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谤议丛积，众矢之的

前面说过，选择活比选择死还要难。

选择活，不但要受内心矛盾冲突的折磨，这在前面已经说过，还要备受舆论的攻击，这比内心的冲突更令人难堪。

当曾国藩指挥湘军平灭太平天国的时候，他的声望是极高的。因为他不仅训练湘军打败太平天国，还培养、提拔了一大批人才，这批人才在所谓的“同治中兴”中起了重大的作用，而且他又以忠诚朴实相号召，自己不贪财、不好色，过着极为俭朴的几乎是苦行僧式的生活。这几样在当时官场中都是少见的，而且坚持一年两年容易，坚持一生实在难以做到，只有曾国藩做到了。在曾国藩是希望做一个表率，转移天下的风气，以使社会状况和清朝的统治都能够有所改观。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使他获得了巨大的声望。剿捻失败，虽然使他受了挫折，但声望并没有减少多少。因为即使曾国藩不在前线，完成与捻军作战任务的还是他提拔起来的李鸿章。但是这次处理天津教案，不仅是他的内心备受折磨，舆论上，他也几乎成了众矢之的。

当教案发生时，朝中多数人主张强硬对待，天津地方官不能处分，烧教堂杀洋人的民众是“义民”，绝对不能捕捉。有的人甚至主张应趁此机会，将所有外国人一举赶出国门。当时朝中已渐形成所谓“清流”，这些人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这些人实权不算大，但对舆论的影响不小。他们多数昧于世界大势，希望恢复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的那种闭关锁国状态，关起国门做“天朝上国”。上述主张，便大多出自这些人。

曾国藩7月21日（六月二十三日）上奏，谈教案的五个疑点，旨在说明天津民众的误解。清廷在将奏折发抄官员阅读时故意删去曾国藩说的五个疑点，却将结论和请将天津府县交刑部的内容发出。这种做法，实在是有意把所谓“清议”的矛头引向曾国藩。曾国藩又要赔修教堂，抚恤被杀教士，捕捉肇事民众。一时舆论大哗，矛头都指向曾国藩。有的人甚至直呼其为卖国贼。北京又有湖南人批评曾国藩的公开信，甚至将曾国藩所书北京湖广会馆匾额摘下烧毁。还有人直接奏参曾国藩。

清廷最高统治核心圈中，也分成两种意见。恭亲王奕及宝鋆等基本支持曾国藩，而奕的两个兄弟醇郡王奕及惇亲王奕、军机大臣李鸿藻以及大学士倭仁，都反对曾国藩的做法。所以谕旨中也就常出现模棱两可及推卸责任的说法。

7月24日（六月二十六日）以后，曾国藩病情转重，甚至当崇厚来议事时呕吐不止，清廷又加派工部尚书毛昶熙、江苏巡抚丁日昌前来会办，但最后拿主意的还是曾国藩。所以，所谓“清议”的矛头仍然指向曾国藩。曾国藩也为此非常苦恼。他再到两江总督任后写给从前的幕僚李榕的信中还说：“办理即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

1949年以后，人们更为此事指责曾国藩，说他“经过这次屈辱外交，曾国藩的汉奸面目太暴露了，全国朝野呼为卖国贼，人人欲得而诛”。

平心而论，丰大业被打死，民众还有一点防卫过当的成分，然而打教堂、毁仁慈堂、杀修女，并且伤及俄、英等国人，就于理于法都说不过去了。这事系与列强之一的法国冲突，曾国藩及清政府被迫让步。但如果发生在一个无力对中国发动进攻的欧洲较小的国家身上，如比利时、荷兰、瑞士等，就可以置之不理吗？如果那样，国家怎么成为国家，如何立足于世界？曾国藩的错误，用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不在于要人抵命。杀人偿命，直到今天，除了少数废止了死刑的国家，都是法律、情理之中的事。曾国藩的错误，在于并不是百分之百找到了正凶，而为了息事宁人，便以外国人死二十人，也便杀二十个犯人了事，这些被偿命的人，很可能有冤枉的。至于被处分的官员，今年流放，以后还可以释回，这在清末是常事。

