受美学的角度看，中国画也可以给读者以介入创作填补“空白”的愉悦感，是理想的完美的艺术。

在北京、台北的故宫博物院里，在各省的博物馆里，都保留着许多珍美的画卷。在一些西方国家的公私藏馆中，也有许多中国的精美画卷和书法作品。

由于宗教思想的融入，西方古典建筑中多是单体的高楼，表现出地上的人类对天堂诸神之所的仰慕，或者体现出人类与天神同欢共舞的渴望。那一座座辉煌的殿堂和高耸入云的建筑展示了西方建筑的美学与技术成就。因此，许多西方建筑学家看不上缺乏单体高层建筑的中国建筑美学，在厚厚的一本《世界建筑美学史》中对于东方的建筑只提了一下印度。

20世纪初叶一位德国的建筑学家，在暮色苍茫中来到北京。当他步出古老的前门火车站仰望暮霭中的紫禁城时，他竟惊讶和激动得流下了眼泪。他从未看到过一座城市的轮廓线同天平线、地平线配合得那般巧妙。在金色余晖中起伏的远山同逶迤的城墙会合在一起，构成一幅颇具神秘意味的庄严恢弘的画卷。当他浏览了故宫的建筑群之后，深深地被中国独特的建筑美学所折服。

任何人都无法用极简短的文字述说中国建筑美学的成就。

中国古老的天人合一、天圆地方的观念融入了中国的建筑美学。因此，中国建筑从来不以高耸入云的单体建筑来取胜，而是以建筑群体与自然环境、与地平线的关系，建筑群体之间的排列、组合、错落以及结构间的节奏、虚实相映等关系来取得大布局的整体效果与意境，或恢弘、或庄严、或神秘、或雄伟、或空灵。在建筑手法上更吸收了许多中国绘画的意念，营造出许多特有的韵味。

还有些寺庙和宗教建筑，如塔，如坛，都在发挥宗教教义和神圣、神秘的氛围上达于极致。比方山西的悬空寺、北京的天坛、应县的木塔等等。

皇家园林当然更是建筑的杰作。圆明园毁于英法联军的罪恶之火。他们将中国奉献给人类的建筑瑰宝化为灰烬。比圆明园逊色得多的原先为圆明园附园之一的颐和园，单是那长廊，那布局，那园中之园的谐趣园，就够让人惊叹的了。倘使从空中俯瞰，你会看到昆明湖与万寿山正好是阴阳相对的太极图。苏州的家庭园林也极具特色。以小见大，以方寸表现无穷，那韵味让你觉得每一座苏州的庭园都是一首诗或一篇意韵无尽的小说。

自然，还有长城，那可不是一道简单地修在山岭上的长墙。战国时就开始垒砌，秦时将秦、赵、燕所修各段连缀在一起，自汉至明，1000多年来修砌不止，它本身就是历史，是中华民族性格与精神的象征。有些人曾认为长城是自我封闭的象征，代表了中国人的保守心态。殊不知，长城兴建之初，正是为了抵御后进的生产方式对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袭掠。所以长城从不是抑制先进，保守、封闭的象征。长城在御敌方面最令人瞩目的一次是抗日战争，存亡绝续，生死攸关。长城上发生过壮烈的抗战，如喜峰口、古北口、平型关战役。物质的长城虽然抵不过飞机大炮，但那傲然屹立的雄姿正是民族的象征和灵魂的支柱。

长城还傲然存在，而商周及战国时代的古台，都坍塌在历史的烟尘中不可考。秦时的阿房宫、汉代的宫阙、唐代的含元殿，以至历代的宫殿都是令人咋舌的杰作。可惜，不少已经消失，只留在诗歌与传说中了，连它们是否真正地存在过，也引起一些人的疑问。

如今，全世界都承认，中国的东方建筑美学是世界建筑美学中最令人神往的部分之一。

中国的雕塑也闻名世界。

从出土的文物中我们可以知道，商周的许多器皿都是雕塑作品，周鼎的纹饰也是精美的雕塑，秦汉、魏晋、唐、宋等代雕塑的成就更加突出。秦始皇陵出土的秦俑兵马阵被称为“世界第八奇观”，据说，每一个秦俑都根据一个真实的士兵做模特，所以秦俑塑像个个不同，都具有自己的个性。那仿佛时时都可以冲锋的待战的军阵，其气势的恢弘，雕塑的精美、生动，令世人叫绝。巨大的佛像、罗汉、菩萨、神怪的塑像更是数不胜数。

