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青年毛泽东，“独服曾文正”

这里有必要介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

毛泽东青年时代非常佩服曾国藩。他说他在近人中，只佩服曾文正公，而孙中山、袁世凯、康有为都不行，原因是这些人缺少思维和哲学、伦理深处的“大本大源”。

毛泽东的出生地是韶山，韶山属湘潭县（今湘潭市），但已是湘潭的边缘，当湘潭和湘乡交界处，离曾国藩的老家湘乡县反而近一些，而毛泽东的母亲就是湘乡人。1910年毛泽东十七岁的时候外出求学，他没有到湘潭，而是到离他家较近的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所以，曾国藩是毛泽东真正的乡贤，毛泽东肯定自幼就会注意到这位在旧时代的人看来立功立言立德都获得成功、而且原本也是农家子弟的大人物。但毛泽东之所以对曾国藩感兴趣并受到他的影响，更多的是受到他的老师后来又是岳父的杨昌济先生的影响。

杨昌济（1871—1920），字怀中，长沙人。他1903年出国，在日本留学六年，在英国留学三年，又到德国考察九个月。1913年回国以后，他谢绝了省方要他当教育司长的邀请，而是在湖南第一师范等学校任教，显然，杨先生是觉得培养人才比做官更重要。毛泽东恰好1913年考入省立第四师范，次年第四师范与第一师范合并，毛泽东成了第一师范的学生。杨昌济是位学问精深（后来杨昌济又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德高望重的老师，杨先生有三个最出色的学生，一位是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蔡和森，后来被国民党杀害；一位叫萧子升，后来当过国民党政府农矿部政务次长；一位就是毛泽东。而这三位当时又都是好朋友。

杨先生在伦理学、哲学、教育学各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他虽然长期在国外留学，但他重视的，仍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并奉程朱理学为正宗。杨先生极为欣赏曾国藩，他从朋友那里借来曾国藩的日记、书信集，共四十巨册。杨先生不厌其烦，竟将曾国藩日记中他感兴趣的地方全部抄下来。他在1914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仍抄曾文正公日记，欲在一月以内抄完，亦文正一书不完不看他书之意也。”

杨昌济在1919年发表的《告学生》一文中说：“要而言之，人之立身最要一诚字。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人能存诚，乃是真人物，乃是真学问。诚之一字，金石所不能破，天地所不能违也。”这“诚”字是曾国藩从宋明理学那里取来，作为自己终生道德哲学的核心。曾国藩在致贺长龄的信中曾说：“窃以为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之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故曰：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我们把这两段话对比起来，显然，杨昌济说的“诚”，除了他自己阅读宋明理学的心得外，直接的是来自曾国藩的影响。

杨先生教给他的学生以奋斗的、向上的、救世的人生观，后来他的学生们组织新民学会，杨先生实为学会的精神导师。与此同时，杨先生也使他的学生与他一样对曾国藩这位乡贤感兴趣。在杨先生的教导下，毛泽东仔细研读了曾国藩的著作。有一段时间，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中，给朋友的书信里，几乎是充满了曾国藩。我们可以想象，他与杨先生、与朋友之间的谈话，大概也充满的关于曾国藩的内容。现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还收藏有数卷毛泽东当年读过的《曾文正公家书》，家书扉页上有毛泽东写的“咏芝珍藏”。“咏芝”即毛泽东的号。考虑到毛泽东的家境并不宽裕，但他拥有曾国藩的著作，如果他不是非常喜欢，不会如此。

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湖南有关学者编辑的《毛泽东早期文稿》，收录了毛泽东1912年6月—1920年11月八年时间留下的文字，其中便有多处提到曾国藩：

1912年6月25日写给“湘生”的信中，毛泽东谈自己的学习和做学问的方法，说是经过几年摸索，决定“先博而后约，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专门”，也就是有个次序，不再什么书都涉猎。其中以崇敬的口吻提到：“尝见曾文正家书有云：吾阅性理书时，又好作文章；作文章时，又参以他务，以致百无一成。此言岂非金玉！”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拜杨昌济为师。

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提到，“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他将宋代的程颢、程颐、曾国藩、周初的周公、孔子并列，显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曾国藩也是与这些人一样的圣贤。

1915年9月，在致萧子升的信中，谈治学之事，其中说到学习中国历史、地理、政教、艺俗（毛泽东称为“为国人之学”），难度很大，因为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政教繁邃，人情风俗也多种多样。而国学常识又是应该早通的，那么一本提纲挈领的入门书是非常必要的。毛泽东说，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是最好的，“是书上自隆古，下迄清代，尽抡四部精要”。