除了上面所说的法律和情理外，此事还有一层反抗侵略的“理”和“势”。曾国藩经过较长一段的思索后，在两江总督任上写给李元度的信中说：

六月初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分歧，论理者谓宜趁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毂。鄙人偏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弭衅端，办理过柔，以致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

曾纪泽

从我们今天的观念看，民众反对列强侵略是可以理解的，但反对侵略要讲究方式方法，要明白中国被侵略和不平等的究竟是在哪些方面。如果一味蛮干，只能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牺牲，甚至给国家带来更大的损失。

天津教案之后八年，即1878年（光绪四年），曾国藩之子曾纪泽奉派为出使英国法国大臣，接替备受保守派攻击的郭嵩焘（后来曾纪泽又负责与沙俄进行收回被沙俄所占新疆伊犁地区的谈判）。曾纪泽临出国之前陛见时，与慈禧太后有一段耐人寻味的对话。为了让读者更多了解当时的情况，这里稍微多引录一些：

（慈禧太后）旨：“办洋务甚不容易。闻福建又有焚毁教堂房屋之案，将来必又淘气。”

（曾纪泽）对：“办洋务难处，在外国人不讲理，中国人不明事势。中国臣民当恨洋人，不消说了。但须徐图自强，乃能有济，断非毁一教堂杀一洋人，便算报仇雪耻。现在中国人多不明此理……”

旨：“可不是么，我们此仇何能一日忘记，但要慢慢自强起来。你方才的话说得很明白，断非杀一人、烧一屋就算报了仇的。”

对：“是。”

旨：“这些人明白这理的少。你替国家办这等事，将来这些人必有骂你的时候，你却要任劳任怨。”

对：“臣从前读书读到‘事君能致其身’一语，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了。近观近来时势，见得中外交涉事件，有时须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须拚得将声名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分付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时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其实当时事势，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

旨：“曾国藩真是公忠体国之人。”（免冠碰头，未对）

旨：“也是国家运气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瞻徇的多。”

对：“李鸿章、沈葆桢、丁宝桢、左宗棠均系忠贞之臣。”

旨：“他们都是好的，但都是老班子，新的都赶不上。”

对：“郭嵩焘总是正直之人，只是不甚知人，又性情褊急，是其短处。此次亦是拚却声名替国家办事，将来仍求太后、皇上恩典，始终保全。”

旨：“上头也深知道郭嵩焘是个好人。其出使之后，所办之事不少。但他挨这些人的骂也挨够了。”

对：“郭嵩焘恨不得中国即刻自强起来，常常与人争论，所以挨骂，总之系一个忠臣。好在太后、皇上知道他，他就拚了声名也还值得。”（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1871年初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

显然，曾纪泽说出了当年他父亲想要说而没有完全说出来的话，也可以为我们今天了解天津教案的处理作一个参考。

天津教案还没有结果，忽然传来接替曾国藩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被刺的消息，清廷于是命曾国藩还任两江总督，命李鸿章任直隶总督。这样的安排，一是老病交加、精力不济的曾国藩不宜再任直隶总督和办理教案，李鸿章年纪较轻、精力充沛，与外国人交往比曾国藩多，经验也稍多一些，办外交比曾国藩更合适；二是从马新贻被刺的事情看，虽然太平天国和捻军都已平定，看来江南还是需要有威望的大员镇抚，曾国藩虽然身体不济，但他只要住在两江总督府中，就比资望太浅的马新贻强。李鸿章甚至把马新贻的被刺，归咎于两年前清廷人事调动的失误。

曾国藩以自己年老多病，请求开缺，即让他退休，并且请连大学士的头衔也一并去掉，但清廷不准。曾国藩只好再次出任两江总督。

从此次人事调动看，李鸿章的权势、能力甚至威望都已超过他的年迈的老师，这似乎应了当初李鸿章入曾国藩幕府时曾国藩对李鸿章“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的预言。此后直到甲午战争失败，李鸿章当了二十多年的直隶总督。

经过办理天津教案的事，曾国藩又深受刺激，他深感中国衰弱，事事落人后，欲抗御列强的要挟，必须自强，所以以后虽是衰老的残年，自知命不长久，但更坚定支持李鸿章和左宗棠等人办新式工厂，派留学生到国外学习。这在前面一卷已经说过，这里不再多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