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之治》之以民为本

画外音：

贞观时期可以说我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令人羡慕的一个时代，这一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空前兴旺的景象，国力强盛，政治清明，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同是这一时代也出现了像魏征、房玄龄、长孙无忌这样一批光彩夺目的大臣，他们的故事和传说一直到现在还活跃在人们的闲谈话语之中，唐太宗和他的大臣们已经成为一个光鲜的符号永远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中，那么为什么贞观君臣会给后世带来这样的印象，他们的魅力到底在哪里，李世民凭借什么创造了这个伟大的盛事？

孟宪实：

所谓的以人为本，今天我们也说个话，在古代又可以说成以民为本，就是以前的民为邦本的一种写法，一种新的说法，因为李世民他名字里面有个民，那个时代就不说民了，有点避讳，就说人了，就成了“以人为本”这个“以人为本”也好，“以民为本”也好，都是国家的一个政策，国家的一种统治思想。本来以民为本这种思想不是唐太宗发明的，这种思想在春秋战国的时候就已经很成熟，比如说孟子就特别强调这一点，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你这个天下那来的，其实就是从百姓那里来的，所以孟子说过一句话。叫做“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后人就把他概括成“民贵君轻”思想，“民贵君轻”思想就成了儒家一个代表性的政治观点。儒家这种理想在很大程度上，在贞观时代得到了落实，我给大家介绍唐太宗说过的一段话，你看他就跟孟子说的那个“民贵君轻”思想简直是如初一致。

唐太宗说过这样的话“君依于过，国依于民，克民以奉君，犹割肉以充腹，腹饱而身毙，君覆而国亡”。这段话就讲了老百姓和君主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首先君主依靠的是国家，其次国家依靠的是百姓，君主就等于依靠百姓，所以他把这个根本，民之根本，国之根本看的是很清楚的，在思想上，他们有这么高度的认识，所以他的政策就会围绕这种思想贯穿这种思想。唐太宗在一千多年前把这个认识的很清楚，很到位，我们看看在贞观时期唐太宗是怎么做的，我们可以以唐朝的时候的司法制度还看待，法律上唐太宗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是怎么体现的。

大概有这么几个方面：一、修改法律制度，修改律条，因为隋朝的时候法律很严苛，隋朝隋炀帝的时候有盗一斗米而杀头的，那个时候一个人命不如一斗米更重要，他就是用了严刑峻法，希望用高压把民乱平叛下去，平定下去，结果怎么样呢？当然他失败了。所以唐朝的皇帝从高祖到唐太宗都连续修改法律，高祖的任务是把隋炀帝的法律修改到隋文帝时代，到唐太宗这里彻底修改，修改隋朝的法律和武德的法律，重点要改的是什么，就是改的死刑，到唐太宗修改法律完毕去掉了一半以上的死刑，所以这个修改律条很重要，即体现了国家的这种以民为本，以人为本的思想路线这种精神，同时在这个时代人们他受尊敬的程度要比隋朝好的多。

第二呢也是修改法律方面，就叫慎重死刑，判死刑，不能轻易的判，不能轻易的执行，特别是在皇帝这儿，因为唐朝的所有死刑都要经过皇帝，那么怎么样保证你判这个死刑，你这个宣判，你这个执行能够慎重，是有一个事件，唐太宗手下有一个大臣叫张蕴古，他本来就是个司法官员，管监狱的，他有一次就为这个犯人说情，这个犯人是什么情况呢，就间歇性自大妄想狂，精神有毛病，他一来劲一犯病，就说自己是天王老子，什么神仙下凡什么的乱说一通，好了就跟平常人一样，也能下棋，也能游戏，可是当时地方上这个危言耸听，很紧张，就把他押送上来，关到大理寺监狱里，张蕴古就说这个人他是有病的人，有病的人是不能承担法律责任的，我们今天也是这样，唐太宗一想可也是，就说那琢磨琢磨，把这个事情处理了，回头就他放了就得了，但是这要履行一些手续的，结果张蕴古很高兴，就跑到监狱里跟这个犯人见了面，又跟他下了棋，据说有赌博行为，总之张蕴古跟这个监狱的犯人见了面被御史发现了，御史就告到了唐太宗那儿，说张蕴古这个法官跟监狱的犯人通气了，这是违背相关制度规定的，皇帝听了就勃然大怒，他说张蕴古你这是出卖我，我跟你说得话还没有执行呢，你就跑那去跟犯人说了，你这是什么行为，你今天能出卖我，明天能出卖我什么，很生气，把他叫来训一顿，当场宣布把他给我杀了，下面的人执行的还很麻利，拉出去就给杀了。张蕴古是很有名的一个官员，原来还写过很漂亮的文章，唐太宗以前，就很欣赏就把他升了官，现在他出卖唐太宗，泄露禁中语，皇帝的秘密给泄露了，给宰掉了，皇帝一怒，杀个人，杀个官是历朝历代都是常事，但是唐太宗事后就特别后悔，你说张蕴古他犯没犯罪，他犯错了，犯罪了，但是他罪不至死，他们没犯死罪啊，你现在一怒杀了，后悔了，来不及了，人已经死了，所以赶快采取一些措施，他已经后悔了吗，就恢复张蕴古的某些官职，让他儿子也当个官，安慰安慰家属，可是这不行，重要的问题是皇帝一怒就可能杀人，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张蕴古这样的悲剧再发生。

