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痛自刻责，期待“三不朽”

曾国藩老了。

这次接两江总督印的时候，他已经满六十虚岁，在那个时代，确是地地道道的老人了。

老人常常回忆过去，咀嚼那些酸甜苦辣的往事。即便是最普通的人，在他即将走完他的人生旅程的时候，也有许多事情值得回味。

曾国藩是个做了大事的人，那回忆中的感受自然比普通人更加复杂一些。在金陵这一年多，他常常把自己的一生作一些梳理。照理说，不管后人如何评价，他这一生已经够风光的了，就当时的人来说，他即便不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人，也是较大的人之一。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能够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影子、让后代能够知道的人并不多。曾国藩已注定是这不多的人中的一个。但是，他对自己并不满意。他觉得，论道德，他比不上古代的贤者；论学问，他半生从政，没有能留下有分量的著作；论书法，虽有一些心得，却没有时间和精力练好。更苦恼的是，精力日益衰颓，很多要办的事，包括政务，都办不好。古人以立功立言立德三者具备为最高境界，他觉得自己哪一样也没有做到。黎庶昌在年谱中说他“自书日记，尤多痛自刻责之语”，是事实。

首先刻责的，是身体越来越衰弱，该办的政事办不了，他到两江总督任两月后的日记写道：

到江宁任又已两月余，应办之事全未料理，悠悠忽忽，忝居高位，每日饱食酣眠，惭愧至矣。

《曾文正公诗文集》

正月初十日日记又写道：“日来因改奏折稍费心，眼蒙愈甚。公事既多废阁，私又不能养体，益觉郁郁。”

他不仅觉得该办的政务没办好，还觉得自己比许多能臣差得远。正月二十三日，他阅读《吴文节公集》，吴文节，即吴文镕，曾国藩考进士时的考官，当时叫座师。在湖广总督任时，与太平天国交战死，清廷予谥文节。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夜，阅《吴文节公集》，观其批属员之禀甚为严明，对之有愧。吾今日之为督抚，真尸位耳。”

第二说立言上，曾国藩年轻时颇为自负，觉得不少有成就的前人，自己经过努力，也可以达到和赶上他们。有时看到那些算是已经“立言”的前贤的文集，觉得也没有什么大过人处。然而曾国藩只有做京官的几年扎扎实实读过书，咸丰三年起带兵，书只能挤时间来读了，结果没能留下什么著作。现在再看那些前贤的文集，反倒觉得过人之处多一些。这也许是曾国藩阅历多了一些，把那些骄傲之心收拢了；也许是自己没有著作，从而明白那些人著述实在不是容易的事。

一日，他阅读广东杨懋建所著《禹贡新图说》。《禹贡》是大约成书于战国时代的地理著作，其中记载了许多山岳和河川的情况。这部《禹贡新图说》大概也是地理学的著作。曾国藩读时感叹：“日长如岁，仅一翻阅涉猎，过眼即忘，全未认真究治一书，殊以为愧。”又一日，他读陶渊明和杜甫的诗，觉得脑子疲乏，读书提不起精神来，诗中的深意就难以体会得到，便自责道：“昏浊而兼衰老，于读书之道去之千里矣。”次日又在日记中写道：“吾生日月尽在怠惰中过了。”

实际上，曾国藩这时仍非常勤奋，尽管他右眼已经失明，左眼的视力也并不好，但他还是坚持每天除处理公事外，都要读一点书。有时眼睛实在不行，就闭目默诵一段古书。如同治九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本是除夕之夜，他在晚上还要闭目背诵《论语》，至《公冶长》止。同治十年正月初一，晚上又闭目背诵《论语》自《公冶长》至《乡党》止。接下去几天都是如此，而上面所引的到江宁两月，却没有办好什么事的自责之言，便是正月初二日的日记写的。

再说立德，这是传统知识分子难以企及的最高境界，曾国藩对这方面也是深感惭愧。他的身体日渐衰颓，同治十年二月，他发觉自己右肾浮肿，觉得大概已是危象了。与此同时，他的夫人病势也很沉重。但他并不十分在意，人生早晚有一死。但是自己的德业未立，却是令人遗憾。过了几天，他在日记中写道：“内人病势沉重，余之右臂（肾？）肿坠亦不少愈，殊以为虑。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余以忝居高位，一无德业，尤为疚负，故此心郁郁不释耳。”三月初三日日记又说：“自思生平过愆丛积，衰老不复能湔祓，疚负无已。”

不过，曾国藩这是心目中的“德”已与正统儒家并不完全相同了，我们且看他同治十年三月初十日日记的说法：

思古来圣哲，胸怀极广，而可达天德者约有数端，如笃恭修己而生睿智，程子之说也；至诚感神而致前知，子思之训也；安贫乐道而润身睟面，孔、颜、曾、孟之旨也；观物闲吟而意适神恬，陶、白、苏、陆之趣也。自恨少壮不知努力，老年常多悔惧，于古人心境不能领取一二，反复寻思，叹喟无已！

这里，他把陶渊明、李白、苏东坡、陆游都算做达“天德”的，可谓是新见解。

有时候，曾国藩有觉得自己之所以没有成就，是因为名心太重，须看淡一些。他写道：

思近年焦虑过多，无一日游于坦荡之天，总由于名心太切，俗见太重二端。名心切，故于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不胜其愧馁。俗见重，故于家人之疾病、子孙及兄弟子孙之有无强弱贤否，不胜其萦绕，用是忧惭，局促如茧自缚。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逆、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此心稍得自在。

但真正将万事看淡却谈何容易，既然自觉“学问无成，德行未立”，便是没有看淡。他甚至把疾病的来源，也归于“忮心名心不能克尽之故”，于是，他立意“必须于未死之前拔除净尽”，真正做到“至淡以消忮心”。

著者之所以引了这么多曾国藩责备自己的话，是想让读者了解老年曾国藩的心态。他虽然也算做了大事，但还是对自己不满，觉得立功立言立德哪一样都不行。有时又想将这些看得淡一些，但并没有真正“淡”下来。真正的意义，在于曾国藩对自己要求太高，并且至死也决无自满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