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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创制是商代伟大的贡献。商朝还创制了天干、地支纪日法；六十甲子、一年12个月、闰年13个月的历法，这在当时应当说是相当完备和科学的。

商代还有编制齐整的多声部乐队，演奏出优美的音乐，可惜我们今天再也无法聆听到了。

商朝共有30个王，至纣而亡。

《史记》中记载，商纣王是个暴虐的君王，“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1983年发现河南偃师商城水池遗迹，与《史记》所载相吻合。但不能确定这帝王之池，是盛水还是装酒。据说，纣王好色，宠爱妃子妲己，对她言听计从。妲己想出种种淫乐游戏，迷惑君王，又以种种毒刑惩罚臣子，以致上下皆怨，国势日衰，终于被周王所灭。其实，商之灭亡，绝不会因为妲己一个女人，这只是显示了父系社会男权主义的特色：“女人是祸水”。

至于纣王是否是无道的暴君，至今争论不止。历来亡国之君总是被人诟病的，所以有学者说纣王的种种暴行多为附会。其实，他聪明勇武，在开拓中国疆土上立有大功。

周文王、周武王建立西周，将殷商的奴隶制推向新的高度，是奴隶制社会的顶峰。官制完备，冶炼业、农业颇为发达，缫丝、织染独步时代。当文明程度很高的埃及人和两河流域的贵族只能穿亚麻织物的时候，西周的贵族已经穿着丝绢，普通百姓也穿苎麻了。

那时候，小国林立，周王为“共主”，他的威权实际上只达于他统治的中央地带。那巴掌大的地方称为“中国”，因为它是中央之都，象征着真正的权威，故而诸国争据，“中国”渐渐演化成整个国家的名称。在中国中世纪历史上，只有朝廷政权的名称，没有国家的正式统一名称。“中国”便是共认共知的名称。有人说“中国”两字是“世界中心之国家”的意思，那是可笑的曲解。

4、东周（春秋战国）

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西），史称东周，从此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春秋的名称由据说是孔子编撰的历史著作《春秋》而来。“春秋”的意思是“春秋代序”，岁月更迭，可转意为“历史”。《春秋》一书记载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的事情，与“春秋战国”历史年代的断代相近。春秋时期从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至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共295年的历史。

战国的名称，来自《战国策》一书。主要写七个强大诸侯国的历史，由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年），共255年的时光。

这前后550年的历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页。

春秋战国为秦汉时代的强盛做了各方面准备。

（1）生产力的发展，为经济的繁盛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周的先祖后稷就善农耕，所以，周是农业文明发达的氏族。西周至春秋战国近800年的岁月，农耕业仍然是中原地区主要的经济。农作物种类很多，号称“百谷”。为了制造农具和兵器，冶炼术颇为发达。西周后期，出现了铁器；春秋后期，发明生铁冶炼技术。冶铁术和铁器的出现是生产力一次伟大的进步，使此后的大面积农田开垦和耕作成为可能，并使手工业从农业中逐步分离出来，促使旧有的奴隶制生产关系逐步瓦解而代之以封建制度的生产关系。纺织、染色技术的发达也为人们经济生活的改善打下了基础。

总之，没有春秋战国时代冶炼术、农业、纺织、交换业的发达，就不可能有秦汉时代经济的繁盛。

（2）政治上的准备。

周初，分封诸侯，虽然使中原小国林立，形成纷争不休的局面，却也从反面提供了经验，使秦汉以后中国的大一统局面成为政治体制的主流。周朝诸侯为各地实际的君主，内部有卿、大夫、士的等级分别。各诸侯也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中央政权则设太师、太保（辅佐天子总理朝政）；司徒管农田，司空管百工，司马管军事，太史管天文、历史，太卜管宗教祭祀等，这种政治制度与政治经验也为秦汉两代的君王所借鉴。

（3）思想与哲学上的准备（理论准备）。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思想最活跃的时期之一，是中国文明初构时期的探讨阶段。各种问题、各种思想、各种方法论、各种对策彼此争鸣。这极为活跃的思想交锋，使中国古代的哲学、文化达到了空前的繁荣。孔子的儒学，老子的道学，墨子的兼爱，韩非子的法治等等都成为日后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相容而互补。

哲学，特别是关于社会与道德的部分是统治阶级治理国家的理论根据。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为秦汉的强盛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位德国学者雅斯贝斯在他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曾断言，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左右，人类出现了一个文化轴心时代。他说，这时候只有三个或四个地方产生了哲学，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就是中国、印度和希腊，或者还可以加上以色列。他们对宇宙和人生提出了理性的超越性（超越时空）的思考，由此确定了各自的思维方式。实际上这四个互无联系的古老文明都提出了相同的问题，而回答却是各不相同的。人类至今的文化，依旧是这四种文明和思维方式的延续、发展和变化。雅斯贝斯所说的这个“文化轴心时代”正是春秋战国时代。

秦朝可说是中国中世纪社会，也是整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高峰期。

战国时期，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诸侯国争霸，称为七雄。秦王嬴政雄才大略，锐意改革图强，终于以七雄之一兼并六国，统一中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大帝国，开始了长达2100多年的封建法统，实乃“千古第一帝”也。

秦王灭掉赵国之后，燕国太子丹非常恐惧，就派武士荆轲去刺杀秦王。荆轲的好友高渐离是击筑（演奏古琴）的好手，在他的筑声中，荆轲常常把剑舞到出神入化的境界。荆轲明知刺杀秦王是有去无回的任务，但“士为知己者死”的侠义心肠和灭掉强秦为六国复仇的决心让他慷慨赴命。为了能受到秦王的接见，他带上秦王悬赏捉拿的樊於期的人头和燕国伪称献给秦王的督亢地区的地图西去秦国，临时找了一个少时就杀过人的武士秦舞阳做随从。高渐离赶到易水河畔为他送行击起筑来。荆轲在筑声中高声放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筑声激越，歌声悲怆，风声凄切，水声鸣咽，送行的人们白衣白帽，都潸然下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悲壮的画面之一。

秦王召见荆轲，同行的秦舞阳被秦王的威仪吓得手脚发软。荆轲只好独自上前。当献上樊於期的人头，又打开督亢的地图时，显现出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荆轲抓住秦王衣袖拿起匕首刺向秦王。秦王挣断衣袖跳向厅堂绕柱而走，卫士们都不知所措。秦王好不容易拔出长剑，荆轲被御医投来的一只药袋击中，秦王才砍断了荆轲的左腿。荆轲奋力将匕首投向秦王，没有刺中，秦王又砍向荆轲。身受八处剑伤的荆轲靠在柱上朗声大笑，秦王的大臣们一拥而上，斩杀了荆轲。

秦王终于灭了燕国统一中原，称始皇帝。

高渐离决心为荆轲复仇，就乔装前往秦国咸阳，他演奏筑琴的名声让酷爱音乐的秦始皇将他召进宫。始皇知道了他的身份后，就用马粪熏瞎了他的双眼，依旧让他在宫中奏乐。高渐离将融化的铅块注入琴箱，使筑琴成为沉重的器物。那天，他在宫中演奏，精妙处让始皇动情，走近来倾听他的琴声。高渐离突然将筑击向始皇，始皇躲开，卫士一拥上前，始皇盛怒，下令处死渐离。

荆轲、高渐离刺杀秦王的故事是中国文化中独有的“义”的精神的表现。这故事越两千年岁月依旧新鲜，成为许多艺术家钟爱的题材，其原因就在于“义”的精神原则由古至今脉脉承袭。

