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曾国藩的外交方针

曾国藩接触外国人、与外国人打交道绝不止一次两次，但办理天津教案，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这次外交活动虽然避免了事态扩大，但曾国藩本人付出了重大的代价，清望骤减，而自己的内心也一直严重冲突，以致损害了身体。有人甚至说，天津教案一年多曾国藩就死亡，与处理教案不当，备受舆论攻击有绝大关系。

但是，曾国藩对外交到底是什么主意呢？

在曾国藩生活的时代，中国人还没有近代的外交观念。1861年1月，也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中央朝廷成立了一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般简称总理衙门，管理总理衙门的人物非常显赫：恭亲王奕、大学士桂良、户部侍郎文祥（文祥后来任大学士军机大臣），这几个人相当于外交部长，世界有几个国家由如此重要的人物担任外交部长！但这总理衙门就好像原有的理藩院一样，实在是不伦不类的外交机构。那时候的中国人，虽然感觉到了西方的强盛，但天朝上国的架子还是不情愿放下来，所以才有这样一个外交机构。在办外交的时候，也多半是该争的不知道争，不该争的却死要面子去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要派公使驻京，但这些公使又决不会按照咸丰帝的要求向他行跪拜礼，因此咸丰帝就在热河不肯回来，直到病死。从咸丰帝的行动就可以看出当时中国人的想法。另一方面，领事裁判权、关税协定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却几乎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让给外国人的。

文祥

曾国藩怎么样呢？我们可以用一句话说：既开始注意和研究了解世界大势，又还相当程度的在旧传统的束缚中。

曾国藩是中国传统经世致用精神的身体力行者。前面说过，嘉庆、道光年间，兴起了一批批判现实，主张经世致用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官员中的代表就是陶澍和林则徐，在思想家方面的代表是龚自珍和魏源。当西方列强携带着洋枪大炮东来，封闭多年的国门被他们打开的时候，这些主张经世致用的人们把他们研究实际、实事求是的精神转移到了研究这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的西方人身上。陶澍和龚自珍都死得早，林则徐已经开始努力了解西方情况，因此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称之为“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继承林则徐的工作，著成《海国图志》。在西方列强咄咄逼人的军事压力下，继陶澍、林则徐而起的经世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也开始在了解世界形势、了解外国特别是西洋情况上下工夫。但是，他们的身上又因袭着历史的重负，所以他们是既注意世界大势，又懵懵懂懂。他们用以测度西方这些“夷人”的，仍是中国传统智慧，尽管当时的形势已与中国古史上的任何一朝的局势都不同。

应该说，曾国藩虽然办过外交，但实在还算不上外交家，因为他死得早，没有那么多机会办外交。但是他的思想却值得重视。那时候的曾国藩，我们可以把他看做是中国文化的一种代表。在西力东渐的情况下，中国以及中国文化是怎样反应的？是怎样对待近代以来的变化的？人们的内心又是怎样冲突和转变的？我们从曾国藩身上就可以摸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脉搏。在这方面，曾国藩比他的老朋友郭嵩焘更有代表性，郭嵩焘只代表了少数对西方了解较多较深的人物，用本书前面介绍过的钟叔河先生的话，郭是孤独的先驱者，而曾国藩则可以代表中国文化，当然是比较积极的一部分的文化。归结起来，曾国藩对于外交的片断的主张和思想如下：

第一，是自强。

清吏押送赔款赴天津

历史学家们在描述曾国藩时代的外交时，常常说一句话：弱国无外交！要想在外交上站得住，你得有实力。实力怎么来，他们基本上信奉的是“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了西洋人一样的长技，有了实力，在交涉中要强硬，背后有可以依仗的东西；要妥协让步，也不致任人宰割。于是，曾国藩和李鸿章、左宗棠都在努力办新式军工企业，试图让自己的武器也能达到西洋列强一样的水平，把西洋列强的长技都学到手，那时候再与洋人发生冲突，无论是战是和，都可以操纵自如。办过一段军事企业以后，李鸿章和曾国藩已认识到西洋强盛，表面上是船坚炮利，即军事技术，而其背后是发达的工业，于是洋务派又开始办民用企业。但曾国藩死得较早，他还没来得及办民用企业，虽然他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就得出了“大抵如卫鞅（即商鞅——引者）治秦以耕战二字为国，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复恭亲王书）的结论，但并没有继续深入探讨下去。所以后来办民用企业主要是李鸿章做的。当然，在民用企业发达的背后，还有政治制度和隐藏其背后的精神文化，而这些问题的认识，还有待时间。然而这第一步毕竟是迈出了。