你看唐朝的皇帝，贞观时期的君臣考虑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这个事儿，已经无可挽回了，关键的是下一次如何避免，这就叫做理性精神。特别是防止防范皇帝这种情绪性的决定，怎么做大家讨论吧，贞观君臣这种理性精神体现出来，后来想到办法，从此以后决定即使是皇帝下令死刑也不能立刻执行，就是京城之内要五复奏，要反复五次，全国范围内是三复奏、其他地区是三复奏，要上奏三次。有个路途的问题，说这个人要杀，这个不能执行，第二天报告说昨天决定要杀什么什么人，今天是不是要杀，皇帝觉得还得杀，好下去了，还不能执行，不能继续执行，第二次再报告，还要杀，第三次再报告，京城之内要反复五次上奏这个人才可以被杀掉，干吗呀这么复杂，珍惜生命，重视生命，以人为本，就是这个表现，要给皇帝最高当局留下后悔的机会的，人命关天不能轻易执行。所以《唐书》记载就因为有了这个制度，五复奏制度以后挽救了很多的生命，所以我们回头再看张蕴古的死就不白死，虽然他的生命算是牺牲掉了，但是因为他这个死唐朝设置了新的制度，这个制度就防止再这样下去，再发生这样的悲剧，所以拯救了更多人的生命。

另外呢唐朝制度还规定，也是司法制度规定，宣判死刑的时候要有限制，就是地方上也可以发现杀人案，那就判了死刑，判死刑他地方没有权执行在唐代，它要上报中央，这就叫奏决，要上报中央由皇帝来决定。唐朝的制度规定那个上报的时间，不能随时都上报的，我们今天发生一个案子，我们判下来了马上就上报，不成的，有一系列的规定，有一系列的限制，比如说春天不可以，夏天不可以，秋天也不可以，你要判决人死刑，冬天可以，下雨天不可以，下雪天不可以，晚上不可以，放假的时候不可以，二十四节气的那一天不可以，还有很多皇帝生日不可以，祭屠日就是祭屠月，比如说一月、五月、九月这是祭屠的不许屠杀生命的不许杀猪，宰羊这都不允许，那个时间也不能奏决死刑，所以在唐代犯了死刑要是被人奏上去，奏决挺难的，很难的，你得把这个日历查的很清楚，今天赶快上报还要是一个晴天，每个月的第一天不可以，还有最后一天也不可以，限制很多很多。干嘛呢，就是尽量延续这个生命，不要轻易的处决一个生命，什么叫以人为本，这就是以人为本。

画外音：

张蕴古事件让我们看到了贞观时期的一种理性精神，它不以皇帝个人情绪为尺度，通过改革法律制度来保障和体现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这种慎刑精神不但拯救了很多人的生命，也为唐太宗赢得了民心和盛誉。贞观时期个体的生命价值得到了最大化的体现，而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在他身上如何体现以民为本这一思想呢。