秦嬴政可说是第一个坚定起统一的信念与理想并且得以实现者。应当说，中国的中世纪社会法统由他肇启，他留给历史的印痕是极为深刻的。秦始皇的暴政是酷烈的，但他的历史功业也确乎不朽。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文字、度量衡，他修路、开渠、建长城，使“秦人”之名达于四邻，以至于今天不少外国人仍称中国人为“秦人”，其功业当是空前的。他创下的秦国虽为陈胜、吴广起义所灭，却也为汉的兴盛打下了基础。

汉分西汉、东汉。西汉从公元前206年至公元8年。此后发生农民起义，刘秀击败各路军队在洛阳称帝，重建汉朝，称东汉。东汉自公元25年至公元220年。

刘秀帝号光武，是中国历史上极为少见的中兴之帝，文修武备，也为中国历史作出不小贡献。可惜，他统治下的王朝已不复西汉强盛的局面。因此，汉的繁盛顶峰期还在西汉，即所谓“文景之治”及其以后的武帝时期。

汉朝是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战争局面中建立的。汉高祖刘邦原为沛县一个管理十里地方的亭长，他起兵反秦，重用智士贤达爱惜将士民众，深受百姓欢迎。另一位起兵反秦的壮士是项羽，原为楚国贵族的后裔，勇武才俊是盖世的英雄。秦王朝在义军的战火中圮败，刘邦先攻入咸阳却又悄然退出。而号称西楚霸王的项羽进入咸阳却坑杀了秦军降卒，传说还焚毁了阿房宫（据今考证，阿房宫遗迹皆无，是否有过这个王宫还值得存疑）。汉王刘邦与楚王项羽开启交战之火，最后刘邦大军将项羽的军队围困在垓下（今安徽灵望东南）。入夜时分，刘邦的十面埋伏大军唱起项羽士兵家乡的楚歌（湖北一带的民歌）。楚军士兵纷纷垂泪，无心再战。项羽和爱妃虞姬面面相觑，帐外项羽的坐骑宝马乌骓嘶鸣不止。项羽不由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我力拔山冈的气力盖世无双，时运不济啊乌骓马也不能驰驱沙场；乌骓不能驰驱又将怎样，虞姬、虞姬呀我们又能怎么样？！”）

虞姬悲不自胜，勉为项羽歌舞，然后突然拔剑自刎，死在项羽的怀中。项羽诀别爱妃，召集部下，突出重围逃至乌江（今安徽和县附近）。面对追兵，项羽慨然自道“无颜见江东父老”，说罢挥剑自刎。“霸王别姬”和“乌江自刎1”的往事依旧是今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壮烈故事。汉朝既然在秦末农民起义的战争局面中建立，所以汉初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社会政治经济开始出现良性的循环。到了第四代第五位君王刘彻，即著名的汉武帝时终于达到了鼎盛的局面，在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关系与中外交流等各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

汉武帝的主要作为是：

政治上，他进一步削弱诸侯王，打击了地方割据势力，使秦开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至此才真正地巩固下来。他加强中央集权，改革用人和选任官吏的制度，为后世历代皇朝所沿用。

经济上，他改革币制，发展商业，兴修水利，促进农业，实行盐铁专卖，增加财政收入。经济上的空前繁荣，使他有强大的军力去征战四方。

军事上，他与不断进犯北部边境的匈奴族骑兵进行了三次大战，巩固和发展了多民族国家，奠定了版图。

在对外关系上，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沟通了汉与西域的关系。从此，东亚、中亚与西亚乃至北非，渐次交流，中国的丝和丝织品得以从长安西运西亚，甚至直达地中海、埃及亚历山大城。这条长达7000多公里著名的“丝绸之路”把中国和欧亚联系起来。当驼铃和马蹄声飞扬在沙原、胡杨林和苍茫的山野上空时，谁能想到这是人类创造的饱含雄健悲怆诗意的商业之旅呢？“丝绸之路”使东方人开阔眼界，带来异域的特产和见闻，而且把当时处于领先地位的中华文明经由中西亚传向欧洲，对促进世界文化的发展和东西文化的交融作出了伟大的贡献。今天，它以某种神秘和不羁的开拓精神激发着人们的想象力和热情。古老的“丝绸之路”似乎可以成为今日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范本”，重开“丝绸之路”的呼声成为旅游业的一大题目，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们。

汉朝出现了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他如椽的大笔不仅创造了纪传体史书《史记》，准确、生动地记述了当时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他那飞扬的文采也成就了无数篇瑰丽的华章，为后世中国散文树立了典范。而他秉笔直书不为尊者讳的公正的写作态度，也为历来的史家所推崇。他的经济、军事、文化、政治思想也卓尔不群，为后人所重。无汉武则无司马迁，无司马迁则无汉武业绩之流传。这结论似乎专断，但也庶几近之，不为大过也。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东汉时，蔡伦改进造纸术，张衡发明地动仪，张仲景、华佗将医学发展到让人仰视的程度，都是了不起的成就。

汉代的文明之光耀人眼目，在历史的底片上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乃至今天“汉人”成为中国大部分人群的代称。中华民族中最多的一支也称之为“汉族”。“汉文”、“汉医”、“汉学”等等，成为外部世界对中华文明各部分的统称。

汉代所处的时期正是罗马由共和转为帝国，而强大的罗马帝国也逐渐走向分崩离析的时代。在中国西部曾经发掘出罗马人的骨架，甚至还有罗马人的后裔至今生活在中国西部，这是不是那时远征东方的罗马帝国的士兵葬身中国西部的冰天雪地，或是有人停留在中国得以子孙繁衍，至今还是个未解之谜。总之，那时的中国与西方已经有了密切的交往。

东汉正式灭亡是公元220年汉延康元年的事，但在这之前，汉也只存虚名而已，中国实际上陷入蜀汉、曹魏、东吴三国分立相争的局面。这段历史被陈寿的《三国志》如实地记录下来，后来又有罗贯中撰写的小说《三国演义》，成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奇书，许多生动的故事将流传永世。

公元208年，正是罗马帝国皇帝塞维鲁率兵亲征不列颠之时，中国也发生了著名的“赤壁之战”。曹操以汉天子之名率领十万大军攻打刘备。逃到长江南岸夏口（今湖北武汉）的刘备，听从了军师诸葛亮的建议，与东吴的孙权联合抗曹。诸葛亮出使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去见孙权，说服孙权与刘备建立抗曹联盟。十一月初，孙刘联军与曹军在赤壁（今湖北蒲圻西北）相遇。天寒地冻，北风呼啸，曹军不惯水战，又不服水土，病者无数，只好撤到江北与江南的孙刘联军对峙。曹军为了适应北方士兵不习水战的特点，便将战舰用铁链锁在一起。曹操又接到孙权部下大将黄盖的“降书”，信以为真。在约定的日子曹操率军起锚过江，准备与黄盖汇合攻击孙刘联军。谁知天上突然卷起东南风，黄盖率十艘战舰，满载干柴向曹军战舰驶来，临近曹军，十艘战舰突然燃起熊熊大火，直扑曹军船阵。曹军战船因铁链拴在一起无法逃避，陷入烈火之中。火借风势愈加猛烈，曹军纷纷跳水而逃，溺死无数，曹操狼狈而归。从此，逐步形成魏、蜀、吴三足鼎立的局面。“赤壁之战”中诸葛亮的精明和通晓天文地理军情的才干和外交才能，孙权部下周瑜的强悍和自矜都显露无遗，他们都成为杰出的历史人物。“赤壁之战”也成为中国文艺永恒的题材之一。

