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会子（钞版拓本）

北宋交子（钞版拓本）

宋代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有价证券——纸币。宋朝的“交子”、“会子”、“关子”的出现和大量使用，标志着宋代是个商业经济水平很高的国家。在宋人的绘画中还出现了举着商品招牌在街市行走的人，这可以看做是早期的“广告”和“广告人”。《水浒传》中出现的“出门倒”、“透瓶香”、“三碗不过冈”，在今日也是绝妙的酒的广告词。

明朝时中国有世界上最大的船队。以郑和为例，他率宝船200余艘，随员2.7万多人，七下西洋，虽主要是出于政治目的，但也起到了扩大对外贸易的作用。国内，手工作坊遍布不少地方，商品经济极为活跃，尤其是长江三角洲和苏州、杭州、无锡、扬州已经成为颇具规模的早期商品经济地区和城市。清初，在雄才大略的康熙皇帝统治下，商品经济从战乱中复苏，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总之，从殷商至明末清初，3000多年来，中国的商品经济虽有盛衰，但始终活跃，不断发展。

1776年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富国论》，他在论述中国古代经济长期停滞不前时，提出一个重要的论据，这便是“人口不增不减”。以人口状况来验证社会经济状态是合适的，可惜这位学者对遥远的东方大国的真实情况并不了解，所以他的结论并不符合实际。

明初，中国人口约为6500万，明末便增加至1亿左右。又过了150年，即18世纪中叶，《国富论》问世的时代，中国人口已达3亿，是当时全欧洲人口的两倍多。人口不是“不增不减”，而是有增无减。中国人口在西方入侵的前夜，即19世纪中叶（公元1840年前后），已达4亿以上。而明清两代540年间，中国耕地的总面积仅仅增长了1倍多。如果不是经济的增长，这有限的耕地显然不能养活那迅速增长的人口。

清朝康熙皇帝曾下诏“盛世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皇帝也主张“摊丁入亩”，生孩子不加人口税，只收土地税，人口遂而大增。这正说明清朝经济对于人口的承受力。当然，人口的迅速增加，也使得按人口比例计算的国力迅速下降，虽然GDP数字依然占世界前列。鸦片战争爆发前，全世界白银的1/3，每年依旧通过外贸流入中国。

著名的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有个“人口循环”理论。他认为，当生产资源赶不上人口的增长时，社会就会发生大规模的饥荒、瘟疫或内乱，使人口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为了把人口控制在“合理”、“适度”的水平，战争手段也许是必要的。且不论他的“人口循环”论是否真正科学，即以他的论点衡量中国古代社会与同时期的欧洲，也可以看出历史的真实。从今天的眼睛看来，许多历史事实令人深长而思。

中国在明代以前的1000多年里，人口大致徘徊在几千万人的水平上，处在中世纪晚期的欧洲（即相当于明代至清初这300多年中）人口发展也大致如此。也就是说，中国明朝以前的1000多年与欧洲一样，都处在马尔萨斯说的“人口循环”的怪圈中。欧洲一直到17世纪，除英国、荷兰以外，还被这循环圈紧紧地控制，不能自拔。只是在18世纪以后，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新的经济制度，激发起生产力的巨大发展，欧洲的人口才实现了持续增长。而在这之前200年，中国经济已经率先突破了马尔萨斯“人口循环”的阴影，实现了人口的持续增长，证明中国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这是中国社会由古代向近代嬗递时的最后一次辉煌。在世界文明史上也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今天，全世界还在称道中国靠世界耕地的7%，养活了世界人口的1/5，是一个经济奇迹。其实，这个荣耀首先归功于中国的祖先，是他们在世界上头一个创造了奇迹。然而这个奇迹的背后，也含有令人反思的问题：众多的人口削减了经济的实力。

由此可知，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在18世纪中叶以后才落后于西方的。

资产阶级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西方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却正处在相对滞后的状态，这便是西方入侵中国的经济背景。

