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长逝金陵，生荣死亦哀

曾国藩的身体并不强健。早在京师任官时，才三十出头，便有轻度耳鸣症。与他终生相伴的癣疾，虽然对身体无大妨碍，但却时时令他睡眠不佳，间接损害身体。自率湘军作战以来，戎马金戈，无一时之闲暇。每日早早起床，半夜方睡，又要处理军政要事，又要读书、应酬，他过着非常刻板的生活。如果说这一切还不足以损害他的健康的话，那么，兴兵以来的种种不顺则令他最为心烦，人事的纠葛，与地方官的矛盾，特别是，他训练湘军，本是为大清王朝卖命，可是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却时常不信任他，而宁可信任那些打仗不行、干正事不行，偏偏却整人有方的酒囊饭袋。

我们必须说明的是，自带兵打仗以来，曾国藩一直处于深深的忧惧之中。东坡先生说周郎打仗是“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豪迈的词章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常以为古来能战的大将军都是如此。也许周郎在赤壁之战时确实如此，表面上，曾国藩颇喜欢诙谐，说笑话，大敌当前、危难当前都镇定如常，但实际的曾国藩绝不是这样。作战不利他担心失败，作战胜了他要担心清廷的疑忌。当地方官时，天不下雨干旱他焦虑，下了雨他又担心河水冲破堤防。这恐怕正是处于乱世的人应有的心态。现在保留下来的曾国藩的日记中，“焦灼”、“忧惧”、“忧虑”、“郁闷”等字眼随处可见。然而，一个常常抱有这种心态的人很难保持健康的身体。

曾国藩吃、住都极为俭朴，起居又十分勤劳；尽管一生戎马倥偬，而几乎手不释卷，保持书生本色。当时许多人都见识过他的这种私生活，有时甚至使人难以相信一个一品大员会过着如此苦行僧似的生活。这与曾国藩的信念有关，因为他相信在当时的社会情况下，要办大事，要扭转社会风气必须如此。当然，这也和他出身寒微，自幼习惯艰苦生活有关。但是，人总是过这种刻板的苦行僧般的生活，对身体是有影响的。

在直隶总督任上时，曾国藩的右眼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并不好。又患上眩晕呕吐之症，按今天的医学，可能是高血压，也可能是美尼尔氏综合症，也可能两者都有，或还有别的疾病。这时候如果退休在家享清福，倒可以多活几年。事实上，自湘军攻占金陵后，曾国藩就常常有退休回家的想法，剿捻失败后退职的想法就更加浓厚，他在家书中、日记中，以及给朋友的信里，常常流露出退休回乡安度晚年的愿望。但假如这创办湘军的领袖回家，那些裁撤的、退职的湘军士兵军官闹事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马新贻的被刺好像更显示了这问题，而清廷也坚决不准。所以曾国藩这官也就一直做着，而身体也就一直坏下去。

进入同治十一年，即1872年，曾国藩的身体越来越差。正月初二日，他拜访吴廷栋，吴是他当年任职京师时切磋学问、交流思想的老朋友，退休以后住在金陵，现在已经八十岁。自再次任职两江总督以后，曾国藩常常去拜望这位老朋友。这次他们谈起当年京师的老朋友，现在大多已故去，倭仁也已经去世，两位老人黯然神伤。正月十四日，是道光皇帝的忌辰。他又想起二十三年前，他听到立咸丰帝为皇太子的消息，急赴圆明园，途中听到道光帝已死的确信，当时仓皇悲痛的情景历历在目。在他经历过的几个皇帝中，道光帝是对他最好的。以后，咸丰帝总不相信他；慈禧太后表面上对他委以重任，但实际上也暗中提防。现在，自己老了，他感觉，大概快去见先帝道光老皇爷了。

正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正与人谈话，突然右脚麻木，好半天才恢复。二十六日，他要到城外迎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苏也是他当年在京师切磋学问的老朋友。在路上，他突然口不能说话，只好回府。显然，曾国藩患的是脑血管病，或为脑出血，或为较严重的脑血栓，心脏可能也有毛病。如果是今日的医疗条件和医学知识，应该不会有大的问题，因为看来他的病发作并不是很急。