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西方跌进长达一千多年极其黑暗残酷的中世纪，而中国也进入魏晋南北朝的后期，这正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历史时刻。魏晋南北朝有长达393年的纷争，经济、生产艰难前行，文化与科技却硕果累累。数学家祖冲之计算的圆周率数值（π值），已精确到小数点后7位，比西方数学家早1000多年；地理学家郦道元的《水经注》、农学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都是极重要的科学著作。

左思的诗赋、王羲之的书法都流韵无尽；秘康的《广陵散》至今还被奉为雅乐的典范；画家顾恺之，至今是民族的骄傲；陶渊明的诗文则流传永世；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是最早研究文学与诗歌本体规律的经典；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合称“三曹”）以其文学成就，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不灭的星辰。

北魏的大同云冈石窟，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十六国时开凿的甘肃敦煌石窟，都是人类的文化瑰宝。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民族大融合时期，特别是北方，“胡人汉化”、“汉人胡化”，胡汉交融的局面维持了近一个半世纪。中华民族内部形成彼此学习、交融混合的状态，这在当时的文化遗存（如石窟的佛像）上就可看出。今天许多汉族姓氏来自“胡”人，也有许多汉族人是“胡”人的后裔。这种开放与交流大大促进了中华文化的发展，为后世的盛唐文化奠定了基础，为统一创造了条件。

魏晋时代，玄学大炽。这是中国哲学史上的辉煌时期。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当时的先锋人物，在自身之外发现了大自然伟大的创造力、无尽的美和予人以超凡的想象空间；对内发现了人自身潜在的无限的创造力。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下，主张率性地弘扬人的创造力和个性。他们的言行一时间成为追慕的榜样。他们给哲学、文学、艺术开辟了活泼自由的创造空间和风气，留下灿烂的艺术成就，影响所至使隋唐乃至宋明时期的文风都呈现出鲜活和浪漫的格调。研究中国文明，切不可忽视这个纷争的时代。

中国封建社会的第二个高峰期便是公元581年至公元907年的隋唐时期。

这是中国古代史上辉煌璀璨的时期，唐的繁盛是今天无论有多么丰富想象力的艺术家也难以想象的。

公元581年，当拜占庭帝国的罗马将军毛利斯在君士坦丁堡大败波斯人的时候，中国的北周大将杨坚迫使北周皇帝退位，自立为帝，国号日隋，建都长安。在消除了北方突厥军事威胁之后，挥师南下。公元589年初，隋军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灭掉江南的陈国而统一了全国。杨坚（隋文帝）实行一系列改革政策，使得隋朝国富民足，人口骤增，仓廪丰满，只好下令“寓富于民”。中国的版图东起大海，西达大漠，出现了罕见的富足强大的气象。杨坚次子杨广弑父杀兄夺取了皇位，是为隋炀帝。历史上历来指责其荒淫暴虐，使强隋迅速崩溃，只留下一条人工开通的京杭大运河，作为隋朝的遗存，今天依旧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唐朝在隋末各地起义军纷乱的战事中建立起来，却也承继了隋朝强盛富足的家业。唐朝有两个著名的皇帝，一个是唐太宗李世民，他发动“玄武门之变”杀兄逼父，登上皇位；另一个是唐玄宗李隆基（亦称唐明皇）。他是武则天的孙子，关于他的传说、演义和诗歌，演变流传历千余年而不衰，依旧活跃在今天的银幕、荧屏，闪现在文字中。

唐太宗李世民从纷乱的战事和前朝的倾覆中认识到“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采取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倡节俭，促生产，使经济迅速发展。他广开言路，征召贤良，实行科举制度。又以和亲政策代替征伐，与各兄弟民族友好往来，国势大盛。这便是有名的“贞观之治”。

唐代的鼎盛是在玄宗明皇时期。他的“开元盛世”，成为中国历史清明富足的典范。应当说他是个幸运的皇帝，李氏皇族的先皇为他积累了家业，武则天又为他巩固了政权和江山，加上他年轻时文修武备，任用贤良，整顿吏治，实现了政局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由于农业生产基础雄厚，商业也随之繁华兴盛。他又加强军事防务，巩固了北方和河西走廊的安定，使国力强盛，声威远震，各国使者往来不绝，长安城里欧、亚各国商人云集；他清户籍，查土地，加强财政管理，使唐代累积的财富更加充实。唐朝大国雄踞亚洲，睥睨四方，俨然世界文化中心。海外诸国咸来交往，各国使臣、商人、侨民居住在长安者达5万余人（占长安100万人口的5%）。长安城街巷如网，行人如织，商品充实，歌台舞榭，笙歌不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都市。可惜，唐代的长安毁于战火，为历史的风尘所湮没。今日的西安是明代的城池，唐代的遗迹只留下大雁塔、青龙寺等少数建筑，还在漠漠长空下细数着往日繁华的记忆。

晚年的唐玄宗，渐渐丧失了年轻时的锐气和锋芒，又为盛名与政绩所累，逐渐耽于声色，且又闭目塞听，整天和贵妃——曾经是自己儿媳妇的杨玉环欢谑。于是，朝政日废，内乱生起。“安史之乱”让他仓皇逃往巴蜀，在部下的威逼下，不得不将杨玉环赐死。这悲剧成为后世诗人、编剧人写作的好题材。玄宗的儿子继位后，唐朝转向衰落。

唐朝是中国中世纪辉煌的时期，也是那个时代先进而开放的国家。陆路海上的通道遍及四方，贸易交换的地域广达太平洋、地中海、印度洋。东亚、波斯的商人，足迹几乎遍中国，西亚、北非与大唐的商贸交易也极为活跃；各国的僧侣、学者、留学生千里迢迢来到中国。仅日本就先后派遣过十多个遣唐使团，乘船漂洋过海来到长安，从官员、僧侣直到诸工百匠“对口学习”，有的还在唐朝应举为官。他们都将当时先进的大唐文化传向各地。隋唐时代，科技、文学、天文历法、医学、哲学、建筑、绘画、音乐、舞蹈乃至服饰、礼仪，都成为世界一时之风尚，为许多地区特别是东亚各国所仿效，甚至流行至今。

公元8世纪初，即女皇武则天逝世后，处在黑暗的中世纪的西欧诸国同东方的商贸交通几乎完全断绝，中国成了一个遥远而神秘的国家。而唐代却是中国向外部世界学习的盛世，中外文化的互融，达到中世纪的高峰，玄奘取经的故事便是一个永远鲜活的例证。

玄奘（公元602～664年）姓陈名袆，河南洛州俨师人，13岁出家，法号玄奘。他精通许多佛典，但仍不满足，决心到天竺取经。贞观元年（公元627年），他上书太宗请求外出取经未获批准。但他决心不改，趁太宗同意饥民四出就食的机会，化妆混在饥民中，走出长安踏上求法取经的漫漫长路。他历尽艰难险阻，几次命悬一线，都以坚忍的毅力战胜人为和非人力所及的艰险，九死一生，终于到达目的地。当时的天竺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玄奘遍历五天竺寻师求学，成为当时最有学问的十名高僧之一。

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正月，当拜占庭帝国宫廷发生内乱，最后由君士坦斯即位之时，在天竺举行了一次全天竺的佛教学术辩论大会，参加的会众达几十万人，公推玄奘为“论主”（主持人）。大会连续十八天，玄奘精深的学问，虔诚的心态，雄辩的才能受到全体与会者的拥戴。在万众欢呼声中，他被拥上大象背上的华座巡行会场一周，并被大乘教派奉为“大乘天”；小乘教派奉为“解脱天”，这是至高无上的美誉。