孟宪实：

有一次唐太宗看了一本书，叫做《名堂图》，是一个医药方面的书。这个上面画人体结构图，唐太宗看了以后，怆然曰，就是很悲伤，内心里很痛苦地说，哎呀，说人的五脏六肺全长在后背上，可是我们现在的刑法呢，却有打杖背这一条，唐代的刑法的一般叫做五刑制度，笞、杖、徒、流、死，就是五种刑法。笞就是一种小的尺子，这种打法，打多少尺；杖是长一点的棍子，唐代的法律都有规定，多粗多长都有规定的打几下，犯什么罪打几下；这个笞和杖，在此以前，在唐太宗看了这个书以前是打大腿和后背的，唐太宗从此以后决定不许在杖背，只能打大腿，为什么，就是你那几杖下去，打后背有可能把这个人打残的。要珍惜生命是珍惜劳动力，本来不犯死刑，他没有犯死刑，你把他打成残废也不成，劳动力丧失了很麻烦的，所以这个珍惜生命表现在方方面面，这也一种珍惜的办法。

因为皇帝这样亲临做这样的事情，做这样的决定的所以感动的人就很多，除了这种规定以外，唐太宗在唐代贞观时期还有这样的制度，就是很多事是唐太宗亲自批的，特别是围绕死刑这个问题，所有的死刑的报告都要上报给朝廷，皇帝要亲自看，外地的报告上来，皇帝要批，在中央经济地区皇帝要到监狱里面去巡囚，要看一看。每年的最后一个月份，皇帝都要大理寺的监狱去看犯人，不是看犯人，其实那是最后一次司法的一个程序，就是大理寺都判完案了，作为犯人你还有一次机会向皇帝喊冤。所以皇帝去视察囚犯的时候，对于很多人来讲那就是一次机会非常非常重要的机会，如果以前判的很冤，你就可以在这时候喊冤，而且有规定只要向皇帝喊冤这个案子就立刻重审，必须重新开始，有的时候唐太宗到监狱里面去，比如说贞观六年就有这样的事，后来在小说，戏剧都讲这件事，唐太宗到那看，今年有三百多死刑犯，一年全国有三百多死刑犯都已经集中在大理寺的监狱了，唐太宗一个一个的问过来，大家都说没什么问题，我们死有余辜都是犯是死罪，犯死刑我们自己不冤枉，该受处罚，认罪态度良好，法官的审判也很公平，所以唐太宗就有点受感动，就跟这三百多将近四百的死囚犯说，我跟你们有一个君子之约，现在冬天放你们回去，来年秋收之后咱们再这里集合再回来，四百死囚，就是简称四百死囚就离开了监狱，每个人回家过了一年，第二年的秋后一个不少全都回来了，这是唐太宗时期有名的一件故事，四百死囚来归狱。

我们现在经常会问这样的问题，假如生命中就剩了几天，你应该怎么怎么过，大家就说一定好好过，一天当一年过，其实唐太宗那个时候就做了这么一个调查，唐太宗给了他们最后一年的机会，这一年过的一定过的很好，不仅这一年太太平平的过来，而且也可能认识到了人的生命的价值，和人生命的尊严，所以第二年一个不少全部回来，这事当然最后也感动了唐太宗就把所有的人赦免了。贞观时期很重视劳动里的问题，这个问题又牵扯到生命尊严问题，你看唐太宗的这种做法，所以会被千百年来传诵，这是从皇帝到政府以人为本的又一种体现。

画外音：

怨女三千出后宫，四百死囚来归狱，这是贞观时期创造的一个传奇，唐太宗对死刑犯生命的重视和对自己的信心让他导演了这场人间悲喜剧。皇帝的巡囚制度又给死囚犯喊冤的机会，也给了他们一线生还的希望，这同样体现了对生命了尊重四百死囚的归狱故事成为了贞观时期的一个亮点。那么在唐太宗的身上还有那些让人感动的故事发生呢。

孟宪实：

贞观有一年在河北的卫州发生了一个案件，一个士兵要从卫州路过到长安里值班，那个士兵叫长杨贞，他就在当地卫州那个地方的一个小旅馆里睡一觉第二天走，就在他睡觉的这一天晚上，这个小旅馆发生了案件，旅馆的老板在这天晚上被人杀了，然后一检查，发现杨贞带的刀上有血迹，一个路过的士兵刀上有血迹，那么大家就怀疑是他杀了老板，地方上就一顿严刑拷打，打得杨贞只好承认了，老板是他杀的。那地方卫州当然就要判他死刑，但是卫州没有权决定，要把这个案件上报中央，唐太宗就看了这个案宗，就觉得非常奇怪，杨贞这个卫士路过卫州他跟这个老板素不相识，他没有杀人动机，他为什么要杀这个老板，所以这个案件很不合理，只有他认真看这个案宗他才会发现这里面的不合理，派人重新调查，一调查查出来了跟杨贞没有关系，他是被人嫁祸的，那个老板娘有问题，老板娘跟她的情妇一起杀掉了老板，然后嫁祸杨贞，这个事情案件就大白于天下，杨贞这个案件就没有变成一个冤案，因为皇帝重视每一个生命。