《体育之研究》大概是现在所知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刊载在1917年4月的《新青年》上。中国传统教育，强调德育而忽视体育，以至读书人常常被讥讽为“手无缚鸡之力”，毛泽东希望改正这种偏差。但是毛泽东在此文中不光是讲体育，而是用谈体育的方式阐扬尚武精神，这与湘军的精神和湖南人的好斗精神有着内在的联系。这篇文章中还发挥了他的哲学理念，如：“天地盖惟有动而已。”又如：“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此言是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苟野蛮其体魄矣，则文明之精神随之。”他还希望通过体育锻炼人的意志，政治家都强调个人意志的作用，在毛泽东看来，“意志也者，固人生事业之先驱也”。在谈到运动方法时，毛泽东又提到曾国藩：“曾文正行临睡洗脚、食后千步之法，得益不少。”实际上，曾国藩在身体锻炼上，实在并不怎样，否则他未必会六十一岁就死去。毛泽东在体育方面也引证曾国藩，只能说明他这时候对曾国藩的崇拜。

1920年，由毛泽东起草的湖南改造促成会的一封公开信中又谈到：“曾、左吾之先民，黄、蔡邦之模范。”黄即黄兴，蔡即蔡锷。

毛泽东1913年的读书听课笔记《讲堂录》中，也有很多关于曾国藩的记录，如在《国文》标题下有一段：“精神心思，愈用愈灵，用心则小物能辟大理。”旁边还注“曾语”二字。曾国藩家书中的原文为：“精神愈用而愈出，不可因身体素弱过于保惜；智慧愈苦而愈明，不可因境遇偶拂遽尔摧沮。”这段话实际也是强调意志的作用。

11月29日的修身课（杨昌济先生讲授）笔记，记下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所说的三十二人；又记：“曾文正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做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

著者不厌其烦地罗列了毛泽东八年时间的文稿中有关曾国藩的记述，只是想让读者注意到青年毛泽东对曾国藩的兴趣以及曾国藩对毛泽东的影响。

那么，毛泽东究竟在哪些方面受了曾国藩的影响呢？

著者以为，经由杨昌济而使毛泽东受曾国藩的影响的，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农家子弟也可立志做一番大事业，这大事业，既救世，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当自强不息，为此目标而奋斗。二是笃实践履的作风；三是追求大本大源，也就是哲学伦理道德的最终探求。

这三个方面不仅影响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甚至可以不夸张地说，它影响了毛泽东一生。

先说第一个方面。杨昌济在1915年4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毛生泽东，言其所居之地为湘潭与湘乡连界之地，仅隔一山，而两地之语言各异。其地在高山之中，聚族而居，人多务农，易于致富，富则往湘乡买田。风俗纯朴，烟赌甚希。渠之父先亦务农，现业转贩，其弟亦务农，其外家为湘乡人，亦农家也，而资质俊秀若此，殊为难得。余因以农家多出异材，引曾涤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前面说过，杨先生教给他的学生以向上的、奋斗的、积极的人生观。当时中国军阀混战，天下大乱，而列强特别是日本的侵略无丝毫松动迹象，甚至步步紧逼。中国的拯救，需要一批超出寻常人的人才。在杨老师的心目中，他的几个学生毛泽东、蔡和森、萧子升都是这样的“异材”。实际上，毛泽东的心目中也以异材自许，年轻时便有做一番大事业的想法。早在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录了一首诗给他的父母，诗中写道：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

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这首诗相传是日本明治维新雄杰西乡隆盛所作^[1]，原诗中“孩儿”为“男儿”。这表明从到东山小学起，毛泽东就有心做一番大事业，就如同曾国藩年轻时一样。经过杨先生的鼓励，做大事业的志向便更为坚定。

第二说笃实践履方面。讲求实际，实事求是，本是传统儒家的思想风格，只是宋明理学将这一传统变了形。理学极度强调内心的修养，强调做圣人，却忘了讲实际，讲事功。不过，如本书卷二所说的，在讲求人格修养、做圣人功夫的同时，又强调经世致用，讲求实际，本是湖南相传已久的学风。这学风经过曾国藩和湘军领袖们的光大，湖南士人强调笃实践履，重政治的风气更为浓厚，所以政治、军事人才辈出，在各省中可谓无与伦比，这在前面已经说过。

在毛泽东的学习笔记《讲堂录》中，有一段录有曾国藩日记中的话：

涤生日记，言士要转移世风，当重两义：曰厚曰实。厚者勿忌人；实则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笔记接着又解释说：

不行架空之事 福泽谕吉有庆应大学，以教育为天职，不预款、均利。福氏于学擅众长，有诲人不倦之志。

不谈过高之理 心知不能行，谈之不过动听，不如默尔为愈。

这段曾国藩的话，来自曾国藩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日记，原文是：“与作梅鬯谈当今之世，富贵固无可图，功名亦断难就，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者，仁恕也。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存心之厚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浇薄之习。实者，不说大话，不好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如此可以少正天下浮伪之习。”

很显然，毛泽东记的是曾国藩日记的大意，这应该是杨昌济先生讲课的记录。毛泽东的笔记对“厚”解释不多，对“实”解释则较多，并举日本明治维新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福泽谕吉为例，说明毛泽东对“实”特别感兴趣。

曾国藩强调讲求实际的话还很多，如他给贺长龄的信说：“今日而言治术，则莫若综核名实；今日而言学术，则莫若取笃实践履之士。”