云冈、龙门、麦积山、敦煌等地的石窟，保存了自前秦、北魏起始的许多佛像，让人在看到这些佛像时连带产生审美的震惊。宋代的佛像则由泥塑、石雕改为木雕、铜铸、玉雕和铁像，如正定龙兴寺的铜造观音大立像和大塑佛像都表现出雄伟的气派。那些凿山而刻的佛像如四川乐山的大佛、大足的石刻，以及许多摩崖石刻都使世界各地的艺术家激动不已。

世界文化遣产——秦兵马佣博物馆一号坑，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黄冬摄

中国古代的雕塑，除了宗教题材作品和为帝王殉葬而创造的作品外，还有一些世俗题材的作品。从各地出土的文物中可以看到各种风格迥异的供养人俑、说唱艺人俑及不同身份的人物造型，牛、马、狗、猪、熊、虎、狮等动物塑像。四川三星堆出土的各种人物造型，具有生动奇特的表情，长袖而舞的形态，极为动人。其中一尊巨大的头像，眼珠从眼眶内凸出有两尺多长，甚为怪异。他的含义和身份至今学者还在讨论。汉代的英杰少年、二十几岁就不幸病死的大将军霍去病，其墓在今陕西，墓前的石雕，可说是世上少见的杰作。各地摆设的石狮、石兽，说明中国古代的城市中并不缺乏城市雕塑。卢沟桥上的石狮据说很难数清，说明其多，也说明其雕塑之巧。北京北海公园里九龙壁的雕塑也堪称一绝。

但是，同西方的雕塑相比较，中国的雕塑也确有不足之处。让东、西方的雕塑艺术在交流中互相取长补短是现代艺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中国诗歌发源甚早，劳动中的号子，祭祀中的祝词，追寻崇高爱情时的抒怀，可歌可诵，遂而成诗。古代的神话传说可算是最早的史诗，也是中国文学的源头。

中国诗歌作品之丰富，诗人之众多，大约居世界之最。中国诗歌中所含的哲思，体现出的美学观和独特的思维方式，都令学者倾倒。而炼字造句之精美，更为天下称道。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可作为信手拈来的炼字造句的例证。这两句不但对仗极为工整，且用字极为讲究，一个“圆”，一个“直”，使得词性、词义都呈多元化，表现出幽深、苍凉又不失豪壮的气韵，且画面感极强，以景带情。试想，浩瀚东去的大河犹如一条长长的地毯托起圆圆的落日；而无垠的沙漠上万里无云，一根孤零零的烟尘（有人释为龙卷风）笔直地伸向天空，仿佛是个巨大的惊叹号。这景色会激起人们怎样的情感？一个“圆”，一个“直”，两个普通的汉字却营造出千言万语难以说尽的氛围。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诗集，其中有许多千古传诵的绝唱，可惜我们再也无法听到这些诗歌当初吟唱的声调，想来也是抑扬顿挫，铿锵委婉，令读者击节的。《诗经》据说是孔子编纂的，分“风”（民歌）、“雅”（知识阶层或贵族的诗歌）、“颂”（祭祀的歌曲）三部分。《诗经》开篇就是一首情歌，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喜欢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总是拿这首情歌开玩笑，说它不是文学。殊不知这短短四句里，包含了文学诸因素：时间、地点、人物、情节、情绪、氛围，还有锻句与押韵，而且是一幅美妙的情爱图。一个好小伙儿在河中心岛上向美丽的女郎求爱，这时候，一群王雎鸟关关叫着仿佛歌唱一般从他们头上飞过，难道这不是挺朴素挺有意境的生活场景吗？孔子能把这首质朴动人的情诗选为开篇之作，至少说明诗应当来自生活中最真实最质朴的情感。他也肯定真挚的爱情，并不假惺惺。《诗经》305篇，虽也将当时一些民歌和诗删掉，但毕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诗经》之后又有《楚辞》，是战国时代屈原及其后学作品的集结。屈原的想象力极为丰富，上穷碧落下黄泉，思绪时而冲上云霄，时而下潜湖底，或是与神祇对话，或是与先人的灵魂探讨问题，俯询大地，仰向长风，许多诗里发出对生死这大问题的探讨。生与死是哲学头等重要的问题。在文学中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加以探讨的便是屈原，早于但丁的《神曲》，更早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楚辞》中纵横排宕的文思与诗句，浪漫多姿的想象，天上人间地下，“立体”人生境界的探索、描述，澎湃奔涌的爱国爱民爱故土的情怀，代表了摇曳多姿的楚文化，给后世中国的诗歌以巨大的影响。