玄奘于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携带657部佛经，大批佛像及南亚花果种子回到长安，受到唐太宗及群众的热烈欢迎。一心取法的玄奘谢绝了唐太宗的封赏，开始了19年的译经伟业。他第一个将天竺译为“印度”即“月光照耀之地”。月光是佛法中极具诗意的象征，是说真理就像澄明的月光一样，浸润着世界和人类的心灵。玄奘译出了佛经论75部，1335卷，1300多万字。又将他行程5万里，历时17年，西行取经所见所闻，口述实录成《大唐西域记》。公元664年（唐麟德元年）二月初五，64岁的玄奘在完成了他的伟业后于玉华寺内逝世，安葬时，100多万人在长达500里的路上为他送行。

在盛世之时，玄奘就忧心于民族精神的空乏，决心以个人不可动摇的壮举，为属于自己的民族，属于自己的世界，寻求信仰和精神力量。他虔诚的心灵，百折不回的实践，他要将真理撒向众生的精神，无论如何是值得永久崇敬的。

玄奘去印度取回佛教的典籍，藏于长安弘福寺。佛教东渐，中心逐步移向中国。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也在此时传入中国。各国的文化在此时渐渐与中华文化相融，有不少渐渐演变为中国的“土产”，如西域的果品、乐器，波斯的织锦，印度的雕塑，朝鲜的医书、药材等等。

3、唐代的文学成就

唐代的文学更是光芒四射。初唐的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盛唐高适、岑参的“边塞诗派”；王维、孟浩然等自然风光的吟诵者都如天上的明星。而“诗仙”李白、“诗圣”杜甫那永垂史册的瑰丽诗篇已经成为中华文明的结晶，与天地共存。其后的白居易、韩愈、孟郊、李贺、杜牧、李商隐等一大批诗人的诗作也都各具特色。研究这一时期的高峰和诗人群体的现象，永远是文学理论界的重大课题。

全世界的诗人们似乎都和浪漫的爱情有扯不断的联系，但唐代诗人崔护的故事似乎更具东方色彩。

一年清明节，风和日丽，长安城外游人如织。青年诗人崔护因举进士不中而郁郁寡欢，独自一人漫步在长安城外。他在南庄见到彩霞般绚丽的桃花，心情为之一振，不觉口渴，便到一家找水。那家的门开了，一位美丽的姑娘为他端来茶水，又身倚桃树凝望着崔护，眼里流露出温存的目光。崔护也心生爱意，两人脉脉相视，依依不舍。告别后，崔护竟无日不思梦牵魂绕，那美丽的影子总是徘徊在他的心中。

第二年清明，崔护又急忙忙赶去南庄，见桃花依旧繁盛，却门扇紧闭不见人影。无限怅惘的他在门上题写了一首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题罢怅然归去。几天后，他又来到此门前徘徊逡巡，不知所以。一位老翁见到他，扯住他衣袖说：“你就是在我门上题诗的小伙子吗？你可把我女儿害苦了！去年清明以后她就神情恍惚，几天前她看了你的诗，回家后就水米不进，眼看要死。”说罢大哭起来，崔护赶忙请求进门一见。老人把他推进门去，果然见那当年的女郎，如今气息奄奄，形容枯槁病倒在床。崔护急忙走到床前，流着泪说：“我，我来了，我在这里。”那女郎竟然睁开双眼，惊喜之下，病竟自好了。全家大喜，一对有情人喜结良缘。崔护于贞元十二年（公元796年）登进士第，官居岭南节度使。

这“人面桃花”的情诗，流传千年，至今几乎中国的青年学子人人会背诵，大约也都心仪那桃花般灿烂的爱情。

4、神秘的法门寺出土文物

1987年，在陕西咸阳扶风发掘出法门寺地宫，使埋藏了800多年的大唐文物得见天日。其中有在佛教史上位置殊显的佛指舍利，各种供品，还有金、银、玉、琉璃等等器物珍宝，更有秘色瓷等久绝于世的奇珍。那堂皇的地宫不仅还原了一个佛教密宗的中心曼陀罗（道场及供奉仪轨），显示了佛教的中心已移至中国的历史，还以实物勾勒出大唐文明的辉煌。地宫出土文物不须考古论证，因为所有物件均有明细账目乃至制作工匠的姓名勒石记载，与文物一齐出土。这法门寺地宫文物涉及佛教史与佛学乃至茶、纺织、染色、琉璃、金银制作、玉石雕制、中外文化交流等诸门学科，本身就是一个活的书库与博物馆。文物遗存显示的是唐由中期向晚期嬗递时的水平，已不复盛唐的烂漫，但那令人瞠目的璀璨依旧让人心跳，盛唐的富足简直难以描绘。

隋唐的高峰一过，中国历史之河便进入了一个低谷期。五代十国的53年中，中国境内政权林立，争战不休。但南方相对安定，农业生产水平逐步超过北方。文化上，画家辈出，词进一步发展，南唐后主李煜婉约的词章流传于世，亡国之痛更使这位政治上的庸才成为文学上的高手。

这时期真正的政治俊才应当是后周的统治者柴荣，他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都锐意改革，以期统一中国。可惜，壮志未酬身先死。幼子继位，禁军统帅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了宋朝。

有意思的是，中国这53年的动荡期，也是全世界不安定的时代。无论亚洲、欧洲还是非洲，充满了王朝的争权夺利，国家间的你争我伐，还有宗教分歧引发的争执。不管是拜占庭帝国，还是教皇统治下的土地，都在动乱中颤抖。难道世界上的人类必须同享苦乐吗？

1、宋代一　中华文明的鼎盛时期

赵匡胤建立的宋朝，定都汴京（今开封），他的后人迁都临安（今杭州），称南宋，共历18帝320年。无论北宋还是南宋都是军事孱弱、国势衰落、版图缩小、国力式微的朝代。尽管有赵匡胤这样的“明主”，却一直未能解决好与北方诸强邻的关系，与之先后并立的辽、金、西夏等少数民族政权不断与宋争战，使300多年的大宋王朝始终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

然而正是这样一个朝代，却在中国文明的建构上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文化自春秋战国百家争鸣、诸派纷起，经秦汉魏晋隋唐的融合、交并、梳理、归纳，再加上与外部世界文化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的彼此渗透，在宋时渐渐条理清晰。宋明时理学大炽，对中国的主流学派儒学经典进行了注与疏，渐渐形成以儒、释、道为支柱的中国传统文化架构。一方面有了严谨的结构和体系，一方面又以开放兼容的姿态吸收外部文化的精华，这使中华传统文化有了稳固的基础和发展的前景。这一进程大致完成于宋代。于是，这个孱弱的时代在文化上就有了独特的地位。

给世界带来深刻影响的中国的四大发明，除造纸一项是东汉人的发明外，其他三项（火药、活字印刷、指南针）都在北宋时期最后完成。

北宋的官制也颇为完备，乃至后世的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将北宋一整套文官制度搬去实行，而许多国家又向英国学习。

北宋初年确也歌舞升平，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将繁盛移至画纸。那舟楫往返、货物如山、店铺鳞次栉比、道路车水马龙之景确也动人。可惜好景不长，一面是帝京上元灯火亮，一面是边塞烽火急，宋朝的日子真不好过，连宋徽宗、宋钦宗都被金兵掳去。朝廷南迁，依旧荒唐度日。岳飞被害的故事就产生在这个时期。