二　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

商·铜贝

西周·布币

中国最初的金属货币有布币、刀币、圜钱和蚁鼻钱四大形式。布币由农具“镈”和“铲”形状演变而成，说明农耕社会的特点。刀币则是用刀“削”转化而来；圜钱为圆形货币，起源于纺轮，都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另外，大概刀币取其刀刃之“利”，圜钱取其圆通流动的含义。当时的先辈已经清楚地明白商业的主要目的是获取利润，而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增值，原始的积攒和储蓄是毫无意义的。圆币中央穿洞，是为了好用绳子申起来，便于携带远行。而孔呈方形，则取“天圆地方”之意也。这不仅说明商业早脱离原始的易货，而且商品与商人游走四方，商业已经可以与农业、冶铸业等论高低，支撑国家的天地了。

战国·圜钱

秦汉时期，商品经济颇为发达，于是有了著名的自由经济思想家，这便是史学家、文学家、《史记》的作者司马迁。许多人对此大约颇感意外，但研究经济史的专家却往往把司马迁同晚于他1800多年的亚当·斯密相提并论。

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鸿篇巨制《史记》中。概括而言：

第一，他以“经济人”的观点观察社会与历史。

人除了自然人的一面外，更重要的是人的社会属性。社会属性包括阶级性、群体性、职业性、地域性等等。以经济人的观点看社会，就要以经济特别是商品经济的角度和价值观来分析与评判社会与历史。这种观点显然是建筑在社会经济比较发达的基础之上的。

司马迁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人群熙来攘往，都只为了一个字：利。他用一句话概括了商品经济社会全部活动的终极目标：利润。这种观点出现在2000多年前，是何等的犀利与准确。他并没有将帝王公侯或知识分子从天下人群中格外剔出，而是都一齐包括在“熙熙”、“攘攘”之中，给他们一个统一的价值标准，都为了利益而奔忙。后世的民谚“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虽广为流传，却没有司马迁的论断深刻。“财”与“利”不是同一的概念，而“利”的含义要比“财”深广得多。所以司马迁思想的光芒历2000年而依旧夺目。

第二，他主张用价格的杠杆调整社会经济与资源的合理配置，乃至人口的流动和职业的分配。

战国·铜布币

刀币

他认为农、工、商、渔等等，都只是职业的分工，只要各尽其能，便足以分担社会的经济职能，而无需朝廷的干预，硬性分配人群的职业。

他认为，人们各自从事自己所擅长的职业，竭尽所能，都是为了得到自己想得到的。物品匮乏了，价格便高；物品充盈了，价格就低。物价低了，商品就会流向物价高的地方；物价高了，人们就奔向物价低的地方。人们各自努力地对待自己的事业，高高兴兴地对待自己的工作，社会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自然地运转， 日夜无休。“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 日夜无休时。”他在这里描绘出商品价格机制这只无形的手在调节着社会的运行、资源的合理配置。他的这种思想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商品经济思想——依靠价格的杠杆调整社会经济与资源的合理配置几乎是相同的，却比后者早了1800多年。

第三，他主张自由经济、商品经济，反对国家强行干预社会经济。

他认为，对待商品经济最好的政策就是任由它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势利道（导）在其次；硬要教训人家按你的意思办，是不好的；整齐划一，按照你的意思不准办这办那，更不行；最下策就是与民间经济争个高下，以国家力量排挤商品经济。这分明是对汉武帝统治经济政策的严厉批评。

第四，他继承了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

司马迁主张所有的人都应当“劝业乐事”，提倡敬业精神；他主张经济、商业应当有道德价值标准，利与欲必须在尽其能、竭其力的前提下获得，以使社会秩序自然地运转。

唐·兽首玛瑙杯

又称镶金兽首玛瑙杯。1970年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长15.5厘米，口径5.9厘米。选材精良，巧妙利用玉料的俏色纹理雕琢而成。杯体为角状兽首形，兽双角为杯柄。嘴部镶金帽，眼、耳、鼻皆刻划细微精确。是唐代经济发展、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司马迁无疑是将中国传统哲学贯彻于商品经济之中的自由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对后世有极大的影响。从明代中叶至清代中叶，农产品开始有了大规模的商品性种植，繁荣的手工业、商业城市遍布全国。于是出现了以儒学思想为价值标准的两大商业集团——徽商与晋商。同时出现了对一些行业的初级形式的垄断，如米、布、茶、染料等等。与此相适应，中国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商业契约制度以及习惯法律体系。这说明中国古代商品经济正逐步演化为近代的商业经济，真正近代意义的经济大门，已距中国不远。中国文化中对商品经济的看法也开始发生变化。司马迁所提倡的儒学精神愈来愈明显地成为从商之道。

