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左右为难，委曲求全

如何处理教案呢？

曾国藩是抱着必死的决心来的。

一旦谈判不成，双方兵戎相见，作为有守土责任的地方长官，他很可能先死。

但是，有时候死倒是很容易的事，人死一了百了，一切责任都不用承担了。而活着却是难事，因为活着不但要对自己负责，对家庭负责，而作为一名举足轻重的政府官员，还必须对国家负责。

再三思量，曾国藩还是选择了活。

他认为，中国当大乱之后，民穷财尽，而且武器装备与洋人相差悬殊，不能再打仗，更不能与多个国家开仗。他说：“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议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所以，他先有一个宗旨，即尽可能不将事态扩大，特别是尽可能不因此事与外国再次发生战争。曾国藩未赴天津前，已料到洋人极可能进行军事威胁，他给恭亲王奕和崇厚的信以及奏折中都说，从前同治七年扬州、台湾的教案，同治八年贵州、四川的教案，洋人都曾调动兵船，此次洋人从香港、上海调动兵船来津，是意料中的事。“但立意不欲与之开衅，准情酌理，持平结案，彼即调派兵船，不过虚疑恫喝之举，无所容其疑惧。”曾国藩后来还在给军机大臣宝鋆的信中进一步说：“窃谓中国与外国交接，可偶一国之小怨，而断不可激各国之众怒。”

至于具体的策略和办法，曾国藩在未赴天津前就提出：第一，先将俄国误伤之人、英美被伤之人以及被毁的英美讲书堂的事迅速议结，该赔的赔，该抓凶手的抓凶手，不与法国的事混在一起。这样可以分化各国，避免树敌太多，也使后来单独对法谈判容易进行。第二，诱拐儿童的武兰珍是否确为王三指使，王三是否确为教堂所养；挖眼剖心之说是确有证据，还是凭空谣传。这两件事是此案的关键，要弄个明白。这两件事如果坐实，那么洋人理亏；如果纯属谣言，那么洋人理直。而问题的关键在于洋人死了二十多人，所以曾国藩在奏折中说：“即使曲在洋人，而公牍亦须浑含出之。外国既毙多命，不肯更认理亏，使在彼有转圜之地，庶在我不失柔远之道。若其曲不在洋人，则津民为首滋事者尤须严查究惩……以服中外之心。”

曾国藩到津后，一经查证，所谓挖眼剖心之说自然站不住脚。7月21日，曾国藩上奏说，王三虽然供认授药与武兰珍，但时供时翻，而其籍在天津，与武兰珍所供在宁津不符，并且没有教堂主使的确据。仁慈堂查出男女一百五十余人，逐一问讯，都说是信教已久，由其家送教堂中收养，没有被拐的事情。至于挖眼剖心的事，全系谣传，毫无实据。我到天津的时候，百姓拦舆递呈词的有数百人，但待亲自询问，挖眼剖心，有何实据，却又无一人能说出实据。询天津城内外，没有人家遗失幼孩控告到案的。

由此看来，百姓中间的谣传实在是一种误解。除了人们痛恨英法联军曾占京津外，应该说是中外巨大的文化和习俗差异造成的。

就办案的角度来说，曾国藩的奏报、崇厚的奏报，都有一个疏漏，就是从来也没有提到是否真的有迷药这一层。假使真的教堂授他们迷药，那么在武兰珍身边、在王三身边或家里，教堂里，必然都有迷药存在。如果没有发现迷药，那么教堂授要迷拐幼孩之说不攻自破。当然，我们今天知道，那时的医药水平还没有达到轻易就将人麻醉的程度，所以所谓教堂授药迷拐幼孩之说纯属误解。

但是，对教案的处理，对教堂的谣传并不是容易解释清楚的，而对相关人员的处分则更费斟酌。第一是对天津有关官员的处理，第二是对直接打教堂杀洋人的民众的处理。

法国等国又是如何要求的呢？7月17日，法国公使罗淑亚到天津，曾国藩与之在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会晤，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述，罗淑亚“辞气尚属平和”，共提出四点要求：一为赔修教堂，二为埋葬丰大业，三为惩究地方官，四为查办凶手。不料7月19日罗淑亚再见崇厚，忽然提出将府、县官及据说当时立马桥头助威的直隶提督陈国瑞抵命，即处死这几人。20日，又照会曾国藩，威胁说若不将府、县及陈国瑞抵命，则“该国水师提督到津，即令其便宜行事”。后来法国水师提督（实际应为驻中国海军舰队司令）也威胁说，如果不照法国的要求办，定将天津化为焦土。