皇帝这么做不仅仅是解放了一个生命，不仅仅是这样。还有一个案件，大家不知道是听说过没有也很有名，说是这个有一个叫刘恭，这个人长的很奇怪，他这个脖子上面长了个字，这个纹路一走，走出一个字来，什么字呢，胜利的胜，这个刘恭就整天大言不惭，说我这个标志着将胜天下，把天下都给胜利了，就是我这个天命不得了，胡说呗，民间到处都这样的人，夸夸其谈，自命不凡，引起大家的注意，结果官方注意了，说你这个家伙有阴谋，聚众造反的可能，就给逮起来了。也是唐太宗在巡囚的时候碰见了这个人，这个刘恭说这是什么案件，是这样这样的，唐太宗说把他放了吧，为什么呢，这个家伙语言有问题，说出很多猖狂的话，唐太宗说如果这个人有天命，我是杀他不得的，对不对，天命大家都知道，古代是讲究了这个迷信的，他有天命，我把他杀了，他这个命就会转到别人身上去，这是杀不了的，如果他有天命，我杀他不得，如果他没有天命那我杀他干什么，把刘恭给放了，唐太宗能敢于这样对待刘恭说明什么，说明他有很强的自信心，你那个天命跟我这个天命到底谁厉害，碰一碰，我不相信你能够战胜我，所以我放你，结果又挽救了一个生命，在贞观时期，在司法制度方面，在一系列涉及到人生命的问题上，你看唐太宗那个态度，唐太宗的立场非常清晰，“莫以善小而不为”这是唐太宗说过话，作为一个有权有势的人，做到这一点是尤其不容易的。

画外音：

贞观时期唐太宗以一个皇帝的身份力行着慎刑精神，在他的身上人们看到了一个帝王对生命的尊重，没有哪一个封建帝王有如此坚定的信念和魄力影响感化他的臣民，因此贞观之治的形成有就不足为奇了。但如果仅仅凭借唐太宗一个人这样做，他能够开创一个太平盛世吗，贞观时期的大臣们又如何理解和实施唐太宗以民为本的思想的呢。

孟宪实：

贞观时期不仅是皇帝这样作，大臣怎么样做呢。大臣做的也好，给他一个题目叫做官员守法。如果这个朝代只有皇帝一个人兢兢业业，一大批官员庸庸碌碌，谁也不敢负责，谁都是混事魔王，那完了。贞观那个时代之所以政治那么清明，政绩那么良好当然是跟众多官员有关系，所以官员守法同样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有一年考核官员，唐代跟我们今天一样，都有各种各样的考核官员的办法和制度，比如说你过去做过什官，这个很重要，这是你的履历，你的履历过去很高，现在给你升官的时候就很容易，如果你的履历里面你的官很小，再给你加官就不太容易，所以有的官员就伪造履历，像我们现在伪造文凭一样，假文凭放上去了，唐太宗就委任戴胄，一个官员叫戴胄，来管这件事，结果查出来果然有伪造自己履历的官员。

唐太宗就很生气，你这个官员都造假，说这个天下怎么治理，很生气，一拍桌子，又要杀人，戴胄当场就给唐太宗顶牛，戴胄说这个人是犯罪，是犯法，但是还是那句话，罪不至死，你不能杀他，唐太宗说不行，我已经说要杀他了，你为什么不让我杀，究竟是我说了算，还是你说了算，好这个事情严重了，我们现在最怕问这种话，下级给上级一提意见，上级就说了，这事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这事你权大还是我权大，戴胄就跟他辩论皇帝就生气，就说你为什么总是用法律的名义来限制我，让我言而无信呢，我已经说要杀他了，我说话要算数，你现在不让我杀，那不是就是言而无信吗，戴胄就跟他解释，法律那是国家的大信，那也是国家的信誉问题，您一时发怒说出的话，做出的承诺，那是个人的小信，在这个时候，小信应该服从大信，国家的信誉重要，还是皇帝一时发怒说出的话重要，那个法律不是我的，我是为您为国家守法。有道理很重要，还要把道理说清楚也很重要的。皇帝只好服气了，又一个人没有死，戴胄做法官的时候他的传里面就说，他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这种法官敢于守法，特别是敢于抗上守法，这一定是一个政治清明时代现象，一定是这样的。