《楚辞》之后，有两汉乐府，这是民歌体的诗歌，其中许多活泼质朴的诗作流传至今仍旧脍炙人口。《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孔雀东南飞》）也是传诵不绝的爱情悲剧故事，其中不少佳句，如“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至今仍极富生命力。

魏晋南北朝的诗歌领一时之风骚。曹操与他的两个儿子曹丕、曹植，都是大诗人，合称“三曹”。曹操的诗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成为与中国文学同在的佳句。曹植的“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据说是在七步行走之中吟就的，它在后世常常被引用，以申委婉的胸怀，不要发生“兄弟阅于墙”的不幸。民歌也十分盛行，艺术成就很高，《木兰辞》几乎家喻户晓，鲜卑族的《敕勒歌》则反映了游牧民族的生活状况，具有刚劲、质朴、爽朗的特色。

到了唐代，近体律诗大为发展，唐诗成了中国文学最多彩的篇章，在文学史上占有极显赫的位置。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白居易以及那为数众多的诗人群体，把他们的才智留在纸上传至未来。他们把汉字汉语提高到至美至纯的境地，他们的诗歌将与人类共存。

唐诗以后是宋词。宋人把这种长短句的诗体运用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苏轼、辛弃疾、陆游、王安石、李清照，还有唐宋之间的南唐后主李煜，他们那或慷概激越，或委婉凄清的词作越千年而不朽。

元代，诗体演变，散曲甚为流行。马致远、白朴等人的散曲，玲珑可爱。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几乎老幼皆知。

从《诗经》起，中国诗歌就讲求意境和韵律，富于绘画美和音乐美，具有撼人心弦的激情和令人辗转反侧的缠绵，炼字造句又精美绝伦。更妙的是，在电影艺术诞生之前（电影艺术诞生于1895年12月28日），中国的诗歌竟具有电影的思维，以有声的画面相接（蒙太奇），造成一幅情景交融的画面，描绘出某种特定的或朦胧的意境。例如，唐代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简直就是一段声情并茂的电影蒙太奇段落。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不能不说明中国诗歌中借景写情的创作方法何等美妙且极具长远的生命力。中国人这样容易接受电影这一外来艺术形式，和他们久已熟悉并运用自如的艺术思维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近年来，又挖掘整理出中华民族的三大史诗，其中藏族的史诗《格萨尔王》长达110万行，是世界上最长的诗，也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散文可说是无韵的诗。中国的散文，秦汉以前多与历史、哲学结合在一起。先秦诸子的著作和历史典籍都是颇有成就的散文。庄周的哲学作品，每一篇都是精美的散文。那汪洋念肆的思路，活泼的文笔，俏丽的词语，使他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他如韩非子文章的严谨，荀子文章的轻巧，都颇见功力。司马迁的《史记》可说是汉代散文的杰出代表。他的文章不仅为后世所称道，而且为以后小说家、散文家所倾慕，他的成就给中国文学留下深刻的影响。汉代还有一位司马相如也是位文章大家，从古就有“汉代文章两司马”的说法。魏晋时代散文中多骈赋，讲究华丽的词藻、对仗工整的句式，虽然有形式主义的缺点，却也有流传不朽的佳作。这种文风影响也颇深远。唐代王勃的《滕王阁序》可说是六朝骈俪文风流韵最好的作品，“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名句将永远成为汉语中文情并茂的明珠闪耀光芒。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开创古文运动，让重雕琢、尚华丽的文风重归自然与质朴。这一运动经宋代欧阳修等人的推动，成为一股文学革命的潮流，对中国散文的发展有巨大的贡献。唐宋八大家以及明清两代散文大家，业绩卓著，都留下不少名著。