岳飞（公元1103～1142年），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今属河南），是南宋名将。他孤军奋战，抗击金兵，屡获大胜，收复了北宋时代许多失地。他力主收复幽燕十六州，为高宗和权相秦桧拒绝，他率军进击中原，在百姓的支持下收复大片失地，正准备渡过黄河时，却被高宗以十二道金牌逼催召回临安（今杭州），又被奸臣秦桧诬陷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岳飞成了保家卫国的英雄的象征，受到人民歌颂。岳飞出征前，他的母亲在他脊背上用针刻写了“精忠报国”四个大大的血字，为他壮行。在抵御外侮时，“岳母刺字”的故事和岳飞慷慨悲壮的精神，成为鼓舞中国人民斗志的鼙鼓。他那首激情昂扬的诗篇——《满江红》，曾经鼓舞了无数抗敌保家卫国的中国军人的心。而秦桧则成为卖国贼的代表。如今杭州的岳庙里还有秦桧夫妇的跪像，世世代代受游人斥责。

宋金的对峙，成就了中国少数民族蒙古部落的铁木真。他统一蒙古，称“成吉思汗”，他和他的子孙挥师西征，半个世纪中蒙古骑兵向欧洲进行了三次大征讨。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今天中国的新疆和俄罗斯、伊朗、中亚等地建立了四个汗国。南宋经40多年的抗争，终于以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悲壮诗句结束。公元1271年，忽必烈建大元于中原，定都北京，称大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统治全国的朝代一一元朝。

2、元朝——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元朝的功绩在于结束了唐以后370年的分裂、战争局面，又一次实现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　。元朝的疆域远超盛唐，“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现代中国的版图已初步确立。

元朝于大都成立政教合一的宣政院，管辖西藏地区行政，西藏成为元朝正式的行政区。云南各兄弟民族也融于中央政权之下。元还设澎湖巡检司，管理澎湖和琉球，将台湾纳入版图。

元朝的对外关系达到中国古代的鼎盛期。亚洲诸国早与中国有密切的联系，这时的交往更超越先前。欧、非大陆诸国此时都与中国有了商贸来往。意大利青年商人马可·波罗就是在这时来到北京，在兴旺的大元帝国生活了17年，返回故乡威尼斯后写了《马可·波罗行纪》。这部内容不无夸张的著作，引起了西方对中国长久的不可抑制的好奇与钦慕。

元朝的宗教政策比较开放。各种宗教都在中国迅速发展，特别是伊斯兰教在元代大为流行。一个使用汉语信仰伊斯兰教的新民族——回族，在元明时期逐渐形成。

元朝中后期，政治极其腐败，民族压迫与阶级压迫交织在一起。于是，各地义军蜂起。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军队攻入大都，元朝灭亡。自忽必烈建国至大都城破，元朝共历98年。

3、宋元文化科技的发展

宋元时期，除了文化上的功绩外，在科技方面也繁星如炬。四大发明都进入广泛应用期：活字印刷开始使用；指南针已用于航海，使中国有了世界最大的船队；兵工厂造出了类似燃烧弹的火箭；元代还开始使用世界上最早的金属管形火炮；宋朝的沈括写出伟大的科技著作《梦溪笔谈》；元代的郭守敬在建设大都时，建立了当时最先进的天文中心；黄道婆改革纺织工具，使纺织业得以发展。

宋代的苏东坡、李清照、辛弃疾、陆游都是诗词大家，他们的作品将永世流芳。元曲作家关汉卿、王实甫、白朴、马致远使中国戏剧走上了成熟的辉煌期，他们生活的时代大约比莎士比亚早200年。

程颢、程颐兄弟和朱熹的理学研究，将传统哲学总结、综合，给后世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司马光编写的《资治通鉴》记载了1300多年的历史，完善了中国史书的编年体系，而且弘扬了读史鉴今的历史学观。

自然，还有王安石的变法。那是一次在维护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如何更好地解决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矛盾，使国家得到更多经济收益，企望“民富国强”的一次失败的试验。

这一切，都为明清时期的到来打下了基础，使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向新的生产方式转变。虽然这种缓慢的发展遭到了扼杀，以悲壮曲折的斗争步入近代的历史，但是对中国封建社会这些积极变化应当给予一定的重视。中国古代社会正是在这样一种状态下进入明清时期的。

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结束之前的一个高潮，犹如一出戏剧在落幕之前的一次剧情的跌宕。

这一时期是中国古代向近代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近代的衰落，明清时期是个关键，寻找中国近200年来落伍的原因也应当由这一时期开始。

1、明代——资本主义萌芽兴起，市民经济及市民文化的活跃

明朝于1368年开始，定都应天府（今南京）。明初，中国依旧处在世界的领先地位，封建经济继续发展。GDP依旧位于世界前列。至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活跃，资本主义萌芽已稀疏出现，特别是江南一些地区，从五代十国时开始形成的经济中心，此时正向新型的市民经济过渡，比较活跃。明朝又是在元朝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必须小心地对待民族关系。而汉族统治的中央集权制政权，无论是模式还是经验都只存在于史籍，朱姓皇帝和他的助手都缺乏实际的感受，98年蒙古族的统治已将汉族朝廷的印象洗得模糊。所以，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适应需要的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使大明帝国迅速地得到巩固。他死后，朱棣在争夺皇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继承皇位，是为明成祖（永乐皇帝）。

北京宫城图（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明人绘，据研究，图中人物为紫禁城的设计者蒯祥。）

明成祖朱棣是个争议颇多的皇帝，他称帝后主要做了三件大事：

（1）迁都北京。北京是朱棣的发祥地，又是辽金元的故都，便于控制全国政局，也为了加强对北方蒙古人南犯的防御，再加上当时运河已经疏通，可以解决南粮北运问题，所以，朱棣虽已在南京登基，仍开始在北京大兴土木，建造宫殿，要把北京作为首都。永乐十九年（公元1421年），宫殿基本建成，于是朱棣下令正式迁都北京，形成今日北京的格局。

（2）派郑和出使西洋，制定“兵不征南洋十五国”的和平外交政策。建立起世界上最强大最先进的船队，宣扬传播中华文化，与海外进行贸易。

（3）编纂《永乐大典》。这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大的百科全书。全书共22877卷。可惜这部浩瀚巨著目前在世上仅存近800卷，其余的在后来的岁月中遭到毁损，特别在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被烧毁或被盗运出国。

明代初期西方社会还处于黑暗时代。但自14世纪文艺复兴思潮开始萌芽至15世纪初，自但丁开始，而后一批意大利文艺家高张人性复归的大旗，冲破宗教势力的牢笼为新生的生产方式高声呐喊，为工业革命开辟思想道路。而中国，在人文思想上却缺少这样汹涌的潮流，开始了文化上相对滞后的状态。

明代中后期，中国的商品经济获得了大发展。徽商和晋商两大商业集团的崛起和兴盛，在明清史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江南一带出现了一些新型的工商业城镇。一些完全脱离农业的工商业者，一些完全没有生产资料只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手工业工人，成为新的市民阶层，在这些城镇里十分活跃。明清时代的一些小说、话本，如“三言二拍”（三言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二拍指：《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是当时流行的世俗小说）中就记载了这些情形，也描绘出当时追利逐富、活泼恣肆的民风，显示出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征。延续了千年的实物地租在一些商业发达的地区转化为货币地租，白银作为金属货币广为流通，有价证券（纸币）在宋时就已出现，此时更为流行。而丝绸、瓷器、茶叶、麻棉等货物又源源不断出口，白银从国外流入中国。南京、北京的人口都在百万以上。大运河上千帆竞渡，帆樯成林；长江沿岸的武昌、汉阳成了贸易中心。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冲击，新的生产方式呼之欲出。