再讲一个故事，在唐太宗的贞观时期只发生了一次民间谋反案件，在那个地方，在青州，青州大概现在是在淄博那一带，山东淄博那一带，唐朝就派了崔仁师，是一个官员去查这个案子，青州那个地方已经抓了很多人，谋反案件牵涉人多，把监狱都塞满了。崔仁师到那以后，先干什么，先让这些抓来的嫌疑犯先洗澡，先吃饭，然后一个一个去了解情况，最后两千多人，就留下了十个人，就留下了十个人，审判无误，两千多人剩下十名，太多了，后来他回来有人就问他，问崔仁师，说这个事情人之当死，人都是怕死的，所以你放了那么多人，剩下的十个人肯定咬你，他就是说哪个哪个跟我一样，他都放了，我也应该放，瞎闹腾起来，怎么办呢，然后你的责任不就是很大吗，崔仁师的回答真的是很漂亮，他说作为法官，你讲的原则应该是是否公平，而不是你自己要承担什么责任，不应该在审案子的时候考虑这个事情要那样了我怎么办，要这样了我怎么办，把自己放到里面去，这就不是一个好法官，如果我这个案件判的有问题，最后证明有问题，我为这些人顶死我也愿意，你看看这是什么法官，那后来当然派人去复核，这十个人都承认自己有问题，也没有乱咬，这证明崔仁师判的是公平的。

同样一个类似一个案件，贞观四年的时候，魏征给唐太宗讲了一个故事，讲了一个隋炀帝时候的故事，某一个地方发生了盗劫案件，隋炀帝派人去查，查案子的人很厉害，抓了两千人，一个盗劫案件所有的人都承认是我盗劫的，两千人的一个盗劫案件这该有多大，然后皇帝说全杀了，这事很蹊跷啊，怎么两千多人偷一个小东西，这也太奇怪了，所以就有人暗中去查，一查说这里面其中有二十人犯案那天在另外一个监狱呢，根本就在监狱里面刚放出来结果就被查案子的人抓住一顿打就承认了，然后还有多少人根本跟这个没有关系，其实这两千人中只有四个人可能是小偷，但是查清楚了的法官们也不敢抗上来反映情况，不敢跟隋炀帝说，说这个里面有问题，只有几个是有问题的，其他人都是清白的，不敢说，皇帝都做了决定，你还敢说，这就是贞观时候跟隋炀帝时期的不同，贞观时期的底下的官员敢于负责，敢于抗上，敢于按照事实来说话，隋炀帝时候根本不是这样，谁也不敢去冒犯皇帝，即使是看着皇帝错了也不敢，这其实就是隋朝为什么会灭亡，这两千个冤魂他会牵涉多少个人家啊，那么多人都不服肯定的，那有机会暴动，那大家肯定都积极参加了。

那崔仁师办这个案件呢，两千多人给放了，大家没事了，那肯定感激朝廷，感激皇上，感激法官，那它会成为贞观时期的一种氛围，它即使不是歌功颂德，它也肯定安居乐业，它也就肯定会成为贞观时期社会和谐的一部分，虽然唐太宗的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跟我们今天讲的是不一样的，毕竟那还是一个阶级的时代，这个一定要说清楚了，但是我们还得承认在古代帝王系列中，像贞观君臣做的这么好，这么重视百姓，凡是从百姓考虑，用魏征的话说，以百姓之心为心，这毕竟是一个很好的思想，很先进的思想，很伟大的思想，为什么？因为在同一个世界里面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唐朝这样有一套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统治阶级来讲，对于统治者来讲，对于皇帝来讲，他有了这种思想就能够更好的动员社会力量，更好地搞建设，所以以人为本可以看做贞观时期治理国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性的思想，贞观时期能够建设一个很好和谐社会，跟这种思想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当然贞观时期也跟其他时期一样，不可能凡事都靠一种思想，靠一种和平的努力就能解决，比如说对外的问题，对外周边的民族，周边的国家是不是和平的问题都能解决呢，也不是，我们下一讲就讲一个那方面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