就是为了自强，中国开始迈出了近代化的第一步。领导迈出这第一步的，就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及恭亲王奕等洋务派人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也许不会知道，中国的近代化，竟是为了解决被动挨打这外交难题而发轫的。

关于曾国藩办洋务企业和派留学生的情况，本书前面已经讲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第二，是以诚相待。

这一想法有一个发展过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曾国藩对西方情况了解有限，心目中还充满着盲目虚骄之气。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广东民众长期不准英国人入广州城，1849年，英国人再次试图入广州城，因为遭到绅士和民众的坚决反对，英国人顾虑引起流血冲突，因此放弃。就今天我们的眼光来看，外国人是否入广州城，并不涉及主权问题，如此坚持，似乎没有必要。而曾国藩在家书中则写道：“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当时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道光皇帝）嘉悦之至。”外夷不入广州城就可以永无夷祸，这是多么天真、多么简单的想法！从这短短几十个字中，我们看曾国藩还充满着盲目的自信。而当时的人包括曾国藩都认为夷人“性同犬羊”，既无信用，又不知孔孟礼仪。

变化起自第二次鸦片战争。

《北京条约》签订以后，英法联军陆续撤出北京、天津，而以后所要求的，又大体以条约为依据。这在英国人、法国人，不过是一种国际惯例，但这却着实让视夷人为“犬羊”的恭亲王奕以及曾国藩等人出乎意外。因为按照中国历史，北方的蛮夷一旦战胜，其要求往往是无止境的，而且绝不会管什么条约不条约。所以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深有感触：现在的洋人与古旧的夷狄不一样，有时候虽然凶恶，但也要讲一定的道理。经过反复的观察，曾国藩得出一个结论，驱除洋人出境既然不可能，那么可以和常人之间的交往一样，待之以诚。看来孔孟之道，在洋人那里也是可以行得通的。诚是曾国藩的思想核心，是他的理念和处世原则，现在，他把这用来与外国人打交道。

李鸿章率淮军到上海后，时时与洋人接触，并且有洋枪队一道作战，而李鸿章又非常自负。曾国藩曾写信嘱咐道：“宜切戒我军弁勇，谦卑逊顺，匪骄匪傲；语言之间，莫含讥讽；银钱之际，莫占便宜。以正理言之，即孔子忠敬以行蛮貊之道。”又一封信说：“夷务本难措置，然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

因为有西洋人强我弱的认识，曾国藩不赞成所谓“清流”者流在对外交涉中一贯强硬的态度。他认为在自己没有强盛起来之前，一要讲究诚信，一要忍辱负重。1868年曾国藩写给郭嵩焘的信说：

国藩昨在沪上，曾一过洋泾浜领事处观其迎候礼节，初无恶意。今年换约，当不至更称干戈。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明知小民随势利为转移，不足深恃，而犹藉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所笑耳。

如果不能忍辱负重，轻于一逞，不但无济于事，还会给国家带来无法预计的损失。曾国藩有著名的好汉打脱牙和血吞，然后徐图自强的做法，他把这也用到了外交上。

对于曾国藩的外交策略，李鸿章有一段生动的回忆，这段回忆是二十多年后李鸿章对曾国藩的孙婿吴永说的：

别人都晓得我前半部的功名事业是老师提挈的，似乎讲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协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配作何主意呢？”我道：“门生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腔（痞子腔盖皖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启口曰：“呵，痞子腔，痞子腔，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试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始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貊，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尽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分，总是站得住的。脚蹈实地，蹉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腔总靠得住一点。”（吴永《庚子西狩丛谈》）

李鸿章所说的打痞子腔，并不是真的油腔滑调，而是对西洋人的要求尽可能耍手段拖延的意思，而曾国藩并不同意这种做法。显然，对外人推诚相见、待之以诚，这种做法和主张已开始摆脱旧有的天朝上国、夜郎自大和盲目排外的意识，但显然还是从中国传统的智慧和处世原则中所找来的因应之道，还不是真正的从整个世界的角度看世界。这并不奇怪，因为与西方列强打交道，以及西方的所谓万国公法，是中国人以前从未经历过的，曾国藩曾读过万国公法，但决不会马上全盘接受，在那个时代，人们最先做的，只能从自己国家的历史经验中去寻找办法。

