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湖湘文化之传承

上面说的基本是政治层面的影响。剿灭太平天国、开启近代化之路、使军制大变、内轻外重局面形成、满汉力量对比变化，都可以说是政治层面的。但是，曾国藩的影响决不限于这些。他的思想理念，他的政治风格，他的道德追求，他的行事作风，都给后世留下了不小的影响。在本书下一卷读者将会看到，曾国藩死后，有那么多的人对他感兴趣，从大政治家、史学家一直到普通的读书人以至百姓。这都说明了曾国藩对后世的影响。然而，这思想理念等方面的影响，比起政治层面的影响，就难以估量多了。这里，我们仅就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影响及对青年时代的毛泽东的影响做一番探索，以就教于读者。

所谓曾国藩对湖湘文化的影响，那便是湖湘文化的传承。本书开篇曾说过，清中叶以后，湖南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而人才也逐渐兴盛，但湖南人才真正崛起而执天下之牛耳，曾国藩和湘军的影响，实为最大的原因。

在曾国藩的时代，中国分为十八行省，另外有东北三省、新疆、青海、西藏、蒙古（当时的蒙古包括今天的内蒙古和已经独立出去的蒙古国）等地，算是特别行政区。疆域如此广大，各地语言、文化、风俗习惯相差很大。而各地的人民对自己省份出现的大人物都有一种自豪感，而本省人对本省的著名人物关注也就格外地多。正是这个原因，曾国藩对湖南当地的影响，相信也会比别的省多些。著者由于工作的关系，曾了解过许多近代湖南著名人物的生平，发现很多人都有读曾国藩著作的经历。如黄兴去世后，有位朋友叙述他在两湖书院读书时的情形说：

克公（黄兴号克强——引者）喜读曾公诗文，案头尝庋置一编，暇时辄为翻阅。语人曰：曾某之志，虽与我不同，然治己之严，吾直宜奉以为法云云。于此可见其心服湘乡之深矣。又尝与友人某君书有曰：不能制一己者，必不能治人，亦必不能治事。足下疏狂放纵，自是英雄本色，然兴独不取也云云。按此种议议，亦自读曾集得来者也。（《黄克强先生荣哀录》）

即便是1949年以后在大陆曾国藩成了被否定批判的人物，湖南仍有许多干部、知识分子在悄悄读曾国藩的书。

那么，曾国藩给湖湘文化留下了什么影响呢？

第一，是湖南人特别是读书人更加关心政治，关心国家的前途命运，所谓身无分文，心忧天下，就是这种状况的写照。同时湖南读书人更充溢着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大有天下兴亡一身担的气概。

本书卷二曾经说过，在曾国藩以前，湖南的读书人就自成风气。当全国的读书人几乎都沉浸于汉学之中、远离现实政治的时候，湖南读书人一直以理学为依归，同时却又摒弃理学空疏的一面，而主张注重现实，经世致用。经过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人的提倡，湖南读书人经世致用的风气更浓。而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罗泽南、江忠源等人几乎就要脱颖而出，太平天国的发生给了他们大展身手的机会。

太平天国自广西起义，纵横十余省，普天下几乎无人能敌。而湘军崛起，却能节节进攻，东征西讨，扫平大难，直以一省而担当天下。王闿运撰《湘军志》时，便曾自豪地写道：

湘军则南至交趾。北及承德，东循潮、汀，乃渡海开台湾，西极天山、玉门、大理、永昌，遂度乌孙，水属长江五千里，击柝闻于海。自书契以来，湖南兵威之盛，未有过此者。

而湘军却与那时八旗绿营行伍出身不同，它的军官尤其是高级军官多为读书人。随着战争的胜利，随着湘军将领担任各地的总督、巡抚、提督、布政使、按察使等职，湖南人的自豪感更加强烈。而湖南读书人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便由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强化并传将下来。

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屡遭列强的侵略和欺辱，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更屡屡掀起瓜分中国的浪潮，而1904年，日本、沙俄两个国家，竟公然在中国的领土（东北）上厮杀起来，而打仗的目的却是为了争夺对中国东北三省和中国从前的藩属国朝鲜的控制权。中国很多人担心中国就此被列强瓜分。而湖南人却是越遇困难越敢斗。维新运动的健将谭嗣同有一句诗，说是：“万物昭苏天地曙，要凭南岳一声雷！”王闿运的弟子杨度在《湖南少年歌》中写道：