在去世前几天，曾国藩做些什么呢？

为了让读者了解曾国藩这个人，我们根据他的日记，把这几天的活动介绍给大家。

正月二十九日，即去世之前第五天，他早晨起床后诊脉二次，开药方。早饭后清理文件。见客五次。围棋二局，这是他终生的业余爱好。然后阅《二程遗书》，即宋代理学家程颢和程颐的著作，曾国藩终生手不释卷，可以说一直到死。有客人张真人来见，一谈。中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核科房批稿簿。至上房一谈。傍晚小睡一次。夜核改信稿五件，约共改五百余字。他在这天日记的最后写道：

余病患不能用心，昔道光二十六、七年间，每思作诗文，则身上癣疾大作，彻夜不能成寐。近年或欲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溘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事，苟活人间，惭悚何极！二更五点睡。

晚年曾国藩

二月初一日（此年正月只有二十九天），去世前第四天，工作同上一天差不多，在日记里又写道：

余精神散漫已久，凡遇应了结之件，久不能完，应收拾之件，久不能检，如败叶满山，全无归宿。通籍三十余年，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惭赧。二更五点睡。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直到死前，虽是精力衰颓，但仍然遵守一个“勤”字；仍然守着深深的道德自律，这与理学的影响有关。

二月初二日，去世前第三天，仍然如往日一样工作。但觉特别疲倦，“若不堪治一事者”。到下午，又是右手发颤，不能握笔，口不能说话，与正月二十六日症状相同。只好停办公事。

二月初三日，去世的前一天。早晨起床后请人来看病。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围棋二局。又阅《理学宗传》。午饭后阅本日文件。见客一次。屡次小睡。核科房批稿簿。又有手颤心摇之象。晚阅《理学宗传》中张子一章。二更四点睡。

二月初四日，公元1872年3月12日，午后，子曾纪泽陪曾国藩到总督署西花园散步，曾国藩突然连说脚麻。曾纪泽遂扶其回书房。端坐三刻钟而死。

曾国藩生于1811年，享年六十一岁。

据说曾国藩死的时候，金陵城下着小雨，天色阴惨。忽然有火光照耀城中，属金陵的江宁、上元两县令急忙出来救火，却不明火在何处。只见有红光圆如镜面，向西南方向缓缓飘行而去，良久方隐没。又传说城外有人见到大星陨落于金陵城中。这当然是人们把一些奇怪的自然现象附会到曾国藩身上。假如按照中国古代迷信的说法，曾国藩该是上天的星宿下凡，那么他该是文曲星呢？还是武曲星？

曾国藩与夫人之墓

八年前，太平天国领袖、曾国藩的老对手洪秀全病死于此地。湘军攻占金陵以后，由于经费困难，两江总督府修复工作进展很慢，直到上年旧历十一月才修好。府址就在太平天国天王府，也就是洪秀全病死的地方。曾国藩搬到这里只有七十天。如今，曾国藩也死于此地，两个老对手在同一个地方逝世，也算是一种巧合吧。

曾国藩的遗体被运回故乡湖南。六月十四日，即公元1872年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金盆岭南坡。第二年，欧阳夫人去世，长子曾纪泽主持改葬，将曾国藩和欧阳夫人合葬于善化县（今属长沙市）平塘伏龙山南坡。

李鸿章晚年旧照

所谓同治中兴的四大名臣曾胡左李，胡林翼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61年，年仅四十九（周）岁；左宗棠也比曾国藩小一岁，死于1885年，享年七十三岁；李鸿章生于1823年，他活得更久一些，死于1901年，享年七十八岁。

至于曾国荃，自同治六年（1867）告病开缺后，一直在家闲居。直到同治十三年（1874），也就是曾国藩去世将近三年的时候，清廷再次起用他。将到京师，同治皇帝已经驾崩。以后，任河东河道总督、山西巡抚、两广总督，1884年接替左宗棠任两江总督，直到1890年去世。死后清廷予谥“忠襄”。

曾国藩死后三十九年，1911年10月10日，旧历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革命党人的反清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2月12日，也是清宣统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清宣统帝宣布退位，大清王朝至此终结。此时距曾国藩去世正好四十年。这似乎印证了前面所引的赵烈文的预言。

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曾国藩去世后，官方和故旧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祭奠活动长达百天。故旧为他写的挽联、挽诗、祭文非常之多，这些作品不仅评价了曾国藩本人，还反映了作者与曾国藩的关系，以及作者的性格、情趣，颇有文学欣赏价值和历史价值。这里只举出一些著者认为最有意思的介绍给读者。

