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图：北宋交子（钞版拓本）

1776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发表了他的《国富论》。在这部被奉为经济学史的经典著作里，他说：“许久以来中国似乎就停滞在静止状态了。中国的经济，几个世纪里没有变化，人口也不增不减。”他认为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很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达到了社会法律所允许的程度，所以，后来就没有发展。他发表这些观点的时候，中国已经陷入落后的泥潭之中。64年之后，英国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或许正是这些论点成为列强侵略中国的经济上的借口。近代，由于中国的落伍而急切呼唤改革的声音中，也有一种“理论”，即由于中国长时期的“重农轻商”，使得中国商品经济一直处于竭蹶不振的局面，而在这种小农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全部中国文化都在腐朽之列而应予扫除。

事实并不完全如此。现代商品经济相对滞后的中国，在历史上却有相当发达的古代商品经济。“重农轻商”，并不意味着商品交换的绝对落后，只是同农业相比，它处在并不被格外重视的地位。中国古代社会农业经济的水平是很高的，所以，商品经济即使被轻视，也有较高的水平。何况，商品经济与商人的被忽视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以贯之的事，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情况，不可“一言以蔽之”。

20世纪后期至今，经济的发展又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再发现提到紧迫的日程上来，重新审视中国商品经济的传统，就成为十分必要的工作。

一　漫长的商品经济传统

商品经济是人类发展的客观产物。中国既然有悠久的历史，也就必然有漫长的商品经济传统。中国是商品经济最早的发祥地之一，在长时期里走在世界的前列。

在距今3700多年前的殷商时期，中国的交换业就已较普遍，并且有了交换的“符号”——货币。货币是商品经济的重要标志，说明商品交换脱离了以物易物的初始阶段而渐次步入成熟。殷墟墓群出土了大量的海贝、龟甲、鲸骨货币，更有三枚铜贝。铜贝是中国目前出土的最早的铸币，也早于同时期的其他国家。而专门从事贸易、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群的出现，则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标志之一。

殷商时代专门从事交换业的阶层已经形成，而在西周时代，这个阶层已经被称为“商人”、“商贾”。对一部分以某种方式立足于社会的人群冠以特定的称谓，证明这部分人群已经是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分子。因此，“商人”这一称谓的出现，足以证明在春秋时代交换业者已经是社会中的重要成员。

在殷商时代，交换业就由大漠直抵海边，西周时就更广远而深入，城镇至乡村都有商业的存在。商人有的富可敌国，受到诸侯的重视。史载，春秋末年，郑桓公和商人订立盟誓，商人可参 与政治并且与诸侯“分庭抗 礼”，地位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