中国如今是希腊，湖南当作斯巴达；中国将为德意志，湖南当作普鲁士，诸君诸君慎如此，莫言事急空流涕。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

斯巴达是古希腊极为强悍尚武的城邦；普鲁士则在普法战争中击败强大的拿破仑三世，取得了德国的统一，从此德国一跃而成为世界强国之一。湖南就是斯巴达，湖南就是普鲁士，只要有一个湖南人在，中国就决不会亡！这是何等的气魄！比起古时“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言壮语，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湖南人自己固然颇为自负，但偏偏别的省的人也对湖南人寄予相当大的希望。新文化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在1920年时写过一篇名为《欢迎湖南人的精神》的文章，其中写道：

湖南人底精神是什么？“若道中华国果亡，除非湖南人尽死！”无论杨度为人如何，却不能以人废言。湖南人这种奋斗精神，却不是杨度说大话，确可以拿历史证明的。二百几十年前底王船山先生，是何等艰苦奋斗的学者！几十年前底曾国藩、罗泽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仗”的书生！黄克强（即黄兴）历尽艰难，带一旅湖南兵，在汉阳抵挡清军大队人马；蔡松坡带着病亲领子弹不足的两千云南兵，和十万袁军打死战，他们是何等坚忍不拔的军人！

第二，曾国藩等强化的湖南人特别是读书人重政治、以天下为己任的习性和精神，造成了湖南人才极盛的状况。完全可以这样说，自湘军出征以来，湖南人才辈出，为诸省之冠。著名史学家谭其骧曾说过：“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

如果把曾国藩及其为首的湘系集团算作近代湖南的第一代人才群的话，那么以后还有几个人才群相继出现，都对中国的历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不妨把近代湖南人才极盛的情况为读者略作介绍。

甲午战败以后兴起维新运动，湖南也兴起了近代的第二个人才群。这人才群里以谭嗣同最为光辉灿烂，他的《仁学》大气磅礴，特别是其中猛烈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抨击清朝统治的激进思想，影响了后来的整整一代人。而谭嗣同从容就义，以自己的鲜血唤醒国人的精神，更激励青年士子奋起救国。而读他的书、受他牺牲精神鼓舞的青年人，大多转向了反清革命。当时远在四川的邹容，小小年纪就崇拜谭嗣同，他甚至写诗说“赫赫谭君故，湖湘士气衰”。邹容后来写成《革命军》，一部带有年轻人激情的小册子，成为清末最有影响的革命宣传品。除了谭嗣同外，维新时代还有时务学堂的校长熊希龄、发动自立军起义的谭嗣同的好友兼浏阳同乡唐才常等等，他们配合倾向改革的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及继江标的徐仁铸，再加上从广东应聘到湖南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的梁启超等人，办学堂、办报纸、办南学会等等，使湖南成为维新时代最有生气的一个省份。

第三代人才群是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同盟会的最高领袖是孙中山，但是在他周围与他一道奋斗的同盟会的著名领导人，最多的是湖南人。黄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是同盟会中声望地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革命领袖，他自幼受曾国藩的影响，主张笃实践履。同盟会历次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几乎都是黄兴亲临指挥。所以革命党中有“孙文（即孙中山）理想，黄兴实行”的说法。尤其是黄花岗起义，由黄兴亲自率领，此役虽然牺牲了革命党的大批精英，但革命党人那视死如归的精神，大大激励了全国人民。黄花岗起义后不到半年，武昌起义发生，清政府终于垮台。宋教仁，湖南桃源人，擅长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在上海迅速组织起同盟会中部总会，从长江流域下手发动革命，对推动武昌起义作出了重要贡献。民国初年，他运用自己的组织能力，组织成国民党，与袁世凯的北洋官僚军阀对抗。陈天华，湖南新化人，自幼家贫，而熟读民间流行的弹词、唱本等作品，后来留学日本，便仿效这些民间作品的笔调，以极为通俗流畅的笔法，写成《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宣传品，这两部小册子与邹容的《革命军》齐名。同盟会中湖南籍的重要领导人，还有谭人凤、蒋翊武、焦达峰、杨毓麟等等。有意思的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坛上的各个政治派别中都几乎活跃着湖南人。熊希龄，原为维新时的时务学堂校长，善于处理实际事务，辛亥革命时政治观点接近立宪派，当过民国政府财政总长，国务总理。蔡锷，是时务学堂最小的学生，梁启超最出色的弟子之一，戊戌变法失败后赴日留学，他的政治倾向介于革命党和立宪派之间。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辟帝制，蔡锷在云南奋臂而起，护民国，反帝制，全国响应，粉碎了袁世凯的帝制。而主张君主立宪、为袁世凯复辟鸣锣开道的湘潭人杨度，也是一个极有才华的人，当年他在日本留学，几乎是中国留日学生的中心，他的宿舍有留日学生俱乐部之称。所以孙中山组织同盟会的时候，极想争取杨度入会，杨度当时认为救国须君主立宪，于是与孙中山约定：将来如果事实证明你的救国办法对，我再跟随你。后来帝制失败，杨度在经过痛苦的反思后，果然在孙中山极为困难的时候，选择了追随孙中山，后来又加入中国共产党。