左宗棠的挽联是：“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这幅挽联我们前面曾经提过。左宗棠有才干，但也不太谦虚，这与一般中国人的性情和行为方式颇为不同。当左宗棠未出仕时，曾国藩为侍郎级的领兵大臣，胡林翼为湖北巡抚，但左宗棠从来不肯在曾、胡面前谦让一分。后来曾、左二人龃龉，多年不通音信。现在左宗棠此联，终于诚恳承认他不如曾国藩，并恰当地形容了两人的矛盾，而且谦虚地自署“晚生”。所以他的挽联颇受时人的推许。

李鸿章的挽联为：“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代难逢天下才。”如果说左宗棠一生自傲，挽联却明确表示他不如曾国藩的话，李鸿章的挽联就不够谦虚，“筑室忝为门生长”说得虽是事实，但显然以曾门老大自居；“薪尽火传”自是传与他，也颇有当仁不让的味道。

曾国藩的好友兼亲家郭嵩焘的挽联为：“论交谊在师友之间，兼亲与长，论事功在宋唐之上，兼德与言，朝野同悲惟我最；考初出以夺情为疑，实赞其行，考战绩以水师为最，实主其议，艰难未预负公多。”这幅挽联说了郭与曾的亲密关系，以及曾国藩最初创办湘军时郭嵩焘的作用，但是后来郭嵩焘没有在湘军中坚持到底，所以表示有负曾国藩。实则曾国藩认为郭嵩焘是思想家的材料，不是带兵的材料，所以即使郭嵩焘一直在军中，曾国藩对他的待遇会很高，但未必委以重任。

吴坤修，为曾国藩幕僚，又曾在水师中任职。他的挽联是：“二十年患难相从，深知备极勤劳，兀矣中兴元老；五百里仓皇奔命，不获亲承色笑，伤哉垂暮门生。”此联不像大多数挽联那样说些老套的吹捧之言，而是写出了失去老师的沉痛心情。

号为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薛福成的挽联则对曾国藩评价非常之高：“迈萧曹郭李范韩而上，大勋尤在荐贤，宏奖如公，怅望乾坤一洒泪；窥道德文章经济之全，私淑亦兼亲炙，迂疏似我，追随南北感知音。”联中说曾国藩功业超过萧何、曹参、郭子仪、李光弼、范仲淹、韩琦，可见评价之高。

曾国藩的朋友、主持刻印王船山遗书的欧阳兆熊的挽联，颇能道出曾国藩一生由儒的进取，到道的超脱的变化：“矢志奋天戈，忆昔旅雁传书，到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竟历尽水火龙蛇，成就千秋人物；省身留日记，读到获麟绝笔，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秕糠尘垢，开拓万古心胸。”“获麟”的典故出自孔子，孔子一生志在复兴周朝，重现周天子的一统天下，但总是事与愿违，他编纂《春秋》到哀公十四年，写了“西狩获麟”四字以后，遂结束此书。麒麟是传说中象征祥瑞的异兽，但当时实在是出非其时，他感叹复兴周室的愿望终究落空。这是杜预的注里面说的。欧阳兆熊用这个典故，叫人好生难解。是不是曾国藩晚年对中兴幻想的破灭也曾与欧阳兆熊道及呢？正像《红楼梦》说的，这个清王朝外面的架子虽大，内囊却也尽上来了。曾国藩再卖力气，也是扶不起来了。当然也许并非曾国藩所说，而是精研王船山遗书（书中具有反满民族思想）的欧阳兆熊自己的想法。

李鸿章撰写的《曾文正公神道碑》中的几句铭文，颇能点明曾国藩晚年致力洋务新政的心态：“事（指剿平太平天国）已大毕，乃谋于海。益我之长，夺彼所恃。动如雷霆，静守其雌。内图自强，外羁縻之。”这是指平定太平天国之后，曾国藩把心思用在如何抵御外侮上。要学习列强的长处，夺其所恃。对列强的要挟，暂时隐忍不发，用心于自强。曾国藩内心深处的想法，李鸿章能够完全领会。所以这恐怕是对曾国藩一生最后数年所想所为的最好描述，也算作结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