这时候内忧外患也开始加剧，新生的外国资本主义国家正处在殖民时期，疯狂掠夺是其重要的外部特征。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等不断以海盗的方式侵袭中国，以日本浪人和中国沿海奸商流寇为主的“倭寇”也不断骚扰边海。内部流民四起，宦党乱政；辽东地区的女真势力崛起，也屡屡进逼。

1601年苏州纺织工人起义具有特别的意义。它意味着中国手工业工人作为新的市民阶层的主体之一进入了政治层面的生活，这是中国古代史上的新现象，说明资本主义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存在。

2、有清一代——封建时代的衰微和结束

1644年李闯王（李自成）的农民起义，虽然推翻了大明王朝，却不能以新的政治纲领来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发展。

闯王进京，崇祯皇帝自缢在景山，大明王朝结束了长达277年的统治。李自成未能建立农民自己的朝廷，接续明代江山的是大清帝国。

清军入关，一开始还想实行“圈地政策”，例如把北京划成几个地区驱逐居民，由旗兵驻守，但后来意识到这种政策的失误。在劝说清朝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废弃“圈地政策”的过程中，德国科隆来的传教人士汤若望起过重大的作用。如今这位传教士的坟墓还完好地保存于北京，成为中德人民友好交往的象征。

清军所到之处，汉族及其他各族群众反抗甚烈。表面上看是所谓的发式之争，“留发不留头”，实际上是坚守汉文化传统还是适应满族文化传统，是发展先进的生产方式还是向滞后的生产方式看齐。这反映在越是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斗争越是惨烈这一历史特殊现象上。历来民风温文儒雅的江南地区，反抗却远超民风雄健的北方。扬州军民誓死不降，城破之日清军连续烧杀十日，被害者达80万人（“扬州十日”）；嘉定则连续三次遭清军屠城之祸（“嘉定三屠”）；江阴城军民坚守80多天，城陷时全城仅余53人，余皆牺牲。这说明先进的经济发达地区最不能容忍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的后退。至于强令薙发剃头，以死相胁的高压政策使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心灵上受到一次大摧残。在生死面前，整个民族被迫抛弃了传统的生活方式表现之一，而屈服于强力保全生命。虽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争拗，也还是给民族心态一个大扭曲。传统的“君子死不免冠”的气节受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给后世的影响绝不是积极的。这应当是历史学家和伦理学家研究的向题。

清代前期的几位皇帝不囿于本民族的传统，而是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整个中华民族各支系的先进文化，形成自己的政纲。他们甚至吸收西方的传教士为本朝官吏（如德国的传教士汤若望），并且发挥其在科技、天文、数学、化学上的技能，将西方的科技应用于中国。

入关后的第一个清朝皇帝顺治就是爱好学习的才俊，可惜他英年早逝。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顺治逝世，他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改元康熙。康熙是极爱学习颇有作为的皇帝，他喜爱读史，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用以治国。他即位的时候，明王朝刚刚亡国不到20年，强大的明王朝走过277年漫长的道路怎么会一朝倾覆？他阅读了大量的史册，又细读《明实录》探讨明朝亡国的教训。他在位时正是西方空前变革的时代，科学技术不断涌现。康熙帝就向比利时传教士安多学习天文仪器和算学知识，又向法国传教士张诚和白晋学习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几何学。他认真虚心的学习态度感动了这些西方传教士，他们在回忆录中描述他的学习状况，称赞这位中国至高无上的皇帝。他曾亲自测验西洋历法，发现日食的推算出现了偏差。康熙三十五年（公元1696年）他在亲征噶尔丹行军途中准确地测量出喀伦的高度和与京师的距离。次年，他又测量出宁夏和京师的距离；还多次测量黄河、淮河、永定河、子牙河等水利工程的地形和水文。能这样做的皇帝，在清明两代所有皇帝中只此一位。

在康熙治下，中国虽然在世界之林中开始进入落伍的大门，但在国内，总体上仍保持了一个繁盛的局面。

清代“康乾盛世”（“康乾盛世”是指康熙、雍正、乾隆三代）是与汉初的“文景之治”、盛唐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齐名的封建社会的辉煌期。但是这时的世界正处于“产业革命”（公元1644年）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生产力获得了解放，机器与工厂都如雨后春笋。于是，原来落后于中国的西方迅速起跑，迅速前行。中国封建时代这最后的辉煌，已是落日前的夕照。

中华文明此时亟须调整与发展，新兴的生产方式亟须突破封建主义的文化桎格。然而，统治者却变本加厉实行残酷的思想文化专制主义，扼杀各种新思想。在乾隆时代，正式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阻断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使中国的发展大为缓慢。而已走上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西方诸国在经济、技术、军事上突飞猛进，终于超越了中国。

一向在贸易上处于劣势的西方诸国再也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英格兰的统治者以鸦片贸易为先导，继之以大炮军舰，用武装毒贩子的手段叩开了中国的大门。1840年的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一个田园诗般的缓慢前行的中国，几乎被外来的强权撕碎，沉入屈辱的没顶的泥淖。

中华文化亟须内部的融合、调整与发展，亟须汲取外部文化的精华以适应社会的进步而未果，是中国近200年来渐次落伍的内因；而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打断了这个缓慢的进程，是中国近代落后的外部原因。

但是，中华民族的仁人志士不甘落伍，为振兴祖国作出了可歌可泣的伟业。

1838年9月20日，林则徐向道光皇帝上书禁烟，引起道光皇帝的重视，被封为钦差大臣。他雷厉风行，虎门销烟，轰动中外。林则徐不惧英国“船坚炮利”，率广州军民痛击武装的毒贩子，翻开了中国近代史上反抗外来侵略的光辉一页。但昏庸的清王朝迫于英军的武力威胁，慌忙下旨流放林则徐，与英军谈判，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卖国条约《南京条约》。1842年夏，林则徐踏上流放新疆伊犁的戍途。秋初，他在西安与夫人郑氏道别，吟道：“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将以身许国、不计个人荣辱的志气展示人间。

林则徐的好友魏源坚决支持禁烟活动，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在林则徐主持编译的《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充编写，于1842年写成50卷的《海国图志》，后扩为60卷，1852年又扩为100卷。这是中国人自己编写的介绍各国情况的里程碑式的划时代的巨著。它打开了封闭百多年的国门，对开启民智具有极大的意义，并对日本的“明治维新”产生了良好的影响。当魏源赶赴京口（今江苏镇江）与北上充军的林则徐会面时，江风白月，对酒无言，相看通宵，依依惜别。他感叹林则徐空有屠龙之志，未能一展抱负，但仍坚持寻求良药良策，再来救国救民的精神。他的感喟，正是一切爱国知识分子的共识。

1851年1月11日在洪秀全领导下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军于1853年3月19日攻破南京，改称天京，定为都城。但由于没有适应时代的政治经济纲领，又脱离群众，领袖内部由于腐败倾轧猜忌，终而演出了自相残杀的惨剧。1864 年3月天京被围，城破前夕，洪秀全于6月1日病逝。7月19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运动失败了。

