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世求变，近代儒宗

对于一百年（1840—1949）的中国近代史来说，处于开端初期的曾国藩的一生活动，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一句话概括：近代儒宗。

马克思曾称文艺复兴时的伟大诗人但丁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也是新时代的第一位诗人。模仿这句话，我们可以说，曾国藩是旧时代的最后一位儒家，也是步入新时代——大动荡、大转变时代的一位儒家。

儒家创自孔子。

孔子生当动荡的春秋时代，那时候周室衰微，天崩地解，异端并起，与近代中国的情形多少有些相似。孔子要实现他统一中国的愿望，要把他的学说理想付诸实施，为此他致力研究各种学问，又栖栖惶惶地奔走诸国。他的事业虽然并不成功，但他的入世精神却成为一种价值取向，与当时的道家、后来的佛家相对。另一方面孔子也有深刻的人格追求，用后人的话来说，是外王与内圣并重。

孔子之后，儒家学说的继承人有荀子和孟子。荀子重外王，即事功；孟子重内圣，追求做圣人。以后秦汉至隋唐，儒家学说升到思想界的统治地位，儒家的继承者们实是将内圣外王并重。而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一方面是儒家占统治地位，同时另一方面儒家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家学说。所以后世虽独尊儒家，但儒家实已将先秦各家学说的精华吸收。

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儒家是中国传统思想的主体，所以所谓文化灿烂，儒家自应占有较大的一份。但是不容否认，儒家虽有入世的精神，然而却常常教导人向后看，从古圣先贤那里寻找治理现世的答案。所以，中国漫长的中世纪社会发展的缓慢，儒家也要负较大的责任。到了宋明理学，援佛入儒，把儒家思想弄得更为细微精致，却也更为保守。理学家们不务实际，他们声称由求内圣可以达到外王，但实际上变成只求内圣而忘了外王，也就是忘了孔老夫子的入世精神。一遇危难，往往束手无策，只有一死以报君恩。

明末清初，儒学又有一大变化，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批判君主专制，批评宋明理学，他们的思想有打破传统束缚，迈向新时代的势头。可惜他们的思想没有为学者们继承，三大思想家之后的学者，一部分仍陷入已经提不出新东西的宋明理学的泥潭，另一部分则扎进考订古籍的汉学之中。

直到清中叶以后的嘉庆、道光年间，才兴起了主张经世致用、努力解决国计民生大问题的一班知识分子，这就是本书前面所说过的陶澍、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人。接着又兴起了第二代经世派读书人，这就是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湘军领袖。

从陶澍、林则徐、魏源到曾国藩，儒家又经历了一次重大的变化。第一，他们恢复了儒家兼收并蓄的传统，不再囿于一说。黎庶昌为曾国藩作年谱时说，曾国藩“平生以宋儒义理为主，而于训诂词章二途，亦研精覃思，不遗余力。处功名之际，则师老、庄之谦抑；持身型家，则效禹、墨之勤俭”，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曾国藩兼收并蓄的倾向。第二，他们恢复了儒家入世的精神，也就是经世致用的精神。这恐怕是儒家自汉、宋两次大变之后的又一次大变。正是在这种变化的基础上，曾国藩才能将西方的技术和科学（与兵工、强国有关的科学，并非整个科学体系）引进中国。从而带来了儒家更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部分是外来压力刺激的结果，部分是经世致用学派发展的必然趋向。

但是，时代不同了。汉以后儒家吸收先秦其他学派的思想、宋以后儒家援佛入儒，那些被吸收的思想与儒家都是同一个时代的，因此，吸收以后的结果是丰富了儒家思想，但并不从根本上改变儒家思想体系。而曾国藩所吸收的西方技术也好，引进的科学也好，建起的机器工业也好，都是西方文艺复兴以后的近代社会的产物，与儒家学说是不同时代不同质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被吸收进来，就不再仅仅是补充或丰富儒家的思想，而是随着社会的变革，不断冲击和蚕食儒家的思想和阵地。在这种冲击和蚕食之下，儒家支离破碎，到了新文化运动时候，甚至儒家的名称也已经名誉扫地了。所以，曾国藩以后，中国吸收西学的倾向已经势不可止，许多人都比曾国藩吸收和引进西学更多，但是，他们已经难说是真正的儒家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曾国藩是近代儒宗。

近代儒家不止曾国藩这样的吸收西学一种取向，还有另外一种取向，那就是抱残守缺，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反对用夷变夏，反对吸收西学，希望重新回到过去的闭关锁国时代，恢复天朝上国的旧梦。与曾国藩同时的倭仁、曾国藩以后的徐桐，就是后一种取向。这种人势力和社会影响也不小，只是随着社会的变革而日益没落。

总之，曾国藩是近代儒家的代表，他试图引进西学光大儒学，代表了传统儒家知识分子在新时代的一种价值取向，却在不知不觉中破坏了儒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