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

至少从考中进士做官开始，曾国藩便有一种澄清天下之志。他创立湘军，不仅要平灭太平天国，保卫儒家孔孟道统，还希望能够带出一批人才，改变日益衰朽的社会风气，使政事等各个方面都为之改观。他在《原才》一文中写道：

曾国藩在两江总督署设置“意见桶”，征纳四方建议与意见。此是意见桶的示文。

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贤且智者，则众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众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众人所趋，势之所归，虽有大力，莫之敢逆。

他希望自己就是这改变风俗和人心趋向的一二人。在长期的征战和从政生涯中，他确实带起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对十九世纪后的中国各个方面都起了莫大的影响，这影响甚至持续到二十世纪初。李鸿章镇守直隶，左宗棠平定新疆，而这两人又办机器工业，派留学生，推动近代化也就是他们自己说的自强事业。而两江总督一职，从马新贻死后，一直由湘系的人出任。但是，改变社会风气的愿望并没有达到。我们今天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说，一个人能够对历史施加一定的影响，当他施加影响的方向和社会的心理、历史的潮流相合时，他的影响就大；但当他的努力与社会的心理、社会变动的趋向相反时，他的影响就会减小。至于要扭转历史的变动趋势，简直是不可能的。人们常说英雄造时势，但是更多的应该说是时势造英雄。曾国藩所要改造的，说白了，还不完全是社会的风气，而是官场的风气。而清朝的官场风气，自乾隆末年即已呈下降的趋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过这种腐败的官场风气，后来思想家、学者龚自珍尖锐批判过这种风气，但是却没有人能够完全扭转它。这风气的演变是专制制度决定的。中国历史上，大凡一个朝代初建立的时候，上上下下都朝气蓬勃，显出一片奋发进取的精神和气象。但到后来，就慢慢衰颓下去，问题越积越多，直到这王朝灭亡。这是因为中国旧王朝的最高领导人是家族世袭的，一个家族代代掌握政权，而家族成员除了开国的一两代外，从没经历过风雨，见过世面，不了解社会，其代代退化是必然的；而专制王朝的官场只受上对下的控制，不受社会的监督，它越来越糟糕也是自然的。专制王朝自己无法从内部更新，这是它的体制决定的，所以中国没有一个王朝能够长命百岁。到了再也无法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的时候，非要打碎这旧王朝，将官场彻底更新，这样局面才有根本的变化，但新的王朝没有改变根本的制度，于是又沿着旧王朝的老路走下去。

但是当时的曾国藩绝对无法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对官场及社会风气的衰颓既不满，又忧心忡忡。他要补天，这千疮百孔的天却已无法补好。这样，他的内心就更加痛苦。在平灭了太平天国之后，一日，曾国藩与亲信幕僚赵烈文闲谈，两人有一段非常有意思的对话，这是在赵烈文的日记里记下来的，我们不妨将其录下来：

初鼓后，涤师（指曾国藩）来畅谭。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

余（赵烈文）云：“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自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师蹙额良久，曰：“然则当南迁乎？”

余云：“恐遂陆沉，未必能效晋、宋也。”

师曰：“本朝君德正，或不至此。”

余曰：“君德正矣，而国势之隆，食报已不为不厚。国初创业太易，诛戮太重，所以有天下者太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师曰：“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社之陨，君辈得毋以为戏论？”

余曰：“如师身分，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然生死命定，不可冀求，乐死之与幸生，相去无几。且师亦当为遗民计，有师一日，民可苟延一日，所关甫大而忍恝然乎？”

谈话到此转换了话题，但内容曾国藩则时时挂在心上。曾国藩与人闲谈的内容，大多或充满哲理，或有着强烈的历史感，而见解的深刻和独到，恐怕是当时的人少有的。但是，这些谈话的内容在政治上非常微妙，曾国藩几乎没有一个字记下来，闲谈的对象们也大多没有记下来，只有赵烈文记得比较详细。我们观察上述赵烈文的见解，完全为后来历史的发展证实，简直是未卜先知。

不仅清朝的天无法补好，而且曾国藩自己的活动一方面在补天，另一方面却对清朝的统治产生不利影响，也就是拆天。那就是督抚权大、兵为将有、中央权威衰微的趋势，一日，曾国藩又与赵烈文谈起宋朝史事，感慨之余，他们说：

（赵烈文言：）“旷观千古，凡一代之事功人物，其风气皆草创之主开之，范围一就，数百年贤哲之士，莫不俯首就教。间有命世捶生者，不肯随风气流转，自欲出一头地。其为之不渐者，往往致败。宋之王介甫（王安石）、明之张太岳（张居正）皆是也。”

师曰：“甚当。南宋罢诸将兵柄，奉行祖制也。故百年中奄奄待尽，不能稍振。”又言：“韩（世忠）、岳（飞）等军制，自成军，自求饷，仿佛与今同。大抵用兵而利权不在手，决无人应之者。故吾起义师以来，力求自强之道，粗能有成。”

余（赵烈文）笑言：“师事成矣，而风气则大辟蹊径。师历年辛苦，与贼战者不过十之三四，与世俗文法战者不啻十之五六。今师一胜而天下靡然从之，恐非数百年不能改此局面。一统既久，剖分之象盖已滥觞，虽人事，亦天意而已。”