西方的小说、戏剧从史诗中脱胎而来。中国的小说则多从坊间话本演化而出。不少说书艺人为中国小说切近现实、高台教化的传统作出了贡献。唐代的传奇和宋代的话本都已具备了小说的雏形。到明清两代，中国古典小说已完全成熟。著名的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和《聊斋志异》等都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尤其是《聊斋志异》，其中许多篇章都是举世公认的短篇小说杰作。作者蒲松龄在小说创作上所达到的高度，绝不逊于俄国的契诃夫、法国的莫泊桑。而在时间上，蒲松龄早于后两位200年左右。长篇小说，如《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金瓶梅》《红楼梦》《官场现形记》等等，都是有世界影响的巨著。曹雪芹的《红楼梦》则具有极大、极深的内涵，无论思想倾向性还是对社会百态的描摹、文学的创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和持久不断的研究。如今“红学”已成为风靡世界的一个专门学问。

现在所存的剧本证实，南宋时中国戏剧已走向成熟，到了元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元代关汉卿和明代汤显祖的作品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窦娥冤》《西厢记》《牡丹亭》等作品堪称戏剧史上耀眼的明珠。关汉卿这位伟大的剧作家，在自己的“旦本”戏中塑造了许多极为生动的妇女形象，表达了他同封建势力不屈斗争的人道主义精神。他在《窦娥冤》中借窦娥之口发出了“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的怒吼，叱天骂地，矛头直指封建社会制度和统治者。他的精神和艺术成就值得人们永远怀念。

如今，各地的戏曲有360多种。从活的戏剧“化石”贵州的傩戏（假面戏剧）、藏戏、福建的莆仙戏，到被称为国宝的京剧，洋洋大观，简直是一座戏剧宝库。应当继承发扬这优秀的戏剧传统，为全人类的文明作出贡献。

只要细心地欣赏中国的传统艺术，就会在胸中涌起许多深奥难解的间题：

为什么在半坡遗址出土的人面鱼纹彩陶盆上，人的眼睛眯成一条缝，而在此之前1000多年的姜寨陶盆上的人面，却大睁着一双圆溜溜的眼睛？是因为人一开始兴奋地观看自己的四周，不断地提问，而1000年后却闭目沉思要弄懂我们的世界吗？他们在创造美上思考到了什么？

最早的陶器是彩色的，在姜寨遗址竟然发现了6000年前的一套完整的绘画工具：带有盖子的石砚，一根研磨棒，还有一个盛水的石杯，甚至还有已裂成四块的红色颜料，那是三氧化二铁的天然矿石。这说明中国的先人早就对颜色——最早是红色——有了从感知到运用的经验。可是，后来，先人们制陶的技术更加高超，却舍弃了五彩只留下了黑色。黑陶文化优于彩陶文化，这是史实。难道先人们从混沌的黑色中领悟到了比五彩更丰富的色彩吗？中国绘画中黑与白以及黑色中浓与淡、枯涩与湿润的关系极为讲究，变化多端，是否与先人们那“黑”即全色的认识与独到的领悟有关？

为什么陶器上的花纹越来越简单，最后只剩下线条让人们想象？

为什么同大巴山的悬棺之谜一样，先民们把壁画留在人迹罕至的荒僻地区，让那些精美的艺术同荒漠、风沙、峭壁一起度过漫长的岁月？

为什么千古传颂的中国绘画杰作，大多是几根疏竹，几枝虬梅，几许松柏，几叶兰草，几只鸦雀，几羽翎毛。即使奔马，也只有几匹。虽有鸿篇巨制对繁华市井生活的描绘，但它们在艺术上的声名地位却不如上述简约之作？

