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满汉力量对比的变化

清朝是以少数民族满族征服中原的形式建立的，自入关以来，满族在政治上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应该说，就统治政策而言，同为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清朝的统治政策比元朝要高明得多，它从未向元朝那样把国人分成四等，而是宣称各族人民一体对待，满汉一家。虽然它实行过残酷的文字狱，但也下工夫拉拢汉族读书人。正因为如此，清朝才比元朝的寿命长得多（元朝统治全国只有不到一百年，清朝则自入关算起延续二百六十多年）。

但是话虽如此说，清朝政府为了维护它的统治，在设官任职上还是给予满族以非常多的特权，使它的政权带有民族征服的色彩。在中央，军机大臣、大学士、各部尚书侍郎，名义上满汉平分，但从来都是以满族人为主。比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军机大臣六七人不等，但为主的是满族的穆彰阿。咸丰年间，军机大臣常有变动，但咸丰帝最信任的是有皇族血统的肃顺。

在地方，巡抚容或汉族大臣占多数，但权势比巡抚高的总督向来是满族占多数。近代史上，除1907年以后东北三省改为行省也设总督外，一般是八个总督（漕运和河道总督除外）。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的1840年，八大总督中满族占了五个，只有三个汉族总督，即两广林则徐、闽浙邓廷桢、湖广周天爵。而镇守京畿的直隶总督，向来由满族人担任。根据钱实甫先生编的《清季重要职官年表》，从1830年到1863年湘军大将刘长佑任直隶总督，三十三年里只有一年多由汉族官员谭廷襄任直隶总督，其余三十一年全由满、蒙古族人担任。但是，湘淮军的兴起大大改变了这种情况。因为腐败的八旗和绿营无力抗拒太平天国，满族的督抚又没有人也不可能训练出新的足以对抗太平军的军队，地方督抚的位子便只好逐渐让给湘淮军领袖。

按罗尔纲先生的统计，自湘军兴起以来，湘军系统官至督抚的达二十六人（总督十三人，巡抚十三人），其中著名的有：胡林翼、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江忠源（官至安徽巡抚）、李瀚章（湖广总督）、刘长佑、杨岳斌（杨载福，官至陕甘总督）、郭嵩焘（曾任广东巡抚）、曾国荃、沈葆桢（官至两江总督）、刘坤一、刘蓉（官至陕西巡抚）、李续宜（官至安徽巡抚）、李兴锐（官至两江总督）、刘锦棠（新疆建省后第一任巡抚）等。其实罗先生的统计还有遗漏的，如官至两江总督的魏光焘也是湘军出身。这些湘军系统出身的督抚，逐渐取代了原来满族督抚的位置，而且其权势比原来的满族督抚要大得多。我们比较一下太平天国被镇压以后的八大总督，就可以明显看出满汉势力的消长。如1865年，也就是太平天国灭亡后一年，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杨岳斌、闽浙总督左宗棠都是湘军系统的；另外还有两个与湘军关系密切的四川总督骆秉章、两广总督毛鸿宾；此外云贵总督劳崇光不是湘系，但又恰好是湖南人；只有湖广总督和接替毛鸿宾任两广总督的瑞麟两人是满族。以后各年变动不同，但大体如此。而1890年至1893年四年中，八大总督竟全由汉族担任，这在湘淮军兴起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总之，湘淮军兴起以后，中央朝廷仍然是满族官员把持权力，但地方上已是汉族占优势。

难道清廷不想收回地方上的权力，仍然恢复原来的满汉对比吗？

回答是肯定的，当然想！

但是，却缺乏条件，缺乏人才。

《中英天津条约》签字图

本书前面已经指出过，清代一直让满族不事生产，过着寄生生活。最初清廷的设想是借此制度让满族人保持过去那种人人皆兵的制度和习惯，以便控驭全国。但是这样做的后果却事与愿违，不事生产的八旗子弟不但没有保持昔日祖先的那种勇武剽悍，甚至连基本的求生的能力都大大倒退了。而满族的人才也就渐渐减少以至枯竭。其实不仅清朝这样，中国以前的历代王朝莫不如此。一家一姓的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在一个王朝最初的几代，往往会出现几个能干的皇帝和皇族人物，在他们的治理下，国家欣欣向荣，国力强盛，人民富足，这便是历史上常常说的“某某之治”。但是到后来，皇帝的能力却日益下降，借用鲁迅小说人物九斤老太的话，那叫“一代不如一代”。这种情况不是偶然的。因为历代开国的君主大多来自基层社会，对社会、民情都有深刻的了解，而他们的才能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战争中锻炼出来的。而后来的君主生长于深宫中，他的经验不过是来自书本和老师，比之在社会中的直接磨炼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特别是作为政治家的魄力和胆识，更不是从几本圣贤书和《资治通鉴》就能够得来的。所以才会出现君主一代不如一代的情况。这不是君主那个家族的遗传不好，悲剧是世袭君主专制制度造成的。世袭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可以把一个白痴推上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宝座。就清代来说，清史专家们常说，清代的皇帝要比明代皇帝好，但这也只是相对而言，因为清代的皇帝没有特别腐败荒淫的。清代开国的几个皇帝，康熙帝雄才大略，雍正帝精明强干，乾隆帝富有才华。但是后面的皇帝就不行了：嘉庆帝是个守成皇帝。道光帝不仅守成而且过于谨慎，而他的勤俭也变成了吝啬。曾国藩开始办湘军时的咸丰帝则庸庸碌碌，他一生只守着两个原则，即不给汉人以大权，不与外国人交往，结果不给汉人大权却最后被迫任命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不与外国人交往却又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允许各国公使驻京。咸丰帝以后的同治帝和光绪帝，不过是慈禧太后手中的傀儡而已。所以我们看每一个朝代的君主，都是一个比一个退化的。君主既然如此，清代又有特殊的情况，就是满族的特权导致了满族的退化，一代不如一代，就如同历朝历代皇族的特权导致皇族人才退化一样。曾国藩在世的时候，恭亲王奕总还算是个人才，他比较明了世界大势，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等办新式企业，他自己也主持创办了同文馆。但是以后的满族贵族们，不仅人才少有，就算找一个不贪财纳贿的都已经非常难得了，更不用说能够应付近代中国面临的这种“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了。所以，清廷即使想改变内轻外重的局面，改变汉族督抚占多数的状况，也没有适当的人才能够担当重任，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总之，湘淮军的兴起带来了满汉势力的消长变化，而这一变化也直接影响到清廷的命运。到清朝存在的最后几年，反满革命思潮兴起，不免也影响到汉族官员，而清政府中满汉矛盾也尖锐起来，满汉矛盾中又夹杂着中央与地方的矛盾。等到武昌起义爆发，汉族督抚很少再像湘淮军那样为清廷卖命，有的甚至直接宣布加入革命阵营。所以辛亥革命时革命军实力比太平天国差得多，却能在不到半年时间内迫使清廷宣布退位，清政府中汉族督抚势力的增长和满汉矛盾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而这满汉力量的变化又是从湘军开始的。曾国藩可谓种瓜得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