近代湖南的第四代人才群体，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湘潭韶山人；刘少奇，宁乡人；胡耀邦，浏阳人；彭德怀，湘潭人。这些领袖级的人物读者都很熟悉，著者不必多作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第一届中央人民政府的五十二名领导人中，湖南籍有十人。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授军衔时，十大元帅中，湖南籍有三人（彭德怀、贺龙、罗荣桓）；十位大将中，湖南籍六人。所谓“惟楚有才，于斯为盛”，真切地反映了近代湖南人才的盛况。而到了毛泽东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达到了高潮。可以说是群星璀璨，光耀四方。

但是湖南人才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政治家、军事家多，而经济上的实业家少，这与湘军兴起以来湖南读书人偏重政治的传统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湖南籍实业家全国著名的，只有我国化工工业奠基人范旭东一个，这比起江浙、广东来，实在要少得多。

近代的湖湘文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一时保守，一时激进，这种情形有时甚至体现在同一个人身上。这与湖南的地理位置有关。近代新思想来自对海外的学习，而毗邻湖南的广东由于得以率先接触西方的新思想、新文化，往往得风气之先。近代主张革新的政治家、思想家多出于广东，如太平天国的洪仁玕，维新变法时的康有为、梁启超，辛亥革命时的孙中山。湖南地处新思想从沿海输往内地的孔道，同时又当内地古老的旧文化抵御外洋文化的孔道，所以新旧斗争非常激烈，再加上湖南人激烈的个性，往往走极端，一阵激进，一阵保守。这一点，曾国藩与湘军的影响也大有关系。曾国藩是抱着保卫圣教的目的出山与太平天国作战的，他在《讨粤匪檄》中，骂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说是“举中国数千年来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他要读书人“赫然愤怒，以卫吾道”。可正是曾国藩自己，在现实的逼迫和他求实的观念之下，改变了他最初的誓言。他创办了最早的近代学习西洋制造方法的军工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与李鸿章一起，创办了当时最大的机器生产的军工企业江南制造总局；在江南制造局内添设翻译馆；又亲自主持派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政府派出国的官费留学生。这些行动不能算是对圣教的真正背叛，但是却明显地“以夷为师”，把圣教要维护的那完整的旧制度的天捅破了。因为按孔孟圣教来说，自古都是用夏变夷的，决没有用夷变夏的。而且既然学了外洋的科学技术，外洋的政教制度、思想文化自然也会跟着传进来。

湘军是跟着曾国藩出去保卫圣教的，所以曾国藩以后，湖南有一段时期相当保守，而随着曾国藩出去作了官的湖南人却有很多成了倡导学习西方科技的洋务派。曾国藩自己是，左宗棠是，曾国藩的老朋友郭嵩焘和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则比他们走得更远，甚至连外洋的政治制度、文化思想也想学。湘军打败太平天国以后的一段时间，湖南的保守是出名的。可是甲午中日一战，湘军参战败北，湖南人的自尊心大受刺激，于是湖南风气大变，湖南的读书人与当时在湖南的几位开明官吏一道，轰轰烈烈地开展了维新运动，使湖南成为维新运动中最有朝气的一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