为什么中国的建筑多生动的飞檐，而又偏在山水之间、莽莽平原上迤逦排列，参差错落？北岳恒山上有一处驾临深渊之上的悬空寺，上下都是峭壁，只凭几根木桩支撑了千年岁月。为什么选这么个令人失魂落魄的地方建造寺庙？

为什么陈子昂一首短诗《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竟被传诵至今，而且还将传诵永久？连刘邦的“大风起兮云飞扬”这么一句诗，也被一赞再赞，几乎妇孺皆知。为什么李白的诗更多是讴歌江山水月，却赢得千古的称颂？

为什么中国的戏曲，布景简单到近乎于无，而脸谱却百态纷呈，让所有的看客都怦然心动？

为什么中国传统的音乐，一笛一箫，一把二胡，一只琵琶，却营造出诸多氛围。而最被称道的曲子，竟是《高山流水》一类“清淡”的乐曲？

类似的问题可以提出许多许多。

中国的艺术贯穿着中国独特的美学观。既然中国传统的哲学认为“天人相谐”，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当然就极重视人工的创造同自然的和谐，讲究人的灵性在自然中受到陶冶升华。因而，中国的艺术大致走出一条简约一繁华一简约的道路，由简到繁再到“洗尽铅华”，重归质朴、自然，这是更高层次的质朴。所以，中国的美学观把返璞归真视为美的最高境界。只有在艺术品前调动起所有的想象力，从简朴中领悟到万象，从单纯中体味到多彩，才算有了美的灵性。因此，简略生动的线条，以及由此产生的绘画、书法、雕塑、建筑、舞蹈都是美，而不加雕饰的农民画，手工艺人的泥娃娃，也是美。只要朴实、真切，充满想象，便被中国人所欣赏。这同强调人的力量、威严的艺术，是两种不同的美学观。

正因如此，中国的建筑讲究虚实结合，移步换景，借景生情，极力保持建筑与自身环境的协调。

陈子昂的短歌，正好说出了中国艺术家面对荒野上苍凉的古台所想到的悠远的历史，把横向景物同纵向的时间流程联系到一起，而生出自然与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感叹。这感叹触动了中国人特有的历史感，因而令人永久地复述。“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的感叹，也是中国哲学在文学中的渗透。一个没有悠远历史的民族是难以发出这样的喟叹的。中国古典文学中对寂寥的歌诵，具有极深的意韵。“大象无形”，在寂寞中含有无尽的声响，无尽的繁杂，恰如一切颜色的混合便是黑色一样，声与色的高度融合便是寂寥，时空万象的混合也是寂寥，这便是中国先民从佛学中转悟到的“空即有，空即色”的观念。这种观念常使创造者和审美者一旦陷入幽远的情思而不由得潸然泪下，这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常有的神韵。

所以，中国人会用彩色、线条塔配成脸谱象征忠奸贤愚，这是所谓“象征主义”；又能用手脚、身体的律动构成流动的线条来表现复杂的情绪、思想，用想象来替代真实的布景，这又是“抽象主义”。这正是深邃的中国哲学所培植的丰富的艺术想象。

这个由简到繁再到简的艺术过程，走过漫长的路，而成为一个民族的共识。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艺术无论什么门类，都具有共同的特色与魅力的原因所在。返璞归真、崇尚自然、生动、平衡、和谐，是中国艺术的真髓。从这里出发，中国的艺术有几个独到之处。

第一，中国的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与戏剧特别讲究道德评价。所谓高台教化，主要是指作者对所表现的人与事在道德上的臧否。对人物的道德评价是决定其为“好人坏人”的根本条件。这虽然有时未免使人物不够“立体”化，但匡正世风、“干预生活”的传统却是极为鲜明的。

第二，既直面现实、贴近生活，又充满奇瑰的想象。从古至今流传下来的中国艺术作品，几乎都密切地反映着当时的生活，但又用种种绮丽的想象来表达自己的理想，所以，梦幻、神鬼、异域乃至“乌托邦”，都是中国艺术中表达理想的常见手段。