一方面，经过曾国藩的努力，战胜了清代传统的军权轻易不授汉大臣、地方督抚不能揽有军政财三权的规矩，结果获得了平灭太平天国的成功，这是宋代寇准、岳飞、韩世忠都没有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样做的结果，却形成另一种局面和趋势，即督抚专权，内轻外重，将来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割据，赵烈文甚至担心这种现象会持续数百年。

其实用不着赵烈文提醒，熟读历史的曾国藩也明白这一点，他在湘军攻占金陵后就急忙裁撤湘军，除了自削军权以免清廷猜忌外，也有顾虑形成内轻外重的局势的成分，要自己做一个榜样。但是趋势既已形成，已不是人力所能挽回，所以赵烈文说这虽为人事，也是天意。

然而曾国藩决不希望在自己身后几十年清廷就土崩瓦解，特别是不希望自己的活动本身给清廷的未来命运造成损害。但是他没有办法挽回。

最高统治者也不能令人满意。曾国藩本来认为恭亲王奕是贤王，他有见识，在朝中亲贵中算是比较了解世界大势和国家面临的困难的，但是显然恭亲王的从政经验、控驭权力的能力都不足，与慈禧太后稍作争持失败后，简直就被玩弄于股掌之上。一日，曾国藩与赵烈文谈起恭亲王，赵烈文记道：

余（赵烈文）言在上海见恭邸（即恭亲王）小象，盖一轻俊少年耳，非尊彝重器不足以镇压百僚。

师曰：“然。貌非厚重，聪明则过人。”

余言：“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见时局之不得不仰仗于外，即曲为弥缝。昨与倭相（指大学士倭仁）争持，无转身之地，忽尔解释，皆其聪明之征也。然随事称量轻重、揣度形势之才则有之，至己为何人，所居何地，应如何立志，似乎全未理会。身处姬旦之地，无卓然自立之心，位尊势极而虑不出庭户，恐不能无覆之虞，非浅智薄慧，涂饰耳目之技所能幸免也。”

赵烈文的见解，实际上未必全是赵烈文的见解，其中也许包括曾国藩的见解在内。

慈禧太后也不是个让人满意的女君主，她虽然大权独揽，有非凡的控驭臣下的能力，任你什么近支王公、有功大臣，在她面前都要俯首帖耳。但是，她对社会毕竟缺乏了解，对清王朝和中国社会面临的局面和问题，都心中无数；对世界的变化和列强东来对中国造成的挑战和威胁，她更不知道怎样从长远的角度来应付。更为糟糕的是，慈禧太后缺乏进取精神，她只是个权力迷，她只追求权力，别的都可以不管。对于在列强的威胁之下，中国到底应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摆脱被动挨打的局面，她不仅缺少全盘考虑，甚至纵容和支持朝中死抱住中国旧传统不放的保守分子，对比较了解世界大势、一定程度主张学习西方长处的奕等人多方掣肘，以便游刃自如地控驭她的权力。一句话，她有控驭权力的能力，但缺乏远见、缺乏世界眼光。而在近代中国这种非常时期，国家最高领导人的思想、见识，对于我们中国的命运，实在是太重要了。其实，曾国藩在世的时候，因为大乱刚平，民穷财尽，她总算还克制，后来她的弱点、劣根便逐渐暴露了出来，这人们都非常了解，这里不再赘述。

曾国藩上任直隶总督时，见到了两位太后，见到了朝中诸要人，之后他对赵烈文谈他的感想说：

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默，亦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恭邸（奕）、文（文祥）、宝（宝鋆）数人。恭邸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柏川（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辅；宝佩衡（宝鋆）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倭仁），然才薄识短。余更碌碌，甚可忧耳。

如果我们把这段话引申解释，就是慈禧太后见曾国藩时，太后本应与他讨论关乎中国前途命运、涉及长远目标的大事，但太后们谈的都是具体的事情，正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所以他说两宫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朝中具体掌握朝政的几个人，都有大缺点。至于倭仁，从前在京时曾经对其佩服得五体投地，但现在却说他“才薄识短”，即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那一套，不足以应付事变。

这一切，说明曾国藩的中兴理想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已，他创建湘军挽救了清王朝，但中兴实在无望，大清朝只不过是苟延残喘而已。除了对清朝政权的前途忧心忡忡外，曾国藩更担心的是中国的前途。因为按照中国的历史，一治一乱，天道循环，乱后总有治的时候，需要的只是时间而已。但是现在的中国却不同以往，带着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洋人和他们带来的西洋文化，对中国造成了强烈的冲击，曾国藩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虽不如郭嵩焘和李鸿章多，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了。本书前面所引的两段他的话：“睡时已三更二点矣，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内患虽平，外忧未艾。彼狡焉者，虽隔数万里而不啻近逼卧榻，非得后起英俊，宏济时艰，世变正未可知。”都说明了他的深深的忧虑。这就不仅是忧清廷的“国运”，而是忧中国的“国运”了。

直到死，曾国藩都是在这种忧虑中度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