明代的大儒学家王阳明认为“士农工商”中的“士”可以把其他行业的人看做同道，这就是说，四民之末的商人也可以把士引为同道。这种“异业而道”的思想，从社会伦理学的角度提高了商人的地位。

清代的张謇，原是位大儒，一心求取功名，41岁才中状元。不料，此后他却辞官回乡创办大生纱厂，历经磨难终于建成当时第一大企业集团。他又办教育，从师范到大、中、小学，还创办戏剧学校、盲哑学校、幼稚园等。

张謇由儒士而变为实业家是儒家入世思想所使然。儒家理想之国不在天国、彼岸，而在此生此世此地，只要努力奋斗，“齐家、治国、平天下”，“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就可以实现。所以，张謇把救国的理想与积极奋进的儒家精神融于一体，“实业救国”，从而超越了单纯的利，将求富变成求仁求道，实现了儒家“君子喻于 义”的理念与救国救民时代要求的结 合。张謇是儒商的榜样，一批又一批企业家起而效仿，包括大批海外华人实业家一面不忘“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面艰苦创业，广开财源却又律己甚严，生活俭朴，将自己所得奉献社会。这正是因为他们将自己求利求官的动机变为儒家之“义”，是为实现“仁”与“道”而躬行实践。由此，在伦 理 道德观上做到了统一，取得了心理上的平衡。他们坚持这种精神，使自己的商业行为具有更高的价值观，成为富国利民强兵之道。这与为了蝇头小利而卑鄙无耻，一切下流手段都可出之，为了百分之二百的利润敢冒上断头台危险的商业观绝不可同日而语。

张謇像

“商亦有道”，道在取其利为义，贡献社会国家。这种中国传统的儒商精神实在应为今日中国一切企业家所牢记所继承所发扬。

三　中国经济文化的影响

司马迁的以价格机制作为调节社会活动和资源合理分配的观点；他的放手让商品经济按照自身的规律发展，国家不要强行干预的观点；他的从儒家学说中撷取精华贯彻于经济活动之中的理念，无疑都给了我们今天的市场经济机制以启发。这种启发或许不是直接的，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深深地印在每个中国人心中。正因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铸造了民族的灵魂，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才获得广大群众的支持。这些改革不仅符合时代的要求，也合于中国优秀传统中经济文化的本质。

当然， 自由商品经济也有极大的缺陷，那只“看不见的手”常常制造规律性的经济危机，扩大贫富分化，增加社会动荡的潜因。怎样用“看得见的手”同“看不见的手”相协调，是每一个现代国家的政府必须考虑的大问题。特别是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代中国，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更要审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中国儒商传统中敬业与求仁求道重义的精神，给予今天及世界的影响深刻而悠久。建筑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在中国大地上站稳了脚跟。面对1998年铺天盖地而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在咬紧牙关克服困难的同时，又坚持为亚洲和世界金融的稳定作出自己的贡献，承诺人民币不贬值。这一方面是国际主义时代精神的体现，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中大义、大仁精神的继承和发扬。

一批日本、新加坡、韩国企业家贯彻儒家 的精神取得成功。

儒家文化重理性，特别是重视实质理性，即 合理的理性。这为现代企业管理提供了精神原则。比如： 日本一些企业强调敬业精神，并且把劳动态度与成绩量化，便于管理；同时，实行企业家庭化，职工终身雇佣制等，强调家庭对社会的重要作用，要求每个职工都像家庭成员一样相亲相敬相睦相信，彼此忠诚。这种价值观念是典型的儒家伦理观，对日本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助力。日本经济的腾飞，使得一向以个人自由为价值观念的美国也开始研究甚至引入这种儒家模式。

唐三彩·胡人俑

儒家文化中的精髓竟演变为现代企业精神，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赐予。

时代在不断发展，儒家文化是否能长期地予人以滋养，还要看它本身是否能在保持基本观念的同时，又根据时代的变迁增减损益。一个不断发展的文化才是真正合理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