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兵为将有，外重内轻

曾国藩对军制的第一大影响，是湘淮军、其他勇营及仿效湘淮军的练军取代了绿营。

中国任何一个朝代，对内要镇压民众的反抗，对外要防御外敌，都要供养庞大的军队。清代在太平天国起义以前，国家的正规军（当时一般称“经制之兵”）是八旗和绿营。八旗兵二十多万，部分驻于京师，叫京营；部分驻于全国各战略要地，称驻防。绿营兵六十多万，分散驻全国各地。满清初入关时，八旗兵铁骑曾横行天下，几无敌手。其后绿营兵在征讨西北等地的叛乱中，也曾立下赫赫战功。但是，到了太平天国揭竿造反的时候，无论是八旗还是绿营，都已不中用。

军队无用的原因，部分是由于承平已久，没有残酷战争的压力，缺少训练，没有作战经验，军队没有好军官。但深层次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制度上的。八旗兵全由满族人民组成。清代的制度，满族人民不事生产，原则上成年男子都是士兵，是一种世兵制，在清初统治者的想法，是要以此来保证作为征服民族满族在军事上的优势。然而不料不事生产的满族士兵，由于世代养尊处优，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失去了作为军队的功能，只是清朝统治的一种象征而已。所谓“八旗子弟”，几乎已成了无所事事、游手好闲而又无才无德无能的公子哥一类人物的代称。

绿营兵是太平天国造反前清政府所依靠的主要武装力量，但是这支武装力量的制度又是极不合理。

首先，绿营的驻防地十分分散。我们今天看到的军队常常整团整师驻扎在一处，甚至一个集团军集中驻扎一地。平时集中训练，一旦有战事发生，可以整师整军甚至整集团军迅速调动。今天驻扎北京的部队，当有保卫国家的需要，执行任务时，南可以到广东，北可以到黑龙江，西可以到新疆。但是绿营绝对做不到，绿营常常十几名、几十名甚至只有几名驻扎一处。战略要地也不过上千人而已。这样的驻扎方式，军队根本没有机动能力，一旦有大规模的战争，根本不能形成战斗力。如第一次鸦片战争时，从各省抽调军队到前线，结果各省是此处抽十名，彼处抽数十名，拼凑成一支军队。如此集中出来的军队怎能打仗？

绿营的第二个问题，是军官。虽说提督、总兵、副将、参将等都算是职业军官，但真有重大战事的时候，朝廷都要另派重臣作总指挥。而这位重臣并不一定懂得军事，配给他的下属军官也许和他从未见过面。这位总指挥不知道哪部分军队善攻，不知道哪部分军队善守，不知道手下各部战斗力如何，叫他如何指挥打仗？由于绿营的驻扎和调遣方法，总指挥手下的将和兵也互不相识，真是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帅不知将，将不知帅。

绿营的第三个问题，是极其腐败，这也是基于第一个问题产生的。骄横、懒惰、游手好闲都还不算，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人吸食鸦片；又有许多人虽在兵籍，打仗时却雇人代替。

至于其他问题，如基本上没有训练，没有演习，等等，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情。所以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绿营多是一遇敌即一败涂地。

曾国藩初创湘军时写给李鸿章的信，道出了绿营作战的实际状况：

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或楚弁而辖以黔镇，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此中积习，深入膏肓，牢不可破。

关于绿营的弊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湘淮军领袖之间，曾无数次讨论过。曾国藩创办湘军，针对绿营的这些问题作了巨大的多方面的改革，克服了绿营的弊病。这在本书前面已经介绍过，这里不再重复。总之经过曾国藩的改革，名义上只是地方民兵的湘军，变成了可以随时征调各地作战的野战军。其战斗力大大超过了绿营，得以最后击灭太平天国。

但是这样一来，湘淮军与绿营对比之下，更显出了绿营的腐败和无能。自湘军产生后，明里暗里，和绿营发生过不少矛盾，但是终究因为绿营没有战斗力，而使湘军站稳了脚跟，并且逐渐排挤绿营的地盘。

早在1864年初，当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就奏请将浙江绿营一律裁撤。既然有此开端，曾国藩也趁势将安徽省的绿营兵裁撤。以后也有不少省份将无用的绿营裁撤。

清代咸丰、同治以前，也曾有过招募勇营的事情，但事后都予以裁撤。太平天国和捻军战争结束后，虽然也曾裁撤部分湘淮军，但因为绿营无用，清政府要对内控驭和镇压反叛，对外要防御列强的侵略，所以相当多的湘淮军特别是淮军保留了下来。保留下来的湘淮军统称为“防军”，终于成为国家的正式军队。防军不仅包括湘淮军，也包括其他各省在太平天国战争中按湘军制度招募的勇营，但以淮军、湘军为主。绿营的部分精壮则被抽出编练为练军，曾国藩当直隶总督的时候，就下过功夫制定训练练军的条例章程。所以捻军战争以后，清朝的军队以防军和练军为主，绿营逐渐消亡。甲午战争，与日军作战的即主要是防军和练军。