第三，作者同自己营造的艺术总有适当的距离，在其中又不在其中，即所谓的“间离感”，这是中国艺术中独有的魅力之一。无论是壮美、柔美、凄切哀婉之美、悲痛欲绝之美，作者都一面身在其中，体验这情绪，张扬这氛围；但另一面又身处其外，从容地欣赏自己手造的各种各样的境界，乃至欣赏自己的创造力。倘欣赏中国艺术品时不能掌握这分寸，就很难领会中国艺术家的内心世界。

第四，中国的艺术品极为讲究调动欣赏者的想象力，务使看客听者介入创作。中国艺术品忌“满”，而要留下许多空白让看客填补。所以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对待创作，是中国艺术品久已有之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文艺家，政治性的社团常见，而流派性的结社不多，就是因为中国文艺家都力求与“受体”和谐，追求创造者欣赏者的和谐统一。

第五，中国的艺术讲究“表现”，不大讲究　“再现”。因此，中国的艺术特别强调创造者对生活的体验、认知与感受，强调用自己的方式传达出、表现出自己的理念。所以，象征、抽象等等就成为自然的事情。

中国的艺术是世界艺术的一部分。世界上并不存在一种固定模式的、现成的“世界文学”、“世界艺术”。所谓世界的，即应是各国各地域各民族的。没有中国艺术的“世界艺术”至少是残缺的。中国的艺术历来向所有的艺术打开大门。但是所有的外来艺术几乎无一例外地经过一个被中国艺术家融会、改造的过程，使它本土化，使它能为中国人所接受。凡是经历了这个过程的，便被中国群众所承认，凡是没有经历这一过程的，便难以在中国立足。所谓“民族化”，一是张扬本民族的传统，一是将外来文化消化吸收变为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正是吸收外来文化，又扬己之长而形成的。

中国艺术在吸收外来艺术的同时，也影响着世界艺术。在近现代艺术中，我们至少知道有几位大师是从中国艺术中获得过巨大启示的。

梅兰芳这位中国京剧艺术大师曾经赴欧洲演出。上世纪30年代他的莫斯科之行，震动了有悠久艺术传统的前苏联。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其结构及程式的魅力，大师本人水袖舞蹈那变化多姿的美的线条，震惊了电影大师、蒙太奇语言的创造者之一爱森斯坦。他的蒙太奇句法同中国京剧的结构与程式那样相似或相同；他承认他的电影画面设计思想，很多来自东方的绘画，现在他知道，原来他钟爱的日本绘画源自中国。

梅兰芳的京剧，同样也让德国的戏剧大师布莱希特惊奇。京剧简约的程式，间离效果那样强烈的表现手段，正是他梦寐以求的理想的戏剧。他一直在探索怎样让观众既走进剧情，又能清醒地欣赏剧情的美，现在他终于找到了早已在纯熟地应用种种手段达到这一效果的京剧。于是他借助京剧而创造了布莱希特体系，成为现代戏剧一大流派。

西班牙的伟大画家毕加索认为从中国绘画和戏剧中可以看出颜色有怎样丰富的表现力，对于色彩，中国的艺术家绝对可以给世界以启示。

由于强调创作个性，在很长的时期里，西方一直将创作者视为艺术的“上帝”，受众只能仰承文艺家赐给的甘露。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德国康斯坦大学哲学教授汉斯·罗伯特·姚斯才创建了接受美学理论，指出受众（读者和观众、听众）不仅是艺术作品价值的最终实现者，而且还是艺术再生产过程的动力，将“上帝”的位置腾给了欣赏者。如今，这是文艺理论中最时髦的理论之一。我们难以断言，汉斯教授是否从中国传统艺术中得到什么启示，但他发现西方艺术中所缺少的“接受美学”，正是中国艺术中习以为常的东西。只是中国的古典文论中还没有把这些观念系统化而成为一门学问，这是要向“接受美学”的创建者汉斯教授认真地学习的。

上世纪末，随着未来学家关于下一世纪是东方文化世纪的预言的出现，一股东方文化热正在勃兴。从音乐到建筑、雕塑、舞蹈、武术，中国文化正在西方大行其道，连西方上流社会女性的时装及礼服也明显地中国化。在一批中国人“趋洋”的同时，西方人正在“趋华”。这很像“两股道上跑的车”，不过，轨道是相接的，东西方文化的相融互补，是迟早都会到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