对毛泽东与中国文化传统问题有精湛研究的汪澍白先生认为，曾国藩调和汉学与宋学、中学与西学，强调将汉学的实事求是与宋学的即物穷理相贯通，把庄严的理学从道学家的书斋里移到了经邦治国的实践中来，而其所突出的，则是实事求是的精神。青年毛泽东之所以赞服曾国藩，并且从曾国藩那里学到的，正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需要指出的是，汪先生所说的实事求是精神和经世致用、笃实践履并不是完全同一的概念。但是，用不着著者多做解释，读者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些概念或行为原则、理念的内在联系。

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就对社会实际和从事实际政治的学问下过功夫考究。只从他的《备陈民间疾苦疏》来看，就说明他对社会现实确实有相当多相当深的了解。曾国藩认为“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可见他考察范围之广。曾国藩年谱作者也说他“其在工部，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毛泽东了解社会实际，比曾国藩更进了一步。曾国藩虽出身农家，但做了官以后，就只能从书本上，从日常接触中，从朋友那里了解社会。而毛泽东则特别喜欢直接做社会调查。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期间，1917年的暑假，他好友与萧子升一同步行千里，到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几个县做社会调查。他们没有钱，靠的是在沿途几乎是靠乞讨方式获得的资助。只从这一点，就可以明白这两个年轻人的热情了。以后，在他成为共产党的领导成员之后，还做过这样的社会调查，不过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了。除了直接的社会调查，当然毛泽东也非常喜欢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从对历史经验的探索中吸取治国的政治智慧，这与经世派的做法相当一致。

第三说对大本大源的追求。传统儒家的最高境界为内圣外王。说的是一个人一生须有足以傲人的事功，这便是外王。但是光有事功还不行，这人的道德修养、思想境界，以及思想学问的影响力，也须有高人之处，这便是内圣的工夫。按照儒家的最高标准来说，这两者缺一不可。毛泽东在《讲堂录》中记过宋代理学家张载著名的一段话，可以作为内圣的注脚，这便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在这段话后面还做了解释：“为生民立道，相生相养相维相治之道也；为万世开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业也。”换句话说，就是政治领袖同时又须是精神领袖。而做思想领袖，往往比政治领袖还要难，但是一旦成为思想领袖，他的影响就不止一代。就像孔夫子一样，他虽不是帝王，甚至在政治上也没有骄人的成就，但是他是圣贤，所以《讲堂录》里接着解释道：“帝王一代帝王，圣贤百代帝王。”

按照这个标准，《讲堂录》中评论，有办事之人，有传教之人。那么什么样的是办事之人，什么样是传教之人呢？《讲堂录》指出，诸葛亮、范仲淹便是办事之人；孔子、孟子、朱熹、陆九渊、王阳明这些思想家，就是传教之人，因为他们的学说和思想对后世的影响非常之大。《讲堂录》进一步解释说，清代曾国藩、左宗棠并称，但左宗棠只是办事之人，也就是有足以傲人的事功；而曾国藩却是办事又兼传教之人。显然，毛泽东将来要做的事业，是要学曾国藩这种办事兼传教之人，而不是学左宗棠这种仅仅办事之人。

以上的这些分析说完了，我们再介绍一些学术界的观点。日本专门研究毛泽东的学者竹内实认为，毛泽东曾受到曾国藩非常大的影响。在竹内实的篇幅不大的著作《毛泽东》中，在讲到毛泽东早期思想发展的时候，书中第29页有插图，途中赫然并列着两个人，左面是曾国藩，右面是杨昌济。这插图说明作者的想法，即在某一个时期，对毛泽东影响最大的是曾国藩和杨昌济。竹内实认为，毛泽东的最高原则“阶级斗争”，便是受曾国藩的启发而形成。毛泽东说“阶级斗争，必须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但他并不是自身受到阶级压迫，为了推翻这个压迫而找到阶级斗争的概念。他是思想理念上与曾国藩的“大本大源”相共鸣，不断努力去寻找“大本大源”，从而找到了马克思主义；找到马克思主义以后，再进一步追寻大本大源，结果找到了阶级斗争，从而把阶级斗争作为终极的大本大源。打个比方，可以说是先有一个叫做“本源”的神龛，然后才请进“阶级斗争”这尊神。

竹内实还认为，毛泽东作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军歌，让士兵传唱，振奋精神，保持纪律，这种做法也是仿效曾国藩为湘军士兵所作的《爱民歌》、《得胜歌》、《解散歌》、《保守平安歌》。

竹内实还说，毛泽东在延安发起整风运动，提出改造作风、文风、学风。其中改造学风的口号“实事求是”、依据实际而探求真理（不是只依据书本的教条）等等，都与湖南传统学风有关系。而记修身日记、不懈怠地反省自己的湖南学风，也成为整风运动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原型。

[1] 实际上此诗是僧人月照所作，见竹内实《毛泽东》第34页，日本岩波书店（东京）1989年版，日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