第三，是守定条约

鉴于中国的实力和内部的多事，条约已经定了的，不妨照章执行，以免多生事端。但如外国人的要求超出了条约中的权益范围，就应据理力争，不可随便退让。

当与捻军作战的时候，曾国藩曾在一封信函中说：“中外交涉事件，总宜坚守条约，条约所无之事，彼亦未便侵我之利权。”在与丁日昌谈论盐务问题时，针对丁顾虑洋人侵夺盐务利权，曾国藩说：“鄙意中外交涉，总以条约为凭，约中无洋人运盐之条，彼本无从觊觎。”

曾国藩率子女看地球仪（选自《崇德老人八十自订年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与西洋各国基本上没有条约，中国坚持自己是天朝上国，不肯按照西方人确定的所谓国际惯例行事。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与西方各列强国家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条约体系，不少史学家和国际关系研究专家称之为“条约制度”。这条约制度大体规定了中国与西方列强（后来还有日本）交往时遵从的国际关系。但这些条约对中国而言有许多是不平等的，中国学者称之为不平等条约。比如人们比较熟悉的关税协定、片面（或单方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等条款，以及在中国领土上所设的租界，就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不过在曾国藩时代的中国，绝大多数人对这几项条款的危害还没有觉察到，人们注意的是中国负责谈判者妥协的态度、赔款、开通商口岸、传教，以及我们后面还要说的礼仪等问题。曾国藩主张守定条约，意味着对这些条款甚至是条约制度的某种程度的承认，即使这承认并不是有意识的。当然，近代中国（在曾国藩去世以前）所签订的条约并非都是不平等条约，而且在不平等条约中也有个别平等的条款。但是，曾国藩还不能全面认识到哪些条款对中国有害，哪些条款对中国无害，哪些条款对中国将来的发展有利。呼吁和要求取消中外条约中的不平等条款，那是曾国藩死以后很多年的事。曾国藩只是觉得既然驱逐洋人是不可能的，那么遵守既定的条约就是必要的，只是条约之外的事情要力争。

第四，去礼仪之争

自从西方人来到东方，礼仪问题便是中外争执的一大焦点，为此常常弄得两不相下，双方都不愉快。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以惨败告终，香港割了，款赔了，但中国还是坚持洋人不可以驻北京，不可以见皇帝，除非他们向皇帝行藩属国一样的跪拜礼。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败得比前一次更惨，但相当多的人还是撑着天朝上国的面子不愿意放下来。只是在刺刀的威胁下才同意像西方各国之间一样准许各国公使驻京，以办理中外交涉。不过，已经有少数人渐渐明白中国本是地球上众多国家中的一国，曾国藩的好朋友郭嵩焘比曾国藩明白的要早，但如本书卷二所说，郭是孤独的先驱者，曾国藩则是属于那渐渐明白的人中的一个。本书前面曾介绍过，曾国藩对地球仪特别感兴趣，并且将它安放在自己的官署中，这虽然也反映了曾国藩对陌生事物的探索欲和了解世界的愿望，但这也不正是说明了曾国藩的隐隐约约的世界概念吗？世界大得很，中国只是世界众多国家的一个，并不是世界的中心，既然如此，天朝上国的架子、礼仪之争就是没有必要的了。

1862年6月3日，曾国藩与幕僚谈如何对待外国人。曾国藩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眉生（李鸿裔）言及夷务，余以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也是在这一年，曾国藩在一封信中也说：“鄙意求胜于洋，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税饷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当时关税的多少只涉及财政收入，但关税不能自主，与西方列强协定的关税是世界上最低的，对中国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十分不利，这在以后几十年中令中国吃了大大的苦头。但在曾国藩的时代，除了军事工业外，中国还没有自己的近代机器工业，所以曾国藩还不知道这问题的重要性。而后一个观点，即不要计较礼节的恭倨，体制的崇卑，则是开始放下天朝上国的架子，试图以平等的姿态与列强交往。曾国藩有这样的观点，除了对世界有了那一点点的了解外，恐怕也和他经世派务实的性格有关，既然礼仪之争毫无益处，就应该摒弃。

总之，曾国藩的外交观念，既开始了解世界，并试图更好地适应这个世界，但又受着中国传统深深的束缚。他那个时代，对新事物不太深固必拒、不顽固坚持中国旧传统、较为开明的士大夫，大体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