这实在是个无理要求。天津地方官即或同情骚乱的民众，但并未直接参与。说他们弹压不力，撤他们的职可以，但若以他们的命来抵被打死的洋人之命，于理于法都说不通。而且，在3月奏报直隶清理积案有功请奖的官员名单中，天津知府张光藻和天津知县刘杰都名列其中，这说明这两位官员至少是官场中表现还不坏的人，曾国藩尤其对张光藻印象很好。这真叫曾国藩左右为难。如果顺从洋人的要求，则国内清议不容，尤其当时官场号称“清流”的一派人更不能相容。而曾国藩也认为府县等“实不应获此重咎”，他的内心实在不情愿顺从洋人。但是，如果与洋人强硬对抗，则各列强联合，中国绝对无力抵御，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北京、火烧圆明园的惨祸，即将发生。

7月20日这天晚上，曾国藩与崇厚商量了很久，两人对坐长叹，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崇厚走后，曾国藩又与幕僚们商议了很久。最后还是决定退一步。自己不惜一死并不难，但作为大臣，却要对国家负责。7月21日，曾国藩上奏，将张光藻和刘杰交刑部治罪；陈国瑞在京，请交总理衙门就近查办。最让曾国藩内心冲突的是，他最初出山训练湘军与太平天国作战，就在《讨粤匪檄》中指责太平天国“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他以保卫孔孟圣教为号召，要读书人“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在一般不明了世界大势的人看来，曾国藩应该支持鼓励反教的绅士民众，将夷人扫除净尽。可现在曾国藩却要与信奉并且传播天主教的夷人妥协，他内心的冲突可想而知。

7月22日（六月二十四日），曾国藩写信给曾纪泽说：“罗淑亚十九日到津，初见尚属和平，二十一二日大变初态，以兵船要挟，须将府县及陈国瑞三人抵命。不得已从地山之计，竟将府县奏参革职，交部治罪。二人俱无大过，张守尤洽民望。吾此举内负疚于神明，外得罪于清议，远近皆将唾骂，而大局仍未必能曲全，日内当再有波澜。吾目昏头晕，心胆俱裂，不料老年遘此大难……余才衰思枯，心力不劲，竟无善策，惟临难不苟免，此则虽耄不改耳。”

我们看曾国藩当时的信件，可以了解到当时人办外交多么难！弱国无外交！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这不仅在当时，就是在二战后的今天，有了联合国，有国际公认的国际法，但是弱国仍然受欺。国家落后，国人就会被人看不起，国势衰落，就会被人欺负。所以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国家、振兴中华，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的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归结。

办外交难还难在当时的人不清楚世界大势，不了解各国的情况。当时法国和普鲁士关系紧张，战争一触即发，曾国藩虽风闻此事，但并不是十分清楚。假如中国清楚这个情况，再拖上一段时间，等到普法战争爆发，那法国人再凶也是无可奈何了。

但是，法国人还是要求将府县官及陈国瑞抵命。而朝廷中意见又颇有分歧。早在7月1日，醇郡王奕上奏，说正好借教案激励民气，他还提出四条意见。第一是对天津民众“宜加意拊循，激其忠义之气，则藩篱既固，外患无虞”；第二是不要更动地方官；第三是筹海防准备战争；第四是密查住京师的夷人，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曾国藩将天津府县交刑部的奏折递上后，7月23日（六月二十五日）朝廷谕旨将张光藻、刘杰革职交刑部，但同时却又指示曾国藩说：“总之，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曾国藩总当体察人情向背，全局通筹，使民心允服，始能中外相安也。”就是说，又要保证不失民心，又要保证中外相安，不致发生大的问题尤其是战争。哪一样办不好，责任都会推在曾国藩身上。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清廷经常玩弄这样的手法，一有问题就把责任推给直接经办的官员，反正作为天子的大皇帝永远是正确的。曾国藩接到谕旨后又奏报说：“臣查此次天津之案，事端宏大，未能轻易消弭。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屈求全之一法。”他还说：“道光庚子（1840年）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更改，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此已事之成效……倘即从此动兵，则今年即能幸胜，明年彼必复来，天津即可支持，沿海势难尽备……虽李鸿章兵力稍强，然以视外国之穷年累世专讲战事者，尚属不逮。以后仍当坚持一心，曲全邻好，惟万不得已而设备，乃所以善全和局。兵端决不可自我而开，以为保民之道，时时设备，以为立国之本，二者不可偏废。”他还表白说：“臣自咸丰三年带兵，早矢效命疆场之志。今兹事虽急，病虽深，而此志坚定，毫无顾畏。”他试图以此说服清廷让步。