清朝后期，国势日衰，列强侵侮，割地赔款，中国处在被列强瓜分的状态。一些觉醒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寻求救亡图强的良方、良策。当他们发现俄国、日本等国通过变法而迅速强盛之后，便以为中国也可循此路而行。于是，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发动了一场变法图强的维新运动。

康有为，1858年生于广东南海。梁启超小他15岁，是广东新会县人，他们都是维新派的首领。梁启超少年有为，才华出众，16岁时乡试中举，又拜当时有“康圣人”之称的康有为为师，一起探索祖国的命运。1894年6月，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会试。7月，日本挑起“甲午战争”。次年（公元1895年）4月 17日，中国以战败者的身份签订了《马关条约》，这奇耻大辱让在京会试的18省千余名举人陷入“天旋地转”之中。特别是台湾省举人，得知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更是“垂泣请命”。“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康有为遂派梁启超奔走联络。5月2日，18省1300多名举人集会于松筠庵（今北京宣武门外达智桥），康有为慷慨陈词，力陈《马关条约》之耻，不变法不足以救国的道理。群情激愤，公推康有为起草上光绪皇帝书。康在1.4万多字的奏折中提出“下诏鼓天下之气”、“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呈送清廷，这便是近代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奏折虽未送达皇帝，但这却是极其勇敢的爱国行动。这次会试，康有为中了进士，又在5月底上书光绪帝，受到光绪赞扬。康、梁决定加强变法的宣传，先组织“强学会”，集合起一批志同道合的仁人志士。康有为出钱办了《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附于《京报》（官方报纸）发行。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沙俄强占旅顺口、大连湾，中国被瓜分的大祸迫在眉睫。康、梁认为时机已到，再次赴京向光绪帝第五次上书，奏折虽未上达，但却在京中官吏间传抄，津沪报纸也予以披露。1898年1月24日上午，光绪帝传康有为到总理衙门议事；1月29日，康有为第六次上书皇帝。光绪帝接折后十分兴奋，放在案头不时翻阅。6月11日，光绪帝下旨“明定国是”，宣布变法，废八股改试策论、废书院、裁减冗员；兴新学，办报纸，广开言路，任用维新人士推行新政。至9月21日，共行新政103天，史称“百日维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宫廷政变，幽禁光绪于瀛台，康、梁逃亡日本。28日下午4时，谭嗣同、杨锐、林旭、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六人，被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这就是“戊戌六君子”。谭嗣同这位年仅34岁的变法斗士，拒绝流亡国外，他激昂地宣告：“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他抱着必死以醒国民的决心，慷慨就义。临刑时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表现了凛然正气。康、梁赴日后继续推行改良救国的运动，并在学术上多有建树，成一代宗师。特别是梁启超在文学、史学的研究上建树极多，1929年逝世前已留下1000多万字的论著，并将谭嗣同的遗著《仁学》整理发表，将他“冲决罗网”的精神洒向神州。

改良主义运动失败了，但这些志士爱国爱民，敢为时代先，勇于牺牲的精神，永远是后人的榜样。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进入一个悲壮凄凉的时代。中华民族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此后接二连三发生。列强瓜分中国，亡国惨祸迫在眉睫，而清朝政府除卖国以求荣之外，更加严酷地钳制新思想，扼杀新事物，旨在巩固自己的统治。打出“自强御侮”旗号的“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富强起来；连改良主义的“戊戌变法”也被镇压，只落了个“百日维新”。颇有抱负的光绪皇帝载湉和维新君子们只有发出苍凉的浩叹。中国的封建王朝及其赖以生存的封建文化和法统，成了将中国推向泥沼的恶势力。除了革命，中国再无出路。

历史之河进入20世纪后，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于1911年10月10日，倡导发动了武昌起义，推翻了封建的清王朝，第二年建立了中华民国。1911年是中国的辛亥年，故称“辛亥革命”。

孙中山（公元1866～1925年）名文，字德明，号日新，后又改号逸仙。他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曾化名中山樵，因此后来又称孙中山，并以此永留青史，名闻全球。他出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村，幼而聪敏好学，曾自喻为“洪秀全第二”。稍长，随母至檀香山，先后就读于美英人士主办的意奥兰尼学校和奥阿厚书院，第一次接触到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1883年，孙中山入香港拔萃书室，次年又转入域多利书院，再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校转入香港西医书院，这时结交了忧国爱民的伙伴陈少白等人。起初他是想“借医术为入世之谋”的，后终觉“医术救人，所济有限”，遂弃医从政。

1894年冬，他在檀香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民主革命团体——兴中会。翌年10月，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联络会党，发动了第一次广州武装起事。事败，孙中山受政府通缉，遂东渡日本，再转纽约，又乘船赴伦敦。不意，竟在伦敦被清使馆秘密绑架，这就是“伦敦蒙难”。后经中外友好人士营救，清使馆迫于压力才释放孙中山。孙中山遂大力会集仁人志士，同保皇党人作坚决的斗争。1900年义和团起事，先生发动惠州起事，事败，但却获得广大民众与知识分子的认同。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在日本联合兴中会、华兴会等革命组织成员，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孙中山任总理，又创立同盟会的机关报—　《—民报》。在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成功。12月，孙中山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此后，袁世凯玩弄权术，一面以革命压奄奄待毙的清廷，一面诱使革命党人“议和”，窃取了临时大总统职务。孙中山在袁世凯杀害革命党人的事实面前认识到推荐袁世凯取代自己这一重大失误，遂在上海发表《讨袁通告》，发动“二次革命”。不料失败，先生再度亡命日本，重组中华革命党，回国发动讨袁护法运动。南北军阀沆瀣一气，使身为海陆军大元帅的孙中山“令不出府门”，只好辞职前往上海。此时的孙中山陷于极大苦闷之中。列宁派人与孙中山联系，商讨远东局势与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孙中山精神大振。1922年8月23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于上海会见孙中山，二人“畅谈不厌”，双方一致同意两党合作。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召开改组国民党会议。1923年11月发表改组宣言，重新解释“三民主义”，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许多共产党人如李大钊、毛泽东等都参加了会议并被选为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或候补中央委员。1924年，孙中山平定广东商团暴乱，同年11月13日，孙中山与宋庆龄乘军舰北上到京与冯玉样掌权的北京政府“共商国事”，不料行至天津孙中山突然病倒，带病入京。1925年3月12日，这位为祖国的民主、独立、自由而奋斗一生的伟大革命家停止了呼吸，享年60岁。

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它终结了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开始的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法统，让封建专制帝王的统治在中国的大地上从此断绝。以后的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都只是小小的闹剧，任何势力都不能再让封建帝制君临中国。这伟大的一笔写在20世纪的前期，孙中山先生成为民主共和道路的开拓者，他的功绩会永远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虽然孙先生并没能彻底实现他的意愿，以至于在临终前他沉痛地宣告：“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然而他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是为中国打开民主大门的先驱。如今，每当国庆节时，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的画像都会矗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他深邃的眼睛凝视着每个行人，期望所有华夏后裔实现他振兴祖国的宏愿。