曾国藩对军制的第二大影响，是造成了军队中的私人隶属关系。太平天国史专家罗尔纲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为“晚清兵为将有的起源”。

绿营兵是世代为兵，将领全由朝廷任命，兵权完全控制在朝廷手中。士兵与将官之间，下级将官与上级将官之间，不会发生私人隶属关系，当然这也是绿营败不相救的原因之一。湘淮军一改绿营制度，统领由大帅（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选派，营官由统领选派，营官以下依此类推。因为士兵和下级军官有着私人关系，下级军官和上级军官有私人关系，打起仗来，士兵死命保护招募他来军的军官，下级军官完全听命招募或提拔他的上级军官，全军听命于大帅，而曾国藩更为全军的核心。这样克服了绿营败不相救的弱点，但同时也就造成了私人性质的军队。本书前面叙述过，1857年，曾国藩丁父忧家居，这时他既然离开了军队，名义上他已不是湘军统帅，但是湘军将领自胡林翼以下，李续宾、李续宜、杨载福、彭玉麟无不仍视曾国藩为湘军的最高领袖，重大的事情常向在湘乡的曾国藩汇报并请示机宜。

曾国藩也好，李鸿章也好，还不能算是军阀，他们创办的军队虽然与他们有深厚的隶属关系，但他们深受儒家忠君爱国观念的影响，对清廷并无异心，同时清廷随时可以用一纸诏书，剥夺他们的权力。创建和指挥军队虽然给了他们通向权力的捷径，但他们并不是单靠军队。然而以后的发展，却使军队的私人性质越来越突出。到了清末办新军的时候，拱卫京师的北洋新军为袁世凯一手创建，军队中的军官都是他的私人，北洋军军官士兵甚至到了只知“袁宫保”（即袁世凯），不知有朝廷的程度，北洋军就成为真正的军阀军队，私人军队，而非国家军队。这种趋势是从湘军开始的，所以罗尔纲先生称之为“兵为将有的起源”。就曾国藩来说，他并非有意造成这种局面，后来还竭力避免这种局面的发生。但是既要克服绿营的缺点，又要在一个远非法制的社会里创建一支能打硬仗的军队，曾国藩似乎没有别的路可走。兵为将有从起源发展到后来的军阀，这恐怕是专制制度造成的悲剧。

与“兵为将有”的现象相关，曾国藩和湘军的崛起造成了清朝政治外重内轻的局面。

中国自秦以后废诸侯，实行中央集权制，但历来有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分割问题。地方权限过大，特别是地方长官同时拥有用人权、财政权、军权时，就会对中央朝廷造成威胁，如唐末的藩镇割据。但假如中央给地方的权限过小，中央统得过死，地方就会缺少灵活性，而遇到意外的变故发生特别是西部和北部的少数民族攻击中央王朝时，地方官难以统一调动人力、物力、军力去应付，因此往往在战争中失败，宋代就是如此。给地方权大些也好，小些也好，都是为了皇帝一家一姓的利益，所以这些问题，可以说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带来的，左不行，右也不行。在君主专制制度下，是无法根本解决的问题。

清入关以后，大体承袭明代制度，而又加上自己的特色。中央集权较之明代有过之而无不及。总督和巡抚作为地方行政长官，虽然权力似乎很大，但军权、财权、用人权完全听命于中央。甚至一个小小的知县的任命，也要经过中央。但是，从曾国藩及湘军开始，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首先说财权的下移。

咸丰以前，中央对地方财政控制很严，不仅户部总揽财政，还通过派到各省的布政使直接管理财政，布政使并非督抚的属员，而是直属中央，分割督抚的权力。再加上严密的报销制度，督抚很少有不经中央同意自己运用处理财政的空间。清代的财政制度，自康熙年间规定“嗣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虽说一定程度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但也使财政制度缺乏弹性，即需要大笔财政开支时中央难以应付。太平天国起义以后，中央财政极为困难，根本无力支付巨大的战费，各省督抚只好自想办法，这叫做“就地筹饷”。于是劝捐的、出卖官衔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而最有效也为后来长期应用的办法，是厘金。而所有这些新办法，其实行者、经手者，都是督抚。钱既是督抚筹来，便也就归督抚自己用，最多向朝廷报告一个数目，至于这些数目确切与否，那就只有天知道了。问题还不到此为止，钱由督抚筹，督抚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权越来越大，而布政使渐渐地实际上变成了督抚的属员。