以后，法国方面一再要求将陈国瑞等抵命，并仍然威胁将兴兵交战。

但是，曾国藩后来对法、普即将开战的事情也有了风闻，再加上国内舆论的压力，态度也强硬起来。府、县既已革职问罪，但他始终坚持不能让府、县等官员抵命。从法律的角度说，天津的官员就算弹压不力，但实在并未参与打教堂杀洋人的行动，他们受到行政处分可以，但抵命之说太过分。另一方面，在曾国藩的心目中，府县是国家官员，让他们抵命，有损国家的体制（实即尊严的代用语），所以无论如何不能答应。他给曾纪泽的信几次说，这一步他绝对不能再让，“如再要挟不已，余惟守死持之，断不再软一步”。

虽说拿定主意避免战争，但也要有个万一的准备。曾国藩命驻扎山东张秋的刘铭传部淮军赴直隶沧州，又致函在山西与造反的回民军作战的李鸿章率军来直隶。清廷也命沿海沿江各省督抚暗中准备。

清廷及曾国藩不肯将府县和陈国瑞抵命，后来听说法国与普鲁士开战，法国不利，曾国藩更不肯再让步，法国方面也不肯放松，两方面陷入僵局。曾国藩遂在捕拿直接殴毙外国人的凶手方面下工夫。

两个多月过去了，曾国藩对将府县交刑部的事越想越后悔。9月22日，他奏陈说，对于府县送刑部，他“负疚实深”，当时只想和议早成，免遭战祸，现在非常悔恨。地方官就算失职，最重也不过革职而已。请从轻发落这两位地方官。但是，如何处分两位官员，清廷却只是让曾国藩背黑锅，而由不得他作主。10月5日（九月十一日），清廷命将张光藻、刘杰从重发往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觉得非常对不起这两位官员，他先是让幕僚汇银三千两给两人，作为他们的狱中之资。当两人被押送京师时，曾国藩又派人直送至天津西北的西沽。等到两人被判发送黑龙江后，曾国藩又与左右设法筹集白银一万两，赠送两人。曾国藩这样做来减轻他内心的负疚，但张光藻和刘杰对他也并无抱怨。曾国藩后来调两江总督入都陛见时，两人还于十月初三日去看望过他，据曾国藩日记记述，他与两人谈了很久，大概谈话让他非常感慨，所以这天上午他没有办别的事。到了两江总督任以后的第二年，曾国藩又试图让李鸿章设法运动朝廷，能够释回张光藻，但没有成功。至于陈国瑞，查明与教案并无关系，也就未予处分。

对天津官员的处分如此，对打教堂杀洋人的民众的处理又谈何容易。原因是当时民众是一拥而上，过后又一哄而散，很难找到真正的凶手。曾国藩只好变通办理，他在奏报中说：

此案事起仓猝，本无预先纠集之正凶，而洋人多已伤亡，又无当堂质对之苦主。各尸初入水火，旋就掩埋，并未验伤填格，绝无形迹可为物色凶手之资。用是漏网之犯难于掩捕，已获之犯不肯认供。

常例群殴毙命，以最后下手伤重者当其重罪。此案则当时众忿齐发，聚如云屯，去如鸟散，事后追究，断不能辨其孰先孰后，孰致命，孰不致命，但求确系下手真凶，不复究其殴伤何处。

常例断狱决囚，必以本犯画供为定，其或本犯供词狡展则有众证确凿，即同狱成之例。此案则各犯恃无尸亲，坚不吐实，旁人又不肯轻易指质，众证亦殊难得。臣等议定本犯无供，但得旁证二人、三人指实，取具切结，亦即据以定案。

按照这两种变通办法，前后共捕获八十余人。曾国藩于9月18日（八月二十三日）第一批奏报，可判死刑的有冯瘸子等十五人，其中十一人是讯定供、证均确实的，四人是无口供但有按上述办法的“确证”的。另外判较轻罪的有二十一名。在曾国藩的心目中，以为外国人既然死了二十个，那么为之抵命的也应该是二十个，所以10月7日（九月十三日），曾国藩又续奏应处死刑的刘二等五人，其他罪名四人。这样总共死刑二十人，判其他刑的二十五人。但是这样的办法，难保没有人冤枉，至少可能有不该判死刑的却判了死刑的事情。在第一批奏报之后，曾国藩就又奏报说，第一批判死刑中有一名穆巴系误判，但有抓获范永一犯，自承杀人，将范永替下穆巴，数字仍同原来一样。这两次奏报都是与李鸿章联名递上的，但李鸿章到天津时教案的处理已近尾声，作决定的还是曾国藩。后来杀俄国人的田二等四人，经俄国公使同意，取消了死刑，所以实际处死的共十六人。这些人在10月19日在天津被处死。曾国藩也知道这样的办法会有冤枉，所以每名被处死的，又给其家银五百两。

天津教案的处置，除处置张光藻、刘杰两位官员及动手杀人的凶犯外，还分别赔偿损毁房屋财产及抚恤被害人家属，共银五十万两多；另外又专派崇厚赴法国道歉。当然这两项是总理衙门议定的，不是出自曾国藩的提议。