辛亥革命建立了中华民国。皇帝虽然没有了，社会状况却没有根本的改变，腐朽的封建文化依旧主宰着生活。中华文明需要突破、调整的任务依旧那样沉重而现实地摆在人们面前。

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于天安门前，抗议北洋政府卖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公元1914～1918年）后，欧洲列强控制的巴黎和会对中国　命运的摆布成了导火索，引发了1919年5月4日北京学生的大游行，接着是全中国学生、工人和商人的响应。一直到6月3日，上海工人罢工，全国各主要城市也陆续大罢工、大罢课、大罢市。这场烈火般的民众运动就是“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早由学生、工人和市民掀起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五四运动”的伟大功绩在于“启导广大人民的觉悟，准备革命力量的团结”，它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五四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和“民主、科学”（德先生、赛先生）的口号，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进行无情的批判而予以扬弃，并且主张引进中华传统文化中所缺乏的新思想、新观念、新方法，而以“民主、科学”作为概括和旗帜。

这场大扫荡是卓有成效和意义深远的，许多当初被禁锢的各种西方哲学、文学、科学，如洪水般涌进中国，开启了久在封闭状态中广大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智，让目光从打破的窗隙中窥见外部世界广阔的天宇，让压抑得沉闷的胸膛畅快地呼吸新文化的空气。

所谓新文化，一是指资本主义各种哲学、科学、文学、艺术、美学、经济学等等；一是指无产阶级的新兴科学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当时，大门既开，各种闻所未闻的思想一齐涌入国门，统统被视为“新思想、新文化”。只有先进分子才脚踏实地立足于中国现实，有分析地接受外部先进思想，为中国所用。“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新文化启蒙运动，从那时到现在关于如何建设一个现代中国的各种论争和实践一直在进行着。

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充满着悲壮和惨烈，但是最为惨烈的莫过于1937年至1945年长达8年之久的全面抗日战争。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唯一一次全民族奋起抵抗外族入侵的战争；这是极为宝贵的民族团结共御外侮的斗争；这是应当永记青史的全民族以必死的决心保卫祖国家园和文明的战争。这次战争中国人民奉献了3500多万鲜活宝贵的生命和5600多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与战争消耗，许多壮丽的山河成为齑粉，无数珍贵的文化遗存毁于炮火或者被抢走遗失，中国人民永远会记得这场民族的惨剧，会永远发扬抗战到底的精神。顺便说一句，抗战胜利前夕，盟军轰炸日本，中国学者专门为盟军提供资料，在地图上标明日本京都、奈良等古都重要的文化遗存，以免遭误炸，保护人类文化的遗产。这同日寇丧心病狂地摧毁中华文明遗存的态度何等泾渭分明。

1931年9月18日，非法在东北驻军的日本侵略者，向沈阳进攻，这便是“九一八事变”，开启了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1932年中国军队进行“八一三”淞沪抗战，坚守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抗敌决心；1933年又进行了长城抗战；接着1935年“华北事变”，日军控制了华北，建立傀儡政权。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发动“西安事变”，要求当时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结束内战一致抗日。1937年7月7日，日军进攻北京附近的卢沟桥中国驻军。中国军队奋起抵抗，从此爆发了中国军民的全面抗战，国民党与共产党在民族大义面前捐弃前嫌共同抗战。国民觉军队在正面战场抗击和消耗日军，先后组织了太原、徐州、武汉、台儿庄、南京、南昌、长沙、中条山等大型会战22次，并派遣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支援同盟国英军战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也取得了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百团战役的胜利。八路军、新四军、琼崖纵队、东北抗日义勇军和广大民兵，又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牵制阻击和消耗了大量日军。经十四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国人民终于赢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1945年8月15日，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3日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日，这一天将永远镌刻在中国的民族史上。

1949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经过艰苦奋斗的中国人民宣告建立了新的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义勇军进行曲》雄壮的乐声中，五星红旗升上了天空，中国的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义勇军进行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由田汉（公元1898～1968年）作词，聂耳（公元1912～1935年）作曲，原是电影《风云儿女》的主题歌。一经播出，不胫而走，传遍中国大地，也被世界所有反法西斯同盟国所传唱。它极恰切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团结御侮、不可战胜的精神，而它居安思危的意念也为今天和未来敲响警钟，这是一首永远的进行曲。

在漫长的岁月中，中华民族一步步走来。回顾中国历史，有几个明显的特点，值得牢牢记住。

第一，中华文明是这世上唯一一个未曾断裂，不断转进、发展的延续性文明。它是古老的，又是现代的，而且在未来也有坚韧生命力的文明。

人类的古老文明是今天文明的先驱，但是巴比伦、埃及、印度的古文明都曾经被战火打断，被异族的侵略所湮灭。它们古老文明的遗存，如金字塔、月亮女神庙等等都在月光下幽怨地倾诉它们灿烂的过去。这些文明的断裂是人类的悲剧，也是难以避免的不幸。中华文明之所以在外来强势文明的撞击下依旧能够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原因很多。一是由于它本身的强大和具有无比的韧性，它本来就是在内外文化的冲击中发展壮大的，并且在冲击中汲取各种文化的精华充实自己，因此积累了同外部文明交往的能力与经验，总能使自己在浩劫面前挺立不倒。

另一个是它本身具有维系自己避免外来文化销蚀的机制和因素。方块汉字是最坚固的文化长城，保持着自己民族的统一和价值观念取向的同一性。这是任何拼音文字没有的长处。

再有就是从隋代开始至晚清才结束的维持1300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这打破了血缘世袭关系和政治垄断，将中华民族的主流意识、哲学、道德观，作为必修课代代相传。所有应举的知识分子都成为维护中华文化的人物。1300年来选出700多名状元近11万名进士，数百万举人，一大批安邦治国的人杰，都出自科举制度。状元中有难以尽数的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学者、诗人、教育家、科学家，科举制度成了维护中华文化的体制上的篙笆，其重要作用不可低估。自然它也有僵化和扼杀人才的缺点，但从历史来看，它维护中华文明的功劳是不可抹杀的。

第二，中华文明的历史，是内部不断融合的历史，中华民族各成员都对中华文明作过杰出的贡献。

过去，常常以汉族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唯一起源，这显然是不够全面的。黄河文化之外，还有长江文化、北方文化、南方文化（百越文化）和西南地区的文化等等。共同的人文初祖，不只有炎帝与黄帝，还有蚩尤。

历史上，有几个中华民族内部融合调整的重要时期。这种彼此的融合、渗透是一个无尽无休的过程，即令在元、清等少数民族统治中央政权的时候，这种融合也未曾停止。所谓“胡汉相融”正是这种彼此渗透的概括。正是由于中华文明这种开放、兼容的个性，保证了它的不断更新与发展。它对外来文化也采取同样的态度。佛教始于印度，最终却将中心移向中国，佛学思想已经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之一。“厚德载物”的思想原则，兼收并蓄、取人之长而为自身所有的特性，正是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从未被湮没、断裂的缘故。

第三，在中国历史上，多民族统一的国家政权是主流。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似乎是中国历史纷杂表象的概括。即令如此，自秦汉以来，合也是主流，分为支流。多民族的统一国家是中国国家政权的基本、稳定的模式。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合时长、分时短，不是大一统的局面不足千年，即使在“分”的时期也未中断过融合的过程。中华民族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统一的国家之中。

第四，中国历史中虽有征战、动乱、野蛮与残暴，但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一般没有采取过战争、压迫、强暴的手段，中华文明的传播是用和平的方式进行的。中国也从未发生过宗教战争，这也是中国历史独有的特色。

第五，中华民族之所以有坚韧的凝聚力，在于有全民族所共识的文化传统，稳定的价值观、道德观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长城，这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积累、完善的。稳定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是中华民族从来不曾被征服、被同化的原因之一。无论何种社会制度，都不能改变中华民族的品德。

总之，站在历史的高峰纵览数千年风云变幻，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和历史是灿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