第二说用人权的下移。

太平天国所到之处，清朝地方政权随之瓦解，而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清廷已不能再坚持实行以往的让地方官员互相牵制的政策。所以任命督抚以下的官员，多由督抚自己推荐。久而久之，地方上管用人和财政的布政使、管司法的按察使，甚至管兵的提督，都事实上成了督抚的属员。而这些职位本来是分割督抚权力、防范督抚不轨行为的。随着湘军作战的成功，随着湘军统帅和将领出任各省督抚，便把这种新的惯例带到了各省。不仅督抚自己所在的省份的官员由自己推荐，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时候，清政府任命江苏巡抚、江西巡抚、安徽巡抚、甚至闽浙总督、两广总督，都要征求曾国藩的意见。曾国藩确实发现和提拔了大批人才，但由他一个人荐引的地方官遍及全国，形成了湘淮系的大网络，却是大清朝以前所从未有过的。即以曾国藩去世的1872年为例，直隶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曾国藩、陕甘总督左宗棠、湖广总督李瀚章、浙江巡抚杨昌浚、江西巡抚刘坤一、广西巡抚刘长佑（原曾任直隶总督）、稍后任江苏巡抚的张树声，都出自湘淮系。几乎占了各行省的一半。曾国藩已经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他也曾为此感到不安。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发动北京政变后，命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曾国藩不敢应命，他上奏说：“臣一人权位太重，恐开斯世争权竞势之风，兼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机括甚微，关系甚大。”

曾国藩虽对内轻外重的趋势抱有警惕，但要办事，特别是生死互搏的战争，又必须一定程度集中权力，并且战区各将帅和地方官需要密切配合，所以曾国藩还是需要自己得心应手的人做下属。曾国藩初任两江总督时，胡林翼叫他“包揽把持”，用意正是在此，曾国藩虽说不敢包揽把持，但几年之内，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的巡抚、布政使还是换上了湘系人物。如此形成的督抚用人权的坐大，曾国藩即便警惕并有意避免也是无可奈何，因为现实残酷的战争需要如此。

第三是军权的下移。

咸丰朝以前，按规定地方督抚有统帅本省军队之权，但又有提督分割其军权。而有大规模战事的时候，朝廷一般会从中央直接派统帅领兵作战，战费也由中央直接拨给。所以督抚控制军队的权力也就十分有限，一般恐怕只是直属于督抚的“督标”、“抚标”数营而已。但自湘军兴起以后就不同了，兵由自己招，将由自己选，督抚的军权大大增加。罗尔纲先生所说的“兵为将有”，因为后来这些将大多变为督抚，所以事实上也就变成“兵为督抚有”。

就这样，经过太平天国一役，湘淮军的成长，地方督抚的权力大大增加，用人权、财权、军权合一。从前藩镇割据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如本书卷二十所述，赵烈文在与曾国藩谈话的时候，将这种趋势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并认为这种趋势将导致清朝垮台后“方州无主，各自为政”的局面。

地方督抚权力的逐渐扩大，不仅对地方事务的发言权和控制大大增加，而且对中央事务的发言权也大大增加。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太后及其围绕在她身边的保守势力，企图废黜光绪皇帝。当时任两江总督的湘军领袖刘坤一立即表示反对，他说：“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难防。”这话虽然委婉，但意思则非常坚决：我只认光绪皇帝是我的皇帝，如果换个别人当皇帝，别说我刘坤一不承认！而且，中国、外国不只你们这些人，不是你们所能一手遮天的！保守派当时虽然立了个大阿哥，但没有敢公然废黜光绪帝，与刘坤一的坚决反对有一定关系。因为刘坤一不只是一个人，他背后有还具备一定势力的湘系以及与湘系曾经关系密切的淮系。地方督抚的权大了，中央的权当然就小了。1900年，八国联军进军京津，清廷与联军交战，也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联合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实行“东南互保”，不听朝廷交战上谕，在他们的辖区与各国维持和平。所以1900年联军入侵，战争只限于直隶省和俄军出兵占领的东三省，其他省份都维持和平状态，使这年的战争变成了局部战争。而在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攻的一段时间里，不仅地方对中央抗命不遵，而且刘坤一和张之洞成了事实上的全国的核心，在是否与联军交战的问题上，各省多听命于他们而没有听命于清廷。事情过后，清廷不但没有责怪刘坤一和张之洞，反倒表扬这些抗命不遵的督抚。对于东南互保的评价，是学术界有分歧的问题，这个与本书关系不大，我们只是从这件事情上看到地方督抚的权威有多么大。而这一切，可以说是从曾国藩和湘军开始的。曾国藩并非有意造成这种情况，但客观上确是如此。他本想维护清王朝，但客观上却在无意之中削弱了清廷的权威，为后来清廷的垮台埋下了种子。

内轻外重局面是否可以挽回呢？太平天国和捻军失败后，晚清革命党兴起之前，有三十多年的国内和平环境，假如清廷有能力，也许可以收回这些权力。但是，清政府已经没有这个能力了。晚清最后十年，清政府在新政改革中，曾试图削弱督抚手中的权力，只是这企图不但没有做到，反而加剧了中央朝廷与地方督抚